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領導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歷史貢獻及其啟示

劉金田

[摘要]鄧小平站在全局的高度，適時提出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領導了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的全過程。他率先批評“兩個凡是”，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起草決議提供了正確指南；指導國慶30周年講話稿的起草，為起草決議奠定了基礎；確定了起草決議的指導思想，并對決議的大體框架作了設計。他站在歷史的高度，強調全面正確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的歷史，對重大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不能寫成黑歷史；強調要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科學分析其晚年錯誤，堅持毛澤東思想；指出不能把錯誤全部推到毛澤東身上，而要集體負責。鄧小平領導起草決議的過程，展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和坦蕩胸襟。

[關鍵詞]鄧小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毛澤東思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或“決議”）。十多年后，江澤民在評價這個決議時指出：“十一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維護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頁。）

這個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從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鄧小平就歷史決議的起草問題共進行過17次重要談話，為決議的最終形成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一、決策起草歷史決議，對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總結

毛澤東逝世后的一年內，中國政壇上發生了三件大事，影響著中國的政治走向。一是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二是1977年2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三是1977年7月，在陳云、葉劍英、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努力下，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黨政軍領導職務。

隨著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中國共產黨開始從指導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撥亂”就是要撥“文化大革命”之亂，關鍵是對“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撥亂反正就無法深入進行。鄧小平的重要貢獻在于：

（一）率先批評“兩個凡是”，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成為后來起草歷史決議的指南。

在復出前，鄧小平曾于1977年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鄭重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頁。)不久，汪東興代表中央專門找鄧小平，要求修改“準確的完整的”提法，遭到鄧小平的拒絕。鄧小平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5月24日，鄧小平在與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再次明確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在批評“兩個凡是”的同時，鄧小平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1977年7月21日，他在十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指出：“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頁。“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頁。）

1978年5月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展開以后，鄧小平明確表態支持討論，強調要維護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即實事求是。他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14頁。)

鄧小平的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歷史決議的政治基礎。

（二）在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同時，第一次向全黨提出要講清毛澤東的缺點錯誤，為起草歷史決議定下基調。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公開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在國際上引起很大反響。西方國家紛紛猜測中國開始“非毛化”，港臺報紙也斷言：“大陸批毛，勢在必行”。事實上，當時國內也的確出現一股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潮。

面對這種情形，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的旗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旗幟，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35頁。)當一些外國人問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會不會像蘇聯對斯大林那樣時，鄧小平肯定地說，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

鄧小平同時指出，毛澤東不是沒有缺點錯誤，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講馬克思、列寧寫文章就經常自己修改嘛。對毛主席的缺點錯誤，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在黨內還是講一講好。(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41頁。)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肯定毛澤東的功績：“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8-149頁。)同時他指出：“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

（三）準確把握時機，提出要適時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總結。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鄧小平認為，首要的問題是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歷史問題的總結，不能影響這個大政方針，特別是像“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復雜的問題，“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鄧小平的這個意見后來寫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公報解釋說：“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頁。)

（四）決策起草歷史決議，真正掌握撥亂反正的主動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和深入進行，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一時期，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一方面，黨內一部分人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方面，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把黨的錯誤加以極端的夸大，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惡毒攻擊毛澤東。在北京“西單墻”前，有人甚至打出了“堅決批判中國共產黨”、“徹底批判毛澤東”的標語。黨內也有極少數人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在黨揭露和糾正自己所犯的錯誤時，思想發生動搖。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必將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大家再一次比較集中地討論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的問題。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出一個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時，鄧小平認為時機還不成熟。

在1979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和在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隨后進行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全國上下、黨內黨外再次提出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思想就不能統一，改革開放就進行不下去。而且，這個時候國際上也十分關注這一問題。我們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必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果在歷史問題上全黨的認識不能統一，就會直接影響到中國政局是否穩定。

面對這種情況，鄧小平認為，為了掌握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必須將起草歷史決議提上黨中央的議事日程。他明確提出，應該“拿出一個東西來”，對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的總結，對“文化大革命”作出評價、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澄清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針對當時有不少人主張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意見，鄧小平說：“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5-306頁。)

二、確定歷史決議的總的指導思想

（一）指導慶祝建國30周年講話稿的起草工作，為起草歷史決議奠定基礎。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黨中央于6月間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代表中央在國慶30周年大會上作重要講話。講話必然會涉及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的基本估價問題，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對這個講話稿的形成，鄧小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鄧小平提出，對建國30年的總結，要有“新內容”、“新水平”。他認為，不要局限于過去的認識，要隨著幾年來的實踐向前發展。1979年8月中旬，講話初稿出來后征求各方面的意見。 8月下旬，鄧小平看了各方面的意見后，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話說：稿子里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讀后感到沉悶，需要做大的修改。他對稿子幾部分的框架也提出了具體意見。(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49頁。)起草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進行了修改。

第二，鄧小平提出，國慶30周年講話對毛主席的作用和貢獻一定要講夠。鄧小平看了修改后的稿子還是不滿意。他認為，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對毛主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貢獻，講得太弱了。9月4日，他再次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指出：“還是要講在三十年的歷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三十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52頁。)鄧小平強調：現在要注意，有些從“左”的方面來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所以，這個稿子要批判來自“左”的以及右的錯誤思想的干擾。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黨和人民現在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只語。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52-553頁。)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起草組又進行了修改。9月12日，鄧小平看后很滿意，說這樣講就好了，講毛主席的好處、毛主席的貢獻這樣講夠了。9月下旬，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了葉劍英的這個講話稿。

9月29日，葉劍英在建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了這一重要講話。講話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時，講話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對建國30年來的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個講話比黨的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前進了一步，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要求，為隨后歷史決議的起草奠定了基礎。葉劍英在講話中特別指出：“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第69-70頁。)

（二）確定歷史決議的總的指導思想。

1979年10月下旬，鄧小平找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談話，提出要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以供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鄧小平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74頁。)10月底，中央組織了由胡喬木負責的歷史決議起草小組，鄧力群等20多名理論工作者先后參與起草。

1980年3月，胡喬木等人擬出了決議起草提綱，送給鄧小平審閱。3月19日，鄧小平約請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他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292頁。)鄧小平確立的這三條原則，貫穿歷史決議起草過程的始終。

（三）對歷史決議稿的整體框架結構做了設計。

關于歷史決議稿的整體框架設計，鄧小平也有自己的考慮。他說：“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然后，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后有個結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這是鄧小平最初設計的五個部分。后來，決議稿在黨內4000人討論期間，針對一些討論組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后這段補寫上的意見，鄧小平表示同意，說“看來，這段勢必要寫”(《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頁。)。這樣，決議就成為六個部分。在實際寫作中，基本上是按照這六個部分寫的。只是后來在起草過程中把“建國17年”分為前7年和后10年兩個部分，并在這兩個部分之前增寫了“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這樣，最后形成的決議就成為八個部分。

鄧小平還對決議每一部分怎么寫，也先后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比如：前言部分，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話不要太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要寫得概括”(《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2頁。)。毛澤東思想這一部分，“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7頁。)，“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2頁。)，“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粉碎“四人幫”以后的兩年這部分，“要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7-298頁。)。結語部分 ，鄧小平提出“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于面對自己的錯誤，勇于糾正自己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等等。

三、全面科學地分析建國以來黨的歷史

（一）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

1981年3月9日和3月18日，鄧小平在兩次談話中對決議稿中歷史部分提出重要意見：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千萬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如果這樣，產生的效果就會使人們痛恨我們的黨。( 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頁。)

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這部分稿子的內容調門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要承認，毛澤東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要說得恰當。(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19頁。)鄧小平對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談了他自己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看法。他指出：“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2頁。)“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情況比較復雜，爭議也比較大。在決議稿討論過程中，有的同志認為，這十年成績不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鄧小平認為，“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當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斗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2頁。)

關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但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具體事件要作具體分析。在決議稿討論過程中，有人提出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產物，是非法的。鄧小平不同意這種意見。1981年4月7日，他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4頁。)；“就等于說我們有一段時間黨都沒有了。這不符合實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5頁。)他在幾次談話中還提到：“這十年中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面。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復斗爭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3頁。)同時，“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

（二）對建國以來黨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歷史決議中涉及建國30年來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問題。鄧小平強調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說高饒問題，鄧小平認為：“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作為當事人之一，鄧小平回顧了當時高崗、饒漱石搞分裂的情況，認為“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4頁。)。

再比如，反右派問題。鄧小平說：“1957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4頁。)

對于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徘徊局面，鄧小平認為：華國鋒同志有責任，但不能把責任都推到他身上，那樣也不公道。(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34頁。)

（三）不要再提“路線斗爭”。

關于“路線斗爭”的提法，鄧小平提出，以后原則上不再用這種提法。黨內斗爭是什么性質就說是什么性質，犯了什么錯誤就說是什么錯誤，講它的內容。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8頁。)

把“路線斗爭”、“路線問題”提到比較嚴重的地步始于斯大林。在我們黨內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以來，在我們黨內生活中，在搞所謂路線斗爭、批判所謂路線錯誤的時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義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講路線，歷史上用慣了，用到誰的頭上誰就不得翻身，還要上掛下聯。“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濫了。粉碎“四人幫”以后，還提過一段黨的歷史上的“十次路線斗爭”。歷史決議要不要這樣提？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第一次對決議起草提綱談意見時，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談了對黨內的幾次大的斗爭的看法。鄧小平認為，過去常說十次路線斗爭，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線斗爭，也難說。(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294頁。)

決議起草過程中，在分析黨和毛澤東過去的錯誤時，有人提出毛澤東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鄧小平不同意這樣的提法。他說：“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斗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并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7頁。“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8頁。)根據這一思想，鄧小平主張，對黨的十一大，對“文化大革命”，都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是什么性質的錯誤就寫什么錯誤。

四、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爭議最多的要數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關系到怎樣看待黨和國家過去幾十年奮斗的成就，關系到黨的團結、國家的安定，也關系到黨和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鄧小平用了極大的精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決議要闡述毛澤東思想，要看到這個全局。

1980年6月，決議稿出來后，鄧小平看了不太滿意，認為沒有很好地體現原來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設想。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時指出：“要說清楚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7頁。)鄧小平列舉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要求“都要寫到”，“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內容”。(《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7頁。)鄧小平的這次談話，實際上為歷史決議寫好毛澤東思想找到了一把鑰匙。

7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草稿作了較大修改，并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經過反復修改并在小范圍內征求意見后，10月，中共中央又組織4000名高級干部對草稿進行討論，進一步征求意見。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仍然是討論中的熱點和爭論的焦點。大多數同志認為決議中應該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澤東思想。但也有一種意見認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方面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與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原理相比，看不到什么新東西、新貢獻，覺得不好寫；還有的人甚至認為，毛澤東思想里有很多錯誤，主張干脆不提毛澤東思想。

10月25日，鄧小平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頁。)“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9頁。)鄧小平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要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因此，否定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失去了前進的根基和方向，“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

（二）對毛澤東的錯誤不能寫過頭。

歷史決議要不要寫毛澤東的錯誤？怎么寫？鄧小平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要寫，但不能寫過頭。

在決議稿討論過程中，有些同志特別是有些挨過整的人，帶著個人感情，對毛澤東的評價提出一些不太正確的意見。鄧小平看了有關討論意見的簡報后，認為對于一些偏激的意見特別是不正確的意見，必須予以澄清。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必須立足于黨的整個歷史，立足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立足于毛澤東在黨的歷史發展的各個重要關頭所起的關鍵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國后特別是晚年毛澤東犯了許多錯誤。因此，鄧小平非常贊成陳云的意見，主張在決議中“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3頁。)。

對于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認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澤東在“大躍進”等問題上，犯了大錯誤。但是，不能認為這些錯誤都歸毛澤東一個人負責，這不符合事實。在決議起草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指出：“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即使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犯了嚴重錯誤，鄧小平也不同意完全否定毛澤東這十年。雖然在全局上毛澤東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的錯誤。比如說，打倒老干部的問題，鄧小平認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干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1頁。)。鄧小平還充分肯定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鄧小平始終堅持，毛澤東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毛澤東不是孤立的個人，對于毛澤東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1-302頁。。當年參加起草歷史決議的鄧力群后來回憶說：這些話從小平同志嘴里說出來，尤其使人信服。因為小平同志三次被打倒，如果不是從全黨的利益出發，不是從大局的利益出發，就不可能這樣理直氣壯地來批駁這些完全錯誤的意見。

（三）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制度問題。

討論過程中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鄧小平認為，這是不對的。他指出：“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301頁。)在鄧小平看來，最重要的一個是制度問題。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

（四）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歷史決議稿的討論過程中，有些人認為：毛澤東“功大、過大、罪大”，“過大于功”。受這些意見的影響，決議過程稿曾加重寫其錯誤的分量，調子比較低沉。鄧小平看后十分不滿。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4-345頁。)

根據鄧小平的這些談話精神，決議起草小組對草稿作了大的修改。1981年3月9日，鄧小平在看了修改稿后對鄧力群說，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19頁。)幾經修改，到3月18日，鄧小平說，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3月底，決議稿送交中共中央52位負責同志修改。在他們修改的基礎上，起草小組再改出一稿，提交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70多人討論。

6月22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對決議稿進行第四輪大的討論。鄧小平再次談了他的看法：“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7頁。)“合乎實際”，“恰如其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9頁。)最后形成的歷史決議中關于毛澤東的評價是這樣寫的：“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第195頁。)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五、幾點啟示

（一）鄧小平始終站在全局的高度，正確地把握了歷史決議起草的全過程。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心中籌劃的是要盡快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因此，在1978年冬，當國際、國內有人提出要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進行評價時，鄧小平在肯定毛澤東的功績是主要的同時，主張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不要馬上進行。他認為，當時的全局是工作重點轉移，一切都必須圍繞著這個全局進行，不能影響這個全局。此后，隨著理論務虛會的召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行，以及葉劍英國慶講話的成功反響，到了1979年秋，鄧小平認為，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必須馬上進行，不能再等了，否則就會影響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就會影響四個現代化建設。所以，他主張成立一個班子，在葉劍英國慶講話的基礎上深化，起草歷史決議。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他也始終站在全局的高度，強調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強調這不僅僅是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他從全局的高度出發，博采正確的意見，力排錯誤的看法，提出了許多指導性的思想，對統一全黨認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鄧小平始終站在歷史的高度，牢牢把握住了建國以來30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

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怎么看，決議如何寫？鄧小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分析的方法，實事求是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正確的原則性的意見，從而拋棄了過去存在的形而上學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他強調要把握建國30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重點寫好黨領導人民進行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寶貴經驗。他還強調，要正確看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堅持用歷史的觀點來全面準確把握，得出科學正確的結論。這對于我們全黨正確看待黨的歷史，是有指導意義的。

（三）鄧小平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展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襟。

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一些人對毛澤東的錯誤難免有過分放大的議論。鄧小平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在歷史決議起草過程中，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他多次說過，毛澤東犯的錯誤，有的他也有份，也要承擔責任。當談到毛澤東晚年接觸實際少，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很好地貫徹下去的時候，他說：“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5頁。)談到對自己的評價時，他坦率地對外國記者講：“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3頁。)

這些發自肺腑的話語，充分展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作者劉金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 2011年第3期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