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潘敬國

延安整風運動后期，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高級干部范圍內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由任弼時同志主持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于1944年5月開始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4年10月26日，任弼時同志在討論湘贛蘇區歷史問題的座談會上發言，這個發言后來在收入《任弼時選集》時題名為《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今天我們重讀這篇文章，仍能深切感受到任弼時同志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和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風范。

湘贛工作座談會是在抗日戰爭即將迎來全面大反攻階段，延安整風進入最后階段，黨的七大即將召開的重要歷史時期召開的。這次座談會全面總結了湘贛時期的經驗與教訓，對以原湘贛部隊為基礎組建的三五九旅南下開辟新的抗日戰場，對《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最終完成，對延安整風繼續深化，對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歷史問題時，應該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是黨的根本思想路線和優良傳統。在主持湘贛座談會過程中，任弼時同志全面闡述了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記載黨的歷史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在研究歷史問題時，應該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看出錯誤并研究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績。我們不是否定一切的態度。”

歷史問題常常是現實問題的源頭或背景，現實問題又往往是歷史問題的延續或翻版。對歷史問題涉及的人和事如何評價，對歷史問題提供的正反兩面經驗如何汲取，是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向前的重要保障，要把重大的歷史事實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和評判，不能離開歷史條件的變化，用后來的政策評判。對此，任弼時同志理解深刻。在湘贛座談會上，他明確提出，研究湘贛蘇區歷史問題，“要以歷史的觀點去看問題”，“不能夠以現實的眼光去看歷史問題。”他舉例說：在福建事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采取和他們合作，打擊蔣介石，以爭取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那個時候沒有這樣做，這是錯誤的。但是超過這些要求，說那個時候與蔣介石也應該合作，這就不對了。”此前，在向陜甘寧邊區系統干部作整風學習動員時，任弼時同志就曾提出“要全面看問題”的觀點，他指出：要全面看問題，所謂全面，就是對歷史上發生的錯誤“要照顧到時間、地點、條件和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既要看到缺點錯誤，也要能發現優點。這樣，在開展批評時，才會“對己要嚴，對人要寬”。在分析處理歷史問題時，才能對事對人對歷史負到責任。任弼時同志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問題。因而他能夠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

歷史評判難，作為當事人評判自己經歷過的歷史事件更難。關鍵在于須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歷史事實出發，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待歷史。在座談會召開伊始，任弼時同志就指出，湘贛舊省委和新省委兩個時期都執行了“左”的路線，而且新省委執行的是更“左”的路線。他具體檢討了以他為首的新省委在查田查階級、思想斗爭、群眾動員工作及肅反等問題上所犯的“左”的錯誤，分別總結了新舊省委各自的工作成績和工作中共同的缺點，明確否定了所謂舊省委（王首道、張啟龍等）篡黨、蔡會文篡軍的說法。對自己在新省委書記任上沒有盡到的責任，他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對清理舊案，我沒有盡到責任。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任弼時同志直面問題，不避諱、不隱瞞的態度，使與會者頓時放下了思想包袱，會議氣氛變得坦誠而熱烈，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

“以批評與自我批評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是黨克服自身問題，不斷砥礪向前的有力武器。必須承認，在黨的干部中，批評，尤其是自我批評還是有相當難度的。

客觀地講，任弼時同志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犯過錯誤，工作中也有過缺點和失誤。對此，他毫不隱諱，嚴格進行自我批評，深入檢查分析自己的缺點及其產生的根源，吸取教訓，警戒自己，提醒戰友，最終達到改正錯誤、改進工作的目的。正如任弼時同志自己所言：“把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密密地包藏起來，諱莫如深，那就不會考慮到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會找出一個改進工作的辦法。”“發展自我批評與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

任弼時同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他開宗明義，提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作為當時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他對自己在湘贛省委時期，由于認識上的失誤，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段工作中，還是有許多缺點錯誤的，執行的路線還是五中全會臨時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后發展得更“左”的路線；在土地問題上、軍事問題上，都有“左”的錯誤；在肅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他對張啟龍說：“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現在我向你道歉！”

敢擔當，必須出以公心，心無私念，這樣才能襟懷坦白，勇于修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任弼時同志對歷史問題負責任的態度和對自己所犯錯誤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充分體現了他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尚政治情操和道德修養。客觀、坦誠、敢擔當的精神使得原湘贛省委的干部迅速分清了是非，統一了認識，放下了思想包袱，坦然、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任弼時同志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絕不是了結個人恩怨，更不是隨風轉舵，而是為了從中引出教訓，并以此為戒，啟發教育全黨，使黨員干部今后少犯或不犯類似錯誤，避免不必要的失誤。黨的七大提出黨的三大作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和自我批評的作風，任弼時同志就是執行三大作風的典范。

“使黨團結統一，才能更加發揮我們的力量”

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一個重要目的在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蕭克同志曾經明確指出：“善于團結干部一道工作，是弼時同志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任弼時同志認為：“使黨團結統一，才能更加發揮我們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來堅持斗爭，才能渡過最困難的時期，走向勝利。”

要想團結同志，首先需要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需要科學評判，既不能因為錯誤而抹殺其貢獻，也不能因為功勞而掩飾錯誤。任弼時同志說：“我們檢討歷史問題的目的，對黨來說是要很好地檢討那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個人來說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責任應歸哪個人負，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對過去錯誤的檢討來教育全黨。總起來說，我們不是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而對個人來說，則應著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錯誤。如此，才能夠對黨對個人都有利益。”“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在這里得到了最佳體現：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使問題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就是不過分追究歷史責任；批評，就是敢于指出錯誤；再團結，就是在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基礎上，團結一致，實現勝利。團結成為這一方針的關鍵一環。

為了能真正地通過搞清歷史問題，實現黨內團結，任弼時同志發言最后一部分有針對性地強調了舊省委的成績。湘贛問題在于解決歷史問題，歷史問題解決了，自然就能起到團結同志的目的。正因為如此，他在發言中多次指出，舊省委有成績，因為“其中還是有些作過實際工作的同志”。他明確表示“王首道、張啟龍等就有實際工作的經驗，與群眾有密切聯系”，后來新省委“對王首道、張啟龍以及甘泗淇這些同志的打擊都是不對的”，創造湘贛紅軍，譚思聰、王振、譚家述、李天柱、蕭克、蔡會文等同志“是有功績的”。有了這樣的點評，一大批同志得以輕裝上陣，既實現了黨內團結，又鼓舞了工作積極性。

王首道同志曾這樣評價這個發言和任弼時同志：“他襟懷坦白，熱情誠懇，嚴格依照實事求是的原則，既敢于批評別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又嚴于解剖自己，做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一個領導者，能夠敢于承擔責任，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使我們深受教育。”這個發言文風樸實，觀點鮮明，不浮飾，不推諉，成不居功，敗不諉過，不文過飾非，不矯枉過正，為后來的黨史研究工作樹立了榜樣。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講話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書寫這部教科書時，任弼時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和團結同志的目的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唯物主義黨課，其中表現出的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更是值得每一名黨員學習。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研究員）

（來源：《前線》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