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弼時
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弼時
潘澤慶
任弼時，湖南湘陰（出生地今屬汨羅市）人，1904年4月出生，1950年10月病逝，終年46歲。在任弼時短暫的革命生涯中，抗日戰爭時期是一個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階段。他先是出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繼而肩負重要使命出使共產國際，在圓滿完成任務回國后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始參與中共中央的重要決策，并直接協助毛澤東處理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之一。1943年3月以后，他進入中央領導核心；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任弼時成為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之一。
出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隨八路軍總部轉戰華北抗日前線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了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西洛川縣馮家村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和戰略方針。任弼時出席了此次會議。會議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
8月25日，洛川會議結束，中央軍委正式發布紅軍改編命令，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八路軍總指揮部（簡稱八路軍總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任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為加強對八路軍的全面領導，中央軍委還于8月29日作出決定，成立中央軍委前方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9人組成。
洛川會議后，任弼時即與朱德等人一起回到陜西涇陽縣云陽鎮八路軍總部，準備開赴華北抗日前線。9月2日，任弼時與朱德到富平縣莊里鎮參加一二○師抗日誓師大會，并向一二○師全體官兵作了出征動員。9月5日，八路軍總部在云陽鎮舉行出師抗日誓師大會。鄧小平主持會議，朱德宣讀了《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任弼時宣布了八路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次日，任弼時與朱德、鄧小平等率八路軍總部由云陽鎮出發北上。9月15日，任弼時、朱德等人率八路軍總部在韓城縣芝川鎮與先期到達的左權等人匯合。隨即，任弼時與朱德、左權、鄧小平等同乘一艘木船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境內。
9月21日，任弼時等人率八路軍總部進入太原。9月23日，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抵達五臺縣南茹村。在這里，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共同部署、指揮了八路軍挺進抗日前線的第一仗——平型關戰役。9月25日，一一五師在平型關取得大捷，殲火日軍精銳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1000余人，消息傳開，舉國振奮。同一天，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簽發了關于八路軍作戰方針、任務及擔負地方工作地區劃分問題的訓令，要求八路軍各部隊立即動員組織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并就八路軍各部擔負地方工作的區域進行了劃分。
隨后，八路軍總部離開南茹村，繼續向晉東南挺進。其間，任弼時一面協助朱德、彭德懷做好八路軍總部的各項工作，一面注意檢查、部署八路軍的各項政治工作。10月10日，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以統一并加強前后方部隊政治工作的領導，溝通前后方的聯系。中央軍委在發出的命令中指出：“所有第八路軍和各留守部隊、醫院、學校及邊區各地區部隊、全國各游擊區部隊的政治工作，均由軍委總政治部負統一領導之責。”不過，由于當時任弼時正隨八路軍總部在前方作戰，其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一職暫由毛澤東代理。這樣，任弼時仍集中精力于八路軍前方各部隊的政治工作。一個人忙不過來，他便不時派人到各部隊去檢查了解有關情況，聽取意見，以改進和提高部隊的政治工作。
當時，被任弼時派到一一五師檢查政治工作的黃克誠發現，八路軍取消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后，部隊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部隊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軍閥主義習氣，建議恢復政治委員制度，開展反對軍閥主義傾向的斗爭，以保持紅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任弼時聽取了黃克誠的匯報后，即令其將檢查情況及建議起草一份報告。隨后，任弼時將有關情況向朱德、彭德懷作了報告。三人經研究后覺得是應在八路軍中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于是，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于10月19日將此意見電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復電同意。10月24日，八路軍總部正式發出通知，在八路軍中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
11月8日，太原失陷。此后，在華北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宣告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游擊戰爭則上升為主導地位。11月11日，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在山西和順縣石拐鎮召集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師所屬部隊的有關領導人，具體部署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收集國民黨潰軍、槍支和擴大八路軍部隊的問題。在任弼時等人的指導下，八路軍各師陸續抽調一部分干部組成工作組，分赴山西各地開展工作，廢除苛捐雜稅，實行減租減息，打擊漢奸，組織游擊隊，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隨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時又協助朱德、彭德懷部署八路軍逐漸向晉東南、晉西南、綏遠、河北挺進，開辟新的抗日游擊戰爭區域。到1938年春，八路軍已在華北敵后建立起了晉察冀、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并以一部在平原地區展開。
在隨八路軍總部轉戰的日子里，任弼時還先后接見了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等外國友人，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八路軍在山西的抗戰及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等情況。
除了指導部隊的工作外，任弼時還非常注意總結八路軍在作戰、建設及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等方面的經驗教訓。
為此，他起草、撰寫了不少文電、論著。如他在1938年1月2日揖寫的《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文，較為全面地總結了八路軍在山西抗戰半年來的經驗教訓，并特別強調一切抗日軍隊“必須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這是“鞏固和增強戰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戰軍隊的生命線”。該文于1938年1月中旬被武漢的《新華日報》刊載，后來又被《群眾》、《前線》、《解放》等雜志予以轉載。
1938年2月，《新華日報》又刊載了任弼時撰寫的《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一文。該文指出，“抗日戰爭是一種自衛的革命戰爭，是要動員全民族力量去奮斗，才能持久與勝利。艱苦地去把人民動員和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不可摧毀的力量，是持久抗戰中軍事、財政和其他種種力量產生的主要源泉”；“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將在持久抗戰中涌現、滋長、生息、培養、發展起來……”
1938年2月，任弼時受八路軍總部的派遣，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八路軍在山西抗戰的有關情況。任弼時沒想到，此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賦予了他一項非同尋常的任務。而且，他這次離開八路軍總部后就再也未能回到華北抗日前線。
出使共產國際，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政策和八路軍的抗戰事跡
1938年2月14日，任弼時返回延安。次日，他向正在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縣長會議作了題為《支持華北抗戰中的第八路軍》的報告，在介紹了八路軍在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粉碎日軍向晉察冀邊區進行八路圍攻等作戰勝利的情況后，指出：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要把動員、武裝民眾，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作為我們抗戰過程中的基本任務；我們民眾運動的基本方針，一是保持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二是要抓住武裝民眾這一迫切的一環，只要將民眾發動、武裝起來，就將成為不可摧毀的能夠持久戰斗的堅強堡壘。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任弼時出席了此次會議，并在會上就持久戰、八路軍在華北敵后的部署、國共兩黨關系及敵占區工作等問題作了發育。就是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派任弼時到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去執行一項特殊的任務。那么，這是一項什么樣的任務呢？中共中央又為何要在此時派任弼時去呢？事情的源頭還要從王明回國說起。
王明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之一，同時又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1937年11月回國后，王明便于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主張，并指責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過分地強調了獨立自主，主張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王明打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旗號，說他的報告是根據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作的，這就有很大的迷惑性。
1938年2月2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仍堅持其右傾錯誤主張。而部分政治局委員在聽了王明的這兩次報告后，也開始對中共中央在全國抗戰初期制定的一些正確政策產生了疑惑。
這樣一來，在中共中央高層內部就對涉及抗戰的政策等問題出現了不同聲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情況和國共兩黨關系，以加強相互了解。
3月5日，任弼時從延安出發，后經西安、蘭州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然后乘飛機于3月底到達莫斯科。4月14日，任弼時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代表中共中央向會議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全面介紹了8個月以來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和政策。
5月17日，任弼時又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王稼祥出席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就4月14日提交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
任弼時在發言中指出：中共中央估計武漢可能失守，由此可能引起蔣介石、國民黨對抗戰方針的動搖，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防止和克服中國政府對抗戰方針的動搖，以一切努力爭取中國持久抗戰，以求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困難和障礙來自國民黨的“自大主義”和對共產黨的“仇視觀念與成見”，因此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共必須更加依靠廣大群眾的力量發展自己，擴大八路軍、新四軍，我們的力量越大，地位就越高，合作就更有保障；盡管八路軍、新四軍武器比較陳舊且不齊備，但有堅強的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有優良的政治工作傳統，有極豐富的游擊戰與運動戰的經驗，因此，憑借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抗戰熱情，戰術上的靈活機動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完全能夠克敵制勝；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擁有雄厚的基礎，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將取得更加重大的領導和推動作用，為此，健全和發展黨的組織，鞏固黨在抗戰中的領導，是目前中國共產黨在建設中最基本的任務。
任弼時發言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對其提交的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進行了討論。討論中，王稼祥也作了發言，著重說明此次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大革命時期中共倡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不同。6月1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共產國際在政治上對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令任弼時感到由衷的高興。
來到莫斯科后，除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戰情況及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工作和任務外，任弼時還抓緊時間撰寫各類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戰路線和方針政策及八路軍在敵后英勇抗戰的事跡，以加深共產國際、各國兄弟黨及蘇聯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的了解和認識。蘇聯《真理報》陸續發表了任弼時撰寫的《山西抗戰的回憶》、《中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中國關于持久戰的口號意味著什么》、《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等文章。同時，他還組織力量，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有關文章、論著譯成外文，分發給各兄弟黨代表團成員；應邀參加兄弟黨組織的座談會、報告會，回答他們提出的有關中國抗戰的問題；組織由國內派到蘇聯學習的同志向兄弟黨代表團介紹中國革命的有關情況。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對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斗爭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深的認識，從而也得到了其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如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動身回國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專門同他和任弼時談了一次話。對于此次談話的內容，王稼祥回憶道：“他（指季米特洛夫）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爭當領導人了。”這說明，對于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此時在組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這就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及消除王明右傾錯誤奠定了基礎。任弼時雖然未能參加此次會議，但他的功績卻是全黨公認的。
王稼祥回國后，任弼時留在共產國際總部，接替其工作。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任弼時一方面積極參加共產國際的有關活動，并向其及時轉交中共中央呈送的各種材料，一方面繼續撰寫文章或利用作報告、講演、會晤等方式，隨時向共產國際、各兄弟黨代表團介紹中國抗日戰爭的最新進展情況。當時在蘇聯還有一批由國內派來養病的中共黨員干部。為了使他們不放松學習，任弼時便將林彪、盧冬生、劉亞樓、鐘赤兵、蔡暢、賀誠、賀子珍等幾十位同志組織起來，分成政治和軍事兩個班，一邊治病、休養，一邊學習。任弼時還親自為他們擬訂學習計劃和大綱。
另外，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任弼時還“解放”了一批曾受到王明宗派主義干部路線打擊的黨內同志，對王明在共產國際期間制造的一些冤假錯案進行了甄別平反。在莫斯科期間，王明曾打著共產國際的幌子，利用“清黨”、“肅托”的機會對當時在蘇聯學習或工作的、對其所作所為表示不滿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致使一些同志長期滯留蘇聯，既無法回國，亦無法工作，有些同志甚至長期被下放到基層進行勞動懲罰。在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任弼時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取證，對于一些受到王明無辜陷害的同志首先從政治上予以平反，繼而想辦法幫他們，安排工作或安排他們回國。在任弼時的幫助下，吉合、師哲、陳郁等一批同志的問題都得到了妥善解決。
194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結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調任弼時等人回國。這樣，在莫斯科工作了近兩年的任弼時于1940年2月25日同周恩來（周是1939年9月來蘇聯治傷的）等人一同離開莫斯科。3月26日，任弼時一行安全返抵延安。此后，任弼時又開始了一項全新的工作。
參與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決策，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之一
任弼時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從3月底至5月上旬，連續召開會議，聽取任弼時、周恩來有關共產國際情況的匯報，并討論國際國內形勢及黨的工作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會議決定留任弼時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委、婦委等部門；同時還決定近期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委托任弼時協助毛澤東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此后，任弼時便開始參與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決策，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之一。
關于召開中共七大，中共中央曾多次作出決議，但都因為時機不成熟而未能舉行。任弼時回延安后，加緊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為選擇一處適宜的會址，任弼時曾跑了不少地方。會址的選擇，既要考慮安全因素，又要便于數百名代表的生活起居。經反復比較后，任弼時決定將會址定在延安的楊家嶺。于是，日后的楊家嶺便出現了專門為召開中共七大而興建的大禮堂。
審查會議代表資格，是一項原則性極強的工作。在主持此項工作期間，任弼時本著對黨和對被審查者高度負責的精神，逐一審查來自各抗日根據地、國統區及敵占區的代表的有關材料，遇有政治上不清楚的問題，便想方設法向了解、熟悉情況的同志調查取證，在可能的情況下還會直接找本人談話，以徹底弄清問題。從1940年5月至1941年4月，任弼時先后主持召開了20多次審查工作會議，初步審查了250多名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的資格。
為加強對陜甘寧邊區建設的指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0年9月決定成立陜甘寧邊區中央局，以高崗、謝覺哉等19人為委員。陜甘寧邊區的工作原由王明主抓，邊區中央局成立后，經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由任弼時代表中央主管其工作。為促進邊區中央局內部干部的團結，并貫徹落實工作，任弼時專門邀請毛澤東出面召集邊區中央局常委會議，他與張聞天一同參加，在肯定邊區黨委和政府過去工作成績、總結經驗的同時，查找缺點和不足，以利于日后更好地工作。
同時，任弼時還抽時間聽取邊區政府有關方面負責人的匯報，調查了解有關方面的工作情況，并與邊區政府一起研究加強經濟建設的有關措施。在經過一番認真考慮后，任弼時就如何加強邊區的經濟建設提出了一些原則性方針，如要以發展農業為主、要建立經濟統一戰線、要培養經濟建設干部、要轉變工作作風等。
1941年春，陜甘寧邊區中央局起草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為即將召開的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作準備。綱領經任弼時、毛澤東等人修改后，于4月27日提交政治局討論通過。5月1日，綱領正式對外發布。這是一個全新的施政綱領，進一步發展了中共在全國抗戰初期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制定新的施政綱領的同時，為了統一整個西北地區工作的領導，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原則決定將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5月13日，中央書記處正式行文，并以高崗為西北局書記。
加強對中央政策的研究，是任弼時主抓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為更好地堅持本階級利益，同時適當照顧其他階級的利益，以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長期抗戰，中共中央于1940年12月4日決定，成立政策研究委員會，檢查和糾正黨在實際工作中過“左”的傾向或行為，制定出更加切合實際的政策，這也是為將要召開的中共七大準備材料。該委員會由任弼時、博古、凱豐三人組成，任弼時負責主持工作。后來，博古、王若飛、李富春、楊尚昆、彭真等人先后參加了有關政策的討論。
從1941年1月至4月，任弼時先后主持召開了九次政策研究會，討論、制定了有關“三三制”政權建設、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土地問題和合作化、勞動、鋤奸等方面的七項政策提綱。這些政策提綱先后被報送給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審閱，為中央開展下一步工作或制定新的政策提供參考。
為進一步理順中共中央機關各部門間的關系，提高機關的工作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0年8月27日召開的會議上，決定對中央機構進行改革。會議根據任弼時的提議，決定在中共七大召開前，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不變，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任弼時、王稼樣、張聞天等七人組成書記處工作會議，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以后的書記處及政治局的會議議程由秘書長負責提出。
不久，中共中央又將書記處的業務機構與秘書處的業務機構合并，由任弼時統一領導。另外，成立以毛澤東為局長、任弼時為副局長的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擔負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種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任務。該局下轄由毛澤東兼主任的政治研究室和由任弼時兼主任的黨務研究室，另外原有的中央情報部也劃歸該局領導。這樣一來，任弼時分管的工作任務更多了，其肩上的擔子也就更重了。
以大會秘書長身份主持中共七大開幕式，并成為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之一
1942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以加強全黨的思想建設。
在任弼時的具體指導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間召開了以整頓“三風”為中心議題的歷時近3個月的高級干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西北局黨政軍民機關代表260多人，另有中央機關高級學習組成員及在中央黨校學習的200余名干部列席會議。任弼時主持了開幕式，并在會議期間就黨的一元化領導、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及陜甘寧地區黨的歷史教訓與黨性等問題作了發言。會議總結了邊區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明確了發展生產是邊區的中心任務，制定了發展經濟的正確方針。會議期間，任弼時一直駐在西北局機關，以便隨時對會議進行指導。此次會議開得非常圓滿，對于推動全黨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結束后，任弼時又根據中共中央精兵簡政的指示精神，開始考慮中共中央機關的調整與精簡方案。1943年3月16日，他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于中央機關的調整與精簡方案的報告，主要內容包括：為使中央能集中統一，提議在政治局下設組織與宣傳兩委員會，真正成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員按地區分管工作；應明確中央書記處的性質和權責；書記處主席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青委、工委、婦委合并成民眾運動委員會等。
中央政治局在對任弼時提出的方案經過認真討論后，于3月20日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決定中的其他各項基本采納了任弼時代表書記處提出的方案。另外，根據這一決定，任弼時還要負責陜甘寧邊區及晉西北的黨政軍民工作。
應該說，中央機構的這次人事變動，是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后在組織機構上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它從組織上確立了遵義會議以來逐步形成的以毛澤東為中央領導核心的地位，同時，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的書記處，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雛形。
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及中共七大的各項準備事宜等。此次會議一直開至1945年4月20日結束。任弼時自始至終都參加了會議，并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五位成員之一。會議期間，任弼時除了要主持召開會議，處理中共中央的一些常務工作，參加討論和決定中央關于戰略反攻及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等重大問題外，還受會議委托負責起草黨的歷史問題決議。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為起草該決議，任弼時花費了大量心血，幾易其稿。后來，又由毛澤東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黨的許多高級干部也都參加了該決議的討論和修改，此外還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團討論。
為使中共七大能集中精力討論抗戰建國的任務，原準備在七大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中共七大閉幕后，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討論了該決議，并決定對討論中提出的意見繼續由任弼時為首組織修改。該決議經任弼時主持修改后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任弼時終不負黨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任弼時以大會秘書長的身份主持了開幕式并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后來又向大會提交了《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的書面發言稿。6月9日和10日，大會進行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選舉，共選出正式委員44人，候補委員33人，其中任弼時以全票當選為正式委員。6月11日，中共七大勝利閉幕。在隨后舉行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任弼時等13人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同時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主席；推舉任弼時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至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任弼時成為該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之一。此時，他只有4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