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任弼時的學習觀

曹陽

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一生酷愛學習，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不停地學習，樹立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明確學習目的；運用理論聯系實際的高效學習方法；培養從頭學起、持之以恒的良好學習習慣為主要內容的學習觀。讀書學習是領導干部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們國家歷來講究讀書修身、從政立德，任弼時的學習觀不僅是他光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于我們今天加強學習，建設學習型政黨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一、明確的學習目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內憂外患，社會極端不平等，任弼時同許多進步青年一樣都在為找到一條改造社會、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而努力探索。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對于在昏暗、混亂中苦苦求索出路的中國青年來說，是一道令人興奮的光芒。五四運動后，任弼時走向革命實踐，在探索與比較中，找到了改造社會的理論和方向，并立志追求。1921年5月，他準備赴莫赴科東方大學學習蘇俄革命的理論和經驗，以實現理想。臨行前，他深情地寫了一封家書，表達了自己此去蘇俄學習的目的，“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來日當可得覽大同世界，兒在外面心亦稍安”【《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任弼時以“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的抱負和決心，去學習改造社會，建立“大同世界”的方法和道路。“大同世界”在古代指人人友愛，沒有戰爭的社會。而在此內憂外患、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任弼時所謂的“大同世界”，更多的是“振興中華”的社會理想。由此可見，任弼時在此時已確立明確的學習目的：尋求救國之路以實現民族復興。而在東方大學中國班，黨支部又將這一目標更加明確提出：我們來俄的目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革命經驗，訓練自己成為很好的共產主義者，回國后“代表無產階級活動”。1924年7月，任弼時圓滿地完成了他在東方大學的學習，回國之前，在莫斯科紅場堅定地表示，已經“決定了”，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參見《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7頁。】，此后直到臨終，他用一生實踐了這個承諾。

圍繞實現這一明確的學習目的，任弼時尤其強調學習的重點。即學什么才更加有益于實現民族復興？針對不同時期的具體任務，任弼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黨的歷史等理論為重點，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被歷史推向了時代的風口浪尖，這樣一個年輕的政黨，如何領導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如何帶領中國人民從黑暗走向光明。為了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使命，任弼時強調黨員干部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掌握了先進的理論，才能實現全黨政治思想的統一、政治信念的堅定，才能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戰斗力。他認為，提高黨的理論水平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因為通過學習理論，才會了解事物的發展規律。“懂得了社會發展規律，知道了革命運動的規律，行動就有了辦法，而不是盲目亂碰。今天我們黨處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大時代中，要取得這一戰爭的最后勝利，就要看能否運用馬列主義理論來正確地決定策略路線；而黨的正確的策略路線，又要靠全黨能否正確地執行。所以提高黨的理論水平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頁。】

1943年，在延安時期，鑒于中國共產黨曾經走過的曲折道路，任弼時又提出了每個黨員都必須學習黨的歷史以及在這條道路上逐步確立并經實踐證明了的毛澤東的思想，在黨的成長歷程中總結經驗。他旗幟鮮明的提出“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就是運用這種方法創造了一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并在不斷的革命實踐中不斷增添新的東西。”因此，我們學習馬列主義，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他在起草《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又提出了檢討歷史的意義和學習黨史的重要：“我們黨經過二十多年的英勇奮斗，不僅是積累了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而且存在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革命理論”，要求全黨“首先要研究和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頁。】。在撰寫的七大會議講話稿中，任弼時進一步指出“黨今后在重大轉變中能否經得起考驗，還要看以后的鍛煉和進步”，“學習中國黨史，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作風，還是一個重大的任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頁。】。這里，任弼時所提出的黨員干部的學習重點是由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所決定的。他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雖然是一個年輕的黨，但自創立以來也經歷了許多風雨，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要走好以后的路，必須回顧以前的路。

在新中國成立后，以學習有益于新中國建設的科學為重點，以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新中國的成立讓中國人自豪地站立起來了，這是在實現民族復興道路上的取得的重大勝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面對一窮二白的社會面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新任務。這時，任弼時又對學習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需要幾代人的接力，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任弼時將這一要求，更多地在青年一代中提出，對青年寄予了深厚期望，反復強調“不要忽視青年的學習和教育”。1949年，任弼時精心組織和領導完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重建工作。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囑托青年團員要加強學習，“應當成為學習的模范，特別努力學習于建設新社會有益的科學”，要求青年團要在群眾中進行工作，其總目標是“團結和教育青年一代”、“領導青年學習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各種理論與實際”。即“一方面，學習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科學、技術知識，提高青年團員及廣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各種具體工作上的實際運用”。并將領導和鼓舞青年團員，“在各種不同的實際工作中進行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以便為革命事業“培養出千千萬萬有高度政治覺悟又有堅強的實際工作能力的優秀的革命后備軍”，使團成為黨的得力助手。【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頁。】

不僅對廣大青年，對自己的兒女，任弼時也提出了同樣的學習要求。這一時期，任弼時在給兒女的書信里，總要和他們談論學習，教導他們努力學習，將來可以為國家多作貢獻。1948年10月，大女兒任遠志在晉綏解放區上中學，任弼時殷殷囑托：“學習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時間去學習”，“建設事業就是要有科學知識”，“學好一個工程師或醫生，必須先學好數學、物理、化學，此外要學通本國文，并學會一國外國文，有了文字的基礎，又便利你去學科學”【參見《老一代革命家家書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頁。】。1950年，任弼時在莫斯科休養期間，他的二女兒任遠征以第三名的好成績考上了中學，任弼時收到消息十分開心，在給遠征的信里，他鼓勵她到中學后像過去一樣繼續努力學習，“將來轉進高中和大學一直好好的學習，把自己培養成為社會上最有用的人材。”【參見《老一代革命家家書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頁。】小女兒任遠芳出生于莫斯科，一直被寄養在國際兒童院，雖然沒有在身邊長大，但父親卻常常牽掛著她，寫信教導她要多學習，1949年11月，任弼時在給11歲的任遠芳的信里說到：“中國已經從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手中解放出來了！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國人民今后的任務是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為此，需要許許多多的各種各樣的專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學習，在蘇完成學業之后，‘成為一名優秀的專家’。”【參見《老一代革命家家書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頁。】任弼時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高度重視青年和青年工作，在對青年的學習要求中，又把學習建設新中國的各種理論與實際，學習建設于新社會有益的科學作為學習重點，這些都是與他所確立的實現民族復興的學習目標相一致的。

任弼時圍繞不同時期所確立的不同的學習重點，無論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歷史，還是學習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各項技能，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二、高效的學習方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明確了學習目標，選擇正確的學習方法同樣重要。任弼時既批評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也批評忽視理論的經驗主義。正因為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和良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使他能夠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實事求是。同樣，在學習上，任弼時倡導全面的學習，不僅要從書本上學習理論，還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此，任弼時提出了“要把理論與實踐、工作與學習聯系起來，配合起來”的高效學習方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頁。】理論學習的旨意在于通過學習和研究前人的知識成果形成新的結論和新的認知，而要實現這個目的，就離不開實踐這個環節。1925年，他剛從莫斯科學習回國后，經過半年的工作，就感到之前的在莫斯科的學習沒有注意實際研究，缺乏處理實際工作的經驗，“甚至較國內實際工作者尤為幼稚”，他認為玄空的理論，在實際工作中是沒多用處，“至多能做點文字宣傳上的幫助，然做文章看書又沒有時光，且空空普遍的理論”，因此，他致信尚在莫斯科學習的羅亦農和王一飛，希望他們能“多將黨團、工會等組織教育等經驗以后能多注意”，注意學習對實際應用有用的東西。【參見《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頁。】

在東方大學培養的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使任弼時更能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加上他善于獨立思考問題，因此，任弼時成為較早主張并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任弼時總結社會主義青年團“三大”的決議精神，在《怎樣布爾什維克化》的文章中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不應做一個不顧環境的模仿主義者”【《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在他看來，學習的目的終究是為了解決問題。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習方法是任弼時一以貫之的主張，在后來的革命征途中，他反復強調學習的實踐作用，并具體到不應教條地學習馬列主義，而應使之成為行動的指南，使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具體化、中國化。1942年，任弼時在擔任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主任期間，他提出中央黨校的學員要多學些馬列主義理論，學習運用理論分析問題，同時學習些實際政策，“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要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我們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馬列主義，過去光讀書本，孤立地學習，脫離實際，無法懂得馬列主義。”【《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頁。】1943年，他在為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撰寫的文稿中進一步說明：“其實，我們學習《資本論》，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學習中能夠得到方法，得到經驗，去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理論與實踐在我們的學習與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離的。我們天天要領導群眾行動，就天天需要理論來指導。這種理論不是憑空想出的，而是從群眾中來的，是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把群眾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這就是有理論指導的實踐。”【《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頁。】他提出黨員干部必須認識到，一切實際工作中都有馬列主義，一切黨的正確決定都有馬列主義理論。但也不能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還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

要做到在實踐中學習，任弼時首先提倡必須向身邊的其他同志學習。任弼時30年的革命生涯，經歷了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整個過程，在革命戰爭中，任弼時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是毛澤東同志的得力助手，參與制定了很多黨的重大決策，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常提醒同志們要學習毛澤東的工作方法，“學習毛主席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頁。】不要從主觀的態度去從事工作，制訂計劃，必須要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任弼時又號召大家學習毛澤東同志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問題。任弼時與賀龍曾多年并肩作戰，在偉大的長征中，任弼時率紅六軍團從湘贛突圍西征，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合，在湘鄂川黔創建新的根據地，一年后又一同長途遠征，一同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任弼時稱贊賀龍是一個“真正身經百戰的勇士”，“對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是堅決而踏實地執行的，從不以軍隊勢力和黨對立，不把軍隊看得比黨高”，他號召大家要向賀龍學習，學習他對黨對革命的踏實，學習他的立場堅定、大公無私。【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276頁。】

不僅要向領導同志學習，任弼時認為，同志之間，無論是來自何處，也無論是什么級別，都要做到相互學習。1940年9月，在一次邊區中央局的常委會議上，任弼時提出外來干部要了解當地的歷史，尊重地方干部，向他們學習；地方干部也須向外來干部學習。【《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頁。】1944年，任弼時告誡南下的同志們要首先求得與地方干部的團結，虛心向他們學習，“不要以為我是老資格，是延安來的。應該首先要尊重他們，和他們團結。對上級應當服從領導，對同級應當尊重他們，對下級也要向他們學習。要承認他們那段歷史有功績，雖然他們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們這次去的同志差一些，我們也應該采取幫助的態度，向他們學習的態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頁。】

此外，任弼時更加提倡黨員干部要虛心向群眾學習，樹立群眾觀念。任弼時認為向群眾學習，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是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是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1943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任弼時撰寫了《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的文稿，文中系統闡述了他的向群眾學習的觀點。他寫道：“我們只有先向群眾學習，向具體事件學習，才能有辦法再轉而去指導群眾行動。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這就要求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并有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決心。”即使是在國民黨反動集團行將瓦解，解放戰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任弼時仍舊清醒地提出領導干部要向群眾學習。1948年4月，任弼時出席了在城南莊召開的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是五位書記從延安分手后第一次聚首。任弼時在會上提出“領導者要學習黃河船夫，舵手在驚濤駭浪中把準方向，預見風向水勢”【《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25頁。】。任弼時用生動的語言說明在無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領導者都要善于向群眾學習，要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找準方向，看清路線。任弼時在這里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只有植根于人民群眾之中，虛心向群眾學習，才能更加密切與群眾的聯系。任弼時“向群眾學習”的學習觀點也是黨員干部走群眾路線的一條重要渠道，只有向群眾學習，拜人民為師，才能在實踐中增強帶領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本領。

三、良好的學習習慣：從頭學起、持之以恒

在學習實踐中，良好的學習習慣有助于提高學習效率、更快掌握學習方法，達成學習目標。任弼時認為學習無處不在，他不僅主張而且身體力行地做到了不懂就學、從頭學起，并持之以恒，他的良好的學習習慣也影響了身邊的很多人。

任弼時主張不懂就學，從頭學起。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負擔十分嚴重的情況下，毛澤東指示陜甘寧邊區“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和民眾團體整個工作的中心，在邊區的六萬五千干部和部隊要爭取全部自給”，任弼時在代表中央領導邊區工作后，深感責任重大。雖然早在1931年中央蘇區工作時，任弼時就已經接觸經濟工作了，在湘鄂川黔根據地也曾領導過經濟建設，而像這樣面對敵人嚴重的經濟封鎖，邊區經濟又異常困難的情況下主持經濟工作，還是有很大挑戰的，需要摸索出適應新形勢的新方法。加上這時，我們黨對政治和軍事斗爭比較熟悉，而對于經濟建設工作卻比較陌生，很多同志都“并不知道怎樣去經營商業這回事”。這時候，任弼時告誡大家“商業貿易是有數千年的發展史，積累有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學問，絕非一個門外漢所能立即精通的”，一切都要從頭摸索，“然而商業是一門復雜的學問，‘行行出狀元’，這一句話說明任何一個職業都有其精微奧妙的高深知識，絕不能看成是輕而易舉的事，要學會一行，就必須虛心地從那一行的ABC學起才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47頁。】盡管有著一定的經濟建設經驗，但任弼時仍以這種從頭學起的決心，領導陜甘寧邊區開展經濟建設。在他的帶領下，打破了敵人的封鎖，邊區經濟得到了發展。

他不僅要求自己，也常常鼓勵別人從頭學起。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任弼時因病在玉泉山療養，在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張愛萍前來探望時，任弼時向他詢問起華東海軍建設情況。當得知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確定的方針，在一定時期內可以組建一支初具規模的、作為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的基礎的華東海軍艦隊時，十分興奮。他說：“我們中華民族歷來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多是從海上來的。”但由于建設海軍是一項新的工作，沒有多少經驗可以借鑒，需要從頭學起，任弼時又鼓勵張愛萍安心工作，“不會作海軍工作，就應該努力學習，這樣我們才能解放臺灣，保衛海防，我們中國人民就再也不會受帝國主義的海上侵略了。”【《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95頁。】

任弼時始終堅持學習，持之以恒。任弼時即時身處劣境，他也能堅持學習，1928年，由于叛徒出賣，任弼時在工作中不幸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在安慶的飲馬塘看守所。據當時安徽省臨委的秘書柳湜回憶，任弼時在獄中幫他分析案情時告誡他說：年輕人有個缺點，就是急躁，總想馬上沖出監獄。能沖出去自然好，但明明沒有這樣的條件，就要準備坐牢，利用坐牢時間學習。同在一個監獄的蕪湖市黨的區委書記戴映東回憶說：在弼時同志的啟發下，許多同志都能以正確態度對待獄中生活，獄中學習的空氣濃厚起來。在柳湜等同志領導下，成立兩個學習組，一是工農分子學文化，一是有文化的同志學理論，使難友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頁。】

任弼時要求自己“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他這種堅忍不拔、甘于自我犧牲的精神，被同志們形象地譽為“駱駝精神”。在學習中，他同樣有著堅持不懈的韌勁，沒有休息，不計享受，即使在病中，也不忘學習。因此，他的學習精神也是這種“駱駝精神”的重要體現。1950年3月，任弼時在蘇聯療養期間，心系新中國的建設，他除了按醫生囑咐每天散步等室外活動，其余時間都在學習，他閱讀《真理報》和《黨的生活》雜志，把其中有關的文章摘錄下來，譯成中文，他的關注點集中在戰后蘇聯經濟恢復工作和黨的組織的建設方面。在他的秘書朱子奇提前回國前，他特意購買一批有關蘇聯經濟建設方面的圖書帶回國去，對他說：“我們國家將要開始經濟建設，搞經濟建設沒有知識是不行的，要學習別人的經驗。”還特別提到要學習建立水電站，管理集體農莊和辦人民福利事業的經驗。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學習必須養成良好的習慣，貴在持之以恒，重在學懂弄通。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知識經濟方興未艾，知識問題也呈幾何級數增長，學習已成為世界的潮流。但有的同志卻常常抱怨“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學習”，這絕不能成為我們放松學習的理由。領導干部應該學習任弼時，養成這種不懂就學，從頭學起，堅持學習，持之以恒的學習習慣，把學習作為一種追求、一種愛好、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學樂學。

1950年5月，任弼時結束在莫斯科的治療后返回祖國。他心系新中國的各項建設工作，多次致書毛澤東，請求工作。當得到同意，恢復部分工作時，任弼時覺得有許多事需要馬上去做，他詳細了解當前的工作安排，聽取工作匯報，還十分關注朝鮮的戰局，每天閱讀電報，查看地圖。7月，他為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題詞：“學習、學習、再學習！”【《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頁。】精練的話語擲地有聲，充分體現出任弼時對學習的高度重視。三個多月后，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因病溘然長逝，他一直學習工作到生命的最后，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楷模。

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一以貫之地把加強學習作為一項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戰略任務來對待、來倡導、來堅持。進入新世紀，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了建設學習型政黨的歷史任務。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我們的干部要上進，我們的黨要上進，我們的國家要上進，我們的民族要上進，就必須大興學習之風，堅持學習、學習、再學習，堅持實踐、實踐、再實踐”【摘自2013年3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任弼時的為學之道、學習精神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他在革命征途中留下的這些對學習的論述，對我們今天加強干部理論學習，建設學習型政黨更是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

（作者曹陽，中共揚州市委黨史辦征研三處處長）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