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怎樣開展自我批評的

潘敬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清除黨內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在這方面，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樹立了崇高的榜樣。今年是任弼時誕辰110周年，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的精神風范，特別是他勇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勇氣和方法，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一

延安整風運動后期，中共中央領導全黨高級干部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1944年10月26日，任弼時在討論湘贛蘇區歷史問題的座談會上發言，這個發言后來在收入《任弼時選集》時題名為《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湘贛蘇區是1929年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后，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重返井岡山，恢復和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由于湘贛蘇區是在“左”傾路線越演越烈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存在著如何評價湘贛蘇區歷史的問題。特別是湘贛蘇區在“左”傾路線統治中央蘇區時期，執行了“左”傾中央的肅反政策，因此也存在著個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復雜的問題。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不久，成立了以王首道、張啟龍、袁德生等為核心的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和省委，這段后來被稱為舊省委的時期，雖然所執行的是臨時中央制訂的“左”的政策，但臨時中央到蘇區后，反而指責湘贛省委，以“右傾機會主義動搖”的罪名，撤銷了王首道的省委書記職務，打擊了張啟龍、袁德生等省委領導。1933年6月，任弼時到湘贛后成立了新的省委。這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形態已經完備，“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舊省委自然表現要更‘左’”，但仍無法滿足臨時中央的“左”傾要求，任弼時領導的新省委仍被批評“還有右傾機會主義”。

湘贛蘇區的問題由于當時一直處于戰爭時期，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種情況，直到延安整風的后期才得以解決。延安整風的最后階段，抗日戰爭即將迎來全面大反攻階段，黨的七大即將召開，黨中央認為有必要對各個蘇區的歷史做出結論，而作為中央黨的歷史問題準備委員會召集人，任弼時也表示有必要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對湘贛蘇區的這段歷史給予評價。正是因為如此，任弼時以當年湘贛新省委書記、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也被認為是這次會議的總結發言。

二

任弼時的發言開宗明義就提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頁。】作為當時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任弼時對自己在湘贛省委時期，由于認識上的失誤，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段工作中，還是有許多缺點錯誤的，執行的路線還是臨時中央的更“左”的路線，在土地、軍事、肅反等問題上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對張啟龍以及甘泗淇這些同志的打擊都是不對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他對張啟龍表示：“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現在我向你道歉！”他還肯定了新舊省委的工作成績，并分析了得到成績的原因。他說：“這兩個時期的省委雖然很左，但其中還是有些做過實際工作的同志，如首道、啟龍等同志就有實際工作的經驗，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系。他們在執行左的路線，遇到某些困難阻礙之后，有些修正。”“這也是我們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績的原因”【王首道：《任弼時同志與湘贛根據地——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八十周年》，《人民日報》1984年4月29日。】。

任弼時的這個發言，文風樸實，觀點鮮明，不浮飾，不推諉，不文過飾非，不矯枉過正。他的這種坦率的實事求是態度，使到會同志很受感動。參加了這次會議的王首道感慨地說：“作為一個領導者，既能坦率誠懇地批評別人，又敢于承擔責任，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勇于自我批評，確實使我和到會的同志深受教育。”【王首道：《任弼時同志與湘贛根據地——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八十周年》，《人民日報》1984年4月29日。】另一位當事人張啟龍評價說：“他的總結發言，通篇充滿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充滿了實事求是和嚴于自我批評的精神。他對于湘贛邊區歷史的回顧，對前后兩屆省委工作得失的評價，對經驗教訓的總結，令人悅服，的確是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總結歷史經驗的范例。這次座談會和他的總結，對統一湘贛各個時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進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張啟龍：《往事與懷念》，《人民日報》1984年5月13日。】

任弼時對歷史問題采取尊重事實的科學分析態度和對自己錯誤的嚴格的自我批評，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實事求是精神。他客觀、坦誠的分析和總結，勇于承擔責任的精神，使原來湘贛省委的干部統一了認識，分清了是非，能夠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

三

對自己應當擔負的過失與責任勇于承擔，必須心底無私，出以公心，襟懷坦白。任弼時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犯過錯誤，工作中有過缺點和失誤。但與眾不同的是，他對此毫不隱諱，而以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一個負責的領導干部，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不斷予以揭露批判，引出教訓，警誡自己，教育全黨。他認為，運用黨內民主，開展自我批評，是轉變工作作風、認識和糾正錯誤的關鍵。他說，“把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密密地包藏起來，諱莫如深，那就不會考慮到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會找出一個改進工作的辦法”。“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297頁。】任弼時在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提出：要采取自我批評精神，以文件作標準，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己要嚴，對人要寬”，深入地檢查分析自己的缺點及其產生的根源，找出改正辦法。【《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頁。】

任弼時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延安整風期間，他對自己嚴格解剖，從不諱言自己的過失。他曾多次對自己在“左”傾路線影響下所犯的錯誤作自我批評。他坦言，土地革命時期他雖然對“左”傾錯誤有所抵制和批判，但仍然承認并執行過這條路線，他對自己一度自覺不自覺地貫徹執行六屆四中全會確立的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一再做誠懇、深刻、系統的檢討。在1941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43年11月的中央高級學習組會、1944年10月的湘贛工作座談會上，他都是以坦蕩的胸懷、實事求是的態度，既敢于批評別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更嚴于解剖自己，作自我批評。甚至在為黨的七大準備的發言稿中，他仍表示：“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頁。】通過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任弼時吸取著經驗教訓，并促使自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改正錯誤，改進工作。

事實證明，任弼時對于自己所犯錯誤的檢討批評，絕不是了結個人恩怨，更不是隨風轉舵，而是為了從中引出教訓，并以此為戒，啟發教育全黨，使今后少犯或不犯類似錯誤，避免不必要的失誤。而任弼時以身作則，率先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為黨的七大提出著名的黨的三大作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劉少奇在任弼時追悼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范的革命職業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者之一。”【《首都四萬余人集會追悼任弼時同志劉少奇同志講述弼時同志卅年間偉大的革命業績號召向他學習努力完成中國人民最后解放的事業》，《人民日報》1950年10月31日。】聶榮臻也曾表示：“從共產黨員應有的修養來說，我以為最值得學習的是弼時同志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聶榮臻：《致中宣部的信》，《人民日報》1984年4月29日。】堅持黨性原則，是做合格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是衡量黨員立場和覺悟的準繩，作為我黨模范的共產黨員，任弼時敢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勇氣，恰恰是他堅持黨性原則的真實寫照，我們應該學習他。

（作者潘敬國，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