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在長征途中

任遠芳

在紅軍長征中，我的爸爸任弼時等率紅六軍團于1934年8月撤出湘贛根據地，開始西征，成為長征的序幕之一；隨后，他和賀龍、蕭克、關向應等領導紅二、紅六軍團及后來的紅二方面軍長途遠征，最終在陜甘地區實現了三支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在兩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里，爸爸所在的部隊經歷大小戰斗110余次，先后占領縣城39座；爸爸的足跡跨越贛、湘、桂、齡、滇、康、川、青、甘等地，縱橫23900多里。這也是他軍事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

盡管歷盡艱險，紅二方面軍卻保存了偉大的力量。到達陜北保安后，毛澤東在與紅二、紅四方面軍部分領導人會晤時稱贊說：“出貴州、過烏江，我們一方面軍付出了大代價，二、六軍團討了巧，就沒有吃虧。你們一萬人，走過來還是一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跡，是一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

黨的歷史不會忘記爸爸的長征，作為家人，我們同樣會永遠銘記這段紅色崢嶸歲月。媽媽陳琮英陪伴爸爸走完了這段不平凡的路，姐姐任遠征是在甘孜到阿壩的茫茫草地上出生的——“遠征”這個名字，就是為了紀念不平凡的萬里長征。所以，我也要用手中的筆重新講述這段歷史，回顧父親在黨和紅軍保持團結、取得勝利的歷史壯舉中發揮的獨特作用。

為中央紅軍探路

1934年，中央蘇區軍民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湘贛蘇區的紅軍也屢戰失利，蘇區革命斗爭如何堅持？紅軍主力如何行動？大家都在思索著。有一天，爸爸對蕭克說：中央紅軍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我們湘贛蘇區紅軍也可能轉移。這幾句話對蕭克既有震動，也有啟示。因為按照原來的部署，湘贛紅軍主力要轉到遂（川）、萬（安）、泰（和）地區活動，并已經以一部在井岡山地區恢復根據地，之前誰都未曾想到中央紅軍會西進，湘贛紅軍要進行大的戰略轉移。

50年后，蕭克依舊對爸爸的戰略眼光感到欽佩。他在爸爸80誕辰之日“書贈琮英同志并遠遠姐妹”,寫道：“弼時能洞察戰略大勢，駕馭戰事的發展，能正確地選擇戰略方向，確定戰略方針。”

果不其然，1934年7月23日，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發來了訓令，指令紅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代表、紅六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等職的爸爸，與軍團長蕭克、軍團政委王震率領紅六軍團9700人踏上了向西的征程。

這次西征發揮了什么作用？用周恩來的話說，紅六軍團和紅七軍團，“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博古講的更具體：“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準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探路”，這就是爸爸長征的開始。正是由于他綜觀全局，看到了紅六軍團西征的先遣作用，所以盡管形勢十分不利，他卻仍然堅持貫徹中央指令，努力配合中央紅軍行動。

經過艱苦轉戰，10月24日，紅六軍團在貴州省印江縣的木黃與賀龍等領導的紅三軍（隨即恢復紅二軍團的番號）主力會師。紅六軍團的西征歷時80多天，跨越敵境5000多里，歷盡千辛萬苦，盡管部隊遭受到巨大損失，最終還是沖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保存了紅六軍團的有生力量，探明了沿途敵人的兵力虛實以及道路、民情等情況，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完成了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偵察探路乃至配合策應的任務。就在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前一周，從17日開始，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共8.6萬余人，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途。

三次改變戰略計劃

紅二、紅六軍團是在1935年11月開始長征的，這支隊伍不僅沖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且保存和擴大了部隊的實力，于1936年7月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為了記錄下這段金戈鐵馬的崢嶸歲月，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1936年7月至11月，爸爸撰寫了《二、六軍團從湘鄂邊到康東北長征經過報告大綱》。這份彌足珍貴的手稿詳細記述了紅二方面軍長征的過程，也讓我們有機會領略爸爸和賀龍在重大軍事戰略選擇方面的深謀遠慮。

首先是在兩軍團長征前夕，1935年11月，以爸爸為書記的湘鄂川黔省委和以賀龍為主席的省軍委決定實行戰略轉移，到外線尋求建立新的根據地，即轉移到貴州石阡、鎮遠、黃平地區活動。但是，由于關鍵的便水戰斗失利等原因，這個戰略意圖難以實現。爸爸對此深感遺憾，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對有關指揮員處置失當進行了嚴厲地批評。賀龍回憶道：任弼時講到戰斗教訓時，頗為小氣，還拍了桌子。這對素以寬厚著稱的任弼時來說，的確是不多見的。由于強敵“入黔急追”，1936年1月，爸爸和賀龍等決定放棄原定在湘黔邊創建根據地的戰略計劃，根據敵我情況和中央軍委指示，“乃決繼續西移，尋求在廣大地區進行運動戰，并擬在黔省西部爭取創立根據地”。

2月初，湘鄂川黔省委及軍委發現黔西、大定（今大方縣）、畢節地區在地形、群眾、糧食等方面存在有利條件，決定在該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行政機關的名號也由“湘鄂川黔”改為“川黔滇”。紅二、紅六軍團相繼占領大定、畢節后，在貴州地下黨的配合下，創建根據地的工作很快展開。兩軍團組建了貴州抗日救國軍，以及90多個游擊隊和1個苗族獨立團，還擴收了5000多名新戰士，組建了紅五師第十四團。這一時期被兩軍團指戰員稱為長征中的“黃金時期”。

但是，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黔西、大定在數日內失守。于是，爸爸和賀龍、關向應等果斷放棄原定計劃，開始在烏蒙山區與敵開展回旋戰。這是兩軍團第二次放棄原定戰略目標。爸爸的手稿認為，轉戰烏蒙山“為我軍長征中處境困難時期”。爸爸等向中革軍委報告：“……因糧困難，氣候太寒，居民房屋很少，急行軍和多半時間露營，故部隊相當疲勞，減員亦頗大，以則河、則章壩及宣威城北總共傷亡一千人左右，落伍和開小差總共在兩千人左右。”盡管如此，紅二、紅六軍團在烏蒙山千里大回旋，國民黨軍被拖得筋疲力盡，“圍剿”計劃落空。毛澤東后來高興地說：“二、六軍團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昏了頭。硬是轉出來了嘛！”

3月底，紅二、紅六軍團先后進占黔西南盤縣、亦資孔地區。爸爸和賀龍、關向應等又一次面臨著是否就地建立根據地的抉擇。盡管中革軍委沒有發出明確的指令，但在了解到中央希望兩軍團北渡金沙江與主力會合的意圖后，爸爸等從大局出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放棄建立根據地的計劃。

如今在盤縣會議舊址的二層樓里，參觀者可以想象當年的場景：爸爸等根據中央電報和部隊面臨的處境，數次召開會議，反復權衡去留，最后著眼全局，多謀善斷。蕭克回憶道：“我們分兩路前進，先頭部隊猛打猛沖，攻占祿豐、楚雄、鹽興、姚安、祥云、賓川、鶴慶、麗江等數城和無數碉堡，吃的穿的，無所不有。‘因糧于敵’，士氣旺盛，雖然日行百里，士氣高昂，從盤縣東進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渡過金沙江。”

爸爸在手稿中總結他和賀龍、關向應等率領紅二、紅六軍團長征的主要經驗，第一條就是：“在不可免的脫離根據地而采取長距離之轉移時，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轉進這一策略。”“這種策略下完成遠征計劃不一定是削弱有生力量，正確的運用甚至可以壯大部隊，造成創造新根據地更有利的條件。”這也是紅二、紅六軍團在長征中“沒有吃虧”“沒有蝕本”的重要訣竅。

上述三次實事求是地改變戰略計劃的過程，詮釋了蕭克“書贈琮英同志并遠遠姐妹”中概括的：“由于弼時同志能從政治上、戰略上及時地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認清形勢，使大家能在困難中看到光明的前途，自覺地按照中央的正確方向行動，所以常能化險為夷。這是一個高級領導人能夠率領千軍萬馬，信心百倍地團結奮斗的首要條件。”

反對無原則的遷就

1936年7月2日，紅二、紅六軍團（隨后合編為紅二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于川康邊的甘孜。兩個方面軍兵合一處，原本可以更好地與圍追堵截的敵軍拼殺，與無以復加的惡劣自然環境搏斗，然而，爸爸卻不得不同時也堅決地、靈活地、不間斷地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展開了斗爭。

這場斗爭有多么復雜、艱險？1960年，斯諾問毛澤東：“在你一生中，當你觀察中國革命的命運時，哪個時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時期？”毛澤東答道：“張國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1936年7月至10月，爸爸親歷了這個“最大的困難”的后半段，作出了獨特的歷史貢獻。當時和爸爸朝夕相處的媽媽，耳聞目睹了斗爭的全過程。爸爸1950年去世時，媽媽回憶起這段往事，說：“你是善于團結人的，但你首先堅持原則，堅決反對無原則的遷就。”

會師以后，爸爸從張國燾那里要來了電報密碼本，和在陜北的黨中央直接取得了聯系。當張國燾指責紅一、紅三軍團北上“是毛澤東等人的疑忌太多”時，爸爸詞鋒尖銳地說：紅四方面軍中一些人的“反對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在張國燾心目中，爸爸原是一個“富有青年氣味”的“小弟弟”，此時此刻，他雖然對爸爸提出的團結統一的意見“未置可否”，但也不得不承認，爸爸“經過許多磨練，已顯得相當老成”。

爸爸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可不僅僅是“老成”這么簡單，他堅決抵制了張國燾壓制、分化、吞并紅二方面軍的企圖。張國燾想召開兩個方面軍黨的會議或干部聯席會議，以多數壓少數，通過決議擁護他。對此，爸爸后來講：“我敢說，那時如果召集那樣的會，那么爭取四方面軍的進步干部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反對這會議的召集，因為造成上層的對立將要使工作更困難。但國燾就非開這會議不可，我就說，如果二、四方面軍態度尖銳，我不負責任。國燾才嚇倒，再不召集這會議了。”爸爸還分別與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反復交談，殫精竭慮致力于維護黨和紅軍的堅強團結。陳云后來評價說：“弼時同志直到過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軍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確的立場”，“肯定的(對張國燾）說，采取分裂的行動，不管兩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錯誤的，并且堅定重新會合，統一黨與紅軍。他與許多紅四方面軍領導同志長談了幾天幾夜，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以誠懇和平的態度，這就使已經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軍領導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見。”

那段時間里，爸爸分別和徐向前、陳昌浩、傅鐘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交談，使大家對形勢和中央路線策略認識趨于一致，徐向前認為，當時爸爸“冷靜、誠懇，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充滿信心”。傅鐘回憶道：弼時同志敏于事而慎于言，他“嚴肅地問我：‘北上有決議沒有？’我說：‘有。’‘有，為什么不執行？’弼時同志這個提問，一針見血，刺中我的思想深處。盡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還是不由得冒出了汗。”看完黨中央和紅四方面軍的往來電報后，“弼時同志再次和我長談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這對我啟發很深，徹底分清了是非。”爸爸還對傅鐘非常誠懇地說：“按照列寧的黨性原則，我們不是不參加黨內斗爭。必須考慮到，我們是拿槍的，彼此都帶著隊伍！意見有分歧不好搞斗爭的！我們還在長征當中，艱難困苦，人間罕見，團結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傅鐘說：“他的這些話貴如金石，在我心里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不僅使我經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會引起新的震動。”

驅散分裂的政治陰霾

1936年7月下旬，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后走出草地，集結在包座、巴西、救濟寺（求吉寺）一帶。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這是遏制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活動的一個重大舉措，是從組織方面加強黨中央領導的有效措施。西北局負責領導紅二、紅四方面軍及西北地區黨的工作，由張國燾任書記，爸爸任副書記，委員包括朱德、賀龍、關向應、徐向前、陳昌浩等。根據朱德、劉伯承等的建議，從甘孜出發時，爸爸隨西北局、紅軍總部行動，暫時離開了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

8月9日，經過深思熟慮，爸爸在救濟寺寫下了給賀龍、蕭克、關向應、甘泗淇等人的一封長信。信中寫道：“我這次隨朱、張等行動，力求了解過去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黨內爭論問題，并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我與朱、張、劉、昌浩、向前、傅鐘、卓然等同志的談話，大家對黨在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集權領導，是認為迫切重要的問題。陜北同志亦同樣是認為迫切需要的。在這一基礎上，我黨團結一致想可能得到順利的成功”“我想二方面軍在促成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順利的會合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必要時將來可以二方面軍指戰員名義發一告一、四方面軍同志書。”

爸爸的長信給紅二方面軍領導以極大鼓舞。最先看到長信的是陳伯鉤，8月1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回來不久即接弼時同志來信，談目前戰略及與一方面軍會合等問題。閱此，心中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來，黨內分歧久延未決，幸自二、四方面軍會合后，得弼時同志之力，從中挽轉，始有今日之新機，使有心人聞之，其能無快于心乎！”8月16日，看到長信的賀龍等復電爸爸：“在救濟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們完全同意你對過去黨內斗爭所采取的立場。我們堅決站在這一立場上，為黨的統一而斗爭。”

在川北和甘南期間，西北局幾次召開會議，爸爸多次發表意見，既抵制、應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又努力爭取、團結張國燾一起北上。例如8月5日，西北局在救濟寺召開會議。會前，爸爸同徐向前、陳昌浩等多次交談，他想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讓紅四方面軍的干部真正從思想上以瓦窯堡會議決議為基礎，在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爸爸循循善誘地說，我勸同志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端正思想立場，緊緊團結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和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之后開會，中心還是討論迎接抗日民族革命運動新高潮的問題,對以前的問題，思想上弄清楚，有冷靜的、客觀的自我批評，就不再提了。傅鐘認為：爸爸為黨和紅軍的團結所做的積極努力，“使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黨內制造的政治上的陰霾，思想上的糊涂，組織上的混亂，有力地得到了澄清”。

在救濟寺會議上，針對張國燾主張西去、不愿和黨中央以及紅一方面軍會合的意見，爸爸說：有三條理由不能西去。第一，兩廣事件的發生，說明國民黨內部在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別的矛盾尖銳了，對蔣介石的現行政策是個搖動。第二，我們和紅一方面軍會合，突破張學良的“圍剿”，陜甘寧三省會成為我們抗日前進的根據地，結束我們的流動。第三，紅軍主力配合全國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黃河以西處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會上，同志們對爸爸的精辟分折十分佩服。

張國燾表面上被迫放棄了西進的企圖，但實際上，雙方的分歧日益深刻和嚴重。8月9日部隊由救濟寺出發后，黨中央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形勢、紅軍總的戰略任務和冬季作戰計劃等問題頻頻發來指示。可是張國燾并不相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反而指責黨中央提出成立國防政府，是重復法國鎮壓巴黎公社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口號”。對此，爸爸針鋒相對地批評道：不能看到紅軍數量比過去少了，就以為整個形勢都不好，這是機械唯物論的錯誤觀點。

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繼續前進

對于張國燾不愿北上的企圖，包括爸爸在內的中央領導同志都是心中有數的。1936年8月底，中央先后來電制止張國燾西進，提出9月至11月三個方面軍在甘南的戰略行動計劃，而“三（個）方面軍的行動中，以二方面軍向東行動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紅軍向西北行動的必要步驟，而且在目前我們與蔣介石之間不久將舉行的雙方負責人談判上也屬必要”。

為了執行這個“最重要”的戰斗任務，爸爸離開西北局，回到紅二方面軍。在臨行之前的西北局會議上，針對張國燾害怕同黨中央會合的心結，爸爸和朱德等非常誠懇地勸他不要怕和黨中央見面，錯了認錯，做自我批評，回到列寧主義路線上，不再搞派別活動，這樣就不會抹殺自己的功績和光榮。在多數同志的贊同下，這些內容被寫進了西北局會議決定，下達部隊。出發時，大家依依惜別，爸爸兩個月以來為黨和紅軍團結做出的積極努力，被戰友們長久地記在了心中。

9月8日，爸爸和賀龍、關向應等在哈達鋪發布《第二方面軍基本命令》，決定不顧疲勞，立即出動，使“戰役任務期于9月底完成”。隨后，紅二方面軍兵分三路，迅速按計劃挺進，至9月19日，先后占領了成縣、徽縣、兩當、康縣等地區。發動群眾，在以徽縣為中心的地區建立臨時根據地，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擴大紅軍，籌集物資。

張國燾那邊，9月中下旬，西北局在洮州（今臨潭縣新城鎮）召開會議。會上，多數同志同意中央9月13日來電的部署，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計劃，制定了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通(渭)、莊（浪）、 會（寧）、靜（寧）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同志思想上的轉變，與爸爸之前的工作顯然是不無關系的。

但是，在制定戰役具體方案時，張國燾出爾反爾，又要向西過黃河去青海、新疆，從而推翻了剛剛做出的決議。他甚至說北上是“斷送紅軍”。朱德、傅鐘等耐心地勸他維護民主集中制原則，不要個人推翻集體決議，并陳述了北上方針的有利條件。陳昌浩也第一次公開跟張國燾唱了反調，態度非常明確。張國燾惱羞成怒，說總政委不干了，作戰方案也不做，離開總部去了駐漳縣三岔鎮的前敵指揮部。

張國燾的反復無常，使積極擁護黨中央路線的同志難以容忍。9月19日，爸爸和劉伯承、關向應聯名致電黨中央，建議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委主席團，集中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同一天，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三個方面軍須迅速統一指揮，商量態度不便作戰。”可謂所見略同。黨中央當即回電，同意上述意見，決定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位同志赴前線，與朱德、張國燾、陳昌浩三位同志一起工作。

9月26日，爸爸和賀龍、關向應、劉伯承、甘泗淇、王震、陳伯鈞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以及徐向前、陳昌浩，指出:“一、二、四方面軍目前行動比過去任何時期迫切要求能協同一致，否則，只有利于敵之各個擊破，于革命與紅軍發展前途有損。我們已向陜北建議，根據目前情況和三個方面軍實際情況，做出三個方面軍行動的最后決定。”電報吁請紅四方面軍“停止在現地區”，聽候黨中央在“陜北之決定”。

次日，根據黨中央的電令，鑒于西進道路大雪封山等情況，西北局再次在洮州召開會議，最終否定了張國燾西進的錯誤主張，堅持了第一次洮州會議確定的北上方針，促成了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

1936年10月金秋，中國工農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境內勝利會師。11月26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命令規定：“除西路軍外，一、二、四方面軍及其他兵團、人民武裝，統歸前總指揮。”12月7日，中央軍委轉發中革軍委的命令，組成新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主席團，并確定了軍委主席、副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總政治委員的人選。從此，中國工農紅軍在組織上有了統一的領導，繼續在勝利的道路上前進。

（本文作者：任弼時之女）

（來源：《百年潮》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