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延安時期任弼時關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的論述

梁琨

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是任弼時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話的第三部分“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里提到的。這篇講話原題為《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曾作為黨內高級干部讀物印發，后經過重新整理改題為《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收入《任弼時選集》。當前，我們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央一再強調要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反對鋪張浪費、奢侈腐敗。重溫這篇講話及任弼時關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的論述，對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和優良作風，踐行中央提出的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要求，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1940年秋，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的外援全部斷絕。與此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波及每一個縣。陜甘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只有140萬老百姓，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響亮地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在軍隊、機關和學校中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經過幾年的努力，邊區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任弼時總結說：“這些成績使我們得到下面的巨大收獲：一是人民、部隊和機關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達到了豐衣足食的標準。二是黨和政府同人民的關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對黨和政府表示更親切的愛護，充實了民主政權的內容。三是由于經濟上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黨和陜甘寧邊區在全國的政治影響更加擴大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頁。】

生產雖然發展了，但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邊區物價波動，通貨膨脹，財政金融出現了紊亂。任弼時經過調查研究后發現，邊區雖然在生產方面獲得很大成績，但在貿易、金融、財政等問題上，還有許多相當嚴重的缺點和錯誤，“表現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缺乏恰當的組織和調節，還存在著未能協調配合的嚴重矛盾”【《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頁。】。1944年2月26日，任弼時在西北局常委會上說：“去年金融波動是一件壞事，但有積極作用，引起大家來研究。”【《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頁。】

1944年4月的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正是應毛澤東的提議，由任弼時負責召開的，目的是研究治理財政金融問題。4月7日—8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的長篇報告。任弼時指出，從1939年底起，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在極端困難之下，我們決心自己動手，從發展農工商業中求得由半自給到全自給。經過兩三年的努力，邊區經濟發展呈現出兩大特點：第一，逐漸脫離對外的依賴性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第二，在私有制基礎上逐漸由分散的個體經濟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為一種比較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這種經濟形勢的新特點，要求陜甘寧邊區在貿易、金融、財政政策上必須采取主動的獨立的方針和政策。然而，由于“我們有些直接負責管理貿易、金融、財政的同志和機關，對于邊區經濟發展現階段的特點和形勢是缺乏正確的認識和估計，因此也就產生了政策上偏右或偏‘左’的錯誤，主要是偏右的錯誤”。

偏右的錯誤表現為“他們對于邊區經濟力量的估計不足，而對國民黨區域的經濟力量的估計過分。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缺乏獨立的主動的精神”。任弼時舉了兩個例子具體地說明。一是有同志“在對外貿易問題上認為不可能出超和‘出超無益論’，不贊成全面地管理對外貿易，不主張統銷而主張對外貿易的自由等等思想”。二是有同志“在金融問題上，主張邊幣發行的外匯基金制和認為邊幣不可能高于法幣【法幣是1935年11月4日起至1948年8月19日止國民黨政府通過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后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因為它是法定的全國統一流通的貨幣，故簡稱法幣。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達成協議，邊區不再設銀行、發行貨幣，允許法幣在邊區流通。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政府被迫于1941年1月30日頒布法令，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同時決定發行陜甘寧邊區銀行幣，簡稱邊幣。】的思想，以及反對‘邊幣一元論’，在邊區內買賣要使用法幣的主張等”。

偏“左”的錯誤表現為“有些在財政、金融、貿易方面負責的同志當中，存在一種盲目樂觀的思想”。任弼時在這里也舉了一個例子，說他們“盲目地用銀行發行邊幣去滿足財政上的開支，不去依據自己可能的收入，采取必要的節約，防止浪費，以求得在財政上的收支平衡。由于這種盲目樂觀的思想，我們的銀行長期規定了法幣一元兌換邊幣兩元一角的牌價，不管邊幣黑市如何繼續高漲。他們認為邊幣可以不費氣力地回到兩元一角的比價，放棄銀行在扶植邊區經濟發展上可以進行的一些業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18頁。】。

這些政策上的錯誤，反映了陜甘寧邊區當時生產與消費（分配）之間未能協調配合的矛盾，任弼時認為必須有強有力的組織工作來加以調節。他由此提出了關于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的三條基本方針：第一，“發展生產，增加財富，達到完全自給”；第二，“公私兼顧，互助合作，一致對外”；第三，“厲行節約，建立家務，備戰備荒”。在第三條基本方針中，任弼時特別強調要防止和克服“由于政策上的錯誤而產生的”浪費。

二

任弼時關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的論述，正是基于上述政策中偏右或偏“左”的錯誤而言的。任弼時說：“我們的確還存在有很大的損失和浪費現象。這種浪費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錯誤而產生的。”他列舉了“政策性浪費”的幾種情形：一是政策的失誤，“貿易局在對外貿易上允許奢侈品的入口”。這樣就增加了購買支出，給出入口貿易的平衡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加重了邊區政府的財政負擔，造成了一定的浪費。二是執行政策不嚴，“在輸出物資上沒有嚴格地注意等價交換政策的掌握”。一些貿易單位沒有嚴格掌握等價交換政策，盲目競爭，競相壓價出口，使陜甘寧邊區對國統區的貿易處于一種不利的交換地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三是情況變化而政策不變，“銀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價，使我們不得不貼本兌出外匯”。皖南事變后，為避免因時局變化而引起邊區金融波動，加強在金融貿易方面同國民黨進行經濟斗爭，邊區政府規定邊區銀行及稅收機關停止接受法幣。持有邊幣的可以到銀行兌換法幣，而持法幣到銀行換取邊幣則一概拒兌，從而使邊幣脫離了法幣的控制成為邊區的一元化貨幣。當時，在執行以上政策的過程中，邊區銀行規定了法幣一元兌換邊幣兩元一角的牌價，但此后，不是根據情況的變化而對這一匯價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而是把這種牌價固定化，這就使得在法幣大大貶值的新情況下，銀行不得不貼本兌出法幣，給陜甘寧邊區經濟造成損失。四是超標準的消費規定，“在供給上，有些機關部隊和個人借口豐衣足食，無限制地提高了供給標準，部分的甚至發生浪費奢侈現象”。如濫發被服，肉食、油鹽供給過量等。在窯洞、房屋、禮堂的建筑和修理上，也有不少的浪費情形。在日用品上，不去努力提倡使用土貨或代用品，而去購買外來品。五是取消了必要的規章制度，“某些機關、部隊甚至取消了預決算的制度，形成隨便開支，造成很大的浪費”。任弼時指出：這些由于政策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和浪費，如果加以認真的統計，數目必在幾十萬萬元以上，“假如能夠把這些浪費的資財和金錢用在各種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上，那是可以再生產出成倍于浪費數目的財富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36、337頁。】。

當其時，邊區的經濟除改善人民生活外，還要準備足夠的力量驅逐日寇、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襲擊和防止萬一遇到的災年。任弼時認為，積蓄力量的辦法有兩個，即“從生產中使我們的公私財富逐年增加；從節約中使我們的財富能夠積累，不浪費，更多地用之于發展生產”。因此，“一方面應當從組織人民生產中保障人民能夠吃得飽，穿得暖，真正做到在戰爭環境當中可能做到的豐衣足食；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防止和克服浪費現象，養成一種堅實而樸素的作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頁。】。那么，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養成一種堅實而樸素的作風呢？任弼時強調了以下幾點：

1.節約的方針并不是要減少必需的消費，而是在于節省根本不需要的開支。之所以要保證必需的消費和一定標準的豐衣足食的生活，不僅因為可以提高生產熱情、保障經濟的發展，而且對于戰士與工作人員身體的健康、工作效能的提高、部隊的鞏固都有很大的作用。

2.從發展生產中提高自給能力來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任弼時認為，1943年下半年的金融波動，除政策上的錯誤之外，基本的原因是入超。一些生活必需品邊區不能夠自給，而已經可以自給的生產品，還沒有能夠使它的產量增加得更多，因而不能把它輸出邊區以外，來抵消必須由外面輸入貨物的價值。正因如此，“當前最中心的緊迫任務，就是更進一步地努力生產”。任弼時指出，由發展生產而替公家減少財政開支的事實，1943年已經做到，除糧食被服外，平均達到64%自給。1944年的生產運動更加展開，可以平均達到80%自給。有的部隊如三五九旅已可完全自給，有的在今年秋收后也能完全自給。西北局與楊家嶺機關除糧食及部分被服外，已90%自給。機關、部隊、學校的生產，如果繼續認真地發展，政府多注意扶持，一兩年之內，只要無突然變動，部隊是可以做到完全自給的，機關及部分學校也可以同西北局、楊家嶺并進。

3.極力減少各大小單位不需要的開支，提倡用自制品，減少購買的支出，極力研究改進供給制度，展開節約運動。任弼時針對當時供給方面浪費嚴重的現象，指出要節省許多不必要的開支，如停止建筑、不使用奢侈品、減少應酬招待等。他還特別強調要注意供給制度上的改善，“如改善炊事工作，既可節省糧食，又可節省柴炭；改善運輸制度，既可節省運輸費，又可發揮運輸力”。

4.貫徹公私兼顧的原則，以一定比例的節約部分劃為私人所有，以刺激個人和機關的節約運動。他認為，在節約問題上，既應使大家懂得厲行節約的意義和作用，又應實行“公私兼顧”原則，從物質利益上鼓勵各單位和群眾節約的積極性，保證節約運動持久地開展下去。如1943年延安中直各機關節省糧食1100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實行了公家與炊事員的“二八分紅制”。進而1944年中直各機關又訂出三種辦法：一是節約完全歸公；二是節約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如楊家嶺各小單位節省的辦公費、印刷紙張等，規定40%歸財政廳，20%歸楊家嶺，40%歸私人分配；三是節約完全歸私，如公家發給個人在生產中利用的物品，節約部分全部給個人。任弼時明確指出：“貫徹公私兼顧的原則是促進生產節約運動的好辦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39頁。】

除了以上幾點，任弼時還認為，一些缺點錯誤源于我們在經濟建設中許多方面的工作還是在摸索過程中，尚未走上正確的軌道，因而難于免除。他在講話中單列一部分，專門講述“全面認識經濟建設的重要性”。為了端正有些干部鄙薄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態度，任弼時語重心長地說：“財經工作的復雜性，要求我們以認真的態度細致地工作，決不是粗枝大葉，憑主觀設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項有關經濟的措施和政策的決定，都要直接影響到廣大人民生活的安定與否和政府財政的收入；經濟上的設施一旦弄錯，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極大的危害和損失”，“因此，在邊區黨的面前提出學會經商、搞好貿易的任務。須知商業貿易是有數千年的發展史，積累有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學問，絕非一個門外漢所能立即精通的”。

由此及彼，任弼時還提出了培養建國的專門人才問題。他要求各地黨組織“下決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夠掌握政策而且黨性又好的負責干部，讓他們參加貿易、金融、財政機關的工作”，他深謀遠慮地說：“這不僅是為著解決目前的問題，還要使他們專門向貿易、金融、財政和管理企業方面去發展，培養成為我們建國的專門人材。這是在我們全黨面前已經被提出來的嚴重任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48頁。】這既是一個政治家的戰略眼光，也反映了他一貫倡導的、關于抓住中心環節從一個環節過渡到下一個環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4年4月3日，毛澤東閱改了任弼時的這篇講稿，寫了如下批語：“可以有五百人聽，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黨校第一部講一次。”“在十天內印出。印五千本，發到五千個干部閱讀。”他還對講演稿的第四部分作了修改。在講演稿“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就是為著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它是為著經濟發展的，而且只有經濟發展了才使新的社會制度獲得鞏固的基礎”后，力加寫一段話：“并且還因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方面為著革命與戰爭事業的物質供給上的需要，一方面為著人民的需要，都必須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不應該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敵人打平后，才去進行建設工作。加以中國地方的廣大，要使全國人民都信服我們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確性而擁護我們，而參加革命奮斗，需要我們拿建設的榜樣給他們看，才能作得到。”在講演稿“在這次高干會以后，應當是可以引起全黨來在思想上認識貿易、金融、財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寫一段話：“認識貿易、金融、財政是組織全部經濟生活的重要環節，離了它們，或對它們采取了錯誤方針，全部經濟生活就會停滯，或受到障礙。”【《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505頁。】這一方面表現了毛澤東對任弼時的這篇講演稿的贊許，另一方面又顯示出毛澤東對延安時期的經濟工作及克服政策性錯誤的重視和強調。

三

實際上，無論任弼時所指出的當時邊區經濟建設中的浪費現象，還是新中國成立以至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浪費情形都表明，這種“政策性浪費”比起其他一般性的浪費，給國家經濟事業造成的損失更大，危害更甚。一方面，它的覆蓋面廣，牽扯的范圍大，涉及的物資或款項大多不是小數目，另一方面，一般的政策決定常常是由單位領導或上級主管部門作出的，一旦出了問題，由集體承擔責任，板子往往打不到個人身上。所以，這種“政策性浪費”更難于糾正。當前，黨中央鮮明地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要求，在這一過程中，尤其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

第一，反對官僚主義傾向，建立正確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1943年1月7日—9日，任弼時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到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時，列舉了當時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中官僚主義的幾種表現后指出，官僚主義者一味醉心于許多“不執行的計劃”，“在桌子上跳舞”，卻沒有考慮到計劃可不可以行通以及如何才能行通。他語重心長地說：“要培養一種正確的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種很細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種藝術，所謂領導是藝術，就是指的這個道理。而經濟建設工作又是很繁雜的艱苦的工作，就需要我們改去粗枝大葉的毛病，就需要在領導工作上更加有計劃性、組織性和經常性。”他還細致地算了一筆賬，“我們邊區30萬的全勞動力，花費在開會和其他勤務工作的時間，每年約為20萬人的一個月時間，用它可能生產出10萬到12萬擔的糧食，我們應該減少這方面的浪費”，強調要“改變過去那種多開不必要的會，多花費有用的時間的老作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7頁。】這些都是任弼時在延安時期對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的有益思考。

第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確保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為了弄清生產發展了，財政金融卻出現紊亂的原因，任弼時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在他留下的筆記本上，詳細地記錄了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銀行行長王亞光、物資局長葉季壯、建設廳長高自力和邊區政府副主席陳希云的發言和大量的經濟數據。在這篇報告中，任弼時還用了七份細致精確的圖表來說明問題，使報告的內容更加真實、科學、有的放矢。我們的黨和政府也要建立健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了解民意求教專家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的作用，使作出的重大決策不失誤，從源頭上防止“政策性浪費”的發生。

第三，強化認識，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不僅關系到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而且關聯到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篇講話中，任弼時不僅把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作為一種工作作風，而且與“厲行節約，建立家務，備戰備荒”乃至整個邊區經濟建設聯系起來，將其作為財政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針來看待，全面而深刻地闡述了節約對于發展邊區經濟、調整生產與消費、節省政府財政開支、保障出入口貿易平衡、穩定金融物價、建立家務、積蓄力量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義與作用。我們的黨和政府也要把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當作政府工作的一個抓手，引入公共財政管理和其他有關方面的配套改革命題，并將其與行政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聯動，實質性地克服既得利益障礙，有效精簡機構和監控公共資金使用全流程，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只有這樣，才能夠在總體制度框架合理化這個深層次上，真正形成降低政權體系運行成本、控制鋪張浪費和減少誤配置的可行與長效機制。

第四，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加強解決問題的針對性。任弼時是一個很精細的人。為解決延安“魚大水小”的矛盾，他從吃、穿、用、燒等多方入手，連四個干部一盞燈每年的用油量，六個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開支，都一一作了計算。在講話中，他就邊區當時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出三條解決問題的基本方針，正中靶心，有效地解決了財政金融波動的問題。可喜的是，中央近些年也細化了政策，連續出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關于厲行節約反對食品浪費的意見》等，這些都能夠對“政策性浪費”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管理，體現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

第五，努力完善監督管理機制，加大對“政策性浪費”的監督和懲治力度。在報告中，任弼時強調指出“極力研究改進供給制度”，這樣就能夠使政策在較長時間內起作用，更帶有全局性和長期性的效果。為此，當時邊區建立和健全了預決算制度，金庫、會計審計、供給標準制度以及部隊、機關、學校生產自給的收支報告審查制度等，在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上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對當前而言，我們也要充分重視制度和規則的建設，把建章立制、法治化的工作做到實處，并在今后對規則和制度做持之以恒的動態優化。重點選擇公眾最關切、影響較大的經費事項，做深度分析解剖，有針對性地形成合理的對策和解決方案。

總之，在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社會透明度越來越增強，公眾通過微博、微信、互聯網等媒體加強了對黨和政府的輿論監督，這就對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顯了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費”，值得我們繼續從任弼時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中汲取力量，得到啟迪。

（作者梁琨，國家檔案局教育處副處長）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