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駱駝”任弼時：一生有“三怕”

洪夢 成曉明

中國共產黨剛剛創(chuàng)建幾個月后，就有一位不滿17 歲的青年成為黨員。此后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奮斗30 年，自20 世紀40 年代起就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并列榮任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他雖英年早逝，但其精神卻在黨內影響至深，任憑時間長河如何沖刷，都沖刷不走他那“黨的駱駝”的美譽在人們心中的烙印。他就是任弼時。周恩來總理號召人民紀念、學習他“奮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什維克精神”。葉劍英元帥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

他頭腦清醒，勇于為真理而斗爭

“只以人生原出于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xiàn)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這是17 歲的任弼時在奔赴蘇俄留學時給父母的信中所談到的，這也是他對自己追求理想信仰所立的錚錚誓言，他以改造無公平正義可言的舊社會為己任的事業(yè)心和責任感由此明鑒，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會進步，他決心將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

堅定不移地把握住革命航向，與機會主義、投降主義、分裂主義作堅決斗爭，是任弼時一生中一個突出的可圈可點之處。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不管遇到什么艱難困苦，任弼時總是教育身邊的同志“要堅定，要團結，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鼓起斗爭的勇氣，去奪取勝利”。一位跟隨任弼時工作多年的同志說:“在任弼時面前，慌張的人會變?yōu)殒?zhèn)定的人，軟弱的人會堅強起來。”

在處理秋收起義的善后工作中，任弼時科學地總結起義部隊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大無畏的精神否定了共產國際代表要求繼續(xù)舉行長沙暴動的主張，而且他沒有機械地執(zhí)行中央的決定，而是根據(jù)實際情況，作出適合實際的判斷和決策，避免了不必要的犧牲。

中共歷史上曾經出現(xiàn)過幾次危機，在其中兩次嚴重危機的緊要關頭，任弼時都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從而維護了真理，保衛(wèi)了黨的利益。

一次是在任弼時任社會主義青年團總書記期間，全黨上下由于貫徹和執(zhí)行以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導致革命失敗，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慘遭屠殺，中國共產黨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解決危機，1927 年6 月13 日，黨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任弼時勇敢地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任弼時就要求發(fā)言。陳獨秀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說：“要發(fā)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xiàn)在一定要說！”接著，他不管陳獨秀同意與否，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越聽越生氣，最后竟失態(tài)地大叫：“ 住嘴！” 他沖上前去， 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 踩在腳下大吼：“ 這是黨的會議， 青年團沒有資格發(fā)言！”任弼時針鋒相對：“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fā)言！”23 歲的任弼時以一種不可阻擋的浩然正氣，繼續(xù)辯駁道：“撕掉意見書，表明有力量嗎？不！這正說明心虛理虧，沒有真理！” 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xiàn)……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同年在武漢召開的中共“八七”會議之后，新上任的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握著任弼時的手，夸獎了他和團中央的覺悟及膽識。從一定意義上說，陳獨秀對任弼時的政治成長有過啟蒙作用，任弼時尊重陳獨秀，視其為長者。但這并沒有影響到他對真理的堅持，在談到與陳獨秀的政治爭論時，他曾說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另一次是在長征中與張國燾的斗爭。任弼時、賀龍等率領紅二、六軍團在1936 年6 月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匯合。當任弼時、賀龍了解到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時，就與當時在紅四方面軍中工作的朱德、劉伯承等一道，深入各級干部中進行細致的思想工作，從而團結了大批干部，統(tǒng)一了認識，孤立了張國燾等少數(shù)分裂主義者，終于迫使張國燾同意北上，與黨中央匯合。一場黨和紅軍面臨分裂的嚴重危機被及時扭轉。

鮮明體現(xiàn)任弼時堅持真理、勇于斗爭的，莫過于他在兩次被捕入獄時的堅強表現(xiàn)。一次是1928 年10 月，他以中共中央委員的身份，到安徽巡視工作，在南陵縣被捕，遭受踩杠子、跪鐵鏈、皮鞭抽打等酷刑，被折磨得幾次昏迷。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他始終咬緊牙關，堅貞不屈，以鋼鐵般意志同敵人進行斗爭，使敵人沒得到半句口供，在被關押了5 個多月后，經營救出獄。之后不久，被黨中央調到中共江蘇省委任常務委員，至1929 年9 月再次被捕，被關進了帝國主義在上海所設的西牢里。敵人用電刑拷打，他的背上被電烙了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仍然不屈不撓，嚴守黨的秘密，他還不忘叮囑難友“ 寧可犧牲自己，不可牽連同志，要保衛(wèi)黨”，充分體現(xiàn)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jié)。他被關押至12 月底才再次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任弼時之所以能嚴格要求別人，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率先垂范，一身正氣，只講奉獻，不求索取，正如古語所說：“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更令不從。”因此，中央機關的同志在說起任弼時時，都一致認為他正派公道，在原則上從不讓步。

任弼時在30 年代后期和40 年代一直堅定地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主張。1938年赴莫斯科時，他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的共產國際表態(tài)支持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又絕不因此而徇私情。

在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后又拋出“自救運動”，大搞“逼供信”。任弼時通過了解情況發(fā)現(xiàn)這種不良傾向后，說：“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幾次及時大膽地向毛澤東上諫此情，提出必須馬上糾正才好。后來，毛澤東接受了他的意見，兩人商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針，隨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條規(guī)定，推動整風運動回到了健康正確的軌道上。

中國革命之所以艱難，不僅由于外部敵人強大，同時也在于內部消極因素眾多。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種不良傾向作斗爭。這種斗爭不是過“左”地整人，而是抱著幫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態(tài)度。

那個時候，康生只怕兩個人，一個是任弼時，另一個是毛澤東。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為什么對任弼時一直是敬畏交織？對此康生曾回答說：“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弼時是我的老師。”其實，更重要的是任弼時一身正氣，康生不敢觸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時對江青也是一直堅持原則，不給其任何特殊照顧。1941 年，中共中央在經濟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號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務”，于是各單位開荒種糧、紡紗織布，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到國統(tǒng)區(qū)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從而為黨積累了大量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資金。為統(tǒng)一管理這些特別經費，這年9 月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特別會計科”（簡稱“特會科”），明確特會科主要負責管理地下黨的活動經費、援外經費及中央會議所需的一切經費。并責成任弼時直接分管。一次，江青買了一些不在報銷范圍內的東西要求特會科報銷，遭到拒絕后就大吵大鬧。任弼時支持管財務的同志堅決頂住壓力，拒絕報銷，江青直鬧到掀翻了桌子，最后還是由識大體的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毛澤東得知后，對任弼時的這種態(tài)度表示贊同。江青卻長期懷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間還對任弼時的家屬進行迫害。

表現(xiàn)任弼時這只“駱駝”方向感強的，還在于他極富政治遠見。

中國共產黨在醞釀籌建之時，任弼時就有幸遠赴蘇聯(lián)接受比較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從而堅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基礎，培養(yǎng)了他的堅強黨性。1921 年8月至1924 年7 月，任弼時就讀于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2 年冬，他由團員轉為正式黨員。1923 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隨即開始對黨團員進行非常嚴格的黨性教育與訓練。

1924 年7 月， 任弼時和王一飛、彭澤湘、卜士奇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上，針對青年共產國際提出在東方各國應建立“群眾民族革命統(tǒng)一青年團”的主張，任弼時明確表示：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有四年歷史，不應另建與共產黨并立的帶有政黨色彩的青年組織。

在這里，任弼時極富政治遠見地擺正了黨和團的正確關系，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對青年運動的領導權，而且奠定了共青團組織建設的理論基礎。

他求真務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遇到問題時，任弼時一向表現(xiàn)出注重調查、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他總是尊重事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是我們黨內善于搞調查研究的典范。曾經與任弼時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都對他重視調查研究的作風印象深刻。王首道回憶：“任弼時善于調查研究，喜歡看材料，向同志們問長問短，愿意深談，喜歡遇事找群眾商量，傾聽群眾的意見。”王震也說：“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陸定一回憶說：“弼時同志的另一特點，就是他不怕麻煩和善于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優(yōu)良作風，這種作風使他成為全黨全軍所熱愛的領導者。”

調查研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一種有效途徑。任弼時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逐漸養(yǎng)成了發(fā)現(xiàn)問題并及時糾正的良好工作習慣，逐步成為黨內進行調查研究的行家里手。這一優(yōu)良作風，任弼時從延安到西柏坡的長期工作中一直注重有加，而且運用得爐火純青、卓有成效，為形成、發(fā)展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到延安工作后，任弼時在認真總結以往“左”傾錯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真誠地進行自我批評，從而在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真正認識到了只有調查研究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實際問題。1941 年4 月，毛澤東重印了《農村調查》一書，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著名論斷，目的是“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之后，中央連續(xù)發(fā)出《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zhí)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設調查研究局，毛澤東兼局長，作為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任副局長。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據(jù)地政治和黨務的調查研究由任弼時指導。從這個時候起，任弼時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調查研究工作。從這些調查研究中，他越來越深刻、自覺地認識到，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事關黨的領導和決策是否正確及黨的事業(yè)成敗的大問題。

1944 年，在陜甘寧邊區(qū)高級干部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任弼時作了長篇報告《去年邊區(qū)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qū)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這個報告因切中現(xiàn)狀、有理有據(jù)、分析透徹而博得大家的陣陣喝彩。這一效果無疑與任弼時之前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和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下功夫調查研究密不可分。在報告中，任弼時向與會者展示了延安念莊變工隊的統(tǒng)計、關中新正三區(qū)二鄉(xiāng)別嶺村的統(tǒng)計、安塞高川村1940-1943 年經濟發(fā)展情況、農民藍鳳城1941-1943 年收支對照表、各項開支表、支出中購買邊區(qū)內外物品的費用對照以及三五九旅戰(zhàn)士開支比較等七張圖表。這些圖表或是根據(jù)任弼時用近三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后得到的統(tǒng)計資料匯總而來，或是從《解放日報》的通訊中摘編而成，或是任弼時與延川拐峁村農民藍鳳城交朋友、拉家常的過程中獲得。每張圖表他都作了精心的設計，小到農民買火柴、水煙的費用，大到三五九旅的開支狀況，分析、比較、歸納，條理清晰，入木三分。運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所獲得的材料，任弼時在報告中點面結合地將陜甘寧邊區(qū)經濟發(fā)展的總體面貌生動直觀地反映出來。這樣的報告不但使聽眾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實際。毛澤東審閱這份報告后，批示作為“黨內高級干部讀物”印發(fā)5000 份，并提議任弼時到中央黨校再講一次，“可以有五百人聽，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土地改革問題日益重要起來。1947 年11 月，毛澤東就土地改革問題同任弼時專門談話，讓他在中央前委中負責分管土改工作，以保證解放戰(zhàn)爭的繼續(xù)進行和最后勝利。這體現(xiàn)了毛澤東對任弼時領導能力、政策水平和善于防“左”糾偏的巨大信任和充分了解。面對土改運動的蓬勃發(fā)展，以及其中出現(xiàn)的“左”的錯誤傾向，他帶病到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周圍20 多個村子進行認真、廣泛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于1948 年1 月12 日在西北野戰(zhàn)軍前委會議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著名報告。毛澤東十分欣賞這一報告，并決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擬發(fā)的“一月決定”，作為指導文件印發(fā)全黨，從而及時糾正了土改中的“左”傾錯誤。這篇報告與毛澤東1948 年2 月15 日為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新解放區(qū)土地改革要點》等文獻一起，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關于土地改革方針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 年6 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仍然高度評價了任弼時在土改問題上的功績：“土地法上講，禁止亂打亂殺。這個問題好像是從1947 年12 月會議和任弼時那個關于土改問題的報告以后才明確了。弼時同志那個文件起了相當?shù)淖饔谩！边@件事充分說明，任弼時負責的土改工作成績出色，頗有創(chuàng)見。這一成效無疑也得益于他注重和善于搞調查研究。

任弼時是一位作風嚴謹、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他提出的政策建議都是建立在反復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基礎之上的。翻閱他1947 年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之間的工作筆記，可以看到大量的調查記錄，其中包括實地親訪、座談記錄、情況報告以及一些統(tǒng)計數(shù)字和表格。這些記錄著實際情況的資料，是任弼時考慮政策的重要依據(jù)，這也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他深入調查研究的活動軌跡。

體現(xiàn)任弼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精神風貌的，從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訓條“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多用錢”上即可略見一斑。這“三怕”其實貫穿著一條紅線——心里只裝著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為革命、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寧愿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

在中央蘇區(qū)，任弼時和戰(zhàn)士們一起上山挖野菜，過一樣艱苦的生活；在長征途中，任弼時拖著重病而虛弱的身軀，吃力地扶杖前進，有擔架也不坐；在轉戰(zhàn)陜北中，任弼時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來，不讓人攙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國后，任弼時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條毯子還在用著，這是組織上發(fā)給他的戰(zhàn)利品；他愛人陳琮英用自己的毛圍巾為他改織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樣穿著。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時，有關部門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著參加入城閱兵式。經請示任弼時，他不同意，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進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員想將他的舊被子、舊衣服換掉的做法，并誠懇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以為現(xiàn)在進城了，應該闊氣一些了，這樣想就不對了，不能忘記目前我們國家和人民還有困難，什么東西也不準給我領，那些被褥和衣服補一補還可以用嘛。”他特別注意節(jié)約用電，時常告訴孩子們和工作人員，“人走燈滅”，并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發(fā)的東西，任弼時總要問是不是按制度發(fā)的，如果發(fā)現(xiàn)是身邊同志特別要求的，就讓退回，并耐心地說：“凡事不能超出組織規(guī)定的制度，絲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國家還很窮，困難很多，我們辦每件事都要想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時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舊的衣物。

1949 年，斯大林送來幾輛新小轎車，行政部門分給任弼時一輛，他對身邊的公務人員說：“不要去領，我那輛舊的還可以坐。”

剛進北京城時，后勤部門為任弼時的住房修窗戶花了點錢，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著覺。他認為，在國家大業(yè)初創(chuàng)、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一分錢也不應多花。他的住房面臨大街，辦公室離馬路只有二三米遠，很不安靜。有關部門為照顧他的工作和休息，準備讓他搬到另一個住處，他說：“那房子住著一個機關，而我是一個人，怎么能為我一個人牽動一個機關呢？當干部的一絲一毫也不能特殊。”后來，組織上準備給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絕了。他說：“現(xiàn)在國民經濟正處在恢復時期，還是把錢用到工業(yè)建設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終住著原來的房子。

任弼時對自己嚴格要求，對親屬的要求也很嚴格。他從未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子女和親屬謀取半點私利，也不允許他們搞特殊。他經常詢問夫人陳琮英菜金有沒有超過標準，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領的。孩子們的衣服破了，他讓陳琮英把大人的破舊衣服改做給他們穿。孩子們回家，就讓他們到大灶去吃飯，處處注意不使他們有特殊感。他對孩子們常說：“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負人民對你們的希望，將來一定要為人民做事。”新中國剛誕生時，他的妹妹從湖南到北京看他。臨走時，想請他給湖南省委寫封信，替她丈夫安排個工作，任弼時認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原則，信沒有寫，還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終于說服了妹妹。

他關心民眾疾苦，榮膺“黨內的母親”稱號

1949年4月中旬，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會后他帶病會見了朝鮮青年代表團。

1940 年，任弼時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事無巨細，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于能夠堅定地維護黨的團結，反對輕易搞“路線斗爭”，處理問題周到，關心愛護干部，情系民眾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考慮各方面的問題，所以很多同志遇到問題都愿意來找他解決，稱他為“黨內的母親”。

任弼時在延安棗園期間，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中央機關、組織、外事、農委、婦委、青委等項工作，日理萬機，十分繁忙，每天幾乎要工作15 個小時以上。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時刻關心著棗園周圍農民群眾的疾苦，經常抽出時間深入農民家庭，問寒問暖，幫助解決困難。一次，一位老農告訴他：“地里的雜草長得比莊稼還快，大家都忙不過來。”翌日清晨，他頭戴草帽，身穿便裝，扛著鋤頭，帶領一批機關干部、戰(zhàn)士，支援農民除草。農民趙占山的妻子患了急病，窮山溝里缺醫(yī)少藥，正當趙占山準備用門板將病人抬到十幾里外去求醫(yī)時，卻有人前來叩門，打開門一看，是一位背藥箱的軍醫(yī)找上門來治病了。真使趙占山喜出望外，感激涕零。原來，任弼時曾經交待棗園村的村長，凡農民家遇有急事，必須迅速向他報告。這次便是根據(jù)村長的報告，任弼時親自將正在熟睡的醫(yī)生叫醒，打發(fā)前來的。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央決定派出東北干部團日夜兼程挺進東北。時任延安市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宣傳部長兼青年俱樂部主任的東北人褚志遠即是東北干部團的成員之一。接令幾天后，褚志遠去棗園向任弼時辭別。任弼時和藹地詢問了他的近況，關切地又說：“去東北的路程很遠，相隔這些年，那里的情況你已經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給黨中央和我，別帶了。等到那里打開局面，站穩(wěn)腳跟，中央再負責把孩子給你們送去。”褚志遠的兒子延風當時還不滿兩歲，帶去東北確實有困難，但他又想，哪能給中央首長增添麻煩呢！而且中央組織部對此已有安排：通知他必須帶著小孩，組成東北干部團第十一中隊家屬隊化裝挺進東北。老首長細致入微的關心使褚志遠十分感動。臨走時，任弼時還語重心長地叮嚀：“你是東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 年沒回家了。到家鄉(xiāng)后，要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要戒驕戒躁，萬不可有衣錦還鄉(xiāng)、榮歸故里的想法。我黨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為黨多做工作。”最后，任弼時一直將褚志遠送到傳達室門口，才緊緊握手告別。

建國后，和氣寬容的任弼時關心身邊工作人員和體恤民情的作風一如既往。

一天傍晚，保健醫(yī)生劉佳武和衛(wèi)士陪任弼時到附近田野里散步，這時，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彎了下來。薄暮中，只見一位老農拿著竹竿佇立在水塘邊。任弼時上前問：老人家多大歲數(shù)？收成好不好？打的糧食夠不夠吃？老農一一作答。他又問老人：吃晚飯沒有？老人說：“沒有，這兩天得看莊稼，不然就被休養(yǎng)所的鴨子給糟蹋了！”任弼時回頭問衛(wèi)士：“鴨子是哪兒來的？”衛(wèi)士說：“是伙房放養(yǎng)在水塘里的。”任弼時明白了，原來是鴨子侵害了群眾的莊稼。他當即向老農表示了歉意，馬上吩咐衛(wèi)士通知管理員，不得再把鴨子放養(yǎng)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邊去散步，為的是檢查鴨子是否還放養(yǎng)在那里，結果未見到一只鴨子，這才放下心來。

工作人員進城辦事，經任弼時同意，可以用配給他的那輛舊吉普車。但他總一再叮囑，最好把進城要辦的事集中起來一起辦，這樣可以減少用車次數(shù)，節(jié)省汽油。有一天半夜，秘書的愛人臨產，當時任弼時剛吃了安眠藥入睡了，工作人員不好打擾他，就用三輪車把產婦送到醫(yī)院。第二天他知道了這件事很生氣，批評工作人員太機械了，該用車也不用，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辦？出了事怎么辦？

他謙恭虛己，生命不息奮斗不止

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長征、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艱苦的環(huán)境和緊張的戰(zhàn)斗生活，影響了任弼時的健康，但他始終抱病堅持繁重的工作。當他病情加重時，同志們勸他休息，他卻說：“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任弼時常說：“我們每個干部決不可以把自己現(xiàn)在的地位以及工作中的勝利與成就，看成完全是由于自己個人的本領，以為自己的本領真的比什么都高大，以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們不懂得自己的成功，正是因為自己是為黨工作，才會獲得這些成功，反而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英雄’，甚至離開黨而去尋求個人的名譽地位，那就非常錯誤，非常危險。”

任弼時從16 歲參加革命至46 歲逝世，把30 年的生命和精力全部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yè)。他歷盡艱險，奮力前進，對我們黨的青年工作、組織工作、軍隊政治工作，對豐富毛澤東思想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從不居功，從不談他自己。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在與任弼時交談中談到任弼時在紅二軍團整軍建黨的經驗時，任弼時馬上說：“你說得太過了，我沒有做這么多的事情，這都是黨中央領導正確的功勞，是紅二軍團同志集體努力的功勞。”

任弼時剛到中央蘇區(qū)時，戰(zhàn)士們不認識他。有一次，他讓一位戰(zhàn)士教他刺殺，那位戰(zhàn)士教了幾次，見他動作不準確，就豎眉瞪眼地批評他：“亂彈琴，像你這樣還能刺倒敵人？”當他的動作稍有進步時那戰(zhàn)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說：“不錯，長進很大，照這樣下去，肯定是一個模范赤衛(wèi)隊員！”這時，通訊員跑來喊：“請首長去開會。”那位戰(zhàn)士一問，才知道這學刺殺的人是中央組織部長任弼時，臉一下漲得通紅。任弼時卻大笑著說：“你不僅是個模范戰(zhàn)士，還是一個好教練員！”

抗日戰(zhàn)爭期間，黨中央和毛澤東號召邊區(qū)的黨政軍民投入大生產運動。任弼時帶頭執(zhí)行黨中央的決議和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首先帶領機關干部在住地附近開墾出一大片荒地，種上了瓜果蔬菜。邊區(qū)軍民穿衣用布也十分困難，黨中央號召邊區(qū)男女干部、戰(zhàn)士都來紡紗織布，解決穿衣問題。為了帶動邊區(qū)的紡織運動，體弱多病的任弼時又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操起紡車學紡棉紗。功夫不負苦心人，當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一次又一次的累得直不起腰以后，終于紡出了一手好紗。在1943 年3 月的一次軍民紡紗比賽中，任弼時所紡的紗被評為第一，博得全場喝彩。

任弼時在北京養(yǎng)病的時候，常到景山散步。他的身體不宜走遠路，警衛(wèi)同志建議從一個較近的小門進去，但這個小門掛著“游人止步”的牌子，他拒絕了走小門的建議，說：“這是園里的制度，我們不能破壞。”

最閃光之處，還是任弼時的“ 生命不息奮斗不止”。1947 年春，他拖著病體與毛澤東、周恩來轉戰(zhàn)陜北并擔任中央支隊司令員。行軍每到一處，他都要親自安排住房，布置警衛(wèi)，組織物資供應，還參與決策研究。他是中央隊伍中身體最差的一個人，又是最忙的一個人。

任弼時1947 年初得了動脈血管硬化、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黨中央一再決定讓他住院治療，他卻仍然不肯放下工作，仍時時支撐著病體協(xié)助周恩來工作，協(xié)調各戰(zhàn)略區(qū)的物資調配和后勤支援。他意味深長地說：“沒有關系，一個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擔，能堅持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他利用黨中央決定讓他休病的期間，來到楊家溝等十幾個村子，調查研究土地改革情況，及時糾正了土改中混淆敵我、錯劃成份、擴大打擊面、侵犯中農利益及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等錯誤。1949 年春，他抱病工作，研究了城市工作問題、生產問題、財政政策、人民負擔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等建國后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4 月11 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時，只講了一半，便因體力不支而由他人代講。由此他被迫到蘇聯(lián)治病。1950 年4 月，病情稍有好轉他就迫切要求回國工作。回國后，黨中央要他繼續(xù)休息，醫(yī)生也只允許他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但他卻主動給毛澤東及書記處寫信，堅持要求工作。毛澤東和黨中央只得同意他每天工作4 小時。可真一恢復工作他就把病情拋諸腦后，先是把工作時間每天增至5 小時，后又要求醫(yī)生增加到8 小時，而實際上每天往往會超過8小時。每逢毛澤東在夜里召集會議，他都堅持參加，并且白天照常工作。抗美援朝戰(zhàn)爭打響前后，他完全忘記了自己還是個病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常常工作至深夜，長時間研究戰(zhàn)局并思考對策，10 月25 日凌晨，終因勞累過度，病情突然惡化，導致腦溢血而去世。

任弼時去世后，黨中央對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沉痛地親自為任弼時執(zhí)紼扶靈將靈柩移往勞動人民文化宮。為了紀念任弼時，毛澤東親筆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號召全黨向他學習。

2004 年4 月3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任弼時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yè)無限忠誠。他堅持原則，服從真理，實事求是，光明磊落，待人誠懇，對錯誤的思想和行為，敢于堅決斗爭，始終堅持黨性原則。他頭腦冷靜，思維縝密，作風實在，工作細致，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問題。他長期抱病擔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間仍要求自己“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表現(xiàn)出一個共產黨人為革命事業(yè)奮斗不息的奉獻精神。他的這種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譽為“駱駝精神”。

（來源：《黨史文匯》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