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任弼時對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獨特貢獻

李紅喜

任弼時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基本方面之一，它和實事求是、群眾路線一起，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在毛澤東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擬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幾個關節點，闡述任弼時對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作出的獨特貢獻。

一、在面臨大革命失敗的緊要關頭，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應當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

1927年，正當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隨著北伐戰爭勝利進軍時，蔣介石為代表的反革命勢力卻日益猖狂，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內的斗爭愈演愈烈，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由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自身不成熟等原因，導致嚴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發生。大革命面臨著失敗的嚴重危機。

在這歷史緊要關頭，作為共青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一方面向國民黨右派作斗爭，一方面同鮑羅廷、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堅決斗爭，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應當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在中共五大上，任弼時與瞿秋白、毛澤東等，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五大以后，共產國際發來《五月緊急指示》，陳獨秀繼續對國民黨實行妥協退讓政策，在中央通過了對國民黨的《十一條政綱》，自動地決定工人糾察隊繳械。公開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任弼時后來將這些右傾錯誤概括為：“始終是退讓，沒有獨立的階級政策，不信任群眾力量，不堅決領導土地革命斗爭，以致不能取得小資產階級群眾。”【《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與此同時，任弼時為總書記的“團中央對于黨中央機會主義的投降政策是堅決地反對”【《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土地革命問題。當時兩湖地區的農民已開始自動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汪精衛國民黨不滿意農民這種“過火”斗爭，更無心解決土地問題；陳獨秀也沒有提出正確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他所擔心的是農民自動地沒收土地會使聯合戰線破裂，主張國共兩黨共同討論和解決土地問題。而任弼時等“主張領導農民自發地起來沒收大中地主、豪紳、祠堂、廟宇及反動派的土地。”【《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既反對在此問題上猶豫不決，也反對鮑羅廷所謂打下南京自然可以實現、目前應訓練人才的歪理。希望由國共兩黨合組委員會討論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以及由國民政府頒布法令，自上而下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二是關于如何對待國民黨問題。當時陳獨秀等完全不依靠群眾的力量，對于國民黨不敢批評一味妥協退讓。任弼時等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尤須信賴群眾的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不贊成僅僅依靠兩黨上層領袖談判的聯席會議來解決一切糾紛。三是關于武裝工農問題。任弼時等認為，工農是黨的基礎，軍隊又主要由工農分子組成，所以應當支持在工農和軍隊中發展組織力量，黨要掌握自己的軍隊，并在軍隊中建立黨和團的組織。

1927年6月下旬，任弼時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任弼時在發言中，針對鮑羅廷對蔣介石存在幻想的右傾觀點，明確表示：“我完全不同意鮑羅廷的意見。說什么如果我們進入南京，國民黨就會向左轉，就會在那里武裝工農？恰恰相反，在南京，資產階級和反革命軍隊會一齊向我們撲來。那就別想武裝工農了。”可是，陳獨秀說任弼時的意見“不值得考慮”。當鮑羅廷質問任弼時在哪里和怎樣才能沒收土地時，任弼時堅定地回答：“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農民隊伍。”在討論群眾運動時，任弼時反問鮑羅廷：“若國民黨不顧請愿仍拒絕采取行動呢？”鮑羅廷無可奈何地說：“那我們就聚集在這里并決定該怎么辦。”【《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3頁。】

任弼時的正確主張雖然沒有得到陳獨秀等的采納，但在革命的危機關頭，能夠提出“無產階級應當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對后來的中國革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支持毛澤東獨立自主地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后，作為共產國際支部之一的中國共產黨，其路線和政策主要依據共產國際指示制定，甚至有些會議的主要文件直接由國際代表起草，乃至一些重大決策的依據，竟然是國際代表的個人意見。固然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曾經有過很大幫助。但由于他們對中國情況不了解，在指導中國革命方面就難免有些不符合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獨立自主地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期間，任弼時兩度作為中央全權代表，從中國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認同并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并在領導湘贛、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實際斗爭中，也進行了探索，豐富了毛澤東思想。

1.秋收起義爆發后，作為中央全權代表的任弼時，堅持實事求是，肯定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受挫后停止攻打城市的決定，支持了毛澤東開始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

1927年9月秋收起義爆發后，毛澤東根據各路起義部隊先后受挫的實際情況，果斷決定暫時放棄奪取長沙的原定計劃。他致信湖南省委要求停止原定長沙起義計劃。湖南省委表示同意。但是遭到了在湖南的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馬也爾的強烈反對。他將秋收起義各路的受挫，看作“只是部分的失敗”，對奪取長沙來說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奪取長沙的條件是成熟的，還要求省委令毛澤東停止退卻，重新占據行政中心縣份，趕快實行長沙暴動。甚至向中共中央寫信，認為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的決議是“背叛”、“臨陣脫逃”，要求中共中央“派一負責中央委員指導此地工作”，“改組省委”。【《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72頁。】中共中央19日派任弼時到湖南“全權代表中央指揮省委執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游移”，并嚴令查明15日省委決定停止長沙暴動“經過情形報告中央處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頁。】。顯而易見，任弼時的態度和處理意見，對毛澤東是否繼續執行長沙暴動計劃有著極為關鍵的作用。

9月20日，任弼時從武漢趕往湖南，經過幾天調查研究，制定了《湘省今后工作計劃》，并向中央遞交了《關于秋收暴動的情況與計劃》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基本情況，肯定了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的決策，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的見解。更沒有像共產國際代表要求的那樣改組湖南省委，他指出，“錯過了時機固然是長沙暴動未能成功的原因，但是沒有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參加暴動，如鄂南農民一樣，實為整個暴動失敗的極大關鍵。”【《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頁。】這就把黨領導的武裝斗爭成敗與廣大農民群眾能否參與緊密聯系在一起，正確認識了廣大農民群眾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作用。而“農民群眾沒有起來，固然‘馬夜’事變的打擊有影響，但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們行軍所到之地，沒有替農民做出一點沒收土地，屠殺豪紳的事實”。【《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頁。】這就正確指出了武裝斗爭失敗是沒有開展土地革命的原因所在，表明他已意識到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的正確關系，這是通過實踐考察而得出的正確結論。在上述認識基礎上，盡管中共中央強調執行計劃“不許絲毫游移”，但他根據實際情況果斷地否定了長沙暴動的冒險主義計劃。他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央政（治）局根據馬也爾的報告，所決定的湖南工作方針是要蘇、余繼續向長沙進攻，長沙立即舉行暴動。但至我抵長沙時，株萍路方面完全失敗。平瀏已不在我們手握”，“此時長沙的暴動必大遭失敗”。因此，我們決定“長沙暫不舉行暴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頁。】。任弼時這一鮮明態度，果斷處置，保存了革命力量，使毛澤東能夠率領秋收起義的余部上井岡山，得以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

2.在中央蘇區，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雖然認為毛澤東有“右傾”錯誤，但基本肯定毛澤東，樹立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領導地位，為毛澤東繼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任弼時率領中央代表團抵達中央蘇區，4月17日，在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任弼時除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外，在中共中央原已有毛澤東“右傾”、“富農路線”等微詞的情況下，認同會議決議中對毛澤東領導的紅軍總前委和蘇區工作的充分肯定。如決議認為，總前委執行了“六次大會的正確路線”，“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來爭取群眾”，“貢獻了土地問題許多寶貴的經驗”，對紅軍建設有“正確的了解，建立了紅軍的整個制度”，而且“并未因立三路線而動搖自己的正確路線”。與此同時，在反“圍剿”的過程中，支持毛澤東、朱德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根據地內各個殲敵的正確主指導方針。

經過幾個月共事，任弼時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處事“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兩次建議中央以毛澤東代替項英為中央局代理書記。籌備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時，他認為毛澤東對“二、三次戰爭的領導是成功的”。【《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頁。】結果，在全蘇“一大”上，毛澤東得以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并當選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這固然是由毛澤東在開創中央蘇區中作出的巨大貢獻和建立的很高威望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任弼時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應予肯定。

對于任弼時這一時期的作用，毛澤東后來在延安整風時評價說，如果沒有中央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是相當困難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頁。】任弼時支持毛澤東，也就是對他獨立自主地開創中國革命道路的贊同和有力支持。

三、支持毛澤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自主原則，在與王明右傾錯誤斗爭的關鍵時刻，向共產國際正確地宣傳了毛澤東

抗日戰爭爆發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形勢正“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頁。】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后的勝利，為了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這個基礎上面的統一戰線。離開了這個基礎，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戰線，這樣的合作就變成無原則的行動，就是投降主義的表現了。因此，‘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頁。】。但是，隨著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黨內的右傾錯誤逐漸發展起來。

在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將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系統化。他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共產黨的行動限于國民黨所允許的范圍內，反對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他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和人民軍隊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

對于王明的右傾錯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此進行了堅決抵制。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因此，在黨員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危害著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為了向共產國際正確反映中國抗戰中我黨實際情況，1938年初，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從前線調回任弼時派往莫斯科，主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主要的任務就是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才”等問題，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以便使共產國際更多地、客觀地了解中國實際和中國黨的政策，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

1938年4月中旬，到達蘇聯不久的任弼時及時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報告大綱全面介紹了中國抗戰的實際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5月中旬，任弼時和王稼祥一起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在會上，任弼時作了關于4月書面報告大綱的口頭說明和補充。首先，他談了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抗戰中的最基本任務，指出，在抗戰問題上，“目前擺在中國黨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務，是防止和克服中國政府對抗戰方針的動搖，以一切努力，爭取中國能持久抗戰，以求得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其次，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強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必須更加依靠廣大群眾的力量，必須發展自己的力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我們的“力量更加壯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其三，他指出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中國抗戰中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八路軍和新四軍有堅強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有優良的政治工作傳統和群眾工作、軍事活動。“游擊戰爭將成為最后戰勝敵人的一個重要力量”，“是在敵人后方建立強大的新的軍事力量的重要方法”。由于中共在群眾中具有雄厚基礎，“在中國抗日戰爭發展中，將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領導和推動作用”。【《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1頁。】

任弼時的書面報告大綱和口頭補充說明，由于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引起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高度重視，扭轉了他們對中國抗戰中許多問題的認識。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共產黨的鞏固，它的獨立性及它的統一，正是繼續向前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和繼續同日寇作勝利的斗爭的基本保證。”“共產黨應該運用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軍隊后方繼續開展游擊運動，要以光榮的八路軍在山西的活動區為模范，去幫助建立許多游擊運動的根據地”，“在邊區內應該實行徹底的政策與工作，以組織民眾去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并要使邊區民主化，使它成為中華民國全國中最民主的組成部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6頁。】；9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指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頁。】同時號召開展國際援華，從政治上、道義上及物質上援助中國抗戰。任弼時立即將該《決定》電傳延安，9月8日《新華日報》全文公布。很顯然，任弼時、王稼祥在共產國際的工作卓有成效，不僅爭得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中共和毛澤東的正確支持，而且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決議案》和《決定》是共產國際對中共和毛澤東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給予的高度評價。1938年8月下旬，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會見任弼時和即將回國的王稼祥時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肯定了中共的路線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此前，共產國際派王明回國，要中共照搬別國經驗；而今卻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肯定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一重大歷史轉變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產生很大震動，成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右傾錯誤的關鍵所在。

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了中共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并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基本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

四、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明確提出要建立獨立主權國家就必須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

1949年3月，三大戰役已經勝利結束，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在這個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關頭，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勝利召開。毛澤東作了重要報告。這是一次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會議。任弼時出席大會，并作長篇發言，就什么是以城市為重心、怎樣發展工業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明確提出要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防，強調只有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能算是完全的獨立自主。因為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是一個國家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經濟建設是文化、政治、軍事各方面建設的中心。因此，“人民政權建立的開始就必須有建設”。特別是在進到大城市以后，“若不能在經濟建設上表示我黨組織經濟建設的力量，若是在經濟建設上表示無能，則不獨不能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喪失我們的政治地位。經濟戰線上的無能與失敗將導致政治上、軍事上的失敗”。“只有在經濟建設有成就的基礎上，文化建設事業才更利于發展，軍事才更有力量，政權的民主建設內容才更能充實。”上述認識，早在1945年的七大期間任弼時就提出并反復強調了的觀點。此時，任弼時進一步強調：建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必須具備的政治、軍事與經濟三個重要條件，缺一不可。雖然“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獨立自主，這已經沒有問題，但是還必須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獨立自主。”所謂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就是“除中國資源上所沒有的以外，我們完全可以自給解決。要有強大的機器制造業，還要有軍事制造業，能夠制造飛機、坦克、艦艇等等。這才在國防上也獨立自主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頁。】這是關于經濟獨立的必要性。

對于經濟獨立自主的重要作用，任弼時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領導陜甘寧邊區經濟工作時就有了初步的認識。他在《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講話中指出，邊區已經有了一塊比較完整而且鞏固的和平地區，斗爭任務應該是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基礎來發展經濟。“應該根據可能的條件和斗爭的需要，在民主和建設上，今天特別是經濟建設問題上，做出一些模范，開辟出一條在堅持抗戰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尋找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規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頁。】1944年，在《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的報告中，任弼時談到發展經濟三條基本方針中的第一個基本方針就是發展生產，增加財富，達到完全自給。他說：“上面我們指出邊區經濟的日益發展，逐漸脫離對外的依賴性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今天還沒有達到完全的自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只要我們能充分發揮邊區的人力及資源的作用，努力發展邊區經濟，邊區是可以迅速達到完全自給，可以完全擺脫對外的依賴而獨立地主動地解決問題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頁。】

1946年春，任弼時受黨中央委托起草了文件《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明確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解放區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他說：“目前解放區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應當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農村副業，發展手工業，創辦必需的輕工業，逐漸恢復現有的重工業，爭取解放區在經濟上逐漸走到自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頁。】他確認，只有在經濟上達到自給，才能保障長期革命戰爭的物資供應，才能在政治上獨立自主，堅持斗爭。“我們說解放區經濟要獨立自主，我們不能做殖民地的殖民地。只有經濟上不依靠別人，軍事上政治上才會有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頁。】任弼時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防的思想，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綜上所述，在中國革命的不同歷史時期，任弼時從不同層面為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和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的今天，研究任弼時對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的征程中，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因為“獨立自主是我們黨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必然結論。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作者李紅喜，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