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韓同友 羊森

1945年4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既是中共第一次系統性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 也是第一個對中共成立以來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反思并作出結論的決議。經黨中央授命，任弼時以主持者的身份全面負責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他憑借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堅強的黨性修養、縝密的組織工作，廣納各方意見，傾注個人智慧，為歷史決議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貢獻。

任弼時與歷史決議的研究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學術話題，然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關于任弼時與歷史決議的研究主要還局限在闡述任弼時組織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而對涉及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研究得很不夠。比如，任弼時為何會被委以重任？他為全面總結黨的歷史作出了哪些貢獻？他是怎樣一絲不茍、縝密組織，不負眾望，出色完成任務的？歷史決議中究竟體現了他的哪些思想？這些問題需要作深入的探討。本文從任弼時受命于然、傾力而備、精心組織、思想貢獻等方面進行闡釋，凸顯任弼時對歷史決議形成所作的歷史性貢獻，揭示任弼時的政治風范、科學思想、崇高品格與務實作風。

一、受命于然，委以重任主持歷史決議起草工作

從建黨到歷史決議的出臺，中國共產黨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歷經曲折坎坷，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其中，黨內歷次右傾與"左"傾錯誤曾使革命蒙受巨大損失，特別是以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最為嚴重，一度使黨和革命事業陷入絕境。遵義會議雖然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是這次會議只解決了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對"左"傾錯誤思想未能進行徹底清算。

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對"左"傾錯誤思想再一次進行了批判，毛澤東的黨內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但黨內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還不時抬頭。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竭力地為自己的錯誤思想進行辯護，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王明的行為造成了黨內思想的混亂，嚴重威脅到黨內團結和革命事業的健康發展。因此，詳細分析黨內錯誤思想的根源和危害，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妥善解決黨內思想分歧，已刻不容緩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這不僅僅是黨內路線斗爭和評判歷史功過的問題，而且是促進全黨思想統一和團結，保證黨的戰斗力的重大原則問題，關乎黨今后的發展和革命事業的成敗。

1941年10月，黨中央決定以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等為主要成員，成立"清算黨的過去歷史委員會"，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的中央系列文件進行深入研究，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拉開了序幕。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決定，由任弼時全面負責組織起草黨的歷史問題報告，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展開。（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64-465頁。）任弼時從1940年3月自蘇聯回國后，在受命組織籌備中共七大召開的同時，開始參與黨的歷史梳理總結工作，六屆七中全會更是被委以重任。應該說，由任弼時負責組織起草歷史決議工作，既是黨中央深思熟慮的選擇，也是任弼時自身的條件使然。

（一）深厚的理論修養

在黨內還存在重大思想分歧的時候，起草一份對建黨以來歷史進行全面總結的歷史決議是件非常敏感的事，稍有不慎便達不到統一思想團結全黨的目標。因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對于歷史決議起草的負責人的政治品質和理論素養要求很高。任弼時較高的馬列主義修養和深厚的理論水平，使其能勝任主持起草歷史決議的艱巨工作。

任弼時十余歲時就有了強烈的廢舊圖強振興國家之志，從加入俄羅斯研究會前后，他逐漸了解并學習接受馬列主義思想，積極從事相關宣傳工作。從1921年5月經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安排赴莫斯科學習起，任弼時開始接受系統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特別是東方大學三年的學習生活，對其一生的思想發展和理論提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奠基作用。回國后，他不斷接受革命斗爭的洗禮，十分注重理論學習和認識提高，努力做到思想認識同革命實踐的統一。大革命時期，他翻譯過列寧的《中國的戰爭》，發表過《馬克思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怎樣布爾什維克化》等文章。（《張靜如文集》第4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第1257頁。）在文章中，任弼時系統地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歷史作用。他強調："馬克思的宇宙觀，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的科學柱石，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任弼時：《馬克思概略》，《中國青年》第63-64期合刊，1925年1月31日。）；他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頁。）的命題，即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從這些論述中，我們感受到任弼時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政治智慧。

任弼時憑借自己的理論素養，逐漸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并成為黨內較早接受、篤信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前，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關于黨的建設的思想。比如，他1938年協助蘇聯外交出版局校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中譯本，并親自翻譯該書第四章中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節。后來他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中譯本帶回國內，成為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學習文件之一。同時，他在蘇聯《真理報》和《共產國際》雜志上發表文章，闡述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 參見王樹恩：《任弼時的四次蘇聯之行》，《黨史縱橫》2011年第8期。）任弼時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扎實功底，為他從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

（二）豐富的革命實踐

在歷史決議起草前后，任弼時擔任過黨的多個領導職務。他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團中央書記，1927年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長征時期擔任紅二方面軍主要領導人，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43年3月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中共中央書記處，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經歷了黨在各個階段的生死關頭，經受住了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如在紅軍長征途中，當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使黨和軍隊的命運和前途處于極其危險的緊要關口，任弼時挺身而出、機智謀劃，始終堅定地支持黨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線，與張國燾展開針鋒相對斗爭，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促進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歷次斗爭中，任弼時充分體現出堅強的黨性以及處理重大復雜問題的政治智慧與領導才干。長期而豐富的革命實踐，任弼時一方面不斷成長成熟，在黨內的威望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隨著對中國革命實際以及黨的發展狀況及路線斗爭的深刻了解，他對消除黨內思想分歧，實現全黨團結有著迫切的內在渴望。

任弼時在長期豐富的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豐富政治智慧與杰出領導才干，自然成為負責起草歷史決議的最佳人選。

（三）開闊的國際視野

在黨中央決定對黨的歷史展開系統總結前，任弼時曾先后三次赴蘇聯學習工作：1921年7月至1924年7月，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系統地學習了3年；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以共青團中央書記的身份出席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會，開展了同共產國際的相關聯系工作；從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由中共中央派遣去莫斯科，其中，1938年7月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中共七大召開之前，他赴蘇學習工作時間累計有五年半。除了系統接受馬列主義教育，任弼時還積極參加中共旅莫支部開展的各項理論學習和實踐活動，參與共產國際組織的政治理論研究和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動。在蘇聯學習工作期間，任弼時對蘇聯和整個東歐的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考察，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道路實踐引發了他很多的思考和研究，而對整個國際形勢的關注使其對中國革命所處的國際背景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21-22、63、66、370-379頁。）正是由于任弼時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對共產國際情況十分熟悉，負責起草歷史決議的重任落到他的肩上顯得順理成章。

（四）崇高的道德品質

歷史決議的起草事關黨的事業發展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必須要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來主持，才能真正做到客觀公正、嚴謹科學，任弼時無疑就是這樣的人選。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只有四位同志全票當選，任弼時是其中之一，（ 參見劉明鋼：《延安時期的任弼時》，《黨史博覽》2005年第3期。）這足以說明他在黨內的威望。任弼時具有吃苦耐勞、勇于奉獻的"駱駝"精神，突出表現在"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錢多、三怕麻煩別人"（ 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877頁。）。他具有正直公道、堅持原則的"鐵面"精神，"在任弼時同志面前，慌張的人會變為鎮定的人，軟弱的人會堅強起來" (中共汨羅縣委宣傳部編：《懷念任弼時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8頁。)。他具有寬容厚道、仁愛尊重的"人本"精神，在他看來，"對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錯誤，他自己的責任只有一個：徹底弄清問題，分清是非，予以切實解決，幫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認識，改正錯誤……決不一棍子打死"(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72頁。)，所以，不管是犯錯誤的，還是有困難和困惑的同志，都愿意找他傾訴，尋求幫助解決，大家贊譽他為"我們黨內的媽媽"(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72頁。)。他具有注重調查、堅持真理的實事求是精神，始終強調"我們在訂計劃、寫決議的時候，必須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按照實際可能的條件，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經驗去決定我們的政策和辦法"《任弼時選集》，第288頁。。他具有一心為公、敢于直言的"諫官"精神，始終堅持對黨和革命事業負責的原則，不浮夸、不推諉、不敷衍。他具有矢志不移、鞠躬盡瘁的開拓進取精神，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信黨、跟黨、愛黨，面對困難總是百折不撓、勇于開拓，對待工作總是身先士卒、兢兢業業，如他所言："世界無難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堅者也，志堅則不畏事之不成。"( 甘征文、韓少功：《任弼時》，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頁。)

同志們這樣評價任弼時："在政治上如此堅強，在重大原則上寸步不讓，在理論上造詣之高，在思想上、品德上如此高尚，在個人性格上這樣平和，在生活上如此克己，而弼時同志將其融為一體，這真是絕無僅有的。" (楊瑞廣、蔡慶新主編：《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70頁。)憑著這種高尚的人格魅力，任弼時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信賴，由他負責起草歷史決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傾力而備，為系統性總結黨的歷史作出努力

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次盛會，會議全面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和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的基調是歷史決議奠定的，歷史決議的形成為七大的勝利召開進行了最為關鍵的準備，作出了杰出貢獻，而歷史決議產生之艱難，準備時間之長正是七大召開的典型縮影，正如任弼時所言："這種思想上的準備經過了三、四年，其意義是非常偉大的。'七大'可以早開三年、五年，但絕不會開得這樣好。"(《光輝歷程--從一大到十五大》，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151頁。)這個總結同樣也說明了任弼時在中央開始系統總結黨的歷史之前所作的努力以及發揮的作用。

（一）展開思想宣傳

任弼時是黨內較早思考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領導人之一，是出色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組織家。

任弼時具有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敏銳的判斷力，他注重調查研究，講究實事求是，在認真閱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論著后，為毛澤東科學而深邃的思想理論所折服。( 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480頁。)在革命實踐中，他日益意識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黨和革命事業所需要的指導思想。這種認識與覺悟促使他自覺肩負起了捍衛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責任。

在整風運動中，任弼時充分利用召開學習會、討論會、培訓會等途徑和機會在黨內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中宣傳毛澤東思想。他關于毛澤東思想宣傳的內容主要體現為：一是強調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必須堅持馬列主義，認為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必然。二是主張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認為我們要"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楊瑞廣、蔡慶新主編：《緬懷與研究》，第333頁。)，反對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公式來搬運的傾向，同時反對那種不重視理論的狹隘經驗主義的傾向。三是闡明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尤其要學習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他說："二十二年來，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始終堅持"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并有新的發展"(《任弼時選集》，第304頁。)。"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并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任弼時選集》，第304頁。四是強調全黨同志要切實增強黨性觀念，自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任弼時及時認真學習，于同年下半年，撰寫出《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1942年7月14日，他在中央黨校為學員所作的《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長篇報告，專題解讀黨性問題。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期間，他曾以《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為題，連續三天為西北中央局高級干部作演講，全面闡述為什么要增強黨性和如何提高黨性修養等問題。任弼時為把全黨、全軍的思想最終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歷史決議的順利起草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輿論的準備。

（二）贏得國際支持

在黨的發展歷史上，共產國際在當時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是巨大的，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往往是決定性的，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在并不了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抗日民族統一路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情況下，認為中共應該學習并運用法國共產黨的經驗，主要依靠蔣介石的國民黨進行抗戰，同時派王明回國領導中國革命，致使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出現重大的原則性分歧，并影響到黨內團結和革命走向。要克服和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使全黨思想統一，共產國際的支持顯然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在這種極其困難的背景下，1938年3月，中共中央委派任弼時去莫斯科，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讓共產國際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實際和中共的政策，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援。4月14日，任弼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向共產國際提交了自己親自撰寫的以《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為題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對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全面介紹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詳細闡述了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70-371頁。)任弼時在報告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最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共產黨有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 ( 甘征文、韓少功：《任弼時》，第205頁。)正是由于任弼時的努力，共產國際轉變了對中國抗戰問題的認識，"任弼時的報告和口頭說明對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18頁。)。

隨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發表了《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兩份報告，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1938年6月11日），《新華日報》1938年9月8日。)并進一步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頁。)"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72頁。)不僅如此，共產國際還在實際行動上給予了中共中央以支持，除了利用《真理報》等報刊介紹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還撥付專款支持中共中央。共產國際的意見在肯定中共中央路線的同時，也認同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這成為六屆六中全會糾正并克服王明右傾錯誤的關鍵，而任弼時又是這歷史性轉折中的關鍵。

此外，任弼時還加強了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的聯系和交流，大力開展宣傳和說明工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社會主義各國贏得了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三）奠定組織核心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迎接七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準備，雖然會議前后延續有一年之長，但會上取得的豐碩成果永載史冊，歷史決議從起草到通過的過程就是典型的體現，這一局面的形成與任弼時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改革分不開。1940年3月任弼時回國，其出色的組織才華日益彰顯并為黨中央所認可，黨中央于1941年7月任命他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胡喬木曾說："任弼時當秘書長，一是因為資歷老，二是因為他是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三是他從共產國際回來的。這里有一些微妙關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當時起的作用。"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頁。)

當時的延安沒有中央一級的行政管理機關，黨政軍三大系統機構重疊，辦事交錯，沒有統一的規章制度。上任伊始，任弼時便展開全面的調研工作，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央機構改革的具體方案。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聽取了任弼時關于中央機構改革初步方案的報告，于同年3月20日通過《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并對相關機構做了全面調整，調整的核心為：全黨工作統一由中央政治局領導，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權由政治局行使，毛澤東任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辦事機構為中央書記處，服從政治局的領導，對重大問題之外的日常工作行使決定權，書記處主席由政治局任命，對書記處討論的問題有最終決定權，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處主席；明確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強化中央在全黨的組織和領導權威，將中共實際管轄區域劃分為華北、華中、陜甘寧邊區及晉西北、大后方和敵占區等五大區，中央領導各區工作，各地區服從中央統一領導，對中央負責。 ( 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440頁。)任弼時主持進行的中央領導機構改革的重大意義在于：確立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在全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化了黨中央的權威，明確了中央對地方集中管理，特別是從組織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正是由于任弼時卓有成效的改革工作，為歷史決議的起草做了有效的組織上的準備。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評論說："任弼時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 ( 轉引自蔡慶新：《建國以來任弼時研究綜述》，《黨的文獻》2002年第4期。)

三、精心組織，出色完成歷史決議起草任務

歷史決議是中共對黨成立以來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和問題作出的結論性的評價，是對建黨以來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第一次進行系統的總結，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作為主持起草歷史決議的任弼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這次歷史問題決議的重大意義，就是對過去黨內的錯誤從社會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時承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路線的一貫正確性，這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是要起重大作用的。" (《任弼時選集》，第393頁。)而且，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于1944年5月21日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確定由任弼時負責召集組織起草歷史決議的同時，要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即6月上旬前提交初稿，時間是極為緊迫的，這就要求任弼時必須全力以赴，審慎、客觀、科學地起草出歷史決議初稿。盡管任弼時還在全面主持七大籌備工作，但是他不負黨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歷史決議的起草任務。

（一）自我批評，表率引領

由于歷史決議起草工作的敏感和重要，為了打消參與同志的思想顧慮，能夠做到客觀公正，坦誠交流，深入思考。任弼時在討論交流的過程中，經常誠懇地講起自己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和理解的漸進過程，并不諱言自己曾對一些歷史問題和事件的膚淺認識和簡單評價，誠懇地對自己曾經犯過的"左"傾錯誤進行自我批評和深入剖析。他說："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任弼時選集》，第393頁。)在整風運動中，他全面回顧了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他說，認識到毛澤東之所以正確，"是基于堅定立場和正確思想方法"(《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307頁。)。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敢于承認錯誤，勇于自我剖析的膽識和魄力，并以己為例說明只有自我批評，才能認真吸取經驗教訓，改進工作，促進思想進步。對此，賀龍曾這樣感慨道："任弼時是內向人物，他是向內發展的，即在自己身上下工夫，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 田菊芳主編：《偉大的人格 光輝的路》，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67頁。)正是在任弼時的帶動下，歷史決議起草的討論交流工作既嚴肅又熱烈，既坦誠又深刻，參與起草工作的同志認識得以提高，思想得以進步。

（二）廣泛納諫，匯聚眾智

在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任弼時明白，歷史決議最后的觀點與結論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定有一個由模糊簡單到逐漸清晰深刻的過程；也不可能是某一個人思想的照搬復寫，必定是眾人思想集體智慧的結晶。所以，他主張只有廣泛納諫，充分征求意見，匯聚眾人的智慧，形成科學的思想，才是真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他說："我們天天要領導群眾行動，就天天需要理論來指導。這種理論不是憑空想出的，而是從群眾中來的，是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把群眾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這就是有理論指導的實踐。這就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并有新的發展。"(《任弼時選集》，第303-304頁。)所以，任弼時除了及時更新觀念，吸納黨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外，還充分傾聽大家對歷史決議草稿的認識和評價。同時，任弼時重視征求有過錯人物的看法和意見，比如，在中央批駁王明錯誤路線的背景下，任弼時依然同王明進行了多次誠摯、深入的交談，認真了解王明對黨的一些歷史問題的看法和認識，( 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478-479頁。)這是很難能可貴的，沒有一種理論自信和開闊胸襟，是無法做到的。在任弼時等人的耐心工作之下，王明在請任弼時閱轉毛澤東和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對歷史決議和它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和估計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81頁。)。任弼時真誠溝通，化解矛盾，統一思想，為形成歷史決議的結論奠定了思想認識基礎。

（三）嚴謹周密，追求完善

毛澤東對黨的歷史問題一直有深入思考，曾于1941年以《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結論草案》"）為題擬了草稿，歷史決議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起草的。任弼時受命主持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后，一絲不茍、竭力而為，以高度的責任心和無私的奉獻精神開展工作。任弼時通過縝密的思考，高效的組織，及時的討論，晝夜的撰寫，當月就擬出了初稿，即《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以下簡稱"《草案初稿》"）。《草案初稿》充分吸收了毛澤東的《結論草案》的精華，同時加以提煉和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思路。對于歷史決議《草案初稿》的形成，胡喬木認為："弼時同志還是花了很大氣力來起草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7頁。)。

隨后，任弼時根據毛澤東和黨中央以及大家討論的意見又進行了幾次深入的修改。當胡喬木以任弼時的初稿為基礎，也草擬了一稿時，任弼時及時分析研究，并進行了三次認真細致的修改，同時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改寫。在此基礎上，任弼時根據毛澤東和黨中央及其他委員的意見又進行了細致修改，并提出了對王明錯誤路線的七點分析，隨后他又進行深入思考，將這七點分析歸納為政治、軍事、組織、思想等四大方面。緊接著，任弼時耐心地組織了多次座談會，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并配合毛澤東進一步對歷史決議進行了多次修改。

由于時間緊，任務重，在任弼時的組織下，準備委員會幾乎天天開會討論研究。對每一個事件都要進行充分的考察，對每一個問題都要進行反復的研究，對每一個結論都要進行深入的思考，甚至于對每一句每一詞都要進行反復的斟酌。對此胡喬木后來回憶道："這樣的討論歷史問題，在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討論的水平、決議的水平，在黨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3頁。0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報告中曾指出："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 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等編著：《紅旗飄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今天（1921-2001）》，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53頁。）任弼時自己也數次對草稿進行推敲、修改和注釋，客觀慎重地撰寫意見。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上一致通過了歷史決議。七大召開后，任弼時根據最新得到的資料和文件，又對歷史決議進行了一絲不茍的修改，力爭盡善盡美。"這一稿的修改，使歷史決議稿無論在內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從總體看，都達到了更加嚴謹、細密、準確和完善的地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7頁。）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歷史決議，形成了今天所見到的正式文件。這樣，由任弼時負責起草歷史決議的歷史性任務，經過近4年時間出色地完成了，一部偉大的歷史文獻終于誕生。

四、潤物無聲，思想光輝閃爍在歷史決議之中

歷史決議是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直接領導下起草、修改和完善的，是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任弼時對歷史決議形成既作出了組織貢獻，又作出了思想貢獻。從相關歷史文獻以及親歷者的回憶與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沒有任弼時的思想貢獻，歷史決議的起草和出臺是難以想象的，如胡喬木所言："弼時同志的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來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8頁。）

（一）奠定思想基調

歷史決議起草之初，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正確性和領導地位就被凸顯出來，這不是偶然的。"我們的黨比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內部的統一團結，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更加需要鞏固我們自己，防止敵人利用各種機會和間隙來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任弼時選集》，第239-240頁。）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和堅持既是任弼時思想探索發展的結果，也是其思想成熟的表現。面對內憂外患的舊中國，任弼時少時就有了樸素的思考和分析："國者由人民而成，必賴人民以強。欲強之道，莫如合群……中國有四萬萬同胞而不能勝少數人之小國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蔡慶新、姚勇主編：《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4頁。）將人民的力量擰合成一股繩才可以趕走列強，振興中華，而這種"擰合"需要一種精神和思想。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及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讓苦苦尋求真理的任弼時發現了馬列主義。隨著他對馬列主義認識的不斷深入，他認為應當將馬列主義進行布爾什維克化。面對當時的各種曲解，他提出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化精神，即"一要使團體能群眾化，二要使團員正確明白主義且不忘其為群眾的領導者，三要能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任弼時選集》，第2頁。）。在長期的學習和斗爭實踐中，任弼時身體力行地堅持布爾什維克化精神，而且認識到中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化精神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澤東，因此對毛澤東表示了毫無保留的支持。秋收起義失利時，任弼時力排眾議，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支持了毛澤東；長征時，面對張國燾的分裂圖謀，任弼時毫不退讓地堅定支持毛澤東和黨中央；（ 參見《任弼時研究文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177-178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任弼時在共產國際詳細介紹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突出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等等。任弼時的個人探索和黨的發展歷史性的契合一致，找到了屬于中國革命自己的正確的指導思想，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任弼時起草的歷史決議第一稿中，他即以此為指導思想對歷次的思想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揭示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正確性。這為整個歷史決議奠定了基調，并貫穿于歷史決議起草的始終。正如歷史決議中所指出的："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14頁。）。

（二）堅持黨性原則

在黨內，任弼時具有堅定的原則性是著名的，他工作和思考的出發點不會因人而異而私，而是以黨性為核心，以真理為旨要，歷史決議中的一些要點和論斷都可以體現出這一特點。"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7頁。）歷史決議中這一基礎論斷也是任弼時黨性思想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毛澤東在《結論草案》中認為，六屆四中全會以來至遵義會議期間，黨的領導路線無疑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而言是正確的。任弼時根據新的形勢發展和歷史資料的把握，結合個人的思考，在歷史決議中明確指出，這段時期內黨的領導路線不僅僅只是缺點和問題，從根本說就是錯誤的，且造成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使黨遭受的損失是極為慘烈的。"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頁。）這一思想認識符合歷史實際，引起黨內絕大多數同志的共鳴，成為歷史決議中的"蓋棺"之論，始終堅持。

共產黨人自然是應該講黨性的，加強黨性需要理解并掌握馬列主義理論，以使理論修養得到不斷提升，堅持科學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和在實踐中對科學理論的深化，這才是馬列主義精神和理論品質。所以，任弼時對于忽視和輕視理論修養的行為是極端反對的，他指出："我黨過去很長時間內，對于黨內思想理論問題一向是未被重視的。黨內干部，即算是高級干部并不了解理論的重要性……許多黨內干部，只是埋頭去做一些實際工作；少數干部曾在國內外學過一些書本上的理論，但這些人既少有接觸過中國革命的實際生活，又不會真正把學到的原理原則與中國實際的革命斗爭相溶合，結果只是教條公式的搬運。"（ 任弼時：《學習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筆記》，《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理論修養之于黨性，是關鍵所在。任弼時認為主觀主義同黨性是根本對立的，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則是主觀主義的集中表現，而歷史決議是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自然是講黨性的，所以必須要反對教條主義，批判經驗主義。因此，任弼時對《結論草案》中關于"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結合"的內容作了重要的修改，加寫了近500字的一長段話，闡述了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關系及危害。他寫道："教條主義宗派的左傾路線是獲得黨內經驗主義者的支持與合作的……有不少的經過長期斗爭而且在黨內負有相當重要責任的同志，因為缺乏馬列主義的修養，不能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沒有能力把經驗提高到理論高度去加以靈活的運用，不善于分析具體情況，缺乏遠見，因此就在黨內形成一種經驗主義的思想……四中全會及其以后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受過把理論與實際互相脫節的德波林學派的教育，不但有馬列主義的豐富詞句，而且打了共產國際的招牌，這就使與黨內教條主義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難于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的經驗主義者，容易無保留的接受教條主義者的綱領……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列主義思想發展的障礙。"（《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9-310頁。）任弼時這一深刻的思想認識為歷史決議所吸納。正如陳毅所言："教條宗派在黨內形成較遲……對黨危害最大，這些已大白于黨內，從這方面看，經驗宗派不能與其匹敵，而是甘為驅策的。弼時同志不主張平列，這對。" （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修訂本），第658頁。）同主觀主義作毫不妥協的堅決斗爭，堅持黨性，也就是堅持了歷史決議的品質，任弼時既是倡導者也是實踐者。

（三）確立基本方針

在任弼時成長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融合在其良好的家庭教育中，給了任弼時以無限的滋養。"禮讓謙恭""和睦相處"的家族優良傳統令任弼時深受教益，仁政治國、以德服人、淡貧憂道、修身養性等默化于少年任弼時的心靈深處，成為其一生的思想財富和行為準則。后來，任弼時曾言："故人知禮讓者，則能結大團體；不明禮讓者，左右近舍，每相紛爭，若中有氣量者，以潛移之，自然皆感化矣。吾人在校讀書，必明禮讓，豈可不以紛爭為戒哉！" （蔡慶新、姚勇主編：《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4頁。）他進一步指出，只有"識量過人，不好計較者"才能團結大團體，成人成事。基于這樣的思想和修養，任弼時平素嚴于律己，對待犯錯誤的人始終堅持把握原則、分清實質、循善教育、重在知改，具有一種寬厚待人、著重發展的廣闊胸襟。他經常強調："對于過去犯了錯誤的黨員和干部，只要他們認識錯誤并決心改正錯誤，又向群眾作了自我批評，而所犯錯誤又不十分嚴重者，就一般地不要去處罰他們，特別不要過重地去處罰他們。如果群眾要求處罰他們，也應向群眾作適當的與必要的解釋，在群眾面前適當地保護他們"（《任弼時選集》，第451-452頁。）。這種思想也體現在了歷史決議的指導方針中。任弼時始終強調，歷史決議的起草是為了厘清錯誤思想根源，糾正黨內錯誤路線，總結建黨以來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并不是派系斗爭間的你傾我軋，打擊報復，而是為全黨全軍解除思想上的困惑和束縛，為了革命事業的正確發展統一思想。"在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主義和李立三主義的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必要的。這些斗爭的缺點……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以為對于犯錯誤的人們一經給以簡單的打擊，問題就解決了。黨在檢討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錯誤以后，認為今后進行一切黨內思想斗爭時，應該避免這種缺點，而堅決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方針。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7頁。），"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5頁。）。所以，歷史決議是以分析錯誤、澄清事實、解決困惑、消除隔閡、統一思想為基本目標，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導方針，救人為要，重在團結，重在發展。（ 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479頁。）這一方針在任弼時起草歷史決議之初就被確立并貫徹于整個全過程，使歷史決議在對黨史上的錯誤思想進行徹底、全面、深刻批判的同時，也閃耀著溫暖的人性光輝。

（四）凸顯求實精神

任弼時的一生是實事求是的一生，是調查研究的一生，唯實是其工作的準則和思想的特質。任弼時少時就開始關注并思考強國之道。起初他寄望于"工業強國"，認為"強國之道，莫貴工業"，"故吾志習工業，以圖工業振興"（《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4-15頁。）。隨著實踐經歷的豐富，在爭論與思考中，任弼時意識到"工業強國"認識的狹隘和不可行。比較之后，他毅然選擇了"革命救國"的道路，也由此開始了其激越壯闊的革命人生。任弼時少時在人生理想追求中注重調查研究后的思考和實事求是之下的選擇，在其從事的革命事業的過程中更是篤定。雖然陳獨秀于任弼時有著政治啟蒙之恩，但任弼時雖"愛吾師"，但"更愛真理"，在大革命危急關頭，任弼時通過對現實形勢的思考，毅然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思想明確表示反對，主張黨要進行土地革命，實現獨立自主。秋收起義失利后，任弼時并沒有被當時中央的錯誤路線所左右，在多方調研的基礎上，對秋收起義的挫折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并果斷地否定了共產國際代表提出的繼續在長沙進行革命暴動的錯誤主張。這在當時共產國際擁有巨大權威和影響的黨內是需要莫大的勇氣和魄力的，而任弼時的底氣就在于其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也正是因為如此，避免了秋收起義失利后進一步的無謂犧牲，保存了革命力量。

任弼時在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后，不僅強化了堅持深入實際、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還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不要脫離實際，要注意對本地區本部門情況的了解、調查，以此來制定方針政策。如在為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籌備時，任弼時通過走訪、考察、座談等途徑進行深入的調研，在他當時的記事本上不僅記錄下了所有調研的詳細情況，還細致地對很多數據進行了統計并繪制了一些表格。（參見楊瑞廣、蔡慶新主編：《緬懷與研究》，第390頁。）歷史決議所涉問題關系到全黨全軍，任弼時更是極為重視，對于每段所涉歷史，他都盡最大可能查閱所能找到的文獻資料，最大限度走訪相關當事人，最廣范圍內傾聽各種聲音，聽取意見。鑒于當時黨內現實，對王明錯誤路線的批判是歷史決議的重點所在，任弼時在充分調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后，將王明的錯誤路線產生的根源、形成的過程和在革命實際中造成的損失以及危害性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總結歸納為七條，隨后他又根據進一步的走訪調查和思考，將這七條總結從邏輯上歸納為思想、政治、組織、軍事等四大方面。這些思想后來都被吸收進了歷史決議，這也成為任弼時思想于歷史決議中所體現的一個縮影。立足黨建史實，注重調查研究，力求實事求是，是歷史決議的特點，也使歷史決議的整個內容務實客觀、無懼推敲，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任弼時功不可沒。

中國革命的歷史早已證明歷史決議所起的重要作用。任弼時為歷史決議形成所作的艱辛努力以及為中國革命所作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本文作者韓同友，江蘇省鹽城工學院教授；羊森，江蘇省淮陰師范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