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任弼時的性格

任建云

性格決定成敗。一個人性格的修煉，實際上決定了在人生道路上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方面。專家學者是這樣，作為領袖人物的任弼時也是這樣。

關于任弼時性格的探討，鑒于歷史的因素，我們只能從關于他的傳記中，以及他自己寫作的文獻中，在他那46年短暫的奮斗生涯中，去尋找蛛絲馬跡，去稽征考證，去歸類分析。在這方面，學者們似未涉及，故只能是在這方面作一些探討。

一、任弼時的性格

一是憂國憂民、搶住機遇的悟性。“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任培國（任弼時的原名）青少年時期的中國，正處于清王朝衰亡、中國十分落后、各種思潮涌入中國、社會動蕩不安的交替時代。由于家族文化的熏陶和父親的言傳身教，自幼聰穎且對新生事物甚為敏感。他五歲隨父于塾塘鄉(xiāng)任氏序賢初小住讀時，在習作中以稚嫩的筆觸表達了憂國憂民之心。他說，“對帝國主義侵奪祖國領土要有御侮之策”。“凡人之生宜有愛國之心”，“有戰(zhàn)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謀口腹自得安居而已。”就這樣，少年任培國的思想從幼稚的宜有愛國之心，逐步升華到強烈的愛國意識，到付諸于留俄學習的愛國行動。這個時段，僅僅是五年，而且是青少年成長階段的十分重要的五年。1920年中學畢業(yè)前夕，他得到長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的消息，又有任作民的哥哥任新典來信說上海外國語學社招生。于是，他和蕭勁光加入研究會，下決心赴俄羅斯留學。啟程之日，任培國寫了一封家書，表述了自己的抱負和決心。展示其“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情懷。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xiàn)今社會存亡生死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這種擦身而過的機遇，猶豫和彷徨都可能失去。“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樓蘭猶未斬，那敢顧身家”。任培國投身革命，顧大家而忘小家，從事革命三十年也沒有回過老家，乃至父親任裕道去世都沒有回湘奔喪。自此，任培國抓住了歷史機遇，走上革命道路，既是歷史選擇了他，更是他本身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先知先覺的悟性所至。

任培國這種抓住機遇的悟性，是以其十分強烈的愛國之心為基礎，敢于投身于革命潮流。作為人生道路正確選擇，這既是他成為領袖人物的歷史機遇，更是他走向成功的自然。機遇稍縱即逝，對于多數(shù)人來說，或許只有一次。假如不是處于社會動蕩即轉型時期，假如在長沙沒有接觸俄羅斯研究會，假如沒有任新典自上海來信提供上海外國語學社招生的信息，那任培國還是任培國，也就不能成為任弼時了。當然，歷史不能假設。

二是獨立思考、顧全大局的理性。“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后行”。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隨風倒，是有思想有作為的前提，更是決策者需要具備的基本素質。沒有獨立思考，便談不上決策和決斷，更不可能成為領導核心。任培國自幼便有獨立思考的習慣。在上初小時，他寫過一篇《自立》的作文。文中寫道：“自立之道，不可依賴他人。若依賴他人，即非自立。”這個時期的自立，當然是指人生的自立。少年時人生自立的思想火花，在革命實踐中逐漸演化成思維上的獨立思索。日積月累，便形成了獨立思考的理性。

1927年六七月，任弼時在委托蔡和森向政治局提交團中央的《政治意見書》后，繼在中共中央擴大的武昌會議上要求宣讀，被陳獨秀拒絕。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作為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懷著對革命事業(yè)的無限忠誠，大膽批評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并因此被選為臨時政治局委員。同年9月，中央特派任弼時赴湘“全權代表中央指揮省委執(zhí)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游移”，“由任同志查明經(jīng)過情形報告中央處理”。他來湘后確認敵我雙方的力量，作出立即暴動“必然大遭失敗”的結論，果斷地提出與中央命令不同的意見。正因為任弼時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其后在1930年4月討論向共產國際匯報材料時，他對李立三起草的文稿連說“三個不同意”；在1931年1月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堅決反對羅章龍等劍拔弩張、大搞分裂主義的行為；在“富田事變”后，湘贛地區(qū)大抓AB團，他保護了王首道、張啟龍等人。在長征途中，任弼時對張國燾擁兵自重，另立中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具體表現(xiàn)在堅決抵制張國燾攻擊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分化和并吞紅二、六軍團，利用組織手段壓制紅二、六軍團，確保了三大主力紅軍在陜北的勝利會師。1943年12月召開的反特斗爭工作會議上，任弼時首先否定康生所謂新知識分子大多是特務的謬論。他認為，抗戰(zhàn)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們是為了抗日救國、為了革命到延安的。“搶救運動”中，有的單位把80%的新知識分子弄成“坦白”分子，應予以否定。所有這些，充分展示了任弼時“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決心。

三是百折不撓、堅強剛毅的韌性。《詩經(jīng)》說：“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有剛有柔，剛柔相濟。此是眾多的政治家成功者的性格。世間萬事萬物是這樣，人生更是這樣。世上沒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不畏艱險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燦爛的頂點。任培國在青少年時期，早就作好了百折不撓的思想準備。他以英國瓦特為榜樣，“朝夕研究，靡寒靡暑，屢經(jīng)更改而其器始良”。【《少年任弼時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頁。】他在省立一小的作文中，進一步增強了自己的認識：“艱難亦愈多，宜不畏艱難而以毅力戰(zhàn)勝之也。”要以“奮力前進，戰(zhàn)勝艱難”為師。在白色恐怖下，有時險象環(huán)生，意外和危險防不勝防。1928年10月，任弼時在南陵縣巡視時被捕，審訊后對他“動了刑，踩杠子，施夾棍。他始終咬定口供，不露身份”。次年11月，又在江蘇團省委機關被逮捕，巡捕房對他施用了慘無人道的電刑，使之背上留下了被電流襲擊的兩塊深深的烙印。作為一個經(jīng)受了艱難曲折的革命者，在14個月的時間里，先后兩次被捕，兩次受酷刑，其痛苦是常人難以承受的。這充分展示了任弼時對革命事業(yè)矢志不渝的追求，還體現(xiàn)了他那百折不撓、堅強剛毅的韌性。其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戰(zhàn)略轉移。任弼時率領的紅六軍團作為先遣隊，在無后方保障的條件下，冒著酷暑高溫，橫穿湘南八縣，戰(zhàn)勝了被困于梵凈山區(qū)七八天的險境，突破湘軍的防堵陣地，最后歷盡千辛萬苦，到達貴州印江，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師。

四是胸懷坦蕩、謹慎平易的德性。古人云：“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其待人也輕以約，其責己也重以周”。胸懷寬廣、為人坦蕩、謙恭謹慎、平易寬容，這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對于普通人，以此可以安身立世。對于艱難困苦中的革命軍隊來說，更需要具有這些德性的領袖人物。胸懷坦蕩，包括坦承自己的過錯和失誤，乃至在公眾場合義正辭嚴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和錯誤，既是誠懇為人的德性，也是對歷史負責任的高尚品德。任培國的這種德性，在青少年時期的作文中就早露端倪。他在《聽寫法》中寫道：船長于機爐既壞時，“指揮部下盡力救人，既無懈色又無侮心，其公德誠足為世人所欽仰也。”【參見《少年任弼時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他知道自己的個性，“余自之性亦不甚為兇暴”。任弼時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是為人，還是處事，自始至終保持著這種德性。

1932年10月上旬，任弼時出席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會議執(zhí)行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由周恩來負主持戰(zhàn)爭全責，毛澤東在前方助理。其后，從井岡山四次反“圍剿”的斗爭中，從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及其后的長征斗爭中，任弼時在革命實踐中認識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與智慧。1938年4月，任弼時到莫斯科，在向共產國際遞交的書面報告大綱和5月份的口頭說明和補充中，用中國革命實踐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策略，有效地確立了毛澤東的國際地位。在王稼祥動身回國前，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與任弼時、王稼祥談話，明確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回延安后，他較早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提出“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fā)展馬克思主義”。“非莫非于飾非，過莫過于文過。”對于過去的錯誤，他在延安整風時作了自我批評，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又作了檢討。至于任弼時同志在上下級之間，在調查和處理延安審干的歷史問題中，總是心平氣和，耐心聽取他人的意見，經(jīng)常愛護和時刻關心他的戰(zhàn)友和同志，并獲得“黨的媽媽”的美譽。“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在發(fā)展革命力量的戰(zhàn)略方面，他認為爭取中間力量至為重要。在解放區(qū)執(zhí)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中，十分注意保護中農的利益，是土改勝利的基礎。

任弼時謹慎平易，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意從自己做起。開辟湘鄂川黔根據(jù)地，他帶頭織草鞋。其草鞋耙至今還陳列在那里。在延安，他帶頭參加紡紗比賽，還得了第一名。在匿名向戰(zhàn)士學刺殺時因動作不規(guī)范，還挨過戰(zhàn)士的呵斥。正因為這樣，任弼時在宏觀上能運籌帷幄，在小處又身體力行，得到了黨內上上下下的尊敬和愛戴。他在中共七大會議上，全票當選并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也沒有爭議。

二、任弼時性格形成的方方面面

（一）愛國主義思想的浸染熏陶

任培國生長在教師家庭。父親任思度，又名揚烈，號振聲，派名裕道。“裕”字輩在毛塘任氏中屬于遷湘后的22代。其序讀方法應該是“孟、開、科、甲，光、裕、培、基”。不少文章中誤寫成“孔、孟、開、科、甲；光、裕、培、基、學”，是錯誤的。“學”字輩是新增32派的第一派。毛塘任氏在當?shù)貙偻�族。縣志載，“應庚以軍功保直隸州知州，留廣西補用加運同銜，歷署永寧州知州，太平府知府”。任弼時祖父的家境比較殷實，便從白沙河西側的冷水井移居河東新屋，也名唐家橋新屋。這座江南民居，依山傍水，青磚瓦房，上下三進加罩亭，還有烽火墻。當年，既有堂上懸掛著“望重龍門”、“光照壁水”的兩塊匾，也掛有“攻心為上、容膝易安”的楹聯(lián)。這里莊嚴肅穆，文化底蘊深厚。本來，毛塘任氏在取名時多不用派名。任思度先生為其子取名“培國”，煞費苦心，且干脆將派名作為學名，更是用心良苦。《說文》：“培，敦，土田山川也。從土。”任培國從跚跚站立到牙牙學語，就是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中成長著。一遍又一遍地被呼喚“培國”，他當然感受到自己的位置。理所當然，幼兒時期的教育，使他從自己的名字中了解到國家、國學等與國字相關的知識。更何況，端午節(jié)他父親還帶他去汨羅江看拋粽子和龍舟競渡，紀念屈原的熱鬧場面，經(jīng)常給他講岳飛盡忠報國和花木蘭從軍的故事。這種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引導，在任培國那幼小的心靈深處，愛國、報國早就扎根了。在少年任弼時作文選中，涉及與“國”相關的達210多處。由此可見，愛國主義思想對少年任培國的浸染熏陶和影響多么深刻。

任培國出生地離湖南省省會長沙僅40多公里，又俗稱長沙東鄉(xiāng)，且有交通要道相聯(lián)接。在清王朝退出歷史舞臺的前前后后，信息傳播很快，思想極為活躍。尤其是黃興、蔡鍔等辛亥革命領袖的悲壯故事，同樣使任培國受到十分深刻的啟示和教育。在《追悼蔡公松坡感言》中，“今日吾國內憂外患”“亂御侮之任者，惟公也。今公已矣，吾人不可急造人才哉！”此時，愛國主義的情緒已使任培國熱血沸騰。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tǒng)學習

理論可使人更清醒、更睿智、更自覺，可以高屋建瓴，把握全局。任培國從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在蘇俄學習整整三年。這是人生的黃金時期。任培國正是在這個黃金時期，如饑似渴地系統(tǒng)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使之對其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爛熟于胸。尤其晚年列寧的思想更加成熟，更注重實際，對任弼時的影響更大。正因為對馬列主義理論的透徹理解，任弼時提出了關于“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的觀點，關于“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測量”的觀點，并進一步明確了五個方面的修養(yǎng)。這五個方面的修養(yǎng)是：關于“深刻認識和了解無產階級利益是我黨的最高利益”，關于“在領悟馬列主義理論方面培植、堅定和提高自己”，關于“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行動，為黨的團結統(tǒng)一而斗爭”，關于“做到自覺遵守黨的統(tǒng)一紀律，自己克服無組織性與散漫性等不良傾向”，關于“與群眾建立真正密切的聯(lián)系，這是黨的偉大力量所在”。

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理論必須聯(lián)系實際，否則會變成一紙空談。空談誤國，實業(yè)興邦。“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任弼時深知，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勝利完成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事業(yè)，他認為，真正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就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認識客觀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便是真正的理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便是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這便是創(chuàng)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理論和方法，“新民主主義，三三制政權，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一打一拉的策略等。”

在撰寫文章和發(fā)言中，他多次闡述了自己對理論聯(lián)系實踐的深刻認識。“理論與實踐在我們的學習與工作中，是密不可分的。我們天天要領導群眾行動，就天天需要理論來指導。這種理論不是憑空想出的，而是從群眾中來的，是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tǒng)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tǒng)的意見，把群眾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這就是理論指導的實踐。”他認為“這就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并有新的發(fā)展”。“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是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fā)展馬列主義。”“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任弼時既系統(tǒng)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又善于將其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應該說，是中共黨內理論水平最高者之一。

（三）艱苦環(huán)境的反復磨練

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年代，革命者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十分險惡，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反動派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共產黨人的追捕、暗殺，變節(jié)為叛徒的更是防不勝防。加之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以及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給黨的革命事業(yè)帶來了巨大損失。對于任弼時來說，既是親歷者，又是過來人。他被捕后被壓杠子受電刑，血的教訓刻骨銘心。在湖北省黨代表大會后，于“漢陽門等處被用大刀砍死的革命者41人。整個8月，先后公開處決的革命者67人。”在先遣長征、開辟湘鄂川黔根據(jù)地的歲月里，同樣是殺機四伏。1934年10月，紅六軍團被困于梵凈山區(qū)七八天，既遭遇湘軍，后衛(wèi)又被截斷，最后下決心突圍。“任弼時等以老獵戶為向導，率領全軍進入人跡罕到的夾溝。”“敵人在山上，我們在洼里走，不準說話，不準有火光，只聽得子彈在頭上呼叫，走了四個多小時”，終于突破湘軍的防堵陣地。在其后的長征途中，曾經(jīng)“被包圍在三十里方圓的安爾洞狹窄地區(qū)，風餐露宿，連吃水都很困難”【《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頁。】。“行抵阿壩時，開始斷糧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釣魚來充饑”。任弼時經(jīng)過了白區(qū)和蘇區(qū)兩個不同的斗爭環(huán)境，經(jīng)受了艱險復雜的磨礪和考驗，成為既有深厚的理論修養(yǎng)，又有豐富經(jīng)驗的革命家。就連張國燾也覺得任弼時“經(jīng)過許多磨練，已顯得相當老成”。

良好的性格，卓越的貢獻，既促成任弼時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重要成員，也體現(xiàn)了他最高的人生價值。良好的性格成就人們從事的事業(yè)，成就追求卓越貢獻的人，任弼時就是這樣。從1920年16歲投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yè)，至1950年46歲英年早逝，僅30年。在這30年中，任弼時以其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yǎng)，敏銳的洞察力，實事求是的精神，卓越的領導才能，得到全黨的認同，成為名副其實的領袖人物。在自己兩次被捕的危險關頭，他能夠臨危不懼，沉著應對。在陳獨秀右傾錯誤危害革命的緊急關頭，他能夠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在張國燾企圖另立中央的危急關頭，他能夠運籌帷幄，化險為夷。在七大前后，他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tǒng)一，鞠躬盡瘁，有效地實現(xiàn)了全黨的團結統(tǒng)一。縱觀歷史，中國共產黨在七大前后的十余年里，在抗日團結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旗幟下得到長足的發(fā)展，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能夠迅速奪取全國勝利，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任弼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任建云，湖南省汨羅市市志辦副編審）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