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跨世紀戰略觀是中國構想21世紀戰略藍圖的宏觀指導思路。在本文的分析層面上，它不僅是中國未來經濟、社會持續協凋發展的戰略構想，更站在歷史的高度把握住了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際社會發展衍變的基本脈絡、系統闡釋了世界框架中的中國準確定位和長期國際發展戰略的內在邏輯。在中國經濟實力空前增強、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進而導致中國的未來走向被視為下個世紀國際體系結構中重大變數的今天，深入理解鄧小平的跨世紀戰略觀及其國際定位思想，既關系到今后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國際環境的好壞和開放政策的成敗，也對國際關系發展的態勢取向、結構調整和力量組合產生著不容低估的重大影響。

一、辯證認識國際環境的動態變化

國際環境是影響和制約國家戰略定位選擇的外部變量條件的有機整合，任何一種科學的戰略觀和準確的國際定位的確立，都典立在對國際環境動態現實的辯證把握和系統認識基礎之上。尤其是載人類日益走向全球化，國家間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今天，國際環境更是一國走向世界的首要認識前提之一。對此，鄧小平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的對外開放觀、和平與發展主題觀、國際新秩序觀、市場經濟觀等國際發展戰略思想都源于他對國際環境動態變化的實質和內在規律性的敏銳把握，從而為中國近20年來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戰略保障。

冷戰的結束帶來了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和國際結構的重組，中國面臨一個全新的兼具機遇和挑戰的國際環境。在新的國際現實下，鄧小平從跨世紀的戰略觀念出發，及時把握住了變化中的國際環境的內在實質和發展線索，從而為中國找準自己今后的戰略定位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首先，冷戰后國際環境的最顯著特征是其動態性。鄧小平提出，盡管冷戰及與之適應的兩極格局隨蘇聯東歐形勢的巨變而不復存在，但國際環境并沒有隨之穩定下來，而處于一個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持續時間還可能相當長，其中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走向十分復雜，需要長期的觀察和認識才能準確地把握。他多次表示：“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并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對國際形勢還要繼續觀察，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基于環境的動態性，鄧小平還主張中國的國際發展戰略在基本立場不變的前提下，也必須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動態處理和應對，按他的話說，“就是三句活，第一句，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換言之，在鄧小平那里，國際環境的動態性決定了其發展衍化是一個自為的過程，不由一國的主觀戰略愿望所控制，相反，一國的戰略只有根據國際環境動態現實的客觀要求及時調整，其選擇的國際定位才是準確的，才能有助于拓展國際發展空間。

其次，變化中的國際環境給中國的跨世紀發展帶來了諸多新的障礙，但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如何消除障礙、抓住機遇是中國國際戰略中的重大課題。鄧小平早在1989年蘇東局勢逆轉期間就洞察到中國的國際處境將面臨一些困難，因為“強權政治在升級，少數幾個西方發達國家想壟斷世界”，它們“決定制裁中國”，“確實希望中國動亂”，但同時，他決不同意當時國內某些人的悲觀看法，堅信“不管國際風云怎么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他主張一分為二地看待問題，認為困境同時也是機遇，關鍵在于樹立戰略信心，“總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么不利的地位……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這種對同際環境的辯證認識觀，對中國的國際定位的確立有著重大的指導價值。

再次，多極化是國際格局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多極化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兩極向多極轉換有一個很長的過渡期，其間充滿著曲折和復雜的矛盾。1990年3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人的淡話中明確闡述了這一價值判斷，他指出，“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并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這一認識投射到對外戰略方面，就是不能過多地強調多極化時代、認為多極時代已經來臨，而應該充分認識到格局變化中許多要素的不變性，在為迎接多極化而進行必要戰略調整和準備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的”，應該長期得到堅持。

最后，在多極化尚未充分實現的現實下，今后一段時期內西方世界在國際社會中將占據領先優勢，由此，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仍將是人類社會的長期努力方向和奮斗目標，和平與發展仍然構成不變的時代主題。90年代前后，鄧小平反復強調，“世界上現在行兩件事情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但顯然，他并不是認為當前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時機已經成熟，而是因為西方憑借其優勢的實力地位推行強權政治，“想壟斷世界”，結果造成“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這一觀點，也是下個世紀中國國際定位選擇中必須遵循的指導前提。

　　二、跨世紀戰略的基礎是增強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是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基本衡量指標。盡管就目前看，不同的國家對綜合同力的確切內涵有著不完全相同的見解，但在其國家實力的系統性和整合性視角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意識到，在未來的全球化世界中，決定自己前途和命運的要素并不僅限于單純的軍事實力抑或經濟實力，而是所有實力要素的有機總和，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政治、軍事和科技實力。鄧小平在構想中國發展的跨世紀戰略時，對增強綜合國力這一戰略基礎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他曾明確指出：“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要綜合地看，全面地看”。江澤民將這一思想進一步概括為：“從世界范圍看，各國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較量”。

發展經濟，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是鄧小平始終不變的戰略信念，也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他一貫堅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一定要發展，改革開放一定要繼續，生產力要以適當的速度持續增長，人民生活要在發展生產基礎上一步步改善”。在與國際戰略定位相關的層面上，鄧小平主要從兩個方面認識增強經濟實力的重要性：一是主動方面，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中國必須抓住這一機遇，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因為“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都是有利的”；二是壓力方面，從歷史的經驗看，落后就要挨打，不發展經濟則“只能回到落后、貧困的狀態”；從國際經驗看，周邊國家都在加快發展步伐，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就會失去世界市場，“我們面臨著這么—個壓力，算做友好的壓力吧。我們不抓住機會使經濟上—個臺階，別人會跳得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就落在后面了”；從國際敵對勢力看，西方一些人始終對中國持敵視態度，想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也必須堅持發展經濟，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

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內穩定是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政治保障，也是鄧小平跨世紀戰略的政治基礎。在鄧小平那里，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整體，經濟發展是根本，政治穩定是條件，經濟發展決定政治穩定，反過來，政治隱定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這一認識，鄧小平對政治穩定給予高度的視和強調，他一再表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而只要“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當然，要切實實現穩定，堅持社會主義是基本的制度保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辯證邏輯即在于此，鄧小平在論述發展和穩定時，都是從堅持社會主義這一不變前提出發的，而且，他還明確表示，中國要實現跨世紀的進一步發展，“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不堅持社會主義，只能是死路一條。

科學技術作為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基本指標之—，在鄧小平的跨世紀戰略構想中也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鄧小平從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之日起，就將科學技術視為經濟發展中最活躍的和決定性的因素，早在]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他就在講話中首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命題，認為科學技術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的前進和經濟的增長。到90年代，他進一步明確將科學技術視為人類發展的“第—生產力”，指出“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從這一認識出發，鄧小平還提出科學技術實力的發展直接關系到21世紀中國的國際競爭地位。中國今天的大國地位建筑在科技發展基礎之上，在世界科技競爭日趨激烈，高科技領域發展一日千里的新形勢下，中國更“不能安于落后，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因為你不參與，不加入發展的行列，差距越來越大”，因此，“高科技領域，中國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客觀和必然要求。

鄧小平的跨世紀戰略構想中，軍事現代化和維護國家安全能力的增強也是增強綜合國力的一部分。鄧小平最富膽略的思想之一，是在80年代中期毅然改變傳統的戰爭觀，提出在較長時間內世界大戰不可能爆發的著名論斷，從而為徹底轉變工作重心提供了有利依據，由此指導下的百萬大裁軍，更在世界上樹立起了中國的和平形象。但是，鄧小平的和平與裁軍主張并不說明他不重視中國的國防建設，他始終堅持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只不過，他將軍事建設的重心放在質的增強上，強調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強調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在南方談話中，他旗幟鮮明地表示：“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由此可見，鄧小平的和平與安全思想是同一問題的兩面，兩者之間并無矛盾。樹立和平形象以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為前提，國家安全有助于促進和平。鄧小平的所有思想都是建筑在這種現實的辯證觀基礎之上的。

　　三、跨世紀戰略的對外指導原則

鄧小平跨世紀戰略的宗旨是使中國在未來的21世紀成長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為此而必須的經濟與社會持續增長的層面上，這是內在的國家成長戰略；但在評判其對國家成長的指導價值及國家強大程度的層面上，則是外向的國際發展戰略。鄧小平始終是用聯系的觀點看待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內在邏輯的。一方面，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障礙，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據中國的經驗，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世界也需要中國，中國發展的意義不僅在于國家自身的富強，也在于對世界，對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是有利的。“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展在中國發展具有的世界意義立場上，鄧小平還在自己的跨世紀戰略中提出了一套系統的中國走向國際發展進程中應長期遵循的戰略原則。

第一，鄧小平跨世紀戰略的基本立足點，是獨立自主原則。獨立自主是新中國自建國之日起的立國之本，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即明確宣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繼承了這一立場，強調在任何時候中國都必須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確立國際戰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在鄧小平的戰略思想中，獨立自主包含著四方面跨世紀的原則主張：（1）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反對任何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的行為與企圖。他強調：“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避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90年代西方發起對華人權攻勢以來，他又站在主權立場上尖銳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么人權、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這就確立起了中國對人權斗爭的基本立場；（2）“真正的不結盟”。即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也不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結盟，也不參加任何國家集團，以免受制于人：（3）處理國際事務時，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法，不以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劃線，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作出判斷，主持國際正義和公道，決不拿原則作交易；（4）主張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自己作主，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原則，也尊重別國奉行的獨立自主政策。

第二，鄧小平跨世紀戰略的國內原則，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國際化步伐，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國。80年代末的國內動亂和90年代國際格局的急劇變化，并沒有動搖鄧小平深化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的決心，相反，他強調指出：“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么會有今天？”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表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戰略原則，不僅不應放松，而且必須加強和深化，將中國的經濟發展融入日益緊密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否則，“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此外，90年代鄧小平對自己改革開放原則的最新發展，是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想，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思想，為中國經濟增長的跨世紀目標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為使中國“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開創了新的戰略前景。

第三，鄧小平跨世紀戰略的國際目標原則，是反對霸權，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早日形成。面臨冷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個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狀況的消失并沒有導致霸權主義退出歷史舞臺，而且“強權政治在升級，少數幾個西方發達國家想壟斷世界”，因此，反對霸權主義仍然是中國長期的艱巨任務，如果霸權主義不斷制造麻煩，誰也別想實現發展的目標。而要切實地反對霸權主義，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早在1988年冷戰結束之前，鄧小平在開始構想后霸權時代的國際關系原則時，就準確地抓住了兩者的內在邏輯聯系，他在會見當時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認為：“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了，那么應當用什么原則來指導新的國際關系呢？……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990年3月，在同幾位中央領導人的談話中，他又明確表示：“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

為實現反霸和建立新秩序，鄧小平認為必須首先牢牢抓住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為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做出貢獻。雖然早在80年代他就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思想，但冷戰結束后，他繼續堅持這一判斷沒有過時，因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反霸始終是與維護世界和平聯系在一起的。而國際新秩序中，政治新秩序是實現和平的唯一途徑；經濟新秩序則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各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共同發展。這就使反霸、和平、發展、新秩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跨世紀國際發展中四位一體的戰略指導原則。

第四，鄧小平跨世紀戰略遵循的國際行為準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思想誠然不是鄧小平首倡，早在列寧那里就曾明確將其視為社會主義國家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原則，新中國成立后，與印度和緬甸一起，將這一思想發展成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長期對外關系實踐中，中國一貫奉之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但在鄧小平那里，他又根據時代的特點做了更加全面的發展和創新，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加適于指導未來的國際關系發展。首先，鄧小平在總結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數十年的運用和實踐經驗及與其他原則比較基礎上，得出了它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明確結論，他表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次，鄧小平擴大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適用范圍，認為它不僅適用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相互關系，對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一國內政和國際熱點沖突等也同樣適用。如他指出，“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之于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具體而言，在內政方面，他引申出了“一國兩制”原則指導我國在80年代妥善解決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回歸問題；在國際爭端方面，他提出了“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的主張，為今后中國解決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及確立在類似國際爭端上的公正立場等問題提供了創造性的原則思路。

第五，鄧小平的跨世紀戰略中，還著眼于長遠考慮，提出了廣交朋友，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原則。鄧小平一方面強調中國決不與任何國家結盟，以免受制于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從中國的長期戰略利益出發，不計較歷史恩怨，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別，主張中國要與各種類型國家打交道，以便爭取到更加有利于自己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我們堅持一個方針：同蘇聯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同美國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同日本、歐洲國家也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這一方針，一天都沒有動搖過”。

　　四、跨世紀戰略下中國國際定位的宏觀思路

國際定位是一個國家根據本國的長周期發展戰略思路而確定的自己在國際體系中適當位置的跨世紀選擇，其客觀與否直接關系著該國的未來發展和國際地位。當然，作為一種預測性和構想性的戰略選擇，存在于其間的眾多變量要素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一種客觀的國際定位確立十分困難。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發展迅速、崛起勢頭日益強勁的國家而言，這項工作更加富有挑戰性。

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近20年的高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有所增強，西方輿論界出現了一股“中國超級大國論”和“中國威脅論”的思潮，認為按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1世紀時中國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性超級大國”，進而言之，這將對當前的國際力量結構產生巨大的潛在威脅。顯然，這是對中國跨世紀國際定位走向別有用心的誤斷，它建立在兩個虛假的人為估計之上：其一是過高估計中國的實力。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早在1992年就將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高估為中國官方公布實際數據的兩倍，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與德國并列居世界第3位；次年4月，美國蘭德公司又首次使用“購買力平價”標準，將中國的經濟規模定為世界第3位，美國《新聞周刊》則預測，到2020年時，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構成的“大中華經濟圈”實力將超過美國而居世界第一；其次，錯誤估計中國的發展走向，認為“中國上升為主要經濟大國不僅僅給亞太地區和其他地區帶來深刻的經濟影響，也將給思想和政治領域帶來影響”。一些西方學者公開提出，“最令人擔心的問題是中國。到21世紀會不會成為軍事超級大國”，“中國經濟將來會成為對周圍地區和歐美經濟產生威脅的巨龍”。

客觀而論，一個大國或強國的迅速崛起，必然會引起既存國際力量結構和對比的相應變化，進而導致某些在既存國際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的不安。但是，“中國超級大國論”和“中國威脅論”的形成并非建立在客觀的事實根據上，它本質上是某些勢力惡意夸大或扭曲中國戰略意圖的臆想。對此，中國必須有著充分的思想和戰略準備，一方面，用自己的每一步外交行動證明自己決不會給世界和平與穩定造成威脅，另一方面，則堅持走自己的路，不受外界影響的消極干擾，從鄧小平科學的跨世紀戰略觀出發，根據自己的國情和原則找準中國在未來的21世紀全球化社會中應該擁有的國際地位和作用，理清為實現這一定位而應采取的戰略步驟和宏觀思路。

根據鄧小平的跨世紀戰略觀，中國在選擇自己21世紀的國際定位時；必須首先考慮到如下幾點前提的限制：第一，高度重視國際環境的動態性，機遇與障礙并存，國際社會在向多極化過渡中西方的相對優勢等復雜的國際現實；第二，任何正確的定位選擇都必須建立在對綜合國力的客觀估價之上，既不能高估也沒有必要低估實力；第三，獨立自主、對外開放、反對霸權、和平共處、廣交朋友等戰略原則始終規范和指導國際定位選擇的每一個步驟。

受上述前提的決定，中國的跨世紀國際定位選擇有必要重視幾種辯證的結合關系，這包括：第一，長中短期戰略和定位的結合。包括三者間的層次結合和傳遞性與適應性；即中國不僅應有著眼于未來多極社會的長遠定位，也應有適應當前動態變化的中短期定位；第二，主定位和次定位的結合。既堅定不移地追求主要目標和主要關系，同時又不忽略次要目標和次要關系，特定條件下主次關系還可換位；第三，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中國定位的基本原則是堅決不變的，如決不拿主權做交易，但具體問題中的策略手段則應有適當的靈活性，在非原則性問題上可以作出某種暫時讓步以爭取更大的相對利益；第四，利他性和自利性的結合。中國一度過多強調利他性，近年來才開始日益重視自身利益。但適度的利他性仍有必要，往往能收到更有利于自身利益之效。這四個結合，同時也是鄧小平辯證的現實主義跨世紀戰略觀的精髓。

具體說來，中國21世紀國際定位在鄧小平跨世紀戰略觀指導下可以簡單概括為：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這包括如下三重基本內涵：

首先，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最基本的制度定位，它規范和決定著中國的其他定位取向。近代以來中國100多年的歷史早巳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走向強大的唯一選擇，“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必須堅持100年不動搖，因為在中國這個國情復雜、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只有社會主義，才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其次，中國的經濟定位是中等發達水平的國家，應該看到，盡管近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成就，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差距的，平均下來人均產值還很低，因此，鄧小平多次指出：到21世紀中葉，“一個十五億人口的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中國不應高估、當然也沒必要低估自己的實力。

再次，中國在國際關系格局中的定位是永遠與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即使經濟發展到了中等發達水平，中國在人均產值和收入水平上還是屬于發展中國家行列。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不搞霸權主義，永遠將促進和平與發展，建立國際新秩序視為自己神圣的使命。

最后，為了實現上述定位，中國的戰略選擇還必須以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主張為戰略思路。“韜光養晦”的要旨是中國的戰略重點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應放在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上，不要過多介入國際爭端或追求過高國際目標，以防止“中國威脅論”的進一步蔓延。“有所作為”則指中國畢竟是政治經濟大國，“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么樣也算一極”。而且，“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韜光養晦”并不是回到自我封閉之中，而是按自己的戰略原則發揮自己應有的國際作用，既不軟弱可欺又不恃強凌弱，使中國樹立起維護國際正義的可靠形象，為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合作和發展作出自己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應有的貢獻。只有這樣，中國未來的國際定位才是客觀的和科學的。

（來源：《全國第三次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