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紅軍時期的電訊工作
任弼時與紅軍時期的電訊工作
劉明鋼
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是湘贛蘇區和湘鄂川黔蘇區的主要領導人，也是紅六軍團和紅二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任弼時高度重視電訊工作，重視技術人才的培養與使用，重視電訊隊伍的建設，并具體指導電訊聯絡和偵察，為發展我軍的電訊事業，為革命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尊重人才、愛護人才
1933年5月，任弼時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從中央蘇區來到湘贛蘇區，擔任湘贛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任弼時對電訊工作極為重視，把電臺當寶貝，更尊重人才，愛護人才，重視技術人才的培養與使用。
任弼時到達湘贛蘇區時，正趕上“肅反”。在“左”傾路線的指導下，“肅反”嚴重擴大化，錯殺了不少好同志。任弼時對“左”傾錯誤有所抵制，并在他的職權范圍內，保護了許多干部，其中就有一些電訊的技術人才。
江文當時任軍區無線電中隊的政委。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人突破永新防線向城區發動進攻，省委與軍區機關緊急撤退，卻沒有來得及通知無線電中隊。江文得到消息后，當機立斷帶著電臺與人員向城北撤退，兩天后才與軍區機關會合。人員沒有損失，電臺也保住了。這本應立功授獎，但當時卻有人告他的黑狀，說他“動搖，想逃跑”，保衛局也準備逮捕他。當時的“肅反”已喪失了理智，無須任何證據，就可以隨意殺人。
任弼時聽了，非常氣憤，對保衛局的負責人說：“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會拼死帶人突圍，更不會再來找我們了！我認為不應該懷疑他，起碼先觀察一段時間再說。”
任弼時想了想，又補充說：“此事由我處理吧。”隨后，他把江文叫來，說：“我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但有人說你的壞話，說你不可靠。在這種時候，還是采取主動為好。你馬上召集電臺的全體人員開個會，就說因有人懷疑，已向任政委辭去了中隊政委的職務，到小電臺當隊長，主要做技術偵察工作，歡迎同志們的監督考察。”
江文當然明白任弼時的用心，立即按照他的指示辦了。果然，保衛局沒有再追究。不久，紅六軍團突圍西征到湘黔邊界，任弼時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繼續擔任無線電中隊的政委。屈指算來，距他去職僅有3個月。
對于這件事，江文始終不能忘懷。他稱任弼時是“救命恩人”，說，“沒有弼時同志，我早就見閻王了，我的生命是弼時同志挽救的。”
紅軍建軍初期，無線電技術人才奇缺，從事電訊工作的人員，除了紅軍自己培養的少數人外，主要依靠起義和被俘參軍的原國民黨軍隊的技術人員。通訊、技術偵察和接收新聞等工作主要靠他們來完成，培養技術骨干也靠他們當教員。當時，“左”傾領導人對這些人員持懷疑、歧視的態度，與之相反，任弼時深刻地認識到技術人才對我軍電訊事業的重要性，千方百計地征集技術人員，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不管是來自哪一方面的，都不分親疏，不分彼此，一視同仁。
王永浚曾在湖南軍官無線電學校學習，畢業后到國民黨部隊服役，擔任無線電隊隊長，1933年5月在作戰中被俘，參加了工農紅軍。在參加紅軍的半年里，他就負責訓練了兩期報務員。任弼時知人善任，得知王永浚的情況后，立即把他調到省委，不久，又調到六軍團司令部，讓他專門從事電訊偵察工作。王永浚沒有辜負任弼時的信任，經過認真研究，終于破譯了敵軍的密碼。
長征途中，王永浚生了一場大病，身體很虛弱。任弼時決定分給他一匹馬，每月補助十塊大洋，讓他買營養品，還派了公務員照顧他。這使王永浚非常感動，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論是作戰還是行軍，每到一處，他總是要完成任務后才肯休息。
為了調動起義和被俘的技術人員的積極性，中革軍委決定按技術等級每月發給津貼，夜班還有夜餐費。那時，紅軍的口號是“官兵一律平等”，一般紅軍戰士都是沒有津貼的。任弼時也和戰士一樣，每天只有5分錢的菜金，有時還得不到保證。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不怕別人譏諷，對電訊人員給予特殊照顧，是需要膽識與魄力的。
任弼時待人和藹可親，從來不擺架子，對電臺技術人員更是關懷備至。
肖榮昌是個無線電中隊的“紅小鬼”，當時才15歲。他在回憶錄中寫到：
盡管任弼時貌似嚴肅，又是中央代表，很有威信的，但我們一點兒不怕他。機要科和偵察分隊的工作房是任弼時隨時出入的場所，有時他來詢問工作情況，有時他與我們坐一條板凳隨便聊天。他常問：“敵人電臺出來沒有？”“聽到聽不到？”當偵聽到一個重要情況時，他常會喊你的綽號表揚兩句。我們有時困得不行，偵聽時忍不住閉上眼睛打個盹，給他遇上了，就在你肩膀上輕輕一拍，當你驀然驚醒，不好意思時，他便喊聲：“小鬼，以后注意！”也就了事。
譯電員譚天哲對于任弼時的關懷愛護，始終充滿感激之情。在紅六軍團長征的途中，譚天哲先是患瘧疾，后來又拉肚子，病了將近半個月。一天要翻越一座大山，他掉了隊，掉到全軍的最后尾。當時，他全身無力，寸步難行，心里非常著急，害怕落到緊追不舍的敵人手里，更怕敵人搶走身上背著的電報密碼。幸好收容隊來了，他的叔叔看他走不動，就扶著他走，但譚天哲沒有一點力氣了，就把密碼拿出來，說：“把它交給任弼時同志，告訴他，我實在不行了。”譚天哲喘了口氣，接著說：“你走吧，不然我們兩人都要被敵人殺掉。特別是密碼，非常重要，絕不能被敵人拿去。”
他叔叔見此情況，只好說：“我先走了。”
不一會兒，馬夫老曹牽著一匹棕黑馬來了，原來任弼時獲悉譚天哲掉隊了，就叫老曹用他的馬來接譚。譚天哲萬分激動，騎上政委的馬，很快趕上了隊伍。
精心指導、破譯密碼
任弼時到湘贛軍區后，發現紅軍的情報來源主要靠中革軍委的通報和偵察員的報告，前者速度慢，有時還誤傳；后者偵察范圍有限。任弼時清楚，僅靠這兩種手段很難做到“知彼”，因此下決心開展無線電偵察。
任弼時對江文說：“你們先把敵軍西路軍總司令何鍵和進攻湘贛的主力第一縱隊劉建緒及其所屬6個師的電臺聯絡情況搞清楚，對第二縱隊3個師也要注意，把他們的往來電報收下來，搞清電報是誰發給誰的。這些工作完成后，你們就將收到的電報送到我這里來，我們一起來研究破密的問題。”
按照任弼時的指示，江文立即集中精力破譯敵人密碼，除定時執行聯絡任務外，大多數時間都用來偵收敵人的電報。任弼時肯定了他們的成績，并進行具體的指導：你們把敵臺主從關系搞清了，這很好，敵人上下級之間發報，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對破密有利。如劉建緒給何鍵的電報開頭可能是“西路軍何總司令鑒”，最后可能是“職劉建緒”和日期、時間。我們可用先破兩頭后取中間的辦法試試看。
任弼時還強調：明碼電報本上的常用字，你們要熟記三至四千個，為破密打好基礎。
在任弼時的直接參與和具體指導下，紅軍很快就破譯了敵人的一種密碼。這樣，在情報方面，紅軍就占據了極大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愚蠢的敵人從來沒有懷疑他們的密碼出了問題。因此，常常有這種怪現象，敵軍司令部發給其師長的電報，卻同時出現在任弼時的案頭。紅軍既知己又知彼，焉能不打勝仗？
沙市之戰就是因情報而取勝的典型戰例。是役，紅六軍團于戰前偵破了敵人電報，掌握了敵軍經過沙市的時間，預先選擇有利地形設伏和打援，因而，取得殲敵600余人、俘敵1000余人、繳槍2000余支并俘敵旅長侯鵬飛的重大戰果。
紅二、六軍團會師后，湘鄂川黔蘇區的無線電偵察工作有了新的發展，龍家寨、陳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殲滅戰等，都是因無線電偵察中獲得情報才打了勝仗。
由于破譯了敵軍的密碼，紅軍還幾次化險為夷。1935年8月，紅軍主力出擊到津市地區，總指揮部設在大堰擋。傍晚破譯了敵方電報，獲悉敵機于次日凌晨要轟炸大堰擋，任弼時立即建議轉移，當晚總指揮部向西轉移了幾十里。第二天早晨敵機圍著大堰擋狂轟濫炸，如果沒有偵截敵人電報，后果不堪設想。
培育骨干、壯大隊伍
1934年8月，任弼時率領紅六軍團西征。在無后方的情況下，跨越湘、贛、桂、黔數省5000余里，突破數倍優勢敵人的圍追堵截，歷時78天。在嚴峻的形勢下，情報工作更顯得重要，因此，在整個西征期間，任弼時都讓電臺隨他行動，須臾不可分開，白天行軍一起走，夜晚宿營同屋住。
10月之4日，歷盡千辛萬苦的紅六軍團，終于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任弼時與賀龍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不是當事者，又有誰能體會到他們當時的激動心情呢！
賀龍激動地說：“二軍團有兩年多的時間與中央失去聯系，弄得我們好苦啊！今后對電臺一定要保護好，就是部隊損失一個團，也得保住電臺！”
任弼時也說：“你們兩年多與中央失去聯系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們與中央失去聯系近3個月了。怎不令人焦急呢？”
任弼時得知紅二軍團電臺壞了，馬上決定將六軍團僅有的兩部電臺調一部給二軍團。不久，兩軍密切配合打了會合后的第一個勝仗——龍家寨戰斗，繳獲了敵人一部電臺，這樣，六軍團又有兩部電臺了。于是，任弼時決定組建偵察小分隊。從無線電大隊挑選經過考驗、覺悟高、技術全面的張有年為隊長，任命機要科長龍舒林兼分隊政委，并選送4位精干的報務員。1935年1月，偵察小分隊正式成立了。分隊直接由任弼時領導，行軍宿營都緊隨任弼時政委行動。此外，對偵察分隊人員、器材等都從優保障：挑負機器的運輸員，由從部隊挑選身強力壯的戰士擔任；專門派一個班保衛偵察分隊安全；給偵察分隊配備馬匹；選配能力強的司務長管理生活。
偵察小分隊成立后，任弼時常對電臺人員說：“戰爭要勝利，需要知己知彼，你們的工作主要是‘知彼’，你們把敵情弄清楚了，我們就好下決心了。”1935年6月，紅二、六軍團采取“圍攻打援”的戰術，將敵人包圍在宣恩縣城，而主力則隱蔽在城南10公里處，準備打援。敵人能否按照我們的計劃鉆進“口袋”，是任弼時與賀龍最關心的問題。部隊正準備出發時，機要科長前來報告：電臺截獲了敵人的一份密碼電報，正在破譯。任、賀喜出望外，馬上來到電臺旁邊，見電報員正在伏案譯報。
任弼時對賀龍說：“你先走，我等電文譯出就跟上來。”
賀龍表示同意，臨走時又要警衛排多留幾個人保護政委，并再三叮嚀：“要是遇到緊急情況，背也要把政委背回來。”
賀龍上路不久，任弼時策馬奔來，興奮地說：“敵人上鉤了，張振漢部奉命來解宣恩之圍。”
賀龍高興地說：“這個情報來得太及時了，真是及時雨啊！”
任、賀一聲令下，部隊連夜急行軍130里，直奔忠堡，在大路兩邊設下埋伏。敵人果然鉆進了“口袋”，經過激戰，全殲敵人師部和一個旅，敵師長張振漢也當了俘虜，后來還參加了紅軍。
這一仗還有個了不起的收獲：俘獲了敵軍的電臺。忠堡殲滅戰開始之前，江文向任弼時建議，給被圍之敵發一份明碼電報，告訴他們如果保管好電臺，可受到紅軍的優待。任弼時立即采納這一建議。戰斗結束后，紅軍繳獲了兩部完整的電臺，而且備用零件也一樣不少；更重要的是敵電臺全體人員經動員都參加了紅軍。經過革命戰爭的洗禮，這些同志成長很快，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不僅如此，這些人除一個報務員在長征中犧牲外，其余都成了我軍的通信骨干，其中有一位在解放后還擔任了國家郵電部的副部長。
由于任弼時特別重視電訊工作，在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紅二方面軍的電臺已發展到8部，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