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群眾工作思想探析

王黎鋒

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長期實踐中，任弼時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群眾觀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積累了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為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任弼時注重依靠群眾，認為“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團結群眾并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任弼時秉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認為“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

歷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任弼時認為，“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哪個黨員脫離了群眾，那他對黨便減弱了自己的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和信賴，不能充分調動和利用群眾的力量，革命就很容易失敗，“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還是要注意于民眾的政治教育，取得民眾之多數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實力發展；同時則須注意到民眾力量的團結。”【《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頁。】“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它能夠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隨時可以調動群眾起來斗爭的時候，方才能表現其偉大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頁。】因此，任弼時認為，要做好組織群眾的工作，贏得群眾的支持和信賴，“這些將決定我們的勝利與失敗，就是斗爭失敗了，如果仍能擴大群眾組織，取得群眾對于本黨的信仰，仍然是我們的勝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頁。】在出席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任弼時指出，青年團的中心任務應是深入發動工農群眾，開展下層工作，壯大組織，獲得群眾。1927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后，全國各地針對國民黨反革命的暴動此起彼伏，而后接連多起暴動又相繼失敗。任弼時在《無產青年》第四期發表的《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一文中深刻指出，一些同志沒有真正了解群眾偉大的力量，沒有去依靠群眾、調動群眾力量，結果就走向冒險主義或犯了玩弄暴動的錯誤，“暴動的目的，是要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因此，必須有廣大的階級及群眾做暴動的基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

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一條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對日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任弼時認為，“只有動員起全民族的力量，經過長期艱苦奮斗，才能獲得最后勝利。因此，我們把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視為在抗戰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頁。】“艱苦地去把人民動員和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不可摧毀的力量，是持久抗戰中軍事、財政和其他種種力量產生的主要源泉。”【《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58頁。】經濟上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使黨的政治影響更加擴大，任弼時在《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中指出，“事實證明共產黨不僅能破壞舊的，而且是有能力來建設新的。當它認真來干這事的時候，它可以依靠群眾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難，而且是極富于創造能力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頁。】

二、任弼時注重維護群眾利益，認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

馬克思認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弼時認為，“我們的黨，是最革命的最能夠代表人民并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我們黨的主張是代表人民的意見與要求的。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從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從勞動群眾的利益出發，來決定我們的主張與政策的，而無產階級與勞動群眾的利益，又是與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0頁。】

黨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能否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任弼時認為，檢驗黨的政策和決定是否正確的標準，“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并能夠動員群眾積極起來去奮斗去實行，只有這樣做到，才是正確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一個革命的政黨，如果只會破壞舊的，而不會建設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設起新的，確實使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比以前在舊社會里要過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會由不滿而反對它的，而它終于要走向失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頁。】他認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是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使人民能夠過著真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頁。】只有發展經濟，發展生產，使人民豐衣足食，政府才能更有力量去進行其他建設事業；也只有在人民更加豐衣足食的基礎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更加發揚人民擁護政權和參加其他建設事業的積極性。

任弼時把關心群眾生活、解決群眾合理的物質要求和具體困難作為發揮群眾積極性創造性的重要因素。“須使群眾從本身利益（階級利益）的爭斗中，去了解去認識，進而去組織自己。”【《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抗戰時期，人民群眾的負擔加重，如果不能切實減輕人民負擔、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很顯然，動員他們積極投入抗日戰爭就比較困難。為此，任弼時認為，“只有認真研究和解決人民群眾生活的具體問題，人民群眾才會擁護它。所以，只有提高邊區的生產，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才能鞏固邊區政權的基礎。”【《毛澤東思想研究》2003年第5期。】1938年1月，他在總結山西前線抗日經驗時指出，“從各方面減輕他們自身的經濟負擔，減少一些捐稅、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圍內改善人民生活，優待直接參加武裝斗爭者的家屬，這又成為發動和組織群眾堅持斗爭最重要的方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頁。【他在《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中深刻指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一方面為著革命與戰爭事業的物質供給的需要，另一方面為著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頁。】“使群眾得到了利益，他們才會安心地努力去生產，才會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才談得上開展經濟建設的事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頁。】在陜北楊家溝村，任弼時領導的中央縱隊密切聯系群眾，幫助群眾種地、買牲口，發現群眾有困難，及時協調解決，廣大群眾得到切身的利益，參加戰爭的積極性大大提高。

調查研究是任弼時接觸群眾、了解群眾的重要途徑和方法。他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準則，遇到問題時，深入調查研究，尊重事實真相，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提出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反復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基礎之上的。

1928年，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要求城鄉黨團組織和每個黨團員，“應當時刻注意自己周圍的群眾，應當很詳細地去調查研究群眾生活，替他們（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實際的極切身的要求，領導他們為這些要求而爭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他認為，調查研究能避免走彎路，“每當一個新的問題發生需要處理時，能夠事前加以深入的調查研究，事后詳盡地總結經驗教訓，使我們少犯錯誤，不重犯錯誤，而能較快地走上正確的軌道。”【《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頁。】針對有些人缺乏群眾觀念，不能與群眾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眾之上，采用官僚的方式強迫命令，任弼時分析原因后認為，“官僚主義傾向表現在制定工作計劃之前，并沒有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并不是從實際的可能條件出發，并沒有根據群眾的需要和覺悟程度，而是憑著自己腦子里的想當然，憑著一種大概的估計而制定出來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286頁。】對領導作風中存在嚴重脫離群眾的傾向，任弼時指出，“有些同志所擬的計劃或決定，不是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不是從總結群眾實踐斗爭的經驗產生的，常常是只憑主觀，只憑感想，只憑書本去決定政策，自然要成為不切實際的空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03頁。】“他們沒有從調查研究群眾的實踐中去想辦法，而是從感想從書本上去想辦法。沒有想到他們所決定的東西，是否符合于群眾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眾的擁護，是否能動員群眾自覺地積極地起來去實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頁。】

任弼時要求擔負領導責任的黨員干部，要精確地了解本部門本地區上下左右的情況，運用理論的力量，分析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了解內部聯系，找出主要矛盾來確定方針，批評那種離開革命的實際變化憑自己的愿望來決定問題，不顧情況變化發號施令的惡劣作風。“我們不應當以主觀的態度去從事工作，制訂計劃；就是要我們在訂計劃、寫決議的時候，必須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按照實際可能的條件，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經驗去決定我們的政策和辦法。”他在1943年1月發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中指出，“像這次他所起草的經濟建設計劃一樣。他不是籠統地提出要開荒多少，增加細糧多少，而是經過科學的調查研究工作，根據邊區究竟有多少荒地，有多少勞動力，有多少半勞動力，能夠移民多少，依據這些條件決定我們究竟可以開荒多少，增加細糧多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頁。】解放戰爭時期，有些地方的土地改革發生了“左”的錯誤傾向，任弼時到米脂縣楊家溝周圍的30多個村子作廣泛調查，詳細研究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研究老區半老區土地改革的區別，撰寫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長篇報告。此后，又向晉綏、晉察冀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發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要按照正確的標準劃分農村階級，糾正“左”的錯誤傾向，保證了土地改革的正確進行。

三、任弼時注重向群眾學習，認為“只有先向群眾學習，才能有辦法再轉而去指導群眾行動”

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力量。正是不斷從人民群眾的鮮活思想中汲取營養，不斷從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中提煉經驗，中國共產黨才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毛澤東在《向群眾學習，與群眾結合》一文中指出，“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1943年6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任弼時撰寫了著名的《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他指出：“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要努力學會掌握毛澤東同志的這種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糾正自己‘三風’不正的一切缺點，使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統一與團結，使我們與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頁。】任弼時不僅指出學習的重要性，還提出了學習的重點內容和科學的學習方法，“學習的含義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學習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另一方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各種具體工作上的實際運用。這就是說，學習要和本身的實際工作結合起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頁。】

任弼時認為，向群眾學習事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脫離群眾。“凡屬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意見。我們只有先向群眾學習，向具體事件學習，才能有辦法再轉而去指導群眾行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他積極倡導毛澤東提出的“眼睛向下的決心”和“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并指出，“我們要不怕發生困難、缺點和錯誤，問題在于我們要以學習的態度與群眾聯系，集合群眾的經驗與智慧嚴肅地對待每一個新發生的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頁。】“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于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并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

任弼時認為，向群眾學習事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針對有些同志只抽象地懂得理論由實踐產生再回去指導實踐，而不能實現兩者有機統一的問題，任弼時從兩者的基本關系進行深度剖析指出，“理論與實踐在我門的學習與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離的。”“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學習中能夠得到方法，得到經驗，去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必須善于向群眾學習，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經驗，找出其教訓與規律。當我們抓到了規律后，便使我們的行動由盲目的變為自由的，有明確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計劃前進。”【《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頁。】“因此，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

任弼時認為，向群眾學習事關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同時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他指出，許多黨員干部中缺乏群眾觀念，他們在處理一切問題時，常常表現其觀念上沒有群眾，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眾，而沒有具體的斗爭的群眾。“他們沒有站在群眾之中，與群眾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眾之上，去強迫命令。因此必然脫離群眾，必然發展官僚主義，必然不能做好工作。這種人黨性大成問題，應該堅決糾正。”【《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頁。】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優勢就在于與人民群眾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密切的聯系是在長期患難與共的過程中形成的，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重要優勢。任弼時認為，“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并有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決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

要密切聯系群眾，就要動員群眾，宣傳群眾，使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任弼時強調，“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經常使我們黨的威信在群眾面前提高起來，使得廣大群眾信賴我們的黨，為我黨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爭的精神，也是測量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37頁。】只有密切聯系群眾，才能使黨的主張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黨的主張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就是要我們的黨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武器，真正與人民有密切的聯系，根據群眾的需要，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必須與尾巴主義區別開來），而提出主張與政策；同時又要通過群眾去實現它，使群眾真正認識與接受黨所提出的主張，并為這個主張而進行斗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頁。】同時，要按照中國實際情形去解釋黨的理論，使群眾真正了解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進而取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得到思想上的勝利。“我們須努力宣傳教育群眾，使群眾接受我們爭斗的主張，尤須有黨的獨立宣傳，向工人解釋黨的政策，使工人群眾了解黨，不致因白色恐怖而不敢與我們接近，僅如此在爭斗時才能夠獲得廣大群眾起來參加。”【《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任弼時提倡改善黨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建立新的工作作風。他認為，沒有領導作風上的轉變，則中心任務的規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證去完成的。“反對遇事拖拖拉拉、得過且過和不關心群眾利益與要求的壞作風，才更能增強黨的領導作用，更便利于轉變黨的領導作風，更加保障黨在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一致。”【《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頁。】他認為，“能夠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兼顧群眾的習慣，大膽并細心地在生產事業中發揮大家的創造性，那就可以逐漸培養出一種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頁。】他還提倡轉變領導方式要按照群眾實際需要，進行大膽探索，“要轉變領導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風，就必需富于創造能力，發揚干部和黨員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在一縣、一區、一鄉工作的同志，都要學習善于按照當地群眾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出發，去獨立地創造事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善于在事業的進行中，很好地組織人民的力量。要改造那些群眾所不喜歡的東西，定出適合群眾口味的辦法，使群眾感到所辦的事業對他們是有利的、方便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頁。】他指出，“正確的領導必須建立在正確地決定問題、正確地組織決定之執行和經常地組織對決定執行情形的審查，而這些工作必須與群眾發生密切的聯系，假如不得到群眾的幫助，那我們正確的領導也是無法實現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頁。】任弼時深刻指出學習領導群眾藝術的重要性與內涵，“在工作中碰了釘子，工作推不動，就要研究其原因，從中去學習領導群眾的方法。”“所以領導群眾的藝術，就是在于去了解群眾中一些實際問題而給以適當的及時的處理，滿足群眾的要求。”【《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頁。】

任弼時堅決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他認為，黨所決定的正確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貫徹下去，不能保證這個政策百分之百的實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義在作怪，而產生官僚主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與群眾脫節，不是真正關心群眾，不是把群眾中所發生的問題、所迫切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用具體的辦法加以解決。”【《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頁。】他在《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中歷數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其中的一條就是“表現在當執行某種決定，進行某種工作時，不很好地采取說服教育的精神向群眾解釋，反而濫用攤派和強迫命令一類的辦法。這樣，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本來是與群眾有利的，群眾是會歡喜的、贊成的，卻反而變成群眾不歡喜、不贊成的，反使群眾不滿。”【《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頁。】關于如何反對官僚主義，任弼時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內發動所有的黨員群眾，在政府系統中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大家來進行批評和監督。”【《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頁。】“對于這種脫離群眾與違反群眾利益的官僚主義傾向，我們必須開展群眾的斗爭去克服它。我們要使每一個政府工作者能夠經常保持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反映群眾的要求，真正為群眾辦事，以達到政權與群眾密切結合的目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頁。】任弼時還強調，要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密切黨和群眾的關系，就必須堅決反對宗派主義，“宗派主義者對于黨外的同情革命者是輕視的態度，認為只有我們黨才是革命的，其他階層的人不一定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樣就使我們黨脫離我們的基本群眾，拒絕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頁。】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什么時候黨的群眾路線執行得好，黨群關系就密切，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什么時候黨的群眾路線執行得不好，黨群關系受到損害，黨的事業就遭受挫折。任弼時的一生，生動詮釋并身體力行地走群眾路線，被譽為黨和人民的“駱駝”。任弼時的群眾工作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內容，為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與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新形勢下構建和諧的黨群干群關系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指導意義。

（作者王黎鋒，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