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平平：鄧小平的歷史貢獻和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
鄧小平的歷史貢獻和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
龍平平
［摘要］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有兩個基本課題：一是怎樣正確看待鄧小平的歷史貢獻；二是如何準確把握鄧小平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帶領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富起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設民主法制社會；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天才構想和成功實踐；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就要結合新的實際，對鄧小平一直在探討，反復求證、不斷豐富完善的一些理論觀點，和他已經破了題，但當時實踐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還不能夠展開充分論述的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包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共同富裕理論、關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的理論、小康社會理論，等等。
［關鍵詞］鄧小平；鄧小平理論；歷史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小康社會
［中圖分類號］A8491 ［文獻標識碼］A
在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矛盾凸顯期的今天，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有兩個基本課題：一是怎樣正確看待鄧小平的歷史貢獻；二是如何準確把握鄧小平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這是現實社會的發展對理論研究的客觀需求，實質是怎樣看待今天的中國社會和如何認識、解決現實社會出現的矛盾與問題。說到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立場與方法問題。我謹談談個人的一管之見。
關于鄧小平的歷史貢獻
鄧小平究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么？人們有不同的感受和評論。我以為，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貢獻是前無古人的。之所以說是前無古人的，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帶領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富起來
獨立、富強、民主、統一，是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為國家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把中國的富強、民主、統一變成了生動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是近代以來中國三次偉大變革的集大成者。通過實行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鄧小平的一個偉大創造。在社會主義要不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這個問題上，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認識是受錯誤理論支配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指導下，“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非常貧困。所以，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入手的。20世紀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論勇氣，發動領導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帶領全黨解放思想，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改革開放重大決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發展最鮮明的特點。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場激蕩風云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在這個進程中，鄧小平完成了對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對時代特征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新判斷，及時調整外交政策，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對基本國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論斷，要求改革開放的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第三，制定“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繪制了中華民族百年圖強的宏偉藍圖。
第四，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要求改革開放要抓住機遇，實現又快又好地發展。
第五，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為確立改革開放目標模式提供正確的理論依據，要求解決好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
第六，提出“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提倡“不爭論”原則，鼓勵改革開放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第七，提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求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
第八，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改革開放必須遵循的目標和原則。
第九，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鄧小平的這些設計，初步回答了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基本國情、目標、任務、步驟、布局、方法、原則等基本問題，規劃了改革開放前進的科學軌道。他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只要不帶偏見，任何人都不會質疑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發展的重大意義。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僅僅30多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3億人民總體上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這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盛世都不可比擬的。
（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設民主法制社會
有人說，中國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其實，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破題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的“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觀點（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6頁。），為改革開放廓清了道路。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經濟體制改革還處在自下而上的試驗階段時，政治體制改革就已經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有條不紊地展開了。從反對個人崇拜，發揚黨內民主，恢復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簡機構、制定規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民主法制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相當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1980年，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系統地提出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任務、目標和指導原則，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1982年，新憲法、新黨章修訂通過，“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那種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混亂狀態得到根本扭轉。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鄧小平力主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進行，強調“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頁。），提出了要實行黨政分開等一系列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我國加快了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改革開放的各項成果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中國，封建專制實行了兩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還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帶頭實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鄧小平踐行他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舉措。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的一個重大決策。這項改革實行起來頗具難度，正如鄧小平所說：“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系，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1頁。）所以，1980年鄧小平在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對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作出專門論述。為了解決好這個問題，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過渡形式逐步解決高級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即意在從他做起開退休先例。翻開《鄧小平文選》，他對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退休”，但他始終未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三個月后，鄧小平約見江澤民等中央負責同志，開宗明義：“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時間和方式。”他說：“我過去多次講，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為一種制度，領導層變更調動也就比較容易。這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5、316頁。）當天，鄧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鄭重提出退休請求，終于實現了多年的夙愿。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個問題我們黨以前沒有解決好，留下了很多教訓。鄧小平從自己做起，開了好頭，為徹底實現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這是他的一個重要貢獻。
1994年，鄧小平在他90歲的時候，還作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他發現自己的思維開始遲鈍之后，鄭重地說，一個國家老態龍鐘，形象不好，以后國家的事情我不過問了。從那天起，鄧小平就不再發表任何意見了。我以為，這也是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
（三）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天才構想和成功實踐
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經常要面對的一個難題。歷史上的統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種手段，都是以慘烈的犧牲和巨大的破壞為代價的。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天才構想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是鄧小平的偉大創造。
“一國兩制”方針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的。1983年，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系統地闡釋了“一國兩制”方針。他說：“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國統一后，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頁。）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新主張，為打破幾十年海峽兩岸敵對狀態，實現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源于解決臺灣問題，成功地運用于解決香港問題。1982年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會談是其中的經典之作。
中英兩國關于香港問題的接觸，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式來華訪問，目的只有一個，希望繼續保持對香港的統治。“鐵娘子”沒有想到，在與鄧小平的會談中，經過三個回合的較量，她便輸給了有“鋼鐵公司”之譽的鄧小平。
首先，針對撒切爾夫人關于英國侵占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即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后強迫清政府于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強迫清政府于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1898年英國逼迫清政府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的觀點，鄧小平表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是中英兩國進行談判的前提。如果中國在1997年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針對撒切爾夫人提出只有英國的統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希望以主權換治權的觀點，鄧小平指出，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于香港的政策。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政策。
第三，針對撒切爾夫人關于中國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的威脅，鄧小平回答：“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愿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14頁。）
通過這次會談，中英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遂成定局。中英兩國獲得了雙贏。
正是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20世紀末，分離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之后，對峙了幾十年的國共兩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岸實現了“三通”。祖國統一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生事物，體現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創造力。它從構想成為現實，開創了曾經被認為是兩種不可調和的政治制度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發展的先河，也為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范例。
（四）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就是他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思想者、理論家。他一生務實，他的著作也沒有長篇宏論，沒有華麗辭藻，沒有旁征博引的資料和冗長的邏輯分析。他在編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說：這本書“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頁。）。鄧小平理論正是從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語言樸實無華，不用詮釋，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卻有著巨大的穿透力，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其實，鄧小平是一位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論家，他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經典之作。
從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談話兩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為標志，鄧小平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和經驗，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增添了新內容，使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若干個“第一次”的新觀點、新結論。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明確指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場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以科技進步、教育優先為基礎；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不是區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標志；第一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兩種制度，并以此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等。鄧小平理論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用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思想、新觀點，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提高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水平，作出了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的新判斷，形成了新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理論的意義不僅在于引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繁榮發展，同時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20世紀，社會主義從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嚴重挫折。鄧小平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成功運用證明，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失敗，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評價一個人物，主要應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我個人認為，鄧小平的四大歷史貢獻是前無古人的。
關于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
現在研究鄧小平理論，遇到了兩個問題：一是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后，還要不要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二是現在研究鄧小平理論，應該重點研究什么問題？
第一個問題好回答。因為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本源性理論和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多長，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作用就有多長。鄧小平理論是在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里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這個基本命題不變，它就不會過時，就需要我們去聯系新的實際不斷深化對這個理論的研究。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的應有之義。
第二個問題需要對鄧小平理論作具體分析。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思想觀點，大概可以分三種情況。一種是鄧小平經過長期觀察、思考、論證，已經成為全黨共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改革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三個有利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等等。這些是我們的基本理論，是我們的命根子。第二種是他一直在探討，反復求證、不斷豐富完善的一些理論觀點。比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觀點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的。提出的時候，沒有下很肯定的斷語，用過“恐怕是”、“應該是”等等這樣的詞語。后來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反復求證。這樣的問題事關重大，他非常慎重。第三種是鄧小平已經破了題，但當時實踐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還不能夠展開充分論述的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比如，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并對這方面問題作了十幾次論述，但畢竟實踐還沒有走到那一步，因此他只是破了題，對社會主義怎樣搞市場經濟他沒有論述，這就要靠后人來解決。
我認為，今天我們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就是要結合新的實際，花大氣力、下大功夫對后兩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因為這些問題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需要研究解決的現實問題，是我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是鄧小平留給我們的意義重大的理論課題。
（一）深化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的研究，這是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的一個中樞問題
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中的核心理論，其他的一切理論觀點都是由此而展開的。馬克思主義是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的，但它不是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觀點為基礎的，因此，當鄧小平提出這樣的觀點之后，我們觀察事物立足點就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深化了。這是鄧小平為什么會對這樣一個觀點的提出如此慎重，以至到晚年依然念念不忘，孜孜以求，反復論證的根本原因。應該看到，人類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作用的正確認識一定是在科學技術產生了巨大作用之后才能獲得的，現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突飛猛進，究竟這個第一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有多大，我們還要觀察、探討。但是，無論如何，第一生產力確實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生活，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結構，改變著我們的文化，以至最終要改變過去的一切。它要求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乃至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認識，都要轉變到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根本出發點上。比如，今天我們實行的科教興國戰略，把它當作最基本的國策，把國家的發展、興旺寄托在科學、教育上，這是根據第一生產力理論來的，是把真理轉化為國策的重要成果。21世紀，隨著高科技的新發展越來越快，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將越來越顯示出深遠的意義，實踐的發展也越來越要求我們對這一論斷有更深層次的、更廣泛方位的認識。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涵義究竟是什么？誰代表第一生產力？對今天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如何認識？對我國當前現實的階級、階層狀況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認識？怎樣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聯系起來，等等。這些都要求我們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
（二）加強和深化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研究
共同富裕問題時下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十分重要的課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經濟奇跡，同時也把中國由一個平均主義的國家變成了貧富差別比較大的國家。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給許多生活水平已經有了很大改善的普通民眾帶來了嚴重的心理失衡，并由此對改革開放的性質和前景困惑叢生。有人說，這一切都是鄧小平帶來的。這雖然是句牢騷話，但并非完全沒有道理。鄧小平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總體上講，中國的發展是按照他的思路與設計前進的，他創造的理論和制定的一些基本政策，無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定海神針。因此，怎樣看待眼下的貧富差別？鄧小平發展思路究竟是否科學？他是怎樣設計中國的發展道路的，他的設計與今天的現實有多少差距？這就需要有人去研究，更需要把研究出來的真實情況告訴人們，讓人們去鑒別、思考。大家有了共識，才能振奮精神，更好地推動改革開放向前發展。
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他14次提出要把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一個大政策定下來，都是在強調這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的手段。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地域廣大、千差萬別的大國，共同富裕只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首先要解決發展問題，然后再解決發展起來后出現的問題。
對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鄧小平一直放在心上。1988年，他提出改革與發展要有“兩個大局”思想，指出，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到1992年春，鄧小平和盤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他進一步歸納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374頁。）一年之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華。他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深化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研究，就是要結合今天中國的實際研究解決好他晚年提出的這些問題，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很具難度的課題。社會主義正在過程中，完整形態幾十年后才能浮現，怎樣把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狀況聯系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這涉及到許多敏感復雜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共同富裕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解決過的大難題，但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期待，這就需要加強研究。
（三）深入研究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的理論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由鄧小平破題的。嚴格地講，他的貢獻就是破題，真正搞起來，形成體制和法律體系，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貢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大貢獻，是今天和今后中國最大的實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在還在發展和完善中，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不能搞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不能成功的標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的提法，怎樣搞，是鄧小平晚年重點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要搞的市場經濟與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能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鄧小平做了深入研究與闡述。1993年，他在與弟弟鄧墾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個話不是空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1364頁。）
鄧小平的這段話反映了他晚年的一個重要思想：只有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才能夠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是，市場經濟怎樣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怎樣才能做到既搞活經濟，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這是鄧小平留下的長期課題。深化鄧小平理論研究，就要在這個問題上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以指導飛速發展的實踐活動。
（四）深化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研究
把建設小康社會作為中國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一個歷史階段，是鄧小平的一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經典之作。能讓中國人民過上小康生活，是鄧小平思考中國問題的立足點，也是他最為牽掛的事情。如今，鄧小平的設想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
鄧小平的小康社會理論是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豐富的。小康目標從單純的生活指標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小康標準從人均1000美元到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內涵是逐漸豐富的。從小康目標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隨著中國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對小康社會的認識逐步深入，小康社會理論的研究范圍越來越寬，內涵越來越豐富。小康社會是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需要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深化小康社會理論研究，包括小康社會的階段、時長；小康社會的標準、內容；簡單小康與全面小康的區別和聯系；小康社會與現代化的銜接，等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一個獨特的、過渡性的階段。這個階段既不同于過去以解決溫飽為目標的小康階段，也不同于現代化的階段。按照鄧小平的預想，這個階段大概需要50年的時間。在這個階段，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與傳統社會相比已經發生、并將繼續快速發生巨大的變化。這個階段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矛盾凸顯期，如果搞得好，可以更好、更順利地進入向現代化發展的階段；如果搞不好，就會使一些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嚴重化，甚至發生社會動蕩，延緩我們的發展進程，在迅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喪失重要的發展機遇。這個階段的重要性、獨特性對我們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來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思想觀念等各個方面，來自于新生活帶來的新需求、新矛盾。比如，文化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急劇膨脹的問題。怎樣適應日益增長的巨大的文化需求，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太多，包括“小康文化”這樣的概念可不可以提，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小康文化，等等。再如，深化小康社會理論的研究，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在理論上弄清楚小康社會對人的生活、人的發展提出了什么新要求？當前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小康以后怎么辦？以小生產為基礎的傳統文化是想不到這一點，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衣食住行解決了，基本生存無憂了，短缺經濟消失了，在這樣的條件下，人應該怎樣生活，追求什么？這都是新問題，是在傳統文化中找不到答案的。小康生活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科學生活方式，在小康社會人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新問題。
〔作者龍平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樊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