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任弼時關于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思想

王駿

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他將自己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在黨的組織工作尤其是干部隊伍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作出了重要貢獻。值此任弼時誕辰110周年之際，回顧和總結任弼時在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工作中的思想和經驗，對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必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把培養干部工作當作大事急事來抓

任弼時認為，無論是革命或建設，人總是第一位的。黨員干部的才力和品質是決定一種事業成敗的關鍵。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無論客觀環境和黨的中心任務如何變化，他總是強調，全黨要高度重視黨的組織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把培養干部工作當作大事急事來抓。

早在1925年，任弼時在擔任共青團中央局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時，就富有遠見地指出，中國革命“將來斗爭的途徑長而且遠，所以我們主觀實力的預備至為重要，現在即是我們培植實力以應日后長期斗爭之時”【《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頁。】。他抓住機遇，通過建立健全組織機構、進行宣傳培訓、提拔工農分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積極發展壯大團組織，使團員人數由五卅運動前的2400多人，迅速增加到9000多人。任弼時堅持把團組織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下的原則，將三分之一的團員輸送給黨，到1926年7月，黨員人數增加到1.2萬人，增長了4倍，為黨的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黨的五大對此作出充分肯定，“在各種斗爭中，青年們在CY指導之下，總是站在前線上，而給黨以很大的幫助”【《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頁。】。

1931年，任弼時被派往中央蘇區，曾分管蘇區中央局組織工作。面對艱苦復雜的斗爭環境，任弼時竭盡全力主持和推動黨的組織和干部隊伍建設工作，他明確指出，要順應形勢變化，大力開展組織工作，“大膽吸引工人、雇農、貧農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建立每一鄉村、市鎮與每一武裝隊伍中黨的支部”【《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頁。】。他強調，要大膽提拔干部，使之成為動員群眾、保衛新區與粉碎敵人“圍剿”的核心力量。

在全黨的努力下，到1934年，全國的黨員人數增加到30萬。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一再強調，既要注重發展黨員的數量，更要注重質量。他認為，“僅僅有了很多黨員還是不夠的，必須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領導”，要采取措施，提高黨員干部的素質，“主要是通過分配黨員干部做實際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頁。】，讓他們在實踐中增長才干，其次是加強學習，通過馬克思主義大學、黨校、紅軍學校和列寧室等，教育培訓黨員干部。

紅軍到達陜北后，任弼時先后擔任前敵總指揮部政委、八路軍政治部主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務。西安事變以后，全國抗戰進入了新的階段。“為著黨在組織上動員群眾的力量得到加強，發展黨的組織，建立全國黨的堅固基礎，成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時指出要采取積極措施加強干部隊伍建設，他提出，“首先要在各個主要城市和產業、交通工人中，以及敵人占領區域內有重大軍事戰略意義地區，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大批吸引工人、農民及先進的青年學生，加入到黨里來”。同時，他強調，“加緊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教育，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保證黨在思想上的一致”，“也是黨的迫切任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頁。】

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農村轉入城市，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任弼時明確指出，黨的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方針應當有所轉變，要在工人勞動群眾中積極發展黨員，吸收大量工人黨員，還要吸收非產業工人、貧雇農入黨，并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為保證黨員的質量，他提出，要嚴格審查，既不“拉夫”，也不搞“關門主義”，“吸收時仍應經過嚴格審查，但絕不能因此而放松發展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頁。】

任弼時強調，要在工人勞動群眾中有組織、有計劃地培養出一批管理企業和管理國家的干部和人才。實際上，還在抗戰時期，他就指出，為了鞏固和發展根據地，要大量“收集、培養和儲存”經濟建設管理方面的干部和人才。要有計劃地利用和爭取大批黨外經濟技術干部，同時，“各重要解放區應即計劃開辦工農商業技術學校，吸收有經驗的工人、農民和知識青年，培養大批工農商業方面的人才”【《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頁。】。在1949年4月召開的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任弼時指出，“為著發展工業和農業，政府將要開辦大批培養工業和農業以及醫藥衛生方面的干部學校和訓練班”，“以便訓練出大批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人材——工業、農業的專門家、工程師、技師及能管理工廠、農場的干部等。”【《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頁。】

與此同時，任弼時還指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時，“我們要防止因為經常的行政事務繁忙而忽視黨務工作的現象”，他強調，“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有堅強的人經常注意黨務工作”，這“對于我們黨要在全國范圍內成為執政黨的時候是特別重要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頁。】總之，任弼時認為，既要培養專門懂經濟技術管理和農村工作的人才，又要有專門的黨務工作人才，必須要培養一大批高質量的干部和人才，才能建設好新國家。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治理事業的成功和不斷發展，關鍵在于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和人才隊伍建設。任弼時提出把培養干部工作當作大事急事來辦的思想，雖然是針對當時的實際工作，但對于我們今天培養和造就一支政治堅定、能力過硬、作風優良、奮發有為的干部隊伍，還是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的。

二、首先要加強干部的黨性修養

任弼時指出，培養干部，首先必須要加強干部的黨性修養，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他認為，我們黨的大部分干部“黨性是很好的。他們為了黨的路線、政策不惜英勇犧牲，完成黨的任務”。但同時還要認識到，在“干部里也有少數人思想意識不好，有鬧獨立主義、本位主義、個人突出的，也有為名、為利、為地位、為勢力的。如果不很好地進行教育和鍛煉，他們就會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有軍隊、有政權的地方，利用自己的地位鬧出許多不好的名堂來，就會鬧得黨內不團結”【《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頁。】。

對于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任弼時作了深刻的分析，首先，“我們黨生存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其次，我們黨的組織基礎是“小資產階級成分——農民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占了較大的比重”，再者，中國社會的無產階級，“本身的意識還未完全無產階級化”，最后，“中國革命現階段性質和任務的要求”，決定了“無產階級需要與各階級合作，包括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組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而這些都會使“資產階級和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對我們黨及黨員產生侵蝕和影響。【《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2頁。】因此，為了把我們黨建設成顧大局、講團結、守紀律的戰斗集體，使我們的黨員干部在艱苦復雜的環境中順利完成各項任務，必須要增強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

任弼時提出了加強黨性修養的五方面要求：一是思想意識方面的修養。黨員干部“要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我黨的最高利益，應該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這個利益服務，并且要使得為黨的利益服務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既靠黨組織的教育和培養，更靠自己自覺地進行鍛煉，努力培養出無產階級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頁。】。

二是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的修養。馬列主義所揭示的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無產階級實現自身解放、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客觀規律。黨員干部要自覺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奮斗，就必須“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以及根據這一理論與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制定出的“黨的政策和策略”，“靈活地、切合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與一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和觀點作堅決的斗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頁。】

三是政治品質方面的修養。堅持“把個人的利益服從于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斗爭”，是無產階級優秀品質和黨員高度的階級覺悟及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每個黨員干部都應該“有組織觀念，尊重組織，服從組織”【《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頁。】，在堅持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堅決同黨內包括黨員自身存在的各種違背黨性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斗爭。

四是遵守紀律方面的修養。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黨的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的各個組織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每個黨員干部都應當首先從自己做起，帶頭遵守黨的統一紀律，努力“克服無組織性與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紀律、不服從組織等不良傾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否則，無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實現就會受到影響，甚至會完全落空。

五是善于聯系群眾方面的修養。“我們的黨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黨，是領導廣大群眾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黨”，黨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如果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個人“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因此，必須“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

在提出基本要求的基礎上，任弼時進一步提出加強黨性修養的基本途徑和目標原則，他指出，黨性的最高原則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實現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增強黨性修養的關鍵是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反對和糾正教條主義，推動革命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任弼時提出了糾正教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就是要在我們思想方法上來一個大的改變，真正掌握馬列主義的精神與方法。”【《任弼時在邊區學習動員大會上的報告》，《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他指出，我們倡導精通馬列主義科學理論，絕不是要死記硬背馬列主義的詞句和公式，而是要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也就是說，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并有新的發展”。任弼時強調，“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就是運用這種方法創造了一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并在不斷的革命實踐中不斷增添新的東西”。因此，每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努力學會掌握毛澤東同志的這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糾正自己“三風”不正的一切缺點，“使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統一與團結，使我們與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這樣，我們便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頁。】。

回顧我們黨的發展歷史，加強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始終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認真學習任弼時關于加強黨性修養的思想，在全黨堅持開展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使廣大黨員干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與時俱進地走在時代前列，更好地肩負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的偉大使命，應該是必要而且是必需的。

三、必須要培養干部根據黨的政策大膽地創造

任弼時強調，培養干部，還要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讓干部“能夠根據黨的政策大膽地去創造”【《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他多次指出，廣大黨員干部既要學政治，也要學軍事，還要懂經濟，要圍繞政權建設、軍事斗爭和經濟工作等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大革命失敗后，黨內曾出現了“左”傾冒險錯誤，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盲目暴動，一味進攻，結果造成很多優秀黨員干部的無謂犧牲。面對白色恐怖，任弼時指出，要認真糾正黨的干部組織工作中存在的錯誤和弱點，創新工作方式，運用正確的策略開展斗爭。他提出，黨團組織要實行必要的退卻，黨支部規模要縮小，要把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盡量利用一切公開及半公開的機會去團結工農群眾。在未割據區的農村要重視農民群眾的經常性組織工作，在城市要以職工運動為主，但在工業不發達縣市不要放棄小資產階級、士兵、農民運動，使城市與鄉村工作相互配合，有條件的地方，還應武裝群眾等。這些重要的思想，對糾正當時的“左”傾錯誤，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和工作能力，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期間，黨領導的各個蘇維埃根據地始終處在同敵人進行“圍剿”和反“圍剿”的戰爭狀態，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任弼時提出，廣大黨員干部一方面要在對敵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軍事才能和指揮藝術，另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廣泛發動群眾，沒收和分配地主階級的土地和財產，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爭取革命早日勝利。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軍作戰逐步轉向敵后解放區戰場，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封鎖解放區的政策，陜甘寧邊區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在財政經濟上都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對此，在1941年邊區中央局召開的邊區各縣委書記聯席會議上，任弼時明確指出，經濟建設是當前邊區建設“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務”。他強調，全黨都要高度重視經濟建設工作，我們的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要切實轉變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大膽創新，努力抓好經濟建設。

首先，“必須打破公式主義”，發揚干部和黨員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把經濟建設作為工作的中心，是一個新課題，盡管我們的黨員干部“有豐富的軍事建設和戰爭以及為著戰爭而動員的經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頁。】，“但對一點一滴的細密的經濟建設工作”，卻在思想上不夠重視并缺乏經驗。比如，當時邊區辦工廠，往往采用建設軍隊或機關的方式，用了一大堆不從事生產如廠長、指導員等管理人員，或者是把“大工廠的設備應用到我們的小規模生產里來”，或者是“反對嚴格管理，致使勞動紀律松弛”等，最終賠了本。很顯然，經濟建設工作和戰爭動員工作性質不同，“黨的領導方法和作風也必須隨著改變”。由此，任弼時提出，“必須打破公式主義”，“依憑我們的決心、努力和創造精神，”“按照當地群眾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出發”，在“摸索中去發現其規律性”，“獨立地創造事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

其次，提倡少發空論、多做實事的工作作風。為了適應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任弼時提出，“黨政軍民各種組織，都要使它的機構、它的人員、它的業務，能夠適合于發展生產的新任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頁。】他要求，農村支部與鄉政府，今后都要以如何領導農村生產事業為中心工作，改變過去那種開不必要會的老作風，支部大會不要開得太多，甚至一年只需要開四次，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征收公糧）之前各舉行一次，討論決定工作的辦法。他強調，要提倡雷厲風行說做就做的工作作風，反對遇事拖拖拉拉，得過且過和不關心群眾利益與要求的壞作風。

再者，要重視科學知識，重視技術工作。任弼時指出，建設工作是一種細致科學的事業，“建設需要經驗，需要科學知識”，“要重視技術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頁。】。1943年下半年，邊區由于出現金融波動而影響經濟發展，任弼時在第二年召開的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指出，必須向全黨提出貿易、金融、財政問題的重要性，總結經驗教訓，學會經商、搞好貿易。有關部門下決心抽出一些真正掌握政策而且黨性又好的干部，參加貿易、金融、財政機關的工作，解決了當時很多實際問題。任弼時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對經濟建設，還需要我們有遠大的眼光和長期的計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要鼓勵并創造條件，讓這些干部“專門向貿易、金融、財政和管理企業方面去發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頁。】，不僅供給邊區需要，而且要把這方面有經驗的干部供給到敵后各個抗日根據地去，將來更要把他們培養成為我們建國的專門人材。

最后，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當時在建設工作中存在一種普遍現象，就是制定了正確的政策卻難以貫徹執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干部的官僚主義傾向在作怪，比如，制定計劃之前，不調查研究，只憑想當然；執行某項決定時，不是采取說服教育方法向群眾解釋，而是強迫命令；有了計劃既不去組織執行，也不按期檢查，搞形式主義等。對此，任弼時指出，這些官僚主義壞作風，不關心群眾，不采取切實措施解決群眾的問題，“是應當開展群眾的斗爭來反對的”，對極少數“已經蛻化了的官僚主義分子”，則必須從政府、軍隊和黨的機關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們新的工作作風是無法建立起來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頁。】

任弼時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對提高全黨認識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和工作熱情，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廣大黨員干部和邊區群眾的共同努力下，邊區的生產建設得到較大的發展，人民負擔大為減輕，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有力地鞏固了抗日根據地，為抗戰勝利以至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四、堅持正確的選用原則，造就優秀的干部人才隊伍

任弼時指出，“我們黨是一個大黨，有這樣多的軍隊，又是領導政權的黨，許多事情都要依靠干部去做”【《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頁。】，黨的事業的發展，又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選拔和任用干部，尤其是重要的領導機關干部，一定要選用黨性堅強、有才力和品質好的干部。他強調，選用干部，必須是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立場堅定、忠實民族利益、作戰堅決勇敢的政治軍事人才，必須是在實際工作中富有創造精神、開拓意識和豐富經驗的創新人才。

任弼時指出，選拔和任用干部一定要重能力，重工作表現，要堅決反對和糾正選拔任用干部中只重社會出身，不重政治和實際工作表現的形式主義。針對當時在組織工作中存在著根據“社會關系”來確定干部個人出身的做法，他指出，干部能不能在領導機關內工作，“只有根據他本人的出身成分和現在對革命的表現來決定”，只因家庭成分不好或與反動的親戚朋友有過聯系，就“把他清刷出機關，這是不對的”【《任弼時年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頁。】。

任弼時提出，要根據不同干部的才能和表現，合理使用干部，使每一個干部都能各盡其能，各得其所。他強調，對于經濟建設和經濟組織的領導，一定要配備堅強的、有能力的干部，要根據干部的特點在實踐中認真考查、合理使用。比如，“一個有組織能力、工作能力的干部，可能是適于組織運輸隊，適于組織合作社，但卻不一定適于組織變工隊”，因此，要進行審查，從工作中審查了解干部的品質，了解他的德和才是不是適合于他所擔負的工作。而且審查時，既要從上而下依靠領導機關來進行，也要發動工廠的工人群眾自下而上來進行，“審查各級黨委和各部門工作中的干部是否稱職”，“不稱職的或不適當的，必須加以調動，另派有才干有能力的稱職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給與訓練以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他指出，有時甚至可以把黨性堅強的干部降級使用，從上級的比較次要的部門抽調到下級的主要部門去，從上級的不直接組織生產的崗位抽調到下面的直接組織生產事業的機關里去工作，“也是應當的、必要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299頁。】。任弼時主張在工作實踐中發現、選拔和使用干部的思想，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干部路線，他要求打破論資排輩、任人唯賢，強調德才兼備、因材施用的干部政策，正是我們今天在實踐中大力倡導和施行的。

任弼時強調，對干部要獎懲分明，主張“對于工作積極，肯負責任，有創造力，有辦法克服困難，生活樸素廉潔，為群眾所擁護的干部，必須加以獎勵；而對那些消極怠工，不負責任，貪污腐化，脫離群眾的干部，必須加以處罰。特別重要的是要反對政府、軍隊和黨的系統中的貪污、腐化和墮落的嚴重傾向，這對于鞏固黨的組織有著嚴重的意義的。”他多次指出，對這種貪污腐化的傾向，“如果我們不加注意，不努力克服，任其發展下去，干部與黨員就會起著質的變化，黨、政府、軍隊也會被它逐漸腐蝕，這是非常危險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頁。】

任弼時還指出，要愛護干部，包括犯過錯誤的干部。對干部犯錯誤，要全面地歷史地分析，既要看到他的錯誤及產生原因，也要看他有過什么功績；既要看他現在，也要看他的過去。對干部的錯誤應采取教育方式而不是動輒撤職，要反對否定一切的“懲辦主義”。據此，在1948年土改整黨工作中，任弼時堅持原則，通過深入調查，對晉綏土改整黨工作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指導意見。他指出，要正確分析黨支部的狀況和對待犯錯誤的黨員，群眾批評犯有自私自利、強迫命令的基層干部是完全應該的。但是，對產生這類帶有普遍性問題的原因應該作具體分析，一方面，由于農民干部的小生產意識和受舊社會的影響，他們掌權以后“很容易并是必然要產生”自私自利、官僚主義等錯誤行為；另一方面，有些干部在執行任務時，由于要求急、時間緊，也易于造成強迫命令的錯誤，不可一概而論地認為這些黨員和干部黨性都不好。而且產生這樣的問題，上面領導機關也負有很大責任，有關領導要向群眾作必要的“解釋”和適當的“保護”。他強調，在審查會上，要準許群眾批評指責，但不準動手打人，要準許被審查干部有充分說理的權利，不準說理是不民主的。在犯錯誤干部承認并決心改正后，“萬萬不可過多過重的處分”，審查就是要“達到糾正黨內存在的不純和改善領導作風的目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頁。】這些意見，對保證整黨工作的順利進行和土改工作的深入開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作者王駿，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