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精神風范的現(xiàn)代啟迪

高旗

任弼時的精神風范，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領袖集體精神風范的具體顯示，是那一時代中國革命精神風貌的一個集中縮影。任弼時離開他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yè)已屆60余載，而他的精神、風范、境界、氣概，永具光輝、昭然百世。尤其在面對當下黨內存在“四個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之時，繼承先輩，方能除舊布新；趨步懿行，才能開拓未來。

一、崇高的理想追求是掃除“精神懈怠”危險的無上利器

黨的第一代革命家，是以群體性的風范，給全黨予巨大影響的。樹立這種精神風范的根本，來源于他們在民族苦難深重的年月中，以救國拯民的崇高追求、民族振興的強烈意愿，作為自己的理想與襟抱。國家危難的情勢是胸中塊壘，是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心懷的蓬勃活力。任弼時就是如此：將馬克思主義“解放社會人類”的宗旨同解放與振興中華民族融合終生。因此，他有高尚的節(jié)操與宏大的追求。葉劍英元帥評價任弼時說：“從16歲起，就把他的一生貢獻給了中國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yè)”【《任弼時同志逝世紀念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第65頁。】。正是這種“天下為公”、為“共產主義”的實現(xiàn)與人民的解放而奮斗的境界，使包括任弼時在內的這一代革命家始終保持高昂的革命熱情與獻身精神。

任弼時16歲便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那時就抱定了這樣的決心，“現(xiàn)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這其中絲毫沒有個人利益的盤算，體現(xiàn)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剛毅風骨。17歲赴蘇俄留學，在途中的海參崴，身患重感冒甚至被懷疑染上鼠疫，歷經磨難；在從伯力到黑河的火車上，由于缺煤無暖氣，“冷得像在冰窖里”，倍嘗辛苦。最終歷時近兩個月，行程七千余里，到達莫斯科。“到列寧的故鄉(xiāng)去學習革命”，這個精神路標，成為他履艱難如平地的不竭動力。

在嚴酷的環(huán)境考驗中，始終精神不懈。

任弼時在1928年和1929年兩次被捕入獄，在刑訊拷問、牢囚鞭打中，以堅定的信仰支持了精神的堅守，囹圄困境不能減損其革命意志。

1934年至1935年長征途中，天上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糧短鹽缺，彈雨硝煙，行軍鏖戰(zhàn)，生死未卜，任弼時帶領部隊卻毫無氣餒，險境反而激發(fā)了一往無前的革命熱情。二、六軍團先是擊潰與殲敵近20個團，開辟了面積2.5萬平方公里的湘鄂川根據地；后在長征路上同10倍于己的強敵苦戰(zhàn)，打敗敵20多個團，斃傷俘敵二萬余，擴充紅軍8000之眾【參見《任弼時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任弼時同老一輩革命家在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中不竭的力量源泉。

而今，在革命勝利果實的根基上，遠離扛槍打仗、開國創(chuàng)業(yè)的“守成者”中，有的人卻“精神懈怠”，得過且過者有之，尸位素餐者有之，理想虛無者有之，沽名釣譽者有之。甚至還有求神拜佛、“不問蒼生問鬼神”的，也有動輒占卜扶乩、醉心風水擇吉的，顯示了精神的委靡與理想的渙散。是“人文大腦”的空殼化，境界標尺的矮化。胸中容納的只有“小我”，利益的衡尺唯有“自己”。則一旦私欲不遂，在錙銖必較中自然是所謂“意冷心灰”或者是物欲橫流。高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典范的革命傳統(tǒng)，振奮共產黨人“英特納雄奈爾”的理想追求與“振興中華”的奮斗指向，以革命理想激勵人，以高尚信仰提升人，以楷模榜樣啟迪人，以“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境界哺育人，是掃除“精神懈怠”危險的無上利器。任弼時以個體的榜樣與革命家們集體風范代表的象征，成為今天黨性教育中最生動最深刻的教材，是凝聚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的人物示范。崇高的理想追求是掃除“精神懈怠”危險的無上利器。

二、踏實的苦干態(tài)度是蕩滌“能力不足”危險的祛病良藥

全身心的投入，一步一個腳印的苦干，是成就杰出人物和成就輝煌事業(yè)的臺階。“意志堅強，吃苦耐勞”【李銳：《直言》，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85頁。】。這是黨的領袖群的集體特質。

任弼時仍然是這個革命傳統(tǒng)風范的一個榜樣，如同葉劍英評價的：“弼時同志卻終身都是勤勤懇懇，埋頭苦干，一心只有黨和人民的利益，從不計較什么名譽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總是三十年如一日為黨為人民貢獻他的一切”【葉劍英：《哀悼任弼時同志》，《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日。】。任弼時的苦干精神有一個特點，常常是在力難能及的時候，還竭力支持，不嗔不怨。

艱險的白區(qū)工作，牢獄的刑笞摧殘，軍旅的繁重擔子，加上任弼時革命稟賦中認真耐勞的精神，使他的健康狀況極其不佳。但只要革命有需要，他的態(tài)度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延安大生產運動中，黨號召“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任弼時身作表率，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姿態(tài)，以堂堂男兒、高級領導的身份干從未從事過的工作，操紡車紡棉紗，這是人生的“小苦”，他深知這是在“講政治”，后來在紡紗比賽中所紡之紗被評為第一。【田新華：《任弼時人格魅力探析》，《黨史文苑》（學術版）2007年4月，第30頁。】不以事小而不為，“吃苦精神”已滲透到血液中。

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之時，任弼時已患嚴重高血壓和糖尿病，動脈血管嚴重硬化，腦供血不足，他仍然追隨與協(xié)助毛澤東轉戰(zhàn)陜北，每天“閱讀各地來往的軍事等各方面的電報、文件，接待各分管部門的工作匯報，研究解決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75頁。】，呈現(xiàn)的是十足的苦干忘我的境界。他什么都忘了，唯獨沒有忘記革命者肩上的責任；他什么都記住了，唯獨忘記了對自己身體的珍攝。而今思之猶令人血液升溫，肅然起敬。他參與了著名的“三大戰(zhàn)役”等的指揮，運籌帷幄，日理萬機，醫(yī)生和戰(zhàn)友們都一再勸誡他不要熬夜，減少工作，他的回答是：“我們中華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著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奴役，現(xiàn)在全國解放就在眼前，我們要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建立一個新中國，有多少事情急需辦啊，我能躺得住嗎？！”【《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33頁。】“躺不住”，真是“吃苦”的命，這是為革命甘愿的吃苦啊！

1950年任弼時逝世前夕，他關注的問題，一是借鑒戰(zhàn)后蘇聯(lián)經濟恢復工作和黨組織的建設【《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72頁。】，二是朝鮮戰(zhàn)爭的時局【《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83頁。】，三是農村黨員思想情況【《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85頁。】。病逝前6天，還為《中國青年》創(chuàng)刊27周年寫了紀念文章。正如魯迅所言：中國自古就不缺乏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生求法的人，為民請命的人，這是我們民族的脊梁。肯為人民的事業(yè)而苦干，就出才干，就出能力。所謂實踐出真知，這是普遍性的常識，也是事物運行的真理。

但我們在承繼苦干創(chuàng)業(yè)、實干興邦、奮斗成才的傳統(tǒng)時，也有不諧和之音，黨內仍存在不少干部“能力不足”，不足以適應日新月異的改革大局的狀況，甚至成為影響執(zhí)政的“危險”。就其本質而言，“能力不足”，在精神層面是斗志不足，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在運作層面是吃不得苦，耐不得勞，驕嬌之氣，甚至耽于享受。在行為層面是“懶政”，不欲作為，但求無過，因循守舊，憚于開拓；在思想層面是滯于學習，不肯研究《共產黨宣言》160余年來國際形勢的變化，漠于面對改革30余年面臨的新挑戰(zhàn)、新問題，既無在實踐中“摸石頭”探索的勇氣，也無在探索中“勇于過河”的實踐興趣，更缺乏“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一心為公的豪氣。結果是“少干事情少麻煩，少于事情少犯錯”的私欲不斷滋長。要克服這種惰性充溢的“能力不足”，除了使用懲惰勵勤的組織手段外，是需要“照鏡”、“洗澡”乃至“治病救人”。毛澤東說：“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治懶、治惰、治精神萎靡下的“能力不足”，需要的就是任弼時的“駱駝精神”，這就是葉劍英總結的：任弼時“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需要任弼那樣的信念：“能走一百步，決不走九十九步”。需要任弼時那樣的態(tài)度：“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錢多，三怕麻煩別人”。一個花甲的時間過去了，回顧毛澤東當初為任弼時的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這個不朽的精神是我們共產黨人代代繼承的傳統(tǒng)與家風。

三、唯實的群眾路線是克服“脫離群眾”危險的不二法門

黨的群眾路線完善于第一代革命家手中。毛澤東就完整地提出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黨的根本路線。“密切聯(lián)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強調的“三大作風”之一，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任弼時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倡導者，更是出色的實踐家。

群眾路線的真諦，任弼時認為，就是“一定要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f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頁。】。抗戰(zhàn)時期中國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就是要從“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即日寇侵略中解放出來，這就需要一個能指導中國走向勝利的偉大領袖、偉大思想與正確方針、策略。歷史事實的考察表明，1935年初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聯(lián)蔣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開始開創(chuàng)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一良好局面。而自1922年中共二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這就意味著兩者的關系是下級與上級的關系，被領導與領導的關系。如何使共產國際在認識上和組織上認可并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從而克服王明在抗戰(zhàn)時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即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犧牲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這個巨大錯誤。這是個關乎中國革命的走向選擇，從而影響抗戰(zhàn)前途、黨的命運和“打敗日寇”這個大局的歷史抉擇課題，而打敗日本侵略者是億萬群眾最大的愿望和最大利益的時代體現(xiàn)。中國時局“誰來掌航”事實上成了“一切為了群眾”的戰(zhàn)略話語意向，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當時根本的群眾意愿的最高表達，是“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fā)”的權重表現(xiàn)。1938年4月，受黨中央委托，到莫斯科的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遞交了《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長達1.5字。5月份，他以流利的俄語、充沛的激情，精準的表述向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作了“生動、翔實、具有很大的說服力”的補充，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執(zhí)委會主席團）原有的認識”，最終使其以“決議案”的方式“從組織上支持了毛澤東”，“從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并告誡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525頁。】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有效工作，使嗣后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重要地位”，這個歷史功勛得到全黨的公認。“群眾路線”可以通過“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具體而細微的方式體現(xiàn)，更可以而且必須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在戰(zhàn)略與宏觀大局上體現(xiàn)。老百姓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何止是樸素的階級情感，事實上表現(xiàn)的是，他們直覺地感知到“為人民謀幸福”的領袖是百姓利益最集中的人格代表。在這個意義上，“從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發(fā)”，聚焦黨的群眾路線的高瞻目光與真髓，在當時就是要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確立中國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及方針政策并使之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落實，任弼時是從認知到行動上踐行“群眾路線”的典范。這種踐行方式有其獨到性和卓著性。

中國革命的同盟軍和主力軍是農民，他們是最大的“群眾”群體。克服農民階級中的某些不足，代表他們的長遠與根本利益，就是體現(xiàn)黨的群眾路線的本質內涵。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最初國共軍事、經濟力量巨大懸殊的形勢下，人民革命事業(yè)能迅速由弱變強，除了軍事方略的卓越等要素外，與任弼時首先正確地分析農民階級內“中農”群體并力主“團結中農”的政策取向息息相關。任弼時認為，在老解放區(qū)“徹底平分土地以后，則農村中絕大多數(shù)人都成為了中農”，“解放軍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農”【《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頁。】，“如果我們破壞了中農的利益，甚至與他們對立起來，那就要使我們在戰(zhàn)爭中失敗”【《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頁。】。他在深入調查了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損害中農利益、影響土改和解放戰(zhàn)爭的進程的種種情況后，認為必須重視與強調保護中農這個巨大群體的利益，而保護中農利益的關鍵在于區(qū)分中農與富農，因此同時提出降低界定中農的標準，在維護貧雇農權益的基礎上，重申“中農是我們的永久盟友”，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1948年1月，任弼時發(fā)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后經毛澤東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頁。】任弼時的主張，“成為關鍵時期土改政策調整和轉變的先鋒，它的意義和作用極為關鍵”【《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頁。】。這些正確主張，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論產物，是維護廣大農民主體利益的重要舉措，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政治表達，是群眾路線融匯到肝膽中的真切體現(xiàn)。

但當下有的人卻完全忘記了老一輩革命家涵化與培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一些干部在政治上“官本位”十足，高高在上卻又目光短淺，不接地氣卻又自詡高明，不深入基層卻又信口開河，常常是下車伊始，哇喇哇喇，盡作些不經調查研究的空論與“指示”，既不能解決民眾的實際問題，反而疏離了與群眾的關系。有的人在決策上胸無全局，只急功近利地關注“政績”，熱衷于大轟大嗡，多了嘩眾取寵之心，少了腳踏實地之意，其所謂“規(guī)劃”常常是“拍腦袋決策，拍胸脯承諾”，一旦由于違背事物規(guī)律而造成經濟損失或惡劣影響，多半是“拍屁股走人”。因此往往損害地區(qū)、單位與群眾利益，造成干群關系中的消極影響，官僚主義與主觀主義釀成了真正的脫離群眾的惡果。在工作方式上，耐不下性子沉不住氣，疏于蹲點解剖麻雀，懶于思考總結經驗，怯于真槍實彈地解決民眾切身的問題，恰恰是“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在這種狀況下，緬懷任弼時等老一輩革命家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那種全局在胸、下好每一著棋子的胸襟，那種腳踏實地、跬步千里的作風，用之來對照社會生活中我們隊伍里存在的種種缺陷，在“照鏡子”中看到丑態(tài)，在“洗洗澡”中去除污垢，才能端正衣冠，祛病健身，振奮精神，不負時代與群眾的愿望。

四、樸實的清正作風是反對“消極腐敗”危險的正能量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與“艱苦奮斗”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倡導與堅持的隊伍建設準則。也是黨的領袖群身體力行、垂范天下的整體形象。“艱苦”就是不尚私財，“樸素”就是不事奢華，“奮斗”就是舍“小我”為“大公”。幾十年來作為革命的傳統(tǒng)風尚由上而下地起到風行草偃的示范作用。

任弼時作為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之一，黨的領袖群體的風骨格調、精神氣韻自然體現(xiàn)在他身上。他從無特權思想，他告誡別人同時更是告誡自己，“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活動……就是要把個人的利益服從于黨的利益，要把黨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頁。】將自己融入到黨的事業(yè)中，從而“特權”與他無緣。

他從不追求個人的物質財富，卻精打細算地愛惜“公家”的資源與培育干部的節(jié)儉作風，體現(xiàn)毛澤東提倡的那種“節(jié)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戰(zhàn)爭和革命事業(yè)”的精神。延安時期，任弼時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吃、穿、用、度精密計算，細到四個干部一盞燈每年的用油量，六個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開支，落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準則【《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頁。】。倡導的是“樸”與“素”的創(chuàng)業(yè)風尚。

由于長期艱苦的斗爭環(huán)境，更由于領袖們的精神境界，任弼時同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一樣，不事奢華而以素樸節(jié)儉為尚。新中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年中，戰(zhàn)爭勝券在握，革命大功臻成，作為黨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成員的任弼時，身上穿的毛衣仍然是妻子陳琮英“用一條延安時用過的舊圍巾改織的，孩子們穿的衣服有的是用舊制服改縫的，吃飯時，用的餐具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筷子上系了繩子，顯然是行軍時用過的”。一位黨的高級領導人的家庭生活竟然如此簡樸，是那一個血與火考驗過的年代革命者的風采與領袖群的風范。當年年底，因病不得不赴蘇聯(lián)治病的任弼時臨行前提出兩條原則：一是隨行人員宜少，家屬一個也不帶；二是添置服裝力求節(jié)省，冬季皮大衣是需要的，但夾大衣就不必做。怕“給國家添負擔”【《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頁。】。這體現(xiàn)的是“我們的革命絕不是為著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名譽地位，而是為著基本群眾謀解放”的根本宗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頁。】，展現(xiàn)的是任弼時從政治到經濟“對己要嚴，對人要寬”的革命家襟抱【《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頁。】。誠如當年郭沫若在北平贊嘆和表述的：“我們還應該把這光榮永遠保持下去，不要使它降低、變質、失墜”【《郭沫若在二十六日北平歡迎會上的演詞》，《人民日報》1949年3月1日。】。

毛澤東指出：“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任弼時同志的高尚精神，鮮明區(qū)別了“欲望”與“理想”的兩種不同境界。前者是個人目標的追逐，后者是人民利益的追求，兩者仿佛都是一種“志向”，但實質的相異不啻天淵。裹挾于“四風”的人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楷模們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欲望”與“理想”這個立足根基的不同。精神的感召，也要仰賴榜樣的力量。顯然，任弼時為全黨和廣大民眾樹立了一座精神的豐碑和黨性崇高的榜樣。

今天，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了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指出要集中解決“四風”問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并認為風氣好不好主要看領導。于是從中央一風而下首先踐行改變作風的“八項規(guī)定”，使社會的正能量大大增益，從而這樣的理念日益得到認同：像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擺對自己和人民群眾的位置，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說話辦事；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把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思想和行動中，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經得住誘惑，管得住小節(jié)，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為官。這就是任弼時等老一輩革命家革命傳統(tǒng)的新寫照，這就是延安精神的現(xiàn)代旋律，這就是今天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真諦所在。

（作者高旗，中共云南省委黨校教授）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