“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理論，是鄧小平在新形勢下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按照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偉大創舉。“一國兩制”思想構成了鄧小平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思想的提出，體現了以鄧小平為首的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的情況下勇于探索，與時俱進，不斷開拓的進取精神。它在實踐中的成功運用和貫徹，顯示了其無比正確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鄧小平不但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光輝思想，而且親自領導了按照“一國兩制”思想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全過程。特別是中英兩國關于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以及香港過渡時期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解決，都是在他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這些方面，他都是在關鍵的時刻，對于一些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作出了關鍵性的指示。這些重要指示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一國兩制”思想的豐富內涵，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解決新的現實問題的光輝范例。實踐證明，正是按照他的這些指示辦理，才保證了香港的順利過渡和回歸。實踐也證明，他對香港回歸后可能出現的問題的英明預見。實踐還證明，只有深刻和全面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鄧小平的有關指示，并據此進行有關工作，我們才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使“一國兩制”的思想得到進一步認真的落實和貫徹。

一、“一國兩制”思想提出的背景和根據

“實現祖國統一”的光輝任務，是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的，它同“維護世界和平”與“加速四個現代化建設”同時構成了黨和國家的三大任務。用“一國兩制”的思想來實現國家統一的構想，首先是從解決臺灣問題開始的。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代表中央就解決臺灣問題發表了九點聲明，其核心內容就是：國家統一后，臺灣可以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不干涉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人民生活方式不變，以及臺灣可以保持同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聯系，等等。這同后來我們對解決香港問題制定的十二條方針，在基本內容上是完全一致的。香港的十二條方針，只不過是在臺灣九條方針的基礎上，增加了幾項針對香港的特征（如保持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以及基本保持其原有法律制度等）而做出的具體規定。所以，鄧小平說：葉帥的九條“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由于在20世紀80年代，香港問題的解決首先提上了議事日程，因此“一國兩制”的思想就順理成章地首先運用于香港問題的解決。
香港問題是大英帝國武裝侵略中國的產物。1840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并迫使腐敗的滿清政府于南京郊外的靜海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被迫同西方列強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從那時起，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接著，英法聯軍又于1860年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并強迫清廷簽訂了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即《北京條約》，將九龍地區永久割讓給英國。到了1898年，英國再次趁甲午戰爭清軍被日本侵略者打敗之機，又強迫清廷簽訂了再一個不平等條約，清廷被迫將占整個香港地區土地面積約93%的一大片土地租給英國99年，被英方定名為“新界”。這就是當年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中國人民從來不承認這三個不平等條約，并長期進行了波瀾壯闊的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斗爭。在辛亥革命之后，歷屆中國政府也都主張廢除包括“三個不平等條約”在內的所有西方列強在華殖民特權。但是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并沒有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香港問題的重任，歷史地落在新中國肩上。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鄭重宣布：香港是中國領土，中國不承認英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將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同時中央還決定在條件未成熟之前，對香港問題采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來處理。到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解決香港的時機已趨于成熟。一方面，中國政府已將“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提到議事日程之上；另一方面，隨著“新界”租期屆滿時刻的日益臨近，英國方面也派遣當時的港督麥理浩來北京“投石問路”。中國要收復失地，英國則要延續在香港的統治，雖然中英雙方的目標相差遙遠，但雙方都有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愿望。這時，用“一國兩制”的思想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便正式形成和提出了。

二、用“一國兩制”思想解決香港問題的客觀條件和根據

首先，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采取什么方式來收回香港的問題。
古往今來，解決領土歸屬問題，無非是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用武力解決，固然便利爽快，但總要造成創傷，留下后遺癥。因此采取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應是第一選擇。也即是《孫子兵法》中所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采用和平方式，要有條件，首先要有充分的實力作后盾，即“能戰方能言和”。在這方面，中國方面是有充分條件和準備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香港問題之所以能夠解決，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她所寫的回憶錄中也承認：“對于英國來說，這（指中英雙方就解決香港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不是也不可能是個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愿意妥協而且在實力上遠占優勢的對手打交道。”正是由于新中國已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頗具實力的強國大國，而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可以任人欺凌宰割的貧國弱國，才使得按照“一國兩制”的思想，通過談判，采取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成為可能。
其次，“一國兩制”思想，是從“實事求是”的原則出發，在充分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后提出的。按照“一國兩制”的思想，在作為國家主體的中國大陸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允許國內某些小的區域如香港地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充分照顧到有關各方的利益，也有利于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容易為有關各方所接受。而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一國兩制”思想提出是同我國的改革開放和“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是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任務密切相關的。
針對國際上有的人曾經懷疑“一國兩制”的提出，只不過是中國所采取的哄騙對手的談判策略，并不準備認真實施的說法，鄧小平鄭重指出：“我們采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沖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后來，在回答外國朋友所提出的“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根據是什么”時，他說“這也是有根據的，它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他解釋說：“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只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要真正發展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么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他還提到，允許在國內一些小的地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至于50年之后怎么樣了，他說，到那時還會不變，“前五十年里不能變，后五十年里不需要變”。

三、在指導香港問題解決的全過程中，鄧小平根據香港的具體實際情況，又將以“一國兩制”實現祖國統一的總原則如何適用于香港的特殊情況的問題，作了全面和具體的發揮，形成了充滿辯證思維的系統理論，并從多方面和不同角度闡述了什么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其不同的側面，并據此提出了全面的解決方案

香港問題不同于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而香港則是英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所霸占的殖民地。“一國兩制”的思想雖然對英國在港利益作了充分照顧，但英國統治集團并不想放棄這塊殖民地，而是想變換方式長期延續它對香港的統治，它的這種圖謀在中英談判期間以及在以后的歲月中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反復顯現。根據包括撒切爾夫人和其他英方主要當事人所寫的回憶錄披露，它甚至曾經考慮過從軍事上抗拒中國收復香港，或利用某些國際力量和它長期在香港內部培植的代理人搞“港獨”、“變相港獨”或“國際共管”，后來又公然提出要以所謂“主權換治權”的方式來延續英國在香港的統治。這種基本態勢就決定了與英國在收回香港問題上的斗爭的復雜性。針對這種具體情況，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了以下一些重要方面：
（一）國家主權是第一位的問題，沒有妥協讓步的余地
在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一貫十分堅定明確，毫不含糊，充分體現了站立起來的中華民族決心洗雪國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大無畏的決心，體現了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愛國者的氣概。
1982年9月，當撒切爾夫人第一次來京就香港問題進行會談時，她公然提出“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的謬論，企圖長期延續英國對香港的統治，小平同志當即嚴正指出：中國在主權問題上是沒有回旋余地的。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1997年中國必須收回整個香港地區，否則我們就變成了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就成了李鴻章。中國政府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久地等待收回香港的時機的。任何一個中國政府，如果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收回香港，那么就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接著，他又針對撒切爾夫人提出的所謂“沒有英國的管治，香港就會衰落”，就會“危及中國的四化建設”，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等一系列帶有威脅性的論調，明確指出：“說香港的繁榮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么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他又指出：香港是否保持繁榮，并不取決于英國的管轄，而是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后，實行適合于香港的政策。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就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作出決策。”他并嚴正地警告對方：“我們擔心的是今后十五年過渡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是英國人。制造混亂是很容易的。”“如果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鄧小平以義正詞嚴、斬釘截鐵的態度打擊了英國想賴在香港不走的圖謀，迫使對方不得不有所收斂。其后，在雙方正式會談后，英方又搬出“以主權換治權”（即以名義上同意我恢復香港行使主權，來換取我同意由英國繼續長期管制香港）的花招同我糾纏。中國方面指出，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對英方的荒謬主張加以駁斥。1983年9月，鄧小平再次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告誡英方：“英國想用主權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如果英方不改變態度，中方將不得不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單方面宣布對香港政策，希望英政府采取明智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在這之后，英國才逐步放棄其無理主張。1989年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后，英國對中國政局的發展前景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并開始改變對華和對港政策，企圖拋棄中英聯合聲明和雙方已達成的各項協議，又以所謂“加速香港民主化”為突破口，利用所謂“民意”搞“政制改革”，以圖在1997年后繼續操縱香港政局，變相延續英國的統治，對此，鄧小平敏銳地指出，這仍然是個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英國人最近要從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1997年后英國仍然要管理香港。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人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絲一毫，更不用說一分。實際上，中英之間在解決香港問題的全過程中的爭論，始終都是圍繞著主權這一中心問題進行的。確保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也是其后中國同一切企圖插手香港事務的各種外部勢力進行斗爭和較量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關于“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前提下的“兩種制度”和兩制都不能變的問題
“一國兩制”有個全局和局部的關系問題，主體和非主體的關系問題。有的人拋開主體和全局，只講局部和非主體；拋開“一國”的前提，只講兩種制度，甚至想以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來改變中國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當然是極端錯誤的。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臺灣是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是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系的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他說：“正是由于有了這個大前提和大主體，才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實行資本主義”以利于發展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因此要講五十年或更長時期不變，還必須同時講兩個不變，首先是主體不變。他指出：“我們對香港、澳門、臺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看中國的政策變不變，也要看這方面變不變。老實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么能說‘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國大陸變成資本主義，叫做‘全盤西化’。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
鄧小平同志的上述論述深刻而又全面地講清了全部與局部、主體與非主體的辯證關系，兩個不變之間的辯證關系，這對于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克服在“一國兩制”的認識問題上所存在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是大有助益的。
（三）關于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的問題
“港人治港”是一種簡化的說法。“港人治港”必須有個界限和標準。我們的政策規定，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以及重要司級官員，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而在治港班子應以什么樣的港人為主體的問題上，小平同志曾多次強調指出，特區的治港班子必須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他強調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應是愛國者。”他對“愛國者”所做的定義是相當寬松的，他說：“什么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他在1984年會見當時英國外相杰弗里·豪時，還特別警告英國方面“不要在過渡時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將來強加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同一年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又囑咐說：“在過渡時期的后半段的六七年內，要由各行各業推薦一批年輕能干的人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不能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不能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在這里，他指明愛國和愛港是統一的，是不能分割開來的。實踐證明，只有全面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鄧小平的上述指示，才能保證“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貫徹實施，保證實現主權和治權的統一。
（四）關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所賦予并在基本法框架所限定范圍的高度自治，和中央必須保留一定權力并在必要時進行干預的辯證關系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并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說，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系，是中央政府與它所直轄的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所授予的，不是它本身所固有的，而且是由基本法所界定的。特區的外交和國防大權由中央直接掌握，中央還須保留在香港萬一出現無法控制的動亂等情況時，進行必要的干預等權力。
在涉及中央與特區政府關系的問題上，英國方面在談判中曾多次進行無理糾纏，提出要求把特區的“高度自治”改變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把一切所謂“剩余權力”都交給特區。要求刪去“香港特區直轄于中央政府”的內容，甚至要求規定“香港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指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都無否決權，并竟然公開提出要使“香港”與中國的主體部分“絕緣”。與此同時又提出要求在香港回歸之后，同意英國同香港特區之間“保持某種密切聯系”，并要求在香港設立區別于一般外國領事館的只有在其英聯邦成員國中才設置的“英國高級專員公署”。凡此種種，都暴露了英國想阻止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要求割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要把香港變成獨立于中央人民政府和類似英聯邦成員國的政治實體的圖謀。這些當然都一一為中方所駁斥。在中央應負責對香港的防務并在港駐軍的問題上，英方在談判中更是制造多種借口，百般反對中國在港駐軍。這時，鄧小平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嚴正宣布：“中國必須在香港駐軍。既然是中國領土，為什么不能駐軍呢?這是起碼的主權的象征。如果連這點權利都沒有，還叫什么中國領土?”在這以后英方態度才有所軟化。后來他又講到：“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我說，除了在香港駐軍外，還有什么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是動亂，也能及時解決。”在中央要掌握外事權力的問題上，他指出：“如果中央把外事權力放棄，它就可以任意搞了。什么叫任意搞，現在還不了解，但總是不行的。”
此外，他還多次反復對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中央必須保留一些權力和在必要時進行干預的問題作出了重要論述。他指出：“如果中央把什么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是有利無害。”他告誡說：“切不要以為對香港只要放松，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現在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區的具體事務的，中央也不需要干預。但是不是特區本身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那樣的情況出現，中央干不干預呢?”他問道：“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利益的。難道以后香港一點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都不會出現嗎?不可能，如果沒有，大家鼓掌。要是有呢?”他說：“有的干預是必要的，問題是這些干預是否有利于香港人，有利于香港的穩定繁榮，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榮。如果有利于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穩定繁榮，為什么不歡迎呢?”他指出：“對于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他反復告誡說，“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以來自這個方面，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亂就得干預。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人也要干預。總有人會搗亂的，問題是不要使他們成為氣候。”由于香港所具有的獨特的歷史和地理條件，某些外部勢力一直圖謀把香港變成為顛覆中國的首選基地并不斷操縱特區的某些內部勢力進行這方面活動。針對這種實際情況，鄧小平嚴正指出：“除了外事和國防的權力歸中央掌管之外，還要加上一條，就是不能容許把香港變成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基本法中的關于中央與地方的一些內容，基本法第18條關于人大常委會在必要時得以宣布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的規定，以及第23條關于反顛覆條款的規定，正是按照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寫的。通過這些論述，小平同志講清楚了在香港的具體條件下中央與地方、高度自治與必要干預的辯證關系。后來香港事態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作為偉大政治家的鄧小平的遠見卓識。
（五）關于香港的政治體制和維護長期穩定繁榮的關系
鄧小平在設計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問題上，考慮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要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如何有利于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為依歸。他很早就指出：“香港要穩定。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后，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我說過，現在的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動亂，那是很不利的。”他并指出：“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他在一次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時講道：“過去我曾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一個小組本來已經提出一份“原則上采用三權分立的模式”的建議，在鄧小平作出上述明確指示后撤回了其建議。絕大多數起草委員都主張為了保證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必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采用“行政主導”而不是“立法主導”的政治體制，并在基本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與政治體制直接有關的問題是“民主”問題。本來，英國統治香港一個半世紀之久，從來就是港督一個專政，無絲毫民主可言。在全國解放前夕，英國曾一度打出“還政于民”的旗號，提出在立法局搞所謂增加華人議席的“民主改革”的方案，以圖“以華制華”，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但在看到中國一時尚無意解決香港問題時，又匆忙收起它的方案，繼續搞港督一人專政。只是到了中英談判開始之后，英國方面看到它對香港的直接統治可能無法長期延續的時候，才又重新打出要“還政于民”的口號，提出要“加速民主進程”，通過“普選”，搞“代議制”。其用心十分清楚，就是企圖在它被迫撤離香港的時候，只將名義上的主權交還給中國，而不將政權交還給中國，而是交給它長期培植的代理人，搞“以華制華”的把戲，以便在香港回歸之后繼續操縱政局，這實際上還是“主權換治權”的翻版。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主張在香港回歸之后，改變由港督一人專政的局面，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循序漸進和均衡參與的原則，逐步引入民主機制，以利于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針對英國及其某些追隨者提出要立即實行“普選”的主張，鄧小平鄭重提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他主張香港回歸后，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逐步引進民主機制。他說：“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程，要一步一步走。”最后，經過磋商，以此同英方達成了具體協議。但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英國方面又推翻了原有協議，搞了一個變相直選立法機構的“彭定康方案”，并單方面修改若干法案，企圖把行政主導的體制改變為立法主導的體制，以便于在回歸后繼續由英國來操縱香港政局。這實際上仍然是涉及主權問題的斗爭在新的形勢下的繼續。這時，鄧小平又敏銳地看穿了英方的圖謀并及時做出指示，他在指出英國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圖謀在回歸后延續其對香港的管制的實質的同時，又明確指示說：“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都軟不得。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絕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議還算不算?如果他們一意孤行，我們就另起爐灶。”“我在一九八二年同撒切爾夫人講話中提到，必要時在另外的時間，采用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講話，今天仍然有效。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由于中國方面遵照鄧小平的指示，與英國的圖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充分揭露和批判了其背信棄義的行徑，并堅持按原有協議辦事，實行了“另起爐灶”的方針，這才保證了香港的平穩過渡。時至今日，鄧小平對香港地區貫徹“一國兩制”思想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重溫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對于提高人們辨明是非的能力，仍然是大有益處的。
鄧小平按照“一國兩制”的總體思想，結合香港實際情況所做出的一系列論述，構成了一個全面和完整的體系。實踐證明，只要我們認真地貫徹落實鄧小平在關鍵時刻在關鍵問題上所做出的一系列關鍵性指示，我們就能取得保證香港問題順利解決和平穩過渡。只有準確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他的一系列論述，才能在今后的歲月中進一步排除各種干擾，在香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偉大思想和全面貫徹落實香港特區基本法，保證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四、按照“一國兩制”思想順利解決澳門問題

澳門問題也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早自1557年開始，葡萄牙人即在澳門定居，并于1887年迫使清廷簽訂了《北京條約》，將澳門交由葡萄牙“永久占領和管理”。但澳門問題沒有香港問題復雜，這是由于1979中葡兩國建交時，雙方即確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暫由葡方管理，并在適當時間由雙方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回歸的時間和細節。因此，在后來的談判中就沒有產生關于主權問題的爭端。
在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之后，鄧小平立即將澳門問題的解決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他指示：澳門問題的解決，也是要同香港一樣，實行“一國兩制”。關于解決的時間，經過征詢一些有關方面的意見之后，確定要稍晚于香港回歸的時間，他明確指出：“澳門必須在本世紀內收回，不能容許葡萄牙把它在澳門這條殖民主義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
中葡兩國關于解決澳門問題的談判進行比較順利。中方參照香港問題的解決方案，既考慮到兩地問題的共同方面，又充分照顧到澳門區別于香港的若干特殊情況，提出了有關建議和文件草案，經過協商很快達成一致。只是在回歸的時間問題上，葡方在談判后期一度變卦，提出想把交還澳門的時間，從20世紀末推遲到21世紀內解決。中方根據鄧小平的有關指示，堅持必須在20世紀內收回澳門，最后葡方終于同意在1999年12月20日交回澳門。澳門所處的內外部條件都與香港不同。澳門回歸至今達四年多，“一國兩制”一直得到順利貫徹和實施，澳門的穩定繁榮也較回歸之前有了更好的發展。

五、“一國兩制”的國際意義

1990年2月，鄧小平在接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時說：“你們經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在另外的場合，他還指出：“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一國兩制”，是根據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問題，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說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國兩制”的辦法，還可以采用“共同開發”的辦法。他并以南沙群島和釣魚島為例，“將來怎么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嶼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世界上這類的國際爭端還不少。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什么樣的和平方式?‘一國兩制’，‘共同開發’。”“也許下一代人比我們更聰明，會找到實際解決的辦法。”
總之，鄧小平提出并已開始付諸實施的“一國兩制”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根據新情況、新實際，勇于探索，提出新的解決辦法的偉大創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突破，是中國共產黨在理論與實踐上與時俱進的一個光輝范例。它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無限空間。

（來源：《鄧小平百周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