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任弼時研究現狀的定量分析
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任弼時研究現狀的定量分析
陳青嬌，曾憲英
任弼時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同志16歲參加革命,46歲英年早逝。他30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全部歷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敬仰和愛戴。【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4年5月1日。】在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100周年時,形成了對他研究的高潮。尤其對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成為探討、研究的熱點。有的作者還選擇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開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從一些新的角度和廣泛的領域去研究，反映了對任弼時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了更好地了解任弼時研究狀況，我們嘗試用文獻計量學的原理與方法，對1984—2008年間國內報刊所發表的有關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定量分析，從特定角度探索任弼時研究現狀、發展趨勢、科研特點及變化規律，力求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任弼時研究狀況，把握其發展脈絡，并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點有價值的參考。
一、資料來源與統計結果
我們選擇中國期刊網CNKI，以《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JFD）為主要統計源，檢索時間段為1984年—2008年，選取“篇名/主題”為檢索入口，以“任弼時”、“弼時”為檢索詞，依次進行初級檢索,并對檢索出的數據瀏覽并保存,剔除重復和不符合的,另據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作了增補，最終統計出近25年來有關任弼時研究方面的發文281篇。本文統計的數據不包括動態簡訊、論文集、專著等。
以下分別對281篇發文的年代分布、來源期刊分布、作者情況及選題分布等進行分析。
二、統計結果分析
（一）發文的年代分布
論文的產出量與年代分布狀況可反映出該研究領域的發展軌跡。近25年間任弼時研究領域共發文281篇，年均發文約11篇。表1數據顯示：1984—2008年研究任弼時的發文數在1994年和2004年分別為26篇和85篇，曾兩次達到峰值，因1994年和2004年分別為任弼時誕辰90周年和100周年，舉辦的學術活動和紀念活動相應較多。尤其是2004年任弼時誕辰100周年，任弼時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黨的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之一,他是在黨的歷史上立了大功勞的人，黨中央非常重視，故舉辦的學術活動和紀念活動級別高，也特別隆重。2004年任弼時誕辰100周年，以黨中央名義召開了紀念座談會,胡錦濤總書記做了重要講話；并由八家中央單位聯合組織召開了全國學術研討會。為了開好該次研討會,還提前召開了研究述評會,認真扎實地做了論文的征集和評選工作，【冷溶：《任弼時研究的新進展》，《黨的文獻》2004年第3期，第34頁。】由此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發表的文章也多，2004年發文85篇，達到最高峰值，占總發文量的30%。
表1 1984—2008年任弼時研究發文的年度分布
年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篇421525214126115年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合計篇5966812168517191316281（二）發文的期刊分布
分析任弼時研究發文的來源期刊分布，可了解該研究領域的空間分布特點和掌握該領域的主要學術期刊。
任弼時研究的281篇發文分布的刊物為：其中5篇刊登在《人民日報》、《文匯報》、《中國檔案報》、《湖南日報》、《遼寧日報》等報紙上；8篇收入《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68篇分布在國內的136種期刊中。
現在我們對268篇發文的期刊分布作簡要分析：其中載文1篇的96種，2篇的19種，載文1—2篇的期刊115種，占136種期刊的85%，僅發文134篇，占期刊發文總數273篇（實為268篇，因其中有5篇文章1文兩刊發表）的49%；發文3篇以上的期刊21種，占136種期刊的15%，共發文139篇，占總發文量的51%。以上數據說明發文在期刊上的分布呈現出明顯的集中與離散規律，即49%的發文分散在85%的期刊上，而51%的發文又集中在15%的期刊上。
136種期刊，其中核心期刊（依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4年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5種，占136種期刊的26%；發文69篇（無1文兩刊發表），占期刊發文總數268篇的26%。35種核心期刊按發文多少排列為：《黨的文獻》發文19篇；《中共黨史研究》發文9篇；《毛澤東思想研究》發文4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軍事歷史研究》、《黨建研究》、《湘潭大學學報》、《瞭望》各發文2篇；《人文雜志》、《人事與人才》、《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山東文學（下半月）》、《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出版》、《蘭臺世界》、《北京檔案》、《安徽大學學報》、《當代經濟研究》、《江西社會科學》、《求實》、《求索》、《縱橫》、《社會科學》、《學術界》、《圖書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南京社會科學》、《科學社會主義》、《浙江社會科學》、《檔案時空》、《黨政論壇》、《理論學刊》、《教學與研究》、《領導科學》、《道德與文明》等各發文1篇。
101種一般期刊發文204篇，發文4篇以上的期刊有14種，它們是：《湘潮》發文19篇；《黨史文苑》、《黨史博覽》、《湖南黨史》各發文8篇；《云夢學刊》、《黨史博采》各發文7篇；《中華魂》、《毛澤東思想論壇》、《黨史天地》、《黨史縱覽》、《黨史縱橫》、各發文5篇；《文史博覽》、《黨史文匯》、《湖南行政學院學報》各發文4篇。
上述136種期刊，發文4篇以上的17種期刊，其中核心期刊3種；17種期刊，共發文126篇，占期刊發文總數268篇的47%。筆者認為這17種期刊可視為任弼時研究的主要學術期刊。
（三）作者分析
1.第一作者的發文分布
研究任弼時的281篇發文，其中署名作者279篇，未署名作者有2篇。279篇發文，按第一作者統計，由201位作者完成，人均發文約1.4篇。在201位第一作者中，發文1篇的有167人，占第一作者數的83%，高于洛特卡定律中寫一篇論文作者的數量約占所有作者數量的60%，表明任弼時研究隊伍還未形成相對穩定的作者群。發文2篇的有15人；3篇的9人；4篇的5人；5篇的2人；7篇的1人；8篇的1人；10篇的1人。發文2篇以上的34人，占第一作者數的17%；共發文112篇，占第一作者發文總數279篇的40%。
2.作者的合著情況
論文合著是科研中的普遍現象，合著率是指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合著論文篇數與論文總數之比，合著率是衡量科研論文合作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任弼時研究發文合作者最多為3人，3人合著3篇；2人合著26篇，合著發文共29篇，合著率僅為10.4%，與國內社會科學合著率16.7%，【鄧湘琳：《1996—2001年〈現代圖書情報技術〉載文及作者統計分析》，《現代圖書情報技術》2003年第1期，第29頁。】相比明顯偏低。這說明任弼時研究以分散研究為主，研究者獨立性很強。筆者認為：學術研究論文寫作，如有適當的合作者，可以發揮協作優勢，集思廣益，更易深化研究層次，會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
3.核心作者分析
為了確立任弼時研究核心作者的數量，我們依據美國耶魯大學普賴斯提出的計算公式:N=0.749（ηmax）1/2進行分析計算，其中N為論文篇數，即所統計年限中高產作者中論文數最少的作者發表的論文數，只有發表論文在N篇以上的作者，可以稱為核心作者。ηmax為高產作者中發文最多的篇數，將ηmax的值10篇代入計算公式，N=0.749×3.16≈2.4篇。取整數，故發文3篇以上的作者，被稱為是任弼時研究的核心作者。現將發文3篇以上的核心作者及發文數按發文多少排列為：蔡慶新發文10篇；章學新8篇；廖良初7篇；任遠志、陳曦各發文5篇；劉明鋼、劉牧、呂小薊、顧柄樞、雷國珍各發文4篇；馬志宇、王琴、未名、吳日中、遲愛萍、陳青嬌、周錦濤、姚勇、夏遠生各發文3篇以上的核心作者人數為19人，占第一作者人數的9%。核心作者發文82篇，僅占總發文量281篇的29%，與普賴斯定律50%的比例相差甚遠，反映出任弼時研究的核心作者尚未形成強勢，任弼時的研究還未引起研究者足夠的注意，核心作者的科研注意力尚有待加強。
4.第一作者的地區分布
對作者的地區分布進行統計分析，可了解全國各地任弼時研究隊伍的現狀。201位第一作者，其中有12位作者地區不祥，189位第一作者分布于我國23個省（市）自治區，另有一位美國作者。作者的地域分布較廣，但數量分布不均衡。189位第一作者的地區分布為：北京59人，湖南55人，江西9人，上海、陜西、湖北各7人，江蘇6人，河北5人，遼寧、河南、甘肅各4人，天津、吉林各3人，廣東、安徽、山東、浙江、寧夏各2人，山西、云南、貴州、重慶、新疆、美國各1人。排列前兩位的是：北京59人，湖南55人，兩地有第一作者114人，占201位第一作者的57%。由于首都北京不僅有不少中央級的研究機構，高校也多，且有許多參加革命斗爭的老同志，而湖南是任弼時的家鄉，這種特殊的人文環境，使得北京、湖南兩地成為任弼時研究的核心地區。
5.第一作者所屬系統的分布
對作者所屬系統的分布調查，可以了解各系統任弼時研究隊伍的狀況。由于部分作者的機構單位不清楚，在201位第一作者中只統計到180位的機構單位。這180位作者所屬系統的分布為：高等院校（46人）、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部門（40人）、黨政軍機關及領導（21人）、黨校（19人）、軍事院校、軍事研究院所及部隊（15人）、報刊出版部門（14人）、紀念館、博物館、檔案館（9人）、社科院所（5人）、其它（11人）。高校系統第一作者有46人，居人數首位，占180位的26%；其次，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部門40人，占22%，這兩方面人員共86人，占180位的48%。以上說明，高校、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部門的研究人員較多，學術研究氛圍濃厚，是任弼時研究隊伍的集中部門。作為一個系統它由許多單位組成，就一個單位（機構）而言，中央文獻研究室作為中央級的權威研究機構，參與任弼時研究的有14人，發文38篇，占發文總數281篇的14%，無論是參與任弼時研究的人員還是發文的數量均居首位。他們大多是任弼時研究領域的專家，有很強的研究實力，是任弼時研究領域的骨干，研究水平也居前列，他們代表了這一領域研究的較高水平。中央文獻研究室不僅是發文的核心單位，而且是任弼時研究的基地，對任弼時的研究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
（四）選題分布
經初步統計分析得出研究任弼時的281篇發文的選題分布大致為：紀念、回憶方面的發文94篇，占發文總數281篇的33.4%；生平與思想研究方面的發文174篇，占62%；其他方面的發文13篇，占4.6%。
紀念、回憶方面的發文，內容多以敘述歷史，講清過程為主，偏于生平方面的闡釋性發文見多，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研究方面的發文是研究的重點，研究的專題分布為：黨建（24篇）、青年團建設（19篇）、經濟（17篇）、共產國際（14篇）、生平（13篇）、軍事、（11篇）、品德風范（11篇）、根據地（9篇）、任弼時與毛澤東的關系（8篇）、長征（8篇）、七大（7篇）、綜述（7篇）、土地改革（6篇）、思想理論（5篇）、思想政治工作（4篇）、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3篇）、西安事變（3篇）、統一戰線（2篇）、工業化（1篇）、六中全會（1篇）、延安整風（1篇）。其中發文10篇以上的專題有：黨建、青年團建設、經濟、共產國際、生平、軍事、品德風范，這7方面的研究發文共109篇，占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研究方面的發文174篇的63%，無疑這些方面的研究是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問題。
25年來,任弼時研究從紀念回憶到注重生平與思想研究，取得了開拓性進展。任弼時研究涉及了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各個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近年來，有關任弼時研究的許多專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進一步拓展了，取得了新的進展。如對他的思想理論方面的研究大大加強了，對他的品格風范的研究也有新進展。研究中的許多課題頗受關注，如關于任弼時執政黨建設理論的研究，成為研究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又如關于任弼時與毛澤東核心地位之確立的研究，也是任弼時研究中頗受關注的課題之一。
任弼時研究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研究論文更加關注對任弼時思想理論研究的同時,并且注意結合當前現實進行探討。如，對執政黨建設思想的研究，對于今天加強黨的建設，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三、結束語
以上分別對近25年間任弼時研究的281篇發文的年代分布、來源期刊分布、第一作者的發文分布、地區分布、系統的分布、作者的合著情況、核心作者的分析及選題分布等方面進行了統計分析和研究。數據處理遵循客觀的原則,盡可能降低主觀成份。我們認為,文中的統計數據和分析基本能較客觀反映出任弼時研究的現狀。
任弼時研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但也有一些不足。從統計數據反映，其一，任弼時研究的發文偏少，25年來該課題研究發文僅有281篇，同任弼時作為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相比較，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的研究相比較，任弼時研究還遠遠不足；其二，研究人員較少，第一作者只有201人，其中發文2篇以上的僅34人，真正從事任弼時專項研究的人員就更少；其三，目前還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任弼時研究的核心作者隊伍，核心作者的人均發文量偏低，研究力量較薄弱等等。我們認為，任弼時研究隊伍的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領袖人物的誕辰紀念，是推進領袖人物研究的機遇，利用任弼時誕辰紀念定期開展全國和地區性的紀念活動，固然能對任弼時研究起到較大推動作用；筆者認為，同時也不可忽視地區性的以領袖名字命名的研究會的作用，為了更好地推動任弼時研究的開展，可在任弼時的家鄉湖南或任弼時曾工作和戰斗過的一些地區建立以任弼時名字命名的研究會或研究中心等，這些研究會或中心將促使任弼時研究工作細水長流，使研究工作能更好面向社會，發動社會各方力量，鞏固和發展研究隊伍，從而更有效地推動任弼時研究的開展。
被譽為“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從1931年4月至1934年8月，在江西蘇區戰斗了四個春秋。1933年6月至1934年8月，他受黨中央委派，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省軍區政委，在毛澤東、朱德親手開辟的這塊紅土地上，工作雖然只有一年零兩個月時間，但他那腳踏實地、勤勤懇懇、不辭辛勞、鞠躬盡瘁為人民的“駱駝”精神給蘇區人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領導軍民，為反對敵人的五次“圍剿”、保衛中央蘇區和湘贛蘇區，抵制“左”傾錯誤，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筆者作為生長在湘贛蘇區這塊紅土地上的井岡兒女，懷著對任弼時同志無比崇敬的心情，被他的獨特業績、獨特貢獻和崇高品德深深打動，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任弼時同志誕辰105周年之際，在這個及其重要的特殊的日子里，我們對“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任弼時研究現狀的定量分析”課題進行探討，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們將從任弼時留下的寶貴革命傳統和巨大的精神財富中汲取無窮力量。
（作者陳青嬌，井岡山大學檔案館館員，作者曾憲英，井岡山大學圖書館原副館長，副研究館員）
（來源：《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二》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