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家朱德

關 泠 金立昕

朱德元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對黨、軍隊和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建設事業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特別是軍事上，他功勛卓著，名列開國十大元帥之首。1946年，周恩來在慶賀朱德六十大壽的祝詞中說，朱德的革命歷史，“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他的軍事理論與實踐，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奪取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指導人民軍隊和國防建設，起到重大作用。

被譽為“紅軍之父”

朱德在黨內最早與毛澤東并肩探索中國武裝革命道路，作為紅軍的重要締造者之一，充分發揮了他對人民軍隊的創建作用、領導作用和鞏固作用。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經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贊美朱德為“紅軍之父”。1976年朱德去世時，各國輿論高度評價他的一生，一致稱他為“中國紅軍之父”。這一稱呼對他來說當之無愧。

朱德在其戎馬生涯早期，已開始展露軍事才能。1911年從云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后，他參加了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在云南邊境山林中與法國帝國主義支持的武裝土匪作戰中初步取得了游擊戰的經驗，在納溪戰役中運用夜戰、白刃戰和迂回側擊的戰術，以少勝多，展現了軍事才能。在德國留學時，他參觀德共領導的準軍事組織的演習等活動。轉赴蘇聯后，朱德又積極研究蘇聯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結合自己過去作戰的經驗，提出“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并設想回國后，“必要時拖隊伍上山”。

1926年回國后，朱德在中共重慶地委軍委領導下，同楊闇公、劉伯承策劃和發動瀘（州）順(慶）起義。1927年參加領導南昌起義，在起義的醞釀、準備、發動以及起義軍南下的軍事行動中，朱德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起義前夕，朱德在掌握敵情、部署力量、麻痹敵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迅速全殲南昌守敵創造了條件。起義后朱德任第九軍副軍長、軍長。起義軍南下廣東失利后，朱德和陳毅等一起，在強敵尾追、孤立無援、軍心渙散的嚴峻局勢下，率領余部堅持斗爭，轉戰閩粵贛湘邊界，并在贛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對所部進行三次整頓（統稱“贛南三整”），大大提高了新生人民軍隊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朱德指出，今后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農民的游擊戰爭。他所保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裝力量。

1928年1月，朱德與陳毅等領導發動湘南起義。南昌起義軍余部發展到2000余人，同時還組建了三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革命風暴遍及二十幾個縣，約有100萬人參加了起義，極大地振奮了大革命失敗后正處于低沉狀態的革命群眾。4月，朱德率起義軍轉移到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會合的這兩支部隊，“成為紅軍中的骨干和核心，從而進一步發展了井岡山的斗爭，奠定了中國紅軍和中國武裝革命的基礎”。這一年，朱德42歲,毛澤東35歲，從此開始了他們長期親密合作的生涯。為了紀念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師，朱德賦詩道：

紅軍薈萃井岡山，

主力形成在此間。

領導有方在百煉，

人民專政靠兵權。

1930年8月后，朱德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先后參加指揮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反“進剿”、反“會剿”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其間，與毛澤東一起總結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16字訣，對革命游擊戰爭的開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朱德還和戰士一起下山挑糧，樹立了紅軍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和戰士同甘共苦的楷模。他與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以及從革命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對中國革命戰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4年10月，朱德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后,他和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1935年9月10日，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朱德和劉伯承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朱德雖身陷困境，仍堅持擁護中共中央的方針，堅持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并深入到部隊中做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傳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性和加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團結了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對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最終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會師，、開展新的局面，作出重要貢獻。毛澤東對朱德同張國燾的斗爭給予高度評價，贊譽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戰斗間隙，朱德不斷從理論上總結紅軍的建軍經驗和作戰原則，用以指導革命戰爭。1931年7月，他撰寫《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論述了紅軍的階級性質、歷史任務和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指出，紅軍是“工農的軍隊”，必須“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要建立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強政治訓練，提高軍事技術，遵守鐵的紀律，進行集中的領導和統一的訓練。還指出：“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的是靠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這些論述，對進一步明確紅軍建設的方向，提高紅軍的戰斗力，起了積極作用。1933年3月至8月，他又連續撰寫了《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過與教訓》等著作，對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教訓進行科學總結。特別是同年6月發表的《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提出“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證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闡明了采取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作戰方針。1934年2月，在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朱德和周恩來、王鎵祥一起，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朱德提出的這些理論觀點，對指導紅軍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人民軍隊以后的建設和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戰斗在抗日烽火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朱德同周恩來、葉劍英代表中國共產黨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他就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戰術問題發了言，指出，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術上則應采取攻勢，分析了進行運動戰、發動民眾和游擊戰的重要性。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朱德參與制定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與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同時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9月，他懷著“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河山，保我民族”的決心，率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積極配合國民黨軍對日作戰。到達八路軍總部后，朱德即布置平型關作戰，并與彭德懷電令林彪，立即向平型關、靈丘間出動，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取得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勝仗。戰后又趕赴戰地，親自總結平型關戰斗的經驗教訓。10月，與彭德懷、任弼時向中共中央建議，恢復在改編為八路軍時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從而加強了中共對八路軍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爾后，朱德指揮八路軍各部深入華北敵后，放手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陸續開辟了晉察冀邊、晉西北、晉冀豫邊和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先后挫敗了日軍對晉察冀和晉西北根據地的多路圍攻。1938年3月，朱德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指揮晉東南地區八路軍和國民黨軍七個師，挫敗了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發動的“九路圍攻”和向晉西黃河河防的進攻，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隨后，他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組織八路軍各部挺進冀南、冀中、豫北和山東，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同時，他模范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大力爭取中間力量，對國民黨軍進行了真誠、細致的團結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朱德在華北敵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作出了巨大的成績，八路軍由3萬多人發展到40萬人，游擊戰爭從山區發展到平原，開辟了晉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北、晉東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朱德53歲生日之際，正在華北抗日前線的作家楊朔寫了一首《壽朱德將軍》詩：

立馬太行旗颭紅，

雪云漠漠颯天風。

將軍自有臂如鐵，

力挽狂瀾萬古雄。

朱德讀后和詩一首：

北華收復賴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風。

自信揮戈能退日，

河山依舊戰旗紅。

這雄渾豪邁的詩句，正是朱德在華北抗日前線戰斗生涯的生動寫照。

1940年5月，朱德從華北前線返回延安，直接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指導各抗日根據地的抗日反頑斗爭。在敵、偽、頑三方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的極為艱苦的日子里，他還投入極大精力指導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8月，朱德與在前方的彭德懷、左權聯名發電，部署八路軍在鐵路交通線開展破擊戰，后來發展為百團大戰，沉重打擊了日軍。朱德在協助毛澤東指揮抗日游擊戰爭的同時，注重部隊建設。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針，于同年冬首倡“南泥灣政策”，指示部隊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下墾荒屯田，逐步做到生產自給，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部隊生活。1942年12月，延安《解放日報》社論中說，“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朱總司令的名字連在一起。南泥灣精神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優良傳統。

抗日戰爭期間，朱德集中精力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辛勤筆耕，寫下了許多軍事論著,對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作了理論概括與探討。他十分注意總結抗戰以來八路軍作戰的經驗教訓。1938年，與彭德懷提出對付日軍奇襲與合擊的16條戰術原則。朱德發表的重要軍事論著《論抗日游擊戰爭》，詳細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意義和作用及游擊隊的組織方法、形式，游擊戰的戰術原則，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性等問題，并且強調指導軍事斗爭必須掌握好政治、經濟、人民、武器和交通（包括地形）五個要素。1939年，朱德在《八路軍抗戰兩年來的經驗教訓》一文中，概括總結了八路軍機動作戰的原則，這就是：“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隱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這是朱德在抗戰中總結出來的重要作戰原則。此外，他還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論述建立一支革命軍隊所必備的諸要素；不同革命形勢下戰略戰術的轉變；軍事教育和作戰必須從實際出發，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正規軍、游擊隊和民兵的密切配合；軍隊管理和訓練的原則與方法；發揚革命的英雄主義、力戒居功自傲等，對從政治上、理論上和實踐上提高軍隊的素質，增強戰斗力，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特別是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經驗，深刻地論述了解放區戰場創造、發展、壯大的歷程，分析了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和共產黨的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并從建軍原則、兵役制度、養兵、帶兵、練兵、用兵、政治工作、軍隊指揮等方面，對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作了詳細的闡述，對毛澤東軍事思想作了正確的闡明和發揮。作為朱德的一部重要的軍事著作，這篇報告是對抗日戰爭經驗的科學總結。

朱德以他的心血和智慧，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決勝在解放戰爭戰場

抗日戰爭勝利后，朱德參與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主張及早占領東北戰略要地。他在1945年8月23日即指出，東三省我們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開展工作。后與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向北推進，向南防御”的方針，主張力爭東北，控制熱、察。這就是著名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方針的最初提法。朱德還參與制定和調整戰略部署，編組野戰兵團，實行戰略轉變等重大決策，并參與指揮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軍進行自衛反擊戰。他的這些高瞻遠矚的正確主張，對日后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朱德任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3月，國民黨軍對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主動撤出延安后，朱德同劉少奇、董必武等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開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幫助晉察冀軍區恢復野戰軍，建立軍區后勤部，統一領導供給、衛生、兵站、運輸、交通、補充新兵、訓練俘虜等工作，使野戰軍脫離后方勤務，只管訓練與打仗兩件事，大大提高了戰斗力。朱德還向晉察冀軍區的干部傳授戰法，在冀中軍區干部會上對殲滅戰法作了精辟闡述。他指出，打殲滅戰是紅軍傳統的戰略思想，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時，要注意集中兵力主動作戰，打敵之側背，包圍殲滅敵人，利用有利地形，把敵人消滅掉等。此外，不但要有打垮敵人的威力，還要有壓倒敵人的氣勢。要在政治上壓倒敵人，瓦解其抵抗。要學會自己的建軍方法，學會依照自己的情況去帶兵、養兵、練兵、用兵。“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遇到什么敵人打什么仗。”

在朱德指導下，晉察冀野戰軍于6月中下旬，先后發起青（縣）滄（縣）戰役和保（定）北戰役，均取得了勝利。為此，朱德致電中央軍委說，我軍打堡壘和攻城的戰術都有相當提高，步炮能協同作戰。今后的華北作戰已轉為主動，仍以圍城打援為宜，有條件亦可破城。后致電毛澤東，提出下一戰役擬打石家莊。他與劉少奇指示晉察冀野戰軍以運動戰為主的作戰方針。10月，晉察冀野戰軍取得了清風店戰役的大勝，開創了打殲滅戰的范例，為爾后解放石家莊準備了條件。此后，朱德到晉察冀野戰軍司令部進行調查和指導，對如何攻打堡壘、進行坑道作業、通過外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并作出以陣地戰的進攻戰術為主的作戰部署。在野戰軍旅以上干部會議上，朱德提出“勇敢加技術”的口號，要求發揚軍事民主，通過打石家莊學會攻堅戰，強調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1月，在朱德的具體指導下，晉察冀野戰軍經過一周激戰攻克石家莊，這是人民解放軍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朱德指出，這次打下石家莊，“最大的收獲是我們提高了戰術，學會了攻堅，學會了打大城市”。清風店戰役和石家莊戰役的勝利，對扭轉晉察冀戰局起了關鍵作用，開創了攻占堅固設防較大城市的成功先例。朱德總結的石家莊攻堅戰的經驗，在各個戰場迅速推廣，減少了后期攻取城市的傷亡。

1948年5月，朱德在出席華東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時，作了中原會戰的動員報告，及時提出加強部隊團結和紀律性問題，要求大家都要學習戰術。從1948年9月到次年1月，朱德參與組織和指揮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取得了戰略決戰的勝利。1949年4月，他同毛澤東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同時，參與組織渡江戰役和向東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區進軍的作戰，迅速消滅國民黨殘余部隊，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

嘔心瀝血建設現代化國防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并繼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他在兼任許多重要職務的同時，繼續關注國防和軍隊建設。1950年9月，朱德在全國戰斗英雄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上強調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我們必須建設一支十分強大的、足以擊退任何侵略者進攻的現代化的國防軍。”1950年10月，他參與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親自對中國人民志愿軍干部作赴朝參戰的動員。1953年底，他出席軍事系統髙級干部會議，參與制定軍隊建設的方針和決策。

從20世紀50年代起，朱德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了人民解放軍由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轉變，并參與領導空軍、海軍和戰略導彈部隊等軍兵種的組建工作。他曾致函毛澤東，提出：我們除整頓陸軍外，應抓緊建設空軍、海軍以及裝甲兵、工兵、炮兵、鐵道兵等特種兵。朱德十分關心海軍建設，1950年元旦，為《人民海軍》題詞：“建設一支足以防御帝國主義冒險侵略的人民海軍。”朱德對空軍建設也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3月，他在空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的講話，指出空軍能不能建設好，掌握技術是關鍵。后為空軍題詞：“努力學習，掌握技術，為建設一支新式的強大的人民空軍而奮斗。”對于炮兵、工兵、鐵道兵、裝甲兵等各兵種建設，他也作了許多具體指示。

朱德十分重視部隊的訓練和興辦各類各級軍事院校的工作，強調部隊在實現現代化、正規化的過程中，不能丟掉過去的優良傳統，也不能被過去的經驗所束縛。他多次提出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系的意見，要求在此基礎上，搞好后勤工作和軍事工業，盡快地生產出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在1960年10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朱德指出：我們的軍隊一定要下決心用尖端技術武裝自己。如果我們的軍隊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裝好，再加上先進的裝備，那就會成為天下無敵的軍隊。

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中期，經過深刻分析國際形勢，朱德作出戰略性的判斷，于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認為“世界戰爭是可以防止的”“能爭取到相當長時期的和平建設的條件”“軍隊數量可以縮減”。并指出，“要抓緊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打不起來的時間，盡快把我們的經濟發展起來”。他經常深入陸海邊防和軍營哨所視察，了解部隊的訓練、執勤和生活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視軍港、海港的建設。他的足跡北起營口、葫蘆島、秦皇島、旅順、大連，東經青島、連云港、吳淞口，南至廈門、黃埔、湛江、榆林、三亞。1974年8月，朱德已88歲高齡，仍親自視察海軍艦艇，乘艦出海檢閱，勉勵海軍指戰員為建設強大的海軍而奮斗。

為表彰朱德對革命戰爭和軍事建設方面的功勛，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勵章、一級解放勛章。朱德從一名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創建了人民軍隊，積極參與制定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建立并加強了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與后勤工作，為建設、培養一支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軍事論著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軍事上的卓越建樹、作為軍事統帥的魅力和風范，永遠值得我們追憶和懷念。

(作者分別是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所副研究員、軍事百科研究所所長）

（來源：《百年潮》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