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任弼時研究的三點想法

——在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總結

陳晉

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聯合舉辦的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是經中央批準的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系列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會議共收到來自20個省市自治區專家學者的論文70余篇，入選53篇。部分作者和特邀專家作了大會發言。大家研討的內容，涉及任弼時生平業績、思想理論、精神風范各個方面，比較集中地展示了近年來學術界關于任弼時研究的新成果。

在今天的形勢下，如何深化研究和宣傳黨的領袖人物，一般來說，要注意抓住主線，站位高一些。即使是微觀的選題，站位高了，影響也會不小。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也應如此。對此，我結合這次研討會的有關論文，談三點想法。

一、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要把他的生平業績放到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群像”中來展開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黨的七大選舉出的五大書記之一。五大書記逝世后，黨對他們的評價，一般都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以及黨和軍隊的卓越領導人這樣一些基本定位。唯獨對任弼時，有一個“組織家”的稱謂。這個概念值得重視，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任弼時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影響。1940年從蘇聯回國后，他便協助毛澤東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先后成為三位書記處書記之一和五位書記處書記之一，參與籌備黨的七大，對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式形成是有貢獻的。

由于任弼時同志逝世較早，此前學術界對他的研究宣傳，放到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群像中來展開的還不多，而這恰恰是全面科學地認識任弼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歷史地位一個不可或缺的很有說服力的角度。這次學術研討會，出現了從這個角度開展研究的一些好的成果。

比如，有同志從140萬字的新編本《朱德年譜》中，發掘有關任弼時的記載，提出在甘孜會師前，他就對張國燾分化拉攏紅二、六軍團等錯誤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甘孜會議上，他又對張國燾擅自南下、另立中央等錯誤進行了中肯的、有分寸的說理斗爭，指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北上與中央會合；北上途中，任弼時分別找紅四方面軍的高層干部一一進行推心置腹的談話，從黨性原則和遵守紀律的角度重點澄清“中央丟下四方面軍不管了”等模糊認識。根據史料疏理這個過程，就對任弼時在長征途中為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作出的貢獻，有了新的認識，說明他當時作為紅二方面軍最高政治領導人，站位很高，具有處理全黨大局中復雜難題的自覺性和能力。

又比如，有同志把《任弼時年譜》、《任弼時選集》和《毛澤東年譜》、《陳云年譜》結合起來研究，對1944年任弼時在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演講做了橫向比較，提出：毛澤東1942年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上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指明了邊區財經工作發展的正確方向；兩年后，任弼時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邊區財經工作的演講，針對邊區財經工作在落實毛澤東報告精神的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金融、貿易、財政工作中的弱點，提出了進一步落實毛澤東財經工作思想的基本方針；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陳云，在領導財經工作的實踐中，又創造性地落實并豐富了任弼時提出的財經工作方針，開拓了邊區財經工作的新局面。這樣的梳理，就講清了一項政策是如何提出和落實的歷史脈絡，讓人耳目一新，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的集體貢獻。

我們知道，解放戰爭時期，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即領導人民以戰爭的形式推翻舊制度，同時又肩負著建立新政權的歷史重任。在這個重大歷史轉變時期，處于中央決策層的任弼時的政策思想有什么特點呢？有同志提出這樣一個判斷：他協助毛澤東分擔著由戰事勝利推進而產生亟待解決的種種政策的制定問題，諸如土地改革問題，部隊進入外線作戰后的后勤供給問題，解放了城市產業發展問題，等等。還有同志從研究俄羅斯檔案入手，對1949年初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與米高揚的會談情況進行了探討，深入研究了任弼時參加會談的次數、內容、結果，從而清晰地勾勒出在那緊張的七天里，黨的領導集體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方針的醞釀過程。這樣的研究，也讓人體會到任弼時在七大以后發揮的作用，是比較突出的。

總的來說，研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既需要著眼于個體，也需要著眼于群體，這兩個角度互為補充和深化，由此說明，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個領袖集體，這個領袖集體到底有著什么樣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們的共性和個性是怎樣體現出來的。在一個成熟的領導集體中，核心人物和重要成員之間，在決策上總是互為補充和啟發的。在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既可以增進我們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群體的核心領導的認識，也可以增進我們對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論斷的認識。

二、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要把他的思想理論放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從實踐和理論上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來展開

任弼時同志30年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國共產黨艱辛探索革命道路，在理論和實踐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在黨內較早提出，“必須按中國實際情形去解釋我們的理論”，意思很明顯，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框套中國革命實際，而是反過來，用中國革命實際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如何運用和發展。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思想方法，任弼時的實踐和理論探索，融入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飛躍的成果——毛澤東思想之中。

眾所周知的是，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他三次代表團中央向黨中央呈送《政治意見書》，要求武裝工農，實行土地革命。對任弼時來說，這是他參與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很高的一個起點。他先后擔任過中央專門部門（青年團）、戰略區域（湘贛蘇區）和戰略部隊（紅二方面軍）的主要領導，抗戰初期又成為八路軍總部領導。這樣的歷練，使他在宏觀上進行決策時，能夠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我個人認為，這段時期是任弼時的革命經驗、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這就可以解釋，他1938年出使共產國際，為什么能夠那樣正確有力地解釋黨的政策。

本次研討會，有幾篇論文談到任弼時受命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不辱使命的情況。他向共產國際作了兩次正式報告，并提交中國代表團聲明，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他還參加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的討論，使共產國際了解和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他還組織力量翻譯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作的《論新階段》的重要報告，體現了在理論政策上的敏銳性。應該說，任弼時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與他在國內經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苦實踐，擁有比較高的理論政策水平，是分不開的。

1940年任弼時回到延安后，他開始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反映出來的理論水平，是很重要的標志。在9月12日會上，他發言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用辯證唯物主義來解決工作問題的”，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因而，黨的主張“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如新民主主義、三三制政權、統一戰線中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這樣的認識，表明任弼時是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眼光來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對黨的高級干部如何開展整風，如何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分歧，如何在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上實現黨的團結，都是很不錯的引導。

也正是從那時起，任弼時參與了黨的許多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組織實施，他領導西北局工作，指導了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他參與組織和領導全黨的整風運動，努力于黨的各方面建設；他負責黨的七大籌備工作，參與起草、修改《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為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實現空前團結，作出了重大貢獻。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指揮西北和全國戰場，并以敏銳的眼光及時發現和糾正了部分地區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錯誤偏向，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經中央批準印發全黨，成為黨指導土地改革運動的重要文件，保證了土地改革的健康進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任弼時同志指出，全黨的工作中心由鄉村轉到城市是一個“帶歷史性的問題”，工業化將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質的問題”。

歷數上面這些情況，是要說明，稱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實踐和理論上的依據的。我們這次研討會的許多論文，便根據有關材料，就這個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

比如，談到任弼時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黨建思想極富特色，包括：以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建設一個有戰斗力的黨；以支部的健全、健強，鞏固黨的組織基礎，落實黨的各項決議；以實行并擴大黨內民主，開展自我批評，調動黨內黨外積極性，轉變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以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造成黨的偉大力量，培養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等等。有同志還論述了任弼時對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獨特貢獻的問題，研究任弼時的群眾路線思想的論文也有好幾篇。

關于任弼時的軍隊建設思想，有同志提出，任弼時較早地認識到軍隊聽黨指揮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首要的政治紀律貫徹在革命戰爭的各個階段。其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特點是注重從戰略全局上籌劃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圍繞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著力在科學求解矛盾中推動軍隊思想政治建設。

關于任弼時同志的經濟思想，有同志還研究了他有關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研究他關于在土地改革中“保護中農”的主張，研究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有關新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構想等等。

相對而言，以上這些涉及任弼時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的研究，此前學術界注意得不夠。這次研討會開了個好頭。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2月在中央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90多年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堅持不懈的理論創造。”通過研究任弼時的生平思想，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研究，是一個很大的學術空間。

三、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要把他的精神風范放到今天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個背景下來展開

任弼時同志被譽為我們黨的駱駝和共產黨員的楷模。劉云山同志在任弼時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對他的精神風范作了專門的闡述。當前，全黨正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任弼時同志的“駱駝精神”很好地詮釋了這一主題。見賢思齊，我們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學習任弼時同志的精神風范。這次研討會的不少論文都抓住了這一現實熱點，著重研討了任弼時的精神風范。

任弼時同志始終堅持黨性原則，他信仰堅定，敢于擔當，嚴于律己。很多同志在文章中寫到，年少時，任弼時遠赴蘇俄，尋求改造中國的主義與真理，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從此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并為之奮斗終生。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曾兩次被捕，甚至遭受電刑，但他以共產黨人的鋼鐵意志，堅守信仰，毫不動搖。他對被一同關押的戰友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經得住考驗，隨時準備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他以自己畢生的實踐，踐行了這一誓言。他堅守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黨的利益，他敢于開展批評，同錯誤傾向作斗爭。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危急關頭，他挺身而出，三次或當面或書面尖銳地批評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在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等問題上的右傾錯誤。為了黨的利益，他講究策略，善于開展批評，扭轉困難局面。長征途中，在與中央失去通訊聯絡、對張國燾分裂行徑不清楚的情況下，他堅持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大局，堅決而又有策略地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展開斗爭，最終促成了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和長征的勝利結束。為了黨的利益，他堅持實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評。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中央時期，他曾被派往湘贛蘇區，在那里他抵制了一些“左”傾錯誤，保護了一些干部，但在延安整風期間，他仍誠懇地檢討自己對當時清理湘贛省委舊案“沒有盡到責任”，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為了黨的利益，他嚴于律己，修身修德，簡樸克己。他經常叮嚀身邊的同志不要浪費公物，凡是能夠過得去，凡是自己能夠做得到的，決不要給公家添麻煩，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在延安時，他看到女兒多領了一個紅色的小筆記本，立即問明情況，要她退了回去。進入北京后，他的住所臨街很吵，有關部門要給他安排新的住房，當聽說這需要搬走一個機關時，他堅決拒絕搬家，一直住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任弼時同志始終堅持聯系群眾，心系人民，被認為是“很會接近群眾又能使群眾接近他的人”。對于任弼時同志的群眾觀，這次研討會進行了深入探討。任弼時同志曾說過：“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它能夠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隨時可以調動群眾起來斗爭的時候，方才能表現其偉大力量”，因此，他把是否與群眾建立密切聯系作為衡量黨性的主要標志之一，并提出要以人民群眾是否擁護作為檢驗我們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延安時期他分管陜甘寧邊區，為了打破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他具體組織實施了大生產運動，改善了邊區人民的生產生活，也加強和改善了邊區人民與黨的關系。他特別注意傾聽群眾呼聲，善于利用一切機會聯系群眾，了解情況。轉戰陜北時，他利用養病的機會，進行調查，進一步搞清了土改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傾向，并提出了糾正的辦法，為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任弼時同志任勞奉獻、實在細致、鞠躬盡瘁，他的這種作風，被譽為“駱駝精神”。研究任弼時的“駱駝精神”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任弼時同志曾在青年團、軍隊和黨內擔任過不同的職務，做過不同的革命工作，無論職位高低、人生順逆，也無論事務繁簡，情勢緩急，他都一如既往，腳踏實地，“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三十年如一日地為黨為人民貢獻出他的一切。”任弼時同志是一個做人、做事都很實在的人，他說：“一定要把握住少發空論多做實事”，要特別反對“沒有內容而只有形式”的各種空架子。他強調“在定計劃、寫決議的時候，必須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而不能“憑著一種大概的估計”。在領導陜甘寧邊區精兵簡政工作時，他多方調查計算脫產人員的吃穿用度，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力求透徹準確地了解問題，要求前來匯報工作的同志“請說得具體些”。保留下來的他的工作筆記，真實的記錄了他的這種工作作風。任弼時同志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積勞成疾，不論是在陜北，在西柏坡，還是在北京，他一直以頑強的精神支撐自己為黨工作，他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應該走九十九步。”直到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仍在關心著抗美援朝戰事，在燈下查看地圖，用紅筆勾畫，標記出他革命人生的最后一步，真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今天，我們研究宣傳任弼時同志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風范，格外有現實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并向全黨提出“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的具體要求，這是在新的形勢下對我們黨優良傳統作風的繼承和發展。任弼時同志的精神風范正是“三嚴三實”的楷模。今天我們紀念老一輩領導人，就是要弘揚他們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風范，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具體說來，就是從“嚴”上要求，從“實”處著力，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作者陳晉，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