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如何總結黨的歷史的

——重讀《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張穎

延安整風運動后期，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高級干部范圍內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1944年5月開始，由任弼時主持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開始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此，原各蘇區和各部隊也分別召開了總結歷史問題的座談會。1944年10月26日，任弼時在討論湘贛蘇區歷史問題的座談會上發言，這個發言后來在收入《任弼時選集》時題名為《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今天我們重讀這篇文章，仍能感受到作為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任弼時的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情懷和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風范。

一、“我們在研究歷史問題時，應該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是我黨的優良傳統，在主持召開湘贛座談會的時候，任弼時十分強調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記載黨的歷史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在研究歷史問題時，應該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看出錯誤并研究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績。我們不是否定一切的態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頁。】

實事求是地記載黨的歷史就是要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歷史問題常常是現實問題的源頭或背景，現實問題又往往是歷史問題的延續或翻版。對歷史問題涉及的人和事如何評價如何處理，對歷史問題提供的經驗教訓如何總結如何運用，必然引發人們的現實思考，影響人們的價值評判與價值取向，有時還會影響到某個人、甚至一群人的政治生命與革命積極性。黨史研究更是如此，它需要把重大的歷史事實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和判斷，而不是離開歷史條件的變化，用后來的政策去衡量和評價。任弼時深諳此點，他在湘贛座談會上明確提出，研究湘贛蘇區歷史問題，“要以歷史的觀點去看問題”，“我們不能夠以現實的眼光去看歷史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頁。】他舉例說：在福建事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采取和他們合作，打擊蔣介石，以爭取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那個時候沒有這樣做，這是錯誤的。但是超過這些要求，說那個時候與蔣介石也應該合作，這就不對了。”此前，任弼時在向陜甘寧邊區系統的干部作整風學習動員時，也曾提出的“要全面看問題”的觀點，他說：要全面看問題，所謂全面，就是對歷史上發生的錯誤“要照顧到時間、地點、條件和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既要看到缺點錯誤，也要能發現優點。這樣，在開展批評時，才會“對己要嚴，對人要寬”【《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86頁。】。在分析處理歷史問題時，才能對事對人對歷史負到責任。這里，任弼時就是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問題，所以比較容易得出科學性的結論。

評價歷史難，當事人評價剛剛過去的歷史更難。這里最關鍵的是必須要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立場對待歷史。任弼時在這方面尤為突出。在座談會開始，任弼時就指出，湘贛舊省委和新省委兩個時期都執行了“左”的路線，而且新省委執行的是更“左”的路線；他具體檢討了以他為首的新省委在查田查階級、思想斗爭、群眾動員工作及肅反等問題上的突出的“左”。他還客觀地分析了新舊省委各自的工作成績及共同的缺點，明確否定了所謂舊省委（王首道、張啟龍等）篡黨、蔡會文篡軍的說法。而對于他自己在新省委書記任上沒有盡到的責任，則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對清理舊案，我沒有盡到責任。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頁。】任弼時實事求是地對湘贛新舊省委的問題進行了評價，不避諱，不隱瞞，直面問題，使參加者一下子擺脫了思想束縛，會議氣氛變得熱烈而坦誠，會議效果也自然是事半功倍了。

二、“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克服自身問題的有力武器。但是，批評不易，自我批評更難。

任弼時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犯過錯誤，工作中有過缺點和失誤，但與眾不同的是，對此他毫不隱諱，而以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一個負責的領導干部的寬廣胸懷，嚴格地自我批評，深入地檢查分析自己的缺點及其產生的根源，以此吸取教訓，警誡自己，并最終實現改正錯誤、改進工作的目的。正如任弼時自己所說，“把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密密地包藏起來，諱莫如深，那就不會考慮到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會找出一個改進工作的辦法”。“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297頁。】

任弼時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任弼時開宗明義，提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頁。】作為當時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任弼時對自己在湘贛省委時期，由于認識上的失誤，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段工作中，還是有許多缺點錯誤的，執行的路線還是五中全會臨時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后發展得更“左”的路線。在土地問題上、軍事問題上，都有“左”的錯誤。在肅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他對張啟龍表示：“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現在我向你道歉！”

對自己應當擔負的過失與責任勇于承擔，必須心底無私，出以公心，這樣才能襟懷坦白，勇于修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任弼時具有這種精神。任弼時對歷史問題采取尊重事實的科學分析態度和對自己錯誤的嚴格的自我批評，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實事求是精神。他客觀、坦誠的分析和總結，勇于承擔責任的精神，使原來湘贛省委的干部統一了認識，分清了是非，能夠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事實證明，任弼時對于自己所犯錯誤的檢討批評，絕不是了結個人恩怨，更不是隨風轉舵，而是為了從中引出教訓，并以此為戒，啟發教育全黨，使今后少犯或不犯類似錯誤，避免不必要的失誤。而任弼時以身作則，率先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黨的七大提出著名的黨的三大作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三、“使黨團結統一，才能更加發揮我們的力量”

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重要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而“善于團結干部一道工作，是弼時同志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蕭克：《團結戰斗玉汝于成》，《人民日報》1987年9月24日。】。在任弼時看來，“使黨團結統一，才能更加發揮我們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來堅持斗爭，才能渡過最困難的時期，走向勝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頁。】

要想團結同志，就需要正確地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人物研究是黨史研究的一個難點，對于人物的功過是非需要公道評判，不因為犯過錯誤而抹煞其貢獻，也不因為有過功勞而掩飾其錯誤。任弼時十分強調這一點，他說：“我們檢討歷史問題的目的，對黨來說是要很好地檢討那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個人來說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責任應歸哪個人負，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對過去錯誤的檢討來教育全黨。總起來說，我們不是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而對個人來說，則應著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錯誤。如此，才能夠對黨對個人都有利益。”【《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頁。】在這里，任弼時運用了“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使問題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所謂團結，就是不過分追究歷史責任。所謂批評，就是有錯誤一定要敢于指出。再團結，就是在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基礎上，團結一致，實現勝利。團結成為這一方針的關鍵一環。

為了能真正地通過搞清歷史問題，實現黨內團結，任弼時發言的最后一部分著重強調了舊省委的成績，這不是泛泛地去總結，而是針對性極強，直接點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湘贛的問題在于解決歷史問題，歷史問題解決了，自然就能起到團結同志的目的。正是因為如此，任弼時在發言中多次指出，舊省委有成績，因為“其中還是有些作過實際工作的同志”，他明確表示“王首道、張啟龍等就有實際工作的經驗，與群眾有密切聯系”，后來新省委“對王首道、張啟龍以及甘泗淇這些同志的打擊都是不對的”，創造湘贛紅軍，譚思聰、王振、譚家述、李天柱、蕭克、蔡會文等同志“是有功績的”，任弼時這樣點名強調舊省委的成績，解決了一大批同志的思想包袱，使他們愉快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對于任弼時的這個發言，王首道曾評價說：“他襟懷坦白，熱情誠懇，嚴格依照實事求是的原則，既敢于批評別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又嚴于解剖自己，做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王首道：《任弼時同志的實事求是精神——寫在〈任弼時選集〉出版的時候》，《解放軍報》1987年9月29日。】另一位當事人張啟龍評價說：“他的總結發言，通篇充滿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充滿了實事求是和嚴于自我批評的精神。他對于湘贛邊區歷史的回顧，對前后兩屆省委工作得失的評價，對經驗教訓的總結，令人悅服，的確是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總結歷史經驗的范例。這次座談會和他的總結，對統一湘贛各個時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進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張啟龍：《往事與懷念》，《人民日報》1984年5月13日。】

任弼時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這個發言，通篇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他的“這種坦率的實事求是態度，使到會同志很受感動”【王首道：《任弼時同志的實事求是精神——寫在〈任弼時選集〉出版的時候》，《解放軍報》1987年9月29日。】。“感到他所說的符合當時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者，能夠敢于承擔責任，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使我們深受教育。”【參見王首道：《“他是我們黨的駱駝”——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七十五周年》，《懷念任弼時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這個發言文風樸實，觀點鮮明，不浮飾，不推諉，成不居功，敗不諉過，不文過飾非，不矯枉過正，為后來的黨史研究樹立了榜樣。

湘贛工作座談會是在抗日戰爭即將迎來全面大反攻階段，延安整風進入最后階段，黨的七大即將召開的重要歷史時期召開的。這次座談會全面總結了湘贛時期的經驗與教訓，為以原湘贛部隊為基礎組建的三五九旅南下開辟新的抗日戰場，為《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最終完成，為延安整風繼續深化，為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起到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講話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人民日報》2013年6月27日。】在書寫這部教科書時，任弼時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和團結同志的目的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黨課，其中表現出的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更是值得每一位黨員學習。

（作者張穎，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