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貢獻

侯先祥 廖建

任弼時同志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從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中，注重把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把理論性很強的馬克思主義通俗化，運用多種渠道和方式，向人民大眾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程中做出了貢獻。研究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貢獻，對于當前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一、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踐特點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明確提出，黨的任務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斗，在進行革命活動的過程中要密切聯系群眾，組織發動群眾，廣泛開展群眾運動。因此，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顯得尤其重要。所謂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體、由深奧到通俗、由被少數人理解掌握到被廣大人民群眾掌握的過程”【《十七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頁。】。

任弼時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踐中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理論的深入淺出與通俗化。1921年8月，任弼時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1922年12月，任弼時成為中共正式黨員，1924年8月回到上海。三年的留學蘇聯生活，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年11月8日，他在《中國青年》第52期發表《列寧與十月革命》，用通俗的語言向中國青年介紹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奪取政權的業績，號召大家學習和研究列寧主義。1925年1月31日，他在《中國青年》第63期、第64期合刊上發表《列寧主義的要義》，文中寫道：“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極盛時期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任弼時對列寧主義深入研究基礎上的通俗闡釋，對于人們認識與理解列寧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推動作用。幾十年后，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回憶任弼時時常說：我們是先讀到他的文章，后來才認識他本人的。【《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頁。】

（二）理論聯系實際。任弼時在實際工作中，看到有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知半解，有的人是不切實際地模仿，而更多的人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面對這種情況，他撰寫《馬克思主義概略》一文，于1925年5月2日在《中國青年》第77、第78期合刊發表，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由來、組成及其基本原理。【《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他以理論聯系實際的態度，提出“馬克思主義是研究學問的工具”。后來，他對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須深刻把握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真正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做了闡述，“這就是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并有新的發展。”他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理解，切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特別強調“必須認識，一切實際工作中都有馬列主義，一切黨的正確決定都有馬列主義理論。因此，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

（三）貼近群眾。任弼時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強調要貼近群眾，這“就是要我們的黨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武器，真正與人民有密切的聯系，根據群眾的需要，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必須與尾巴主義區別開來），而提出主張與政策，同時又要通過群眾去實現它，使群眾真正認識與接受黨所提出的主張，并為這個主張而進行斗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頁。】

（四）代表群眾利益。任弼時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被群眾所接受，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代表群眾利益。“我們的革命絕不是為著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名譽地位，而是為著基本群眾謀解放。而基本群眾的解放，又是要他們自己起來動手，才能真正得到的”，只有通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作，才能“使群眾的斗爭脫離盲目性、自發性，成為自覺的運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頁。】他明確提出“要使群眾能夠了解黨的策略，有奪取政權的認識，并具有高度的組織力量。要實現這一目標，必定不僅是一種宣傳與鼓動就可以滿足的，而須使群眾從本身利益（階級利益）的爭斗中，去了解去認識，進而去組織自己，去培養暴動的意識。”什么是群眾的切身利益呢？他舉例說，“在年關時節，工人要加工錢要求雙薪，農人不愿還債，大概是最迫切沒有的要求了。”他認為，通過開展“在這些大的小的爭斗中，教育他們對于政權的認識，引導他們組織真正有群眾的工會和農會，使他們感覺自己不可磨滅的偉大的階級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

（五）教育、團結和依靠群眾。1925年6月，任弼時在《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中，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如何教育群眾、團結群眾、依靠群眾作了闡述。他提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還是要注意于民眾的政治教育，取得民眾之多數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實力發展；同時則須注意到民眾力量的團結。”“我們要知道，革命事業的成功絕非紙上宣傳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親自深入群眾，與革命的群眾接觸而明白他們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導他們應進行的組織和活動的工作，注意取得民眾的大多數。”

二、開展不同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教育

任弼時在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過程中，根據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突出重點，注重區分不同層次，有針對性地開展這項工作。

（一）大革命時期，在工農群眾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工農群眾文化層次不高，受壓迫最深。任弼時對于文化水平偏低的工農群眾側重于啟迪他們的政治覺悟，堅定他們的政治立場，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循序漸進地向他們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1925年1月，任弼時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央局組織部主任。為了取得對工人教育的直接經驗，任弼時到上海曹家渡純善里五十二號的工人訓練班里講課。他按時到訓練班向工人們通俗地講《共產主義ABC》的課。從中他體會到要使工人明白革命的道理，必須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工人的切身問題。為此，他曾告誡大家要克服在向群眾作政治宣傳中存在的弊病。如“不是過于空泛，就是過于艱深，并且沒有注意日常生活的各種實際問題的解釋，講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反抗地主資本家，都沒有說明他們怎樣壓迫人民的事實，我們應當怎樣去和他們作斗爭的方法”。他說：初覺悟的工人，“他們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樣解除切身的許多壓迫，在群眾大會上說十九世紀的歷史，他們只認作是海外奇談，不能使他們感覺切要”。【《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頁。】任弼時領導的團中央根據共青團的特點，著重開展青年農民運動，1925年11月6日，任弼時專門簽發《宣傳農民組織農民發展農民團員》的第102號通告，強調“農民運動是黨與團的一種極重要的工作。占人民全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農民，不僅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有極重大的作用”。在農民群眾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十分必要，“目前須極力注意在農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傳”，要在“青年農民及手工業學徒做經濟斗爭和教育的工作”。1927年11月，任弼時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擴大會議的經過與意義》一文中，號召“在鄉村中組織少年先鋒隊，領導青年農民參加一切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斗爭與暴動。”

（二）在進步青年和團員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1924年8月，任弼時從俄國回到上海，黨中央分配他到上海大學去任教。他教的是社會學系的基礎俄語，在課堂上，他不但教俄語，而且還向同學們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教同學們高唱“國際歌”。正如張士韻在《中國民族運動史上的上海大學》一文中寫道：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上海大學的教員把“從他們的網籃里帶去的革命理論與反帝的熱情，星星之火，也引發了各省各地的青年的革命狂焰”，“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反抗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頁。】他還特別重視“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應當有系統地進行生動實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頁。】

（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紅軍指戰員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他在1935年紅二軍團積極分子會議上，他作題為《紅二軍團當前的建設任務》的報告。他提出紅二軍團當前重大的建設任務之一就是要用馬列主義初步武裝戰士們的頭腦，“加緊戰士的階級教育。要保證每個戰士具備紅軍讀本中的革命常識，并且了解目前形勢和黨的主張，堅決為蘇維埃事業流血到底。”

（四）抗日戰爭時期，在黨的基層干部和黨員中普及馬克思主義。任弼時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中分析：“估計到黨內主要成分是農民，和黨在最近將有大批新的黨員涌入，估計到一般黨員對黨的統一戰線還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還表現著關門主義及舊的工作方式”，“因此，加緊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教育，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保證黨在思想上的一致”，“是黨的迫切任務”。他強調“黨內教育是很重要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頁。】為了避免遇到實際問題違反馬克思主義理論，避免教條，防止滋生各種惡劣作風，任弼時提出要加強對黨的基層干部和廣大黨員開展廣泛的馬列主義基本教育。

（五）解放戰爭時期，在知識分子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作。1948年1月，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就必須要有知識。”“我們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還必須培養工農出身的新知識分子，“可辦各種訓練班、訓練技術和政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頁。】通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使他們普遍“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頁。】

（六）在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1948年9月，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把在黨的領導干部中普及馬列主義作為加強黨的紀律性的首要條件。他認為“全黨要有五百個懂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馬列，即能保障政策統一的執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頁。】他提出：如每個縣委能有一個掌握住政策（毛澤東：故須三千個干部），情況就不大不一樣了。他認為光靠這三千人還不行，必須通過他們來提高廣大普通黨員干部的馬列主義素養。

三、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途徑

任弼時提出：“必須經過黨的組織、政治機關、報紙、列寧室等，進行系統的有計劃的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來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

（一）發揮政治宣傳組織機構和群眾團體的作用。任弼時認為，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作，必須發揮各級黨團政治宣傳組織機構的作用，“經常管理黨員特別是新黨團員的教育訓練，解釋黨的決議與群眾中宣傳鼓動和文化工作等”，“并運用各種方式（如宣傳隊、藍衫團、俱樂部）解釋與宣傳黨的每一個中心口號，使之通俗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頁。】發揮工會的作用，組織動員工人群眾，提出：“須經常用我們領導下的工會（或其他工人結社）名義，提出當地工人最迫切而實際的要求綱領，極廣泛地向工人群眾宣傳，尤其使這些宣傳深入到右派工會組織和影響下的工人群眾中去，鼓勵工人群眾在這些要求之下作一致行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8頁。】

（二）出版發行各類報刊雜志和資料。任弼時把出版發行各類報刊雜志和資料作為向群眾普及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手段。1929年，任弼時主持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期間，他根據不同層次，一是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對象的通俗報紙《白話日報》（后改名為《上海報》），以生動直觀的形式向群眾傳達黨的聲音，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進而直接推動工人的斗爭。比如，當國民黨派上海第六區黨部常委王昌源去控制商務印書館的工會時，報紙接二連三地揭露王昌源的丑聞劣跡，激起工人的公憤，最終把他趕走，工人們因此稱它為斗爭中的“一支先鋒軍”。二是創辦黨內教育的通俗刊物《教育周刊》、供省委機關同志閱讀的《每日新聞》。三是指導上海各區和有關團體創辦小報和刊物，如《無產階級》、《滬東工人》、《滬北工人》、《黨的生活》、《伙伴》、《工人之路》、《反帝三日刊》等【《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頁。】。這些報刊在密切結合當時斗爭，向群眾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38年3月，任弼時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4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介紹中國情況時說道：“中國共產黨在廣大人民當中，有著很大的政治影響和威信。我黨出版的各種刊物，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地位。黨中央出版的《解放》周報，銷售到三萬余份。今年一月出版的《新華日報》，二月時已銷售到二萬余份。在武漢出版的《群眾》周刊，近二萬份。最近八路軍政治部出版的《前線》周報，銷數亦達萬份。”【《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03頁。】

此外，任弼時還主張編寫出版其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培訓材料。1928年，他要求“省市縣委應盡可能地出版帶訓練性質的刊物，多根據當地工作經驗編成訓練的材料”。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我黨負有思想上領導的責任。同時關于土地革命、暴動政策、中國革命性質等類問題和工農生活及斗爭狀況的宣傳，以及目前反帝的鼓動，都需要黨以很大的力量有計劃地擴大。關于這些工作除開推銷黨的刊物宣傳品外，每個同志必須成為群眾中的宣傳鼓動家。”【《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0頁。】

（三）撰寫文稿和翻譯文獻。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任弼時身體力行，親自撰寫并發表了大量的文稿。除了上述的許多文章外，他作為團中央的俄文翻譯，為《新青年》翻譯列寧的《中國的戰爭》等文章，大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團的內部刊物《中學校刊》1925年3、4月份合刊發表《怎樣布爾什維克化》、在《斗爭》1933年第5期發表《目前黨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1943年撰寫文稿《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等。他還翻譯我黨大量文獻。即使在駐共產國際期間，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為《共產國際》、《真理報》、《紅星報》撰寫文章，宣傳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經驗。1950年10月，任弼時在去世前一周，還為《中國青年》創刊27周年撰寫紀念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中國青年》是“一個結合實際、聯系群眾并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武裝的青年刊物”。他要求《中國青年》應該繼承發揚優良的戰斗傳統，更密切地結合廣大青年群眾的實際斗爭和更生動地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其能夠成為指導中國青年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四）組織各種宣傳講演與游行集會活動。任弼時認為游行集會、宣傳講演活動，參與的群眾較多，易形成有影響的宣傳聲勢和氛圍，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可以成為向大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場所。1928年7月，任弼時在《城市農村工作指南》中談到黨領導工人開展反帝運動，要向工人群眾灌輸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除多量發散傳單、宣言、標語，組織灰色反帝刊物外，必須組織講演隊，動員全體同志參加口頭宣傳鼓動工作，工廠等部須設法組織飛行集會鼓動工人反帝情緒，惟須特別注意本黨主張的獨立宣傳。”1929年，任弼時在江蘇省委工作期間，每逢紀念日，按照中央指示，布置上海各區組織規模不等的飛行集會和群眾示威，“五卅”四周年紀念和“八一國際赤色日”，工人隊伍集中南京路，舉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每次行動前，都準備了標語、口號和傳單，通過廣泛散發這些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的紅色宣傳品，對揭露蔣介石政權的反動本質，喚起群眾的革命激情，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都有很大的作用。

（五）開辦學校、培訓班和列寧室等。任弼時要求各級黨組織通過辦“俱樂部、列寧小學、夜校、墻報委員會和宣傳隊”【《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頁。】，向群眾分發宣傳品，讓群眾普遍接受馬克思主義常識教育。應“幫助工人的教育，開辦平民義務學校，組織工人俱樂部及工會，灌輸工人政治常識，解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階級能早日覺悟而團結”。【《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1929年8月，任弼時代表江蘇省委具體指導教育和訓練黨的基層干部。訓練的方式有固定和流動兩種。固定的訓練班的課程包括黨的建設和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等，教學方法上強調學員思考、討論、質疑等方式，加深學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流動訓練班，要求派專人采取面對面的方式，針對個別不識字的同志，講解黨的重要決議和文件，開展扎實細致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普及教育。

列寧室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內，紅軍連隊及政府機關設立的，作為組織紅軍指戰員和干部群眾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展文化娛樂活動的園地。任弼時在湘鄂川黔根據地時期，高度重視在紅軍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工作，他領導的湘鄂川黔省委在永順塔臥創辦了黨校和紅軍學校，縣區經常舉辦輪訓班，強調要“加緊戰士的階級教育。要保證每個戰士具備紅軍讀本中的基本常識，并且了解目前形勢和黨的主張，堅決為蘇維埃事業流血到底。這必須經過黨的組織、政治機關、報紙、列寧室等，進行系統的有計劃的工作，提高指戰員的政治素養”。【《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他認為只有在人民軍隊中開展廣泛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教育，才能“不斷地加強部隊中的政治教育，提高一般指戰員的覺悟程度，使每一個指戰員不僅在戰斗中成為英勇堅決的戰士，而且還要他們懂得黨的基本政策，使他們成為黨的政策的宣傳者和堅決執行者”。【《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頁。】

綜上所述，任弼時關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理論與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深入研究和總結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貢獻，對于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供有益的啟示和借鑒。

（作者侯先祥，中共湘西自治州委黨史研究室副調研員；廖建，吉首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