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任弼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

石海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所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任弼時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革命生涯同黨的建立、發展、壯大的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黨的建設方面提出過許多重要思想和觀點，對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過比較詳細地闡述，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積極推動者與實踐者。當前，在全黨普遍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際，認真學習和深入研究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任弼時對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他是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積極推動者

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過程中始終注重和強調要在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為“沒有批評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談不到團結”，要求黨內同志“為了黨本身的利益，批評必然是盡可能坦率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頁。】。在列寧的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理論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就明確指出，“自我批評對于任何一個富有活力、朝氣蓬勃的政黨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列寧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頁。】俄共（布）成為執政黨后，列寧更加強調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頁。】。

任弼時曾赴蘇俄學習3年，比較系統地掌握了馬列主義理論，也接受過“批評自我批評”的政治訓練，對黨團組織生活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既有理論認識，更有實際體會。【《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因此，他在回國后的革命斗爭歷程中，特別重視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對如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29年6月，他主持江蘇省委宣傳工作時專門創辦了一份“教育黨內同志的通俗刊物”——《教育周刊》【《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主要刊登“改良支部的意見及工作經驗的討論”，要求大家“拿文章來，拿批評來”，其實質就是一份供黨內同志開展批評與自我評批評的內部黨刊。1930年5月，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團中央的指示信中，再次明確要求“各級組織應自我批評，廢除官樣文章，注重實際指導”【《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頁。】。1935年11月，他針對部隊出現的少數違反紀律的現象大聲疾呼，要求各級首長和政治機關“以徹底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深入的檢查各個部隊中的紀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頁。】。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他又以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與朱德等聯名發布整軍訓令，要求連以上的各級干部必須參加黨小組會議，“發展正確的自我批評”【《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頁。】。1942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解放日報》改造計劃時，批評黨報在整頓“三風”活動中黨性體現得很不夠，提議“報紙要允許討論問題，允許爭論及開展批評和自我指評”【《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頁。】。在全黨開展的整風運動中，他以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協助毛澤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并具體指導了陜甘寧邊區等地的整風運動。他所撰寫的《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和受毛澤東的委托主持起草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全黨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比過去更加統一和團結，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最終升華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二）他是黨內踐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光輝典范

任弼時始終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以超人的膽略和磊落的行動，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對黨內各種危害革命事業和人民利益的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展開正確積極的批評和斗爭。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他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作法，積極主張黨要有自己的獨立主張，要實行土地革命。在處理秋收起義的善后工作中，他科學地總結秋收起義部隊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大無畏的精神否定了共產國際代表要求繼續舉行長沙暴動的主張，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央的決定，而根據實際情況，作出適合實際的判斷和決策，避免了不必要的犧牲。1929年9月，他在總結江蘇團省委組織“九一”示威和怡和紗廠童工斗爭經驗時，特別強調“要從整個方面總結經驗教訓”，既肯定“共青團組織示威工作是積極的”，也指出了“有缺點和錯誤不應該掩蓋，盲動行為我們要堅決反對，但批評始終以教育態度說話。共青團不應驕傲，也不要因批評而喪氣”。

任弼時的最為可貴之處，還在于他富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在延安整風期間，他以對自己、對他人、對黨和歷史負責的態度，檢查總結了自己參加革命2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認識上的失誤，任弼時曾經執行過某些“左”的錯誤政策，為此他多次進行了真誠、坦率、深刻的剖析。他在延安整風時說：“在蘇黨大會中，提出了狹隘經驗論（似乎還有紅軍中游擊習氣）。我對于中央指示及（指責）狹隘經驗論是完全同意的，這也就成為大會中心領導思想。”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他再次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聽他說反對本本主義，所以（我）對反經驗主義很合胃口。黨大會政治報告是稼祥寫的，組織報告是我寫的，搬了許多教條。”對主持過的湘贛省委工作，他客觀地分析了湘贛蘇區的歷史，實事求是作了總結：湘贛新舊省委都執行了“左”的錯誤路線，在土改、思想斗爭、動員群眾、肅反和軍事方面，都執行了一些錯誤政策，而由他領導的新省委比舊省委在思想、政策上表現得要更“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頁。】。在為中共七大準備的發言稿《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他更是就毫不諱言地坦承：“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頁。】

任弼時對歷史問題所采取的科學分析態度和嚴格的自我批評，閃耀著徹底唯物主義者的思想光芒，表現了共產黨人服從真理的革命精神，不愧為黨內踐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光輝典范。

二、任弼時關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觀點

（一）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思想武器

1.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純潔黨的組織的有力武器。任弼時清醒地認識到，由于中國黨創建和發展所處的歷史環境，黨的成分“絕大多數不是來自無產階級”，他們“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還很濃厚，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的現象在黨內的表現還相當嚴重”【《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頁。】。同時，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發展成為擁有數十萬軍隊，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政權和大量敵后抗日根據地政權的大黨，因此黨內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上的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等傾向，甚至還有貪污、腐化、墮落的現象。他嚴厲地批評了軍隊中的軍閥主義，指出它是一種蛻化變質的嚴重錯誤，把同志間的“正確的原則關系變而為無原則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瞞上欺下，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擠，拒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些人雖是少數，其危害甚大，“起著一種腐蝕和瓦解革命軍隊的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頁。】他認為，要肅清黨內的這些現象，保持組織純潔，“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內發動所有的黨員群眾，在政府系統中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大家來進行批評和監督”，“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進行反對自由主義、官僚主義、軍閥主義傾向以及貪污腐化的斗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5頁。】

2.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促進黨團結統一的強大動力。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團結統一，并不是一帆風順實現的，而是在不斷地反對偏離黨的正確原則和路線的各種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在不斷地克服和糾正自身的錯誤和缺點中實現的。任弼時指出，必須開展“嚴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深入到思想領域中去解決問題”，對黨內不正確的思想和傾向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和糾正，才可能使全黨在思想上取得一致，從而奠定黨的政治上、組織上團結統一的牢固基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頁。】在具體方法上，任弼時明確提出：“要把發表意見、發點牢騷與對黨反攻加以區別，不應隨便加人以反攻帽子來抑制黨內的民主”；正確的態度是，“要創造機會讓一切對黨有意見的同志充分發表他們的意見，甚至有牢騷也讓其發泄出來”，“對黨員干部正確的批評和意見必須接受采納，對領導機關或其人員正確的批評指責必須傾聽和反省，對其錯誤的意見也必須指出和批評”。這樣，“讓一切有意見的同志說出他們想說的話，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黨內的團結。”【《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454頁。】

3.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擴大黨內民主的重要途徑。任弼時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內民主生活的有效實踐方式，發揚黨內民主的實質就是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早在中央蘇區時期，他就如何推動全蘇大會的選舉運動發出號召：“鼓勵選民批評政府過去的工作，建立真正的工農民主制。”【《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他認為，黨內之所以會出現壓制民主的現象，其原因“主要的還是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因為“民主作風是要靠長期培養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黨內必須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允許黨員說出心里話，則能有真正民主的實質。”【《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461頁。】針對黨內部分同志擔心讓群眾監督和向群眾檢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會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的心理，他嚴肅地指出，這種顧慮的實質是害怕批評、諱疾忌醫，“正確地擴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與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頁。】同時，他也提醒要防止出現另一個極端：“如果有人利用黨在一個偉大運動中的某些缺點錯誤，而宗派主義地及惡意地攻擊領導，不是為著弄清是非，鞏固團結，而是有意要造成黨內紛亂和進行派別活動者，則必須加以防止和反對。”【《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頁。】

4.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改進黨的工作的可靠保證。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難免犯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任弼時認為，有了缺點錯誤并不可怕，只要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真加以改正，就能在以后的工作取得不斷進步。基于這個角度，他指出，“發動黨內同志和黨外群眾對黨政軍民工作進行不客氣的批評，這是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因為，“正確地運用了黨內民主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有什么話大家都說，有什么缺點不隱瞞地揭發出來，這樣才使我們有可能來改進今后的工作”。反之，“只喜歡人家表揚他的成績，卻害怕人家批評他的缺點，把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密密地包藏起來，諱莫如深，那就不會考慮到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會找出一個改進工作的辦法。”最后導致“壞的東西就無法肅清，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的徹底轉變也會受到阻礙”，再好的工作計劃，“也會落空，也會無法貫徹”。他反復強調，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自我批評，不懼怕和正確地對待人家的批評”。1948年4月上旬，他在考察農村土改情況時欣喜地發現，正是通過“真正發動了群眾，發揚了民主，強調了自我批評，這打擊了一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強迫命令的作風，使我黨的工作面貌煥然一新”。

（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遵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

對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任弼時非常擁護和推崇，并在具體指導陜甘寧邊區整風時作過多次闡述，要求貫徹落實到批評與自我批評之中。他指出，“對黨不正確的傾向要加以糾正，說服解釋，開展斗爭；對干部錯誤思想的糾正應該抓得很緊，目的是為了治病救人”，“使大家認識那些錯誤，糾正那些錯誤，改正自己的作風”。如何達到這個目標，他提出要從兩個方面加以注意：

1.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任弼時工作作風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嚴格尊重事實，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敢于實事求是”【《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如何客觀分析和評價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無疑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重要的環節。任弼時認為，“各種各樣的人對自己應該根據各種不同的情況來加以檢討和反省”，簡而言之就是要有“歷史觀點”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既要“看出錯誤并研究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同時“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績”，決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態度。”“要照顧到時間、地點、條件，要注意當時當地的具體的環境”。他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一文中，對地方工作干部在土改運動中所犯的某些錯誤進了客觀分析，肯定地方工作干部的大部分是能夠堅持艱苦奮斗的，之所以發生一些有損人民利益、違背黨的指示的事情，其首要原因是由于上級機關交給的任務太多，時間要求的太緊急造成的。

2.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堅持團結進步的原則。對于歷史上“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處理黨內矛盾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作法和慘痛教訓，任弼時給予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其不僅無益于黨的事業，反而是“削弱黨的力量，破壞黨的團結”。他認為，“對錯誤傾向的糾正和斗爭應該是不客氣的”，但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在于“過分追究個人責任”，“對黨來說是要很好地檢討那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個人來說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責任應歸哪個人負，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對過去錯誤的檢討來教育全黨”，“不致重復已經做過的錯誤和走過的彎路”，從而“達到原則上的分清是非，達到糾正黨內存在的不純和改善領導作風的目的”。為此，他鄭重地建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時，一定要本著“對己要嚴，對人要寬”的正確態度，一方面，要“虛心地、誠懇地、切實地”進行自我批評，并“毫不遲疑地立刻改正”，另一方面，要“正面地、坦白地、誠懇地提出批評”，真正做到“團結互助，愛護干部”。

（作者石海，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人物研究處副處長）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