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黨的群眾工作及實踐

李蓉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組織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中國革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了一生，也為黨的群眾工作的開展、群眾路線的貫徹執行貢獻了一生。他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提出做群眾工作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工作”，從黨性的高度來看待和群眾的關系，提出要轉變領導作風，反對官僚主義。研究任弼時有關群眾工作的思想和實踐的特點和啟示，對于加強執政黨建設、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很有現實意義。

一、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

任弼時年輕時候就抱有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這是他之所以參加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夠提出黨的群眾工作觀點和進行群眾工作實踐的重要思想基礎。他曾告訴家人：“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他在蘇俄留學3年多，系統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留學歸來后，年僅20歲的任弼時一面擔任上海大學的俄語教師，一面參加地方青年團和團中央的工作。在工作實踐中，他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勝利離不開群眾的參加和支持，中國青年運動的發展要靠青年群眾的廣泛參與。因此，他撰寫和翻譯多篇文章，傳播馬列主義，參加青年團的理論宣傳，以便動員和組織更多的青年參加中國革命。因為出色的工作表現，在1927年4月底召開的中共五大上，任弼時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他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并主持閉幕式。這次大會貫徹中共五大精神，在大會宣言中提出：“今后學生活動的主要方針應是‘到群眾中去’——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中國共青團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概覽》，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頁。】任弼時隨后發表文章強調：共青團的任務就是“領導工農青年群眾，參加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頁。】。

任弼時重視工農運動，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對當時存在的脫離群眾，只靠上層領導解決問題的傾向很有意見。1927年6月底，任弼時委托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提交共青團中央的“政治意見書”。其中強調：領導農民起來沒收大中地主、豪紳、祠堂、廟宇及反動派的土地；處理國共兩黨關系時，無產階級應有獨立的政策與主張，尤須信賴群眾的力量，不應僅靠與上層領導談判來解決一切問題等。但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沒有接受任弼時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頁。】

在8月7日中共中央漢口緊急會議上，任弼時發言批評黨的主要領導人脫離群眾的錯誤。他指出：在國共合作的北伐中，黨“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爭斗”，以致“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越大，民眾致遭摧殘，我們反失掉群眾”。他提出：“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頁。】只有深入領導群眾，才能組織帶領群眾去爭取革命斗爭的勝利。

二、做群眾工作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工作”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建立工農政權和革命根據地。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任弼時，主持共青團中央局擴大會議，確定團的主要任務是領導青年工農群眾參加斗爭與暴動，并在農村建立半軍事性的少年先鋒隊，致力于游擊戰爭與暴動，協助農民協會及農民委員會工作。他在《無產青年》第三期發表文章指出：團組織應“切實在青年工農與兵士中做點艱苦的群眾工作”。他強調要以堅決、忍耐的精神做群眾工作，這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工作”【《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頁。】。只有做好群眾工作，中國革命才有力量。把群眾工作作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工作，這是很有見地、非常深刻的思想。因為群眾工作意義重大，但又有許多困難，所以才要有堅決、忍耐的精神去開展這項工作。

針對大革命失敗后各地組織暴動卻連連失敗的教訓，任弼時認為，各地暴動中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廣大群眾的參加，群眾本身沒有組織，缺少暴動意識，失敗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他提出，組織群眾，要引導他們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爭中去培養群眾暴動奪取政權的意識，鞏固階級組織，是目前最緊迫的工作。若是不去注意群眾工作，只憑主觀要暴動，硬把一切斗爭變成暴動，認為除暴動外沒有出路，組織與宣傳工農兵的工作只有暴動中才有機會做，便是極大的錯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從這里可見，任弼時不僅強調群眾工作的重要性，還在思考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爭取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1928年3月，任弼時被調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在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期間，他和李維漢、羅登賢一起主持留守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負責起草了中央關于黨的組織工作、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等多種重要文件。他一方面繼續強調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提出了深入群眾、說服群眾的觀點。他認為，只有這樣，黨才能在群眾中成為領導核心。“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它能夠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隨時可以調動群眾起來斗爭的時候，方才能表現其偉大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頁。】。

如何才能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和擁護呢？任弼時從當時的斗爭實際，有針對性地提出，要拋棄武力脅迫的方式，而著重“說服”群眾的工作；當黃色工會有群眾的時候，必須加入到里面去活動，以接近其群眾，領導他們作斗爭；要建立城市工作的群眾基礎，“過去城市黨部因為沒有群眾工作的基礎，反動局面一來，便與群眾隔離起來”，“當然不能產生什么強有力的工人運動，黨也自然不能成為群眾中的領導核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頁。】。這是非常精彩而精辟的論述。換句話說，黨要成為群眾中的領導核心，就要從群眾關心的問題人手，采取群眾能夠接受方式，如切實領導工人日常微細的斗爭，在農村工作則應特別注意防止離開群眾等錯誤傾向。任弼時雖然沒有出席中共六大，但因為他在黨內的作用和影響，仍當選為中央委員。

三、從黨性的高度來看待和群眾的關系

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深入發展，任弼時對黨和群眾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更注意從黨的性質和宗旨來看待和群眾的關系，更重視提高黨員的群眾意識、培養黨員一切為群眾利益的牢固觀念。這在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得十分突出。任弼時從黨性的高度論述黨和群眾的關系，把和群眾建立密切的關系，作為對每個黨員的黨性要求。生動表明他對黨的群眾工作的認識又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任弼時指出，為了加強黨的隊伍建設，必須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而談到黨性修養，就必須弄清黨性的范疇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樣才能鍛煉出和培養成堅強的黨性？任弼時認為，為了增強黨性，需要在首先應該弄清幾個基本前提：這就是：第一，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第二，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第三，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進行測量的。

處于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中的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的鍛煉，有了豐富的經驗，成為領導全國革命的政黨。但正如任弼時所指出，在黨的組織中、某些黨員身上，仍然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和現象。因此要提高黨性、培養黨性、鍛煉黨性。而同群眾建立真正密切的聯系，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項內容。任弼時指出：“我們的黨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黨，是領導廣大群眾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黨。我們的黨是已經與群眾密切聯系起來的黨，而且仍然為與廣大群眾取得密切聯系而斗爭。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就在于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哪個黨員脫離了群眾，那他對黨便減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說，少聯系一個人，便對黨減少一份力量。”“所以，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經常使我們黨的威信在群眾面前提高起來，使得廣大群眾信賴我們的黨，為我黨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爭的精神，也是測量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37頁。】

圍繞強調有關黨性與群眾的密切關系，任弼時還進一步論述了要向群眾學習，才能保證黨的領導正確，保證不脫離群眾的道理。他指出：因為黨的一切政策和決定之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并能夠動員群眾積極起來去奮斗去實行。“而要這樣做到便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于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并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這就是說，凡屬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意見。我們只有先向群眾學習，向具體事件學習，才能有辦法再轉而去指導群眾行動。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因此，毛澤東才不斷地指示說，共產黨員要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必須虛心向群眾學習，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與“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

任弼時還從理論和實踐的關系、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論述了向群眾學習的重要性。他指出，向群眾學習，對于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密切聯系，解決馬列主義的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也很有意義。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學習中能夠得到方法，得到經驗，去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在一切實際工作中，要避免盲目地摸索與亂闖，便必須善于向群眾學習，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經驗，找出其教訓與規律。當著抓到了規律后，便使我們的行動由盲目的變為自由的，有明確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計劃前進。所以，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把群眾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這就是有理論指導的實踐。這就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并有新的發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04頁。】

任弼時特別強調，是否向群眾學習，也關系到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因為我們的革命絕不是為著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名譽地位，而是為著基本群眾謀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同時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反之，是站在群眾之上，去強迫命令。因此必然脫離群眾，必然發展官僚主義，必然不能做好工作。

四、轉變領導作風，反對官僚主義

任弼時嚴厲的批評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他認為，有些同志所擬的計劃或決定，不是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不是從總結群眾實踐斗爭的經驗產生的，常常是只憑主觀，只憑感想，只憑書本去決定政策，自然要成為不切實際的空論。他們在執行上級一般的決定時，常常不善于根據當地情況去研究具體實現的辦法，而是簡單地用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辦法去完成。在執行過程中發生困難時，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辦法從上面降臨，自己完全失掉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不知道只要依靠群眾，只要虛心向群眾學習，一切問題都有辦法解決。

1943年1月7日，任弼時在講到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時，進一步提出要轉變領導作風、反對官僚主義。他一方面肯定邊區黨政軍民各種組織，對于領導戰爭動員工作是比較有經驗的、熟練的。但是，很多地方的工作還是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風。這些“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風，不但辦理不好許多細膩的、經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覺到今天的黨政軍民各組織，都只是動員，只是向他們要東西，還不如蘇維埃革命時代，打土豪、分田地，黨政軍民各組織直接給了他們許多利益。兩相比較，老百姓對于黨政軍民各組織的關系，自然沒有從前那樣親密。如果長此繼續下去，我們就會脫離群眾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278頁。】而造成這種情形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抗戰以來，邊區的環境變化，任務也變化了，而許多干部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它，還沒有抓緊當前的中心工作，轉變領導作風，卻仍然繼續采用老一套的辦法，這就需要“今后來一個大大的轉變”【《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頁。】。

官僚主義作風直接影響到黨的政策的正確貫徹。而黨的政策不能很好實現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任弼時看到，在領導作風上，不論是黨政軍隊還是群眾團體，都存在著一個相當普遍的嚴重缺點，就是“黨所決定的正確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貫徹下去，不能保證這個政策百分之百的實現”。這種情形，固然由于過去黨內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時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多少有些關系。“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必須指出，就是官僚主義傾向在那里作怪”【《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頁。】。

任弼時分析官僚主義傾向的各種表現，如制定工作計劃之前沒有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而是憑著自己腦子里的想當然；對上級的指示和決定，沒有認真研究，更談不上定出具體執行的辦法；還表現在執行某種決定，進行某種工作時，不很好地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向群眾作解釋，而是濫用攤派和強迫命令的辦法；還表現在有計劃也是擺樣子，不去組織執行，形成一種文牘主義、形式主義。總而言之，這種官僚主義傾向也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具體表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與群眾脫節，不是真正關心群眾，不是把群眾中所發生的問題、所迫切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用具體的辦法加以解決。【《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頁。】

五、任弼時重視和開展群眾工作的特點和啟示

任弼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重視和開展群眾工作的一生。他有著強烈的群眾觀念，對于群眾工作有著創造性的思想和實踐。他之所以如此，決非偶然。任弼時重視和開展群眾工作，體現出鮮明的特點，也給后人留下寶貴的啟示。

一是把群眾工作提到黨性的高度，每一個對黨忠誠的黨員，完全出于自己的“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為黨工作時，都要重視開展群眾工作。任弼時在1943年講道：“二十二年來，我黨已發展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政黨，成為今天團結全民族堅持抗戰的核心，成為全國一切民主進步力量的支柱，成為廣大民眾爭取解放和勝利的旗幟。我們今天慶祝黨的偉大發展，同時也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我們要加強責任心、自信心與創造能力。”【《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頁。】正是從這種責任心、自信心出發，任弼時始終重視群眾工作，并在工作中有所創新。

這對我們今天加強和群眾的密切聯系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凡是黨員就要講黨性，黨性就要求黨員做好群眾工作。這是和黨的性質宗旨、前途命運緊密相聯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能夠走到今天，能夠成為群眾的主心骨，就是靠群眾工作把黨和群眾聯系起來的。

二是要做好群眾工作，必須注意總結經驗，學習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任弼時虛心學習，看到毛澤東在群眾工作方面的突出特點和優點，便在1943年6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所寫的《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中向全黨加以介紹和推薦。他提出，馬列主義在中國已經具體化、中國化，并有了新發展，表現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創造了一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任弼時分析說：“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偉大，所以高明，所以領導正確，就在于他能夠虛心向群眾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強烈的群眾觀念，他的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他使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工作一致。他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同時使群眾的斗爭脫離盲目性、自發性，成為自覺的運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5頁。】任弼時指出，在整風學習中，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要努力學會掌握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糾正自己“三風”不正的一切缺點，使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統一與團結，使我們與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這樣，我們便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任弼時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來分析向群眾學習的問題，這對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很有幫助。

在今天，黨所處的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黨所面臨的問題也比過去更為復雜。怎樣應對這些復雜情況？還是要走群眾路線，向群眾學習。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任弼時所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然是當今共產黨人治國理政必須要掌握的。

三是強調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在強調向群眾學習問題時，任弼時還提出，為了密切黨和群眾的關系，必須強調善于向群眾學習的問題。“善于”二字在這句話中可以說是關鍵詞。如果僅僅說向群眾學習，但不善于學習，也達不到應有的目的，取得應有的效果。因此，任弼時指出：善于向群眾學習，“我們每個黨員是否能照這樣去做，絕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隨便的問題，而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有關我們是否真正向毛澤東同志學習，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殘余的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2頁。】延安整風運動主要是針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也是為了更加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任弼時強調善于向群眾學習，是從客觀效果來考量的。如果我們口頭上說要向群眾學習，但抱著一種自由隨便的態度，不考慮我們向群眾學習是要保證黨不脫離群眾，是要使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是要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運用和發展，是要檢查我們的群眾觀念和黨性修養，那么，向群眾學習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

任弼時關于要善于向群眾學習的觀點，對今天的黨員、干部密切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很有教育和啟發。我們一方面要認識群眾的力量和智慧，一方面要抱十分嚴肅認真的態度，善于向群眾學習，而不是走過場、應付檢查而已。

四是提出要注意領導方法的學習。任弼時認為，做群眾工作的人，往往不是黨員就是黨的干部，這里就有一個領導方法的學習。學習的過程也是深入掌握正確地認識問題與解決問題方法的過程。任弼時認為，當時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便是毛澤東幾十年來在領導方法上的經驗結晶。任弼時指出，這是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必須反復鉆研去把它弄通，去糾正我們領導作風中尚存在的一些嚴重的脫離群眾的傾向。

這對我們今天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領導水平很有現實意義。有的黨員、干部從主觀愿望上說還是愿意把工作做好的，愿意加強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但缺乏正確的領導方法，群眾不能接受，工作效果自然不能達到。

任弼時在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思考了許多群眾工作的重要問題，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共產黨走到今天，仍然需要繼承光榮傳統，從歷史中吸取營養，把黨和群眾的關系處理好。這是黨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這也是任弼時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辟出來的成功之道、勝利之路。對此，我們要永遠銘記在心。

（作者李蓉，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