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民主思想研究

戴建忠

朱德民主思想是朱德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生發的有關自由、平等、權利、法治、正義等的觀念、意識和制度思考的總和。朱德民主思想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轟轟烈烈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實踐的偉大產物。就理論的繼承性來說，朱德民主思想是在中國傳統民主觀念的基礎上，在巴蜀文化深厚民主底蘊的熏陶中產生的。同時，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學說以及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主理論都對朱德民主思想的產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就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來說，朱德民主思想的形成經歷了萌芽、初步發展和逐漸成熟等幾個時期。朱德民主思想是一個涵括軍事民主論、階級民主論、自由民主論、民主權利論、民主集中論等在內的綜合體系。

一、朱德民主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軍事民主論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朱德首先是一位軍事家。朱德的軍事民主思想相比較其他方面的民主思想更加突出。對于軍事民主的重要性，朱德曾在《國內形勢和南下后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列專節進行討論。朱德指出，軍事民主是我軍的優良傳統，這種優良傳統應該繼續發揚光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事民主是實現領導的重要方法。正確運用軍事民主，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關系、軍民關系、我友關系，促進團結；可以發揮群眾高度的積極性及創造性；可以克服各種困難，提高戰斗力。”具體講，朱德的軍事民主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朱德的“尊重軍民、官兵平等”的民主思想。對于“官民、官兵”之間的關系，幾千年前的軍事家孫子給我們總結了一句光輝的箴言，他說：“上下同欲者勝。”此言是說，只有在一個民主的氛圍里，官者和人民、軍官和士兵才能實現最為緊密的團結，這種團結能夠實現思想、意志、欲望和行動的高度統一，因而其集體價值不可超越。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深刻探討了集體哲學的實踐價值。奧爾森指出：“在集體中，個人的存在意味著整體的退化，而集體的一致詮釋著行為者的力量。”對于中國人民和軍隊的巨大力量，古人把它比喻為“洪水猛獸”，毛澤東把它比喻為“汪洋大海”。朱德對于廣大士兵之主要來源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更有深刻的認識，朱德說，所有黨員干部和軍官在戰爭中必須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切實維護好人民的利益。美國記者斯諾在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指出：“在戰爭期間，由于強大的敵人所施加的生存壓力，大體而言，在革命軍隊內部強化了共同體信念，每一個戰士和軍官的安全，都取決于整體事業的進展、革命力量的壯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排除乃至取消個人利益的種種小算盤，整體目標在個人努力中間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這就使得共產黨軍隊能夠在有形實力的劣勢之外，形成無形實力的優勢。”這種優勢，可以使“全黨和全軍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是堅不可摧的”。可見，中國解放戰爭之所以取得最后的勝利，是與黨領導人民軍隊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合作精神分不開的。朱德說：“在人民基礎上團結，在團體中為人民服務，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全心全意，向著目標勇猛前進，這就是我們勝利的法寶。”朱德非常贊同毛澤東所提出的“尊重軍民，官兵平等”的軍事民主思想，指出：“離開了群眾，我們什么事也做不出來。比如說，我個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頭六臂，實際上，我只是廣大群眾事業與功績的代表中的一個而已。一定要記住，如果有功，功是黨的，是群眾的。”在總結抗日戰爭勝利的經驗時，朱德還從軍內民主和軍外民主兩個方面論述了軍民平等和官兵平等的問題。他說：“人民的軍隊，內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對軍隊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軍民一致的。”正是由于黨、軍隊、人民三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魚水情意，使得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尊重我們的軍隊、尊重我們的人民，軍官也要尊重自己的士兵。

對于舊軍隊中所存有的剝削士兵的惡習，朱德堅決表示反對，指出要“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則之下，規定部隊人員的待遇，軍官以身作則，與士兵共甘苦”，因為“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體貼士兵疾苦的軍官，不脫離士兵群眾的軍官，才是一個好的軍官”。由于朱德特別強調官兵平等的問題，所以，在《論解放區的戰場》一文發表以后，軍隊吃空額和虐待士兵的現象基本得到了杜絕。這是中國軍事民主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也受到了全世界愛好民主的人士的贊揚。值得一提的是，朱德還從國共兩黨軍隊的階級性質出發來探討軍隊的民主問題。朱德指出，兩種不同的軍隊，也有兩種不同的政治工作。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所以，“他們在軍隊不是進行抗日教育，而是進行反動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爭取民主，而是絞殺有民主思想的官兵”，“八路軍、新四軍把為人民服務、保衛祖國作為宗旨，這種政治工作便成為軍隊的靈魂”。對于軍隊的民主性質，朱德認為，這支軍隊在長期的斗爭過程中，鍛煉并具備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點。“說它是民主的，是因為它是軍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為它一掃軍閥制度，成為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奮斗的工具。”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取得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實行了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實行了各項民主決議政策等等。朱德的軍事民主思想對毛澤東民主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響。

2. 朱德的“軍隊民主決策”思想。傳統上，我們一直都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事實上，這一提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烽火連天的民主革命時期，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并沒有采取專制的色彩，而是采用了民主的理念。黨領導軍隊所作出的重大決策無不是黨集體決策的結果。雖然在特殊的軍事環境中，集合所有領導成員現場決策的難度很大，但這并不表明中國共產黨軍事決定的多次錯誤。相反，“由于軍事領導人心靈相通的結果，他們對形勢的判斷具有驚人的相似因此作出的軍事決策也出奇的相同”。這種中國化的軍事民主決策是任何研究中國軍事學說的西方人所無法理解的，但這又是確實存在的。朱德確實提出過軍隊必須“無條件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思想，但對于這一思想，我們應該這樣來分析：一是朱德講的“無條件”并不是不顧一切條件的盲目軍事行動。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抑或是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每一次戰役的勝利，都是充分考慮到各種可能出現的后果的結果。而信息的對稱性必須以民主討論為前提，由于結果的正確性，我們只能推導出黨對軍隊領導的民主性。因為獨斷的決策絕對不會產生這樣的軍事結果。二是朱德講的“無條件”是從政治條件的最高性來講的，而不是從軍事戰略學和軍事決策學意義上來講的。政治上的“無條件”或曰“絕對領導”是說軍事決策一旦形成，軍事組織的全體成員就必須在政治上進行上下一體的認同，任何人不準隨便改變這一決策。但這種政治上的認同并不排除隨著各種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換決策的可能性。對此，朱德有過精彩論述：“服從命令與機斷專行這兩件事是不沖突的。決不能把機斷專行誤認是違抗命令，也不能機械地執行命令，而拋棄機斷專行。在戰斗條令、野外條令上再三反復說明過：紅軍要絕對執行命令，同時要養成有機斷專行的自動性。”三是朱德講的“無條件”是以高度的民主協商和民主討論為前提的。在一定意義上，“軍隊對黨的絕對服從”可以延伸為戰術意義上對“有條件”的絕對服從。比如在1931年的《怎樣創造鐵的紅軍》的講話中，朱德就曾反對過機械理解“無條件”的傾向，朱德認為，為了方便集體討論問題，必須設立“紅軍政治委員制”，這是一個軍事民主決策的最高機關。朱德指出：“黨必須十分注意政治委員的選擇，各級政治委員，要由最忠實、最勇敢、最堅決、最有階級覺悟的共產黨員來充當，要盡量提拔和培養最好的工人干部做政治委員。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紅軍中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紅軍才能成為鐵的紅軍。”顯然這種“選擇”強調的是最優化和最大化，即選擇紅軍中最優秀的人來擔當委員、選擇的范圍應盡量做到最大化。這種政治性的選擇除非是民主的，否則在邏輯上是背反的，在現實中是專制的。從總體上看，朱德的軍事民主決策思想是非常豐富的。

3. 軍隊民主建設思想。理解了黨和軍隊的辯證關系，對于軍隊民主建設的問題就容易闡釋了。對此，朱德認為，中國軍隊的民主建設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民主建設。我們強調的紅軍政治訓練是“與資產階級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根本不同”的一種政治訓練，我們進行軍隊民主建設的根本目的“是為全中國的工農及勞苦群眾謀解放”。為了達到此民主目的，我們必須“了解群眾力量的偉大，紅軍必須與群眾密切地聯合起來；了解目前中國革命必須有紅軍的發展、工人暴動、農民暴動、士兵暴動四種革命斗爭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尤其要了解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和前途，全中國及全世界革命日益高漲的現狀；深刻地認識整個敵人營壘中經濟政治恐慌高度的緊張都有利于中國革命，充分地相信紅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定可以戰勝到了末日的反革命的國民黨和帝國主義。”顯然，朱德對于軍隊建設的主導性認識是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的，是為了人民的民主解放而生發的。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加強軍隊的民主建設，朱德還論證了“人民民主戰爭”的極端重要性。朱德指出：“在政治上，就是以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經濟生活的方法，實現了全民總動員和鞏固的民族團結，合千百萬人之心為一心，同仇敵愾，造就人民戰爭的真正基礎。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對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戰爭，國民黨統治區證明了這一方面。而解放區則證明了另一方面：實行了民主政治和對人民經濟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實行人民戰爭。”對于民主政治話語的巨大作用，朱德有深刻認識。朱德強調：“我們的經驗就是，解放區經過了我們黨的領導，依據毛澤東同志的戰爭方針，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實現了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因此，實現了解放區的全民抗戰總動員，實現了解放區的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可見，“民主”話語始終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流行話語。從現代傳播學的角度來講，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宣傳和“民主”輿論才從思想戰線上徹底掌握了軍事戰場的主動權。有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民族民主戰爭不僅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而且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囂張氣焰。朱德的人民民主戰爭的思想是從中國民族戰爭的實際情況出發而得出的必然結論。人民戰爭的民主特性決定了加強軍隊民主建設的方向性和長期性。解放后，朱德始終強調要加強軍隊的政治建設，強調要按照毛澤東的人民民主理論和黨內民主學說來指導軍隊和軍隊黨組織的民主化建設。朱德的軍隊民主建設思想不僅促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軍隊的革命化和正規化建設，而且為加強黨對軍隊的民主化領導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二）階級民主論

民主的階級屬性，是由民主在階級社會的必然表現而衍生出來的。在階級存在的社會形態里，從來沒有超階級的、抽象的民主。朱德也非常重視黨和軍隊的階級性問題。他曾指出：“紅軍完全反對資產階級把政治訓練變成為蒙蔽階級意識的欺騙工具，變成超階級的、完全不兌現的花言巧語。紅軍的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高指揮員戰斗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于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斗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朱德認為：“首先要完全信仰共產黨的領導；了解共產黨有指導工農聯合的責任；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朱德關于民主階級屬性的論述充分表明，“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在任何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不論其統治形式如何，都會把一般意義上的民主思想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治國理念。因為“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但只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才是最高類型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一種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狹隘的庸俗的民主。

（三）自由民主論

1934 年，在中華民族遇到外來危機的關頭，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日益加深，朱德曾致信與國民黨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兼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朱德指出，如果“貴軍立即恢復雙方貿易之自由；貴軍目前及將來所轄境內，實現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實實行武裝民眾”。那么就可以派負責代表來瑞金共同協商作戰計劃。這里，朱德展現了他對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政治認識。顯然這些政治認識構成了朱德民族民主思想的重要內涵。1935 年5 月，朱德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指出：“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彝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這一布告至少體現了朱德關于民主認識的以下幾點內涵：一是自由對于民族政治平等的重要性；二是自由對于軍民地位平等的現實性；三是自由對于黨民關系平等的重大意義；四是自由對于人民經濟地位平等的重要價值。顯然，上述對“平等”、“自由”和“公平”的認識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觀念了，而上升為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思想了。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還從全國形勢發展的大局出發，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偉大的自由民主前途。朱德也指出：“因為我們相信，只要打破反動派的進攻，那末，我們就還是可以得到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實現真正的聯合政府，召開真正的國民大會，制定真正民主的憲法，把我們的祖國造成一個獨立、自由、平等、富強的國家。”顯然，朱德所指出的中國民主前途主要是從和平的大局出發而得出的結論。雖然，這里的“民主”和“自由”具有極為廣泛的含義和特點，但畢竟表達了中國人民祈求民主、渴望自由的良好愿望。

（四）民主權利論

權利意識是西方法理學演進的產物。權利的詞源學含義中包括著利益的分配問題，這不僅是政治家在權力整合中十分重視權利配置的終極原因，也是歷朝歷代各種政治力量爭相追逐權利資源的根本動力。傳統上，中國人十分重視權力的享有問題，而對于權利的規范性問題往往服從于“人治”的主流價值評價體系之中。中國人不是缺少權利思想，而是缺少對權利的民主價值和民主意義的探討。

朱德很早就意識到權利訴求的民主價值。比如在近代聯省自治運動興盛的1910 年初，伴隨著民族建國主義及個人權利主義對晚清政府腐敗和專制的追問，以及聯邦主義提倡者冀圖通過分立顛覆滿族的專制統治，使中華民族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獨立運動”的失敗，朱德很快就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專制政治必然會踐踏民主權利。為了表示自己將堅決同專制統治斗爭的信心和決心，朱德明示，我將“傾心為國志無違”。在護國反袁斗爭中，朱德更是重視權力的民主價值。朱德表示“史穢推翻光史冊，人權再鑄重人間”。“五四”運動以來，伴隨著關于改革與革命、民主與自由意義爭論的進一步擴展，朱德對于權利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開來。到1922 年，朱德的民主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化，他已經從一個舊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思想也從早期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思想發展成為革命的新民主主義思想。對于這種轉變，朱德曾感嘆道：“他從此拋棄了自我，開始了最有意義的新生。”思想的轉變不僅會帶來人的精神面貌的變化，而且還會引起人實踐勇氣的提高。據《瀘州史志》記載，思想轉變后的朱德在瀘州一帶踐行著“望重西南”、“救民水火”的偉大行動，并因此而得到了當地人民的敬愛和尊重。時至今天，當地人還傳頌著“唐公德政，其德乃長”的歌謠。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反擊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獨立自主權利的瘋狂踐踏，朱德表現出了偉大戰略家的策略和勇氣，指出：“任何部隊，如能停止進攻蘇區，給民眾以民主權利及武裝民眾者，紅軍均愿與之訂立反日作戰協定。”為了回擊國民黨“限共”政策的陰謀，朱德指出，“如果不去積極動員民眾，反而去限制抗日的自由”，就是“急于私利”和“忘卻公義”的行為；針對蔣介石對冀察晉根據地民眾抗日運動的限制，朱德義正辭嚴的指出：“想要動員民眾，必須適當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民主的政治。冀察晉的民眾在粉碎敵寇進攻之中，發揮了最偉大的作用，使軍隊能不斷地取得勝利。冀南的民運因為受到了限制，人民沒有抗日的自由，所以在敵寇進攻時，我們不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顯然，朱德在此講的“抗日自由”，主要是從抗日的民主權利意義上來說的。解放后，朱德也有諸多關于民主權利的論述和思想，如反對特權的思想，反對黨的干部隊伍的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的思想，反對絕對自由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構成了朱德民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如何克服黨內關于民主問題上的錯誤認識，朱德指出要通過“發揚黨內外的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的方法來實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待婦女參政和男女平等問題上，朱德和毛澤東一樣，積極支持婦女的民主擇業權利和經濟上的解放。朱德指出，婦女不僅可以與男人一樣地參加社會工作，并且有許多工作比男子做得更好。接著朱德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指明了婦女解放的前途和道路。朱德強調，婦女要得到解放，首先要有經濟地位的獨立，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隨后朱德又用階級分析法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婦女的地位和權利。朱德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的經濟地位比較獨立，夫婦都可以找職業，男人做工，女人也做工，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依賴思想也就比較少，社會地位也較封建社會的婦女要高，但是因為廣大的勞動婦女受著資產階級的壓迫，還是談不上婦女的真正解放。”那么，中國婦女怎樣才能實現自身的徹底解放呢？朱德的解決方案非常鮮明：“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婦女才能完全和男人一樣參加社會生產建設的工作，因此她們就能取得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并從舊傳統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可見，在朱德看來：一是婦女的權利是應該保護的，即“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必須做好一切增進婦女社會地位的工作，并對婦女所特有的利益予以保護”；二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實現婦女徹底解放的唯一選擇；三是婦女在擇業、工作等方面與男人的平等權利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五）民主集中論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組織和決策原則。馬克思主義一貫認為，為了保證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沒有力量在一點的集中，就沒有斗爭的武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集中和權威。列寧在《關于黨的改組的決議》中明確提出：“確認民主集中制是不容爭論的。”1927 年4 月黨的五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提出“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問題。從此以后直至黨的十七大，每次大會制定或修改的黨章中，都對民主集中制有所闡述。對于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認識，朱德堅持了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指出：“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體領導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領導原則，反對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反對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專斷的傾向；堅持在黨內、在人民中不斷地發揚民主和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反對壓制民主和壓制批評的傾向。”事實上，民主和集中之間并非線性的關系，在很多時候，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而集中又是民主討論基礎上的集中。民主和集中的這種復雜關系表明：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加強群眾對黨的事業的有效監督。對此，朱德認為，民主是我們黨歷來就有的，現在我們要把民主的作用發揮起來。在發揮民主的作用中，他特別強調要接受群眾的監督。他指出：“我們領導群眾，群眾又監督我們，互相學習，互相批評，這才能前進。”

雖然中國共產黨一直要求黨員在民主的氛圍里推行民主集中制原則，但長期以來，對于如何發揮好這一原則，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找到終極的解決方案。對此，朱德早有認識。朱德認為，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發揮，會遇到各種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宗派主義和絕對自由主義的阻礙，那么怎樣克服這些困難呢？朱德提出以下幾條原則：一是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反對主觀主義；二是堅持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三是堅持在黨內斗爭中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和“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達到團結”的方針，反對對待黨內錯誤的自由主義態度，反對機械的、粗暴的、過火的黨內斗爭；四是堅持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反對宗派主義的傾向。朱德的上述原則具有系統性和實踐性，很好的指導了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六）民主化思想和國際民主合作思想

民主化是當今世界民主變遷的一種思想趨勢。就民主化自身的變化來說，它是擯除“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就民主化的政治價值來說，它是受到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傳統和現實制約的。朱德很早就意識到黨和軍隊的民主化問題。早在1946年，朱德就指出：“中國的和平與民主化的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很可能要經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國人民無疑將達到他們的目的。”顯然，朱德所說的“民主化”是以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民族民主前途和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革命民主前途為基礎的。朱德的民主化思想對于中國民主發展的歷史進程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

在民主化問題上，朱德不僅強調愛國主義的民主主義，而且強調世界范圍的民主合作。朱德在《致艾?史沫特萊女士的信》中，曾經開門見山的指出：“首先，對你和所有的美國朋友為中國的和平與民主運動寄予的關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須表示深切的感謝。自今年一月以來，中國在一個短時期內贏得了普遍的和平并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中國的美國朋友的努力。”對于美國人民的民主斗爭，朱德也表達了深切的關注。朱德說：“美國的民主活動大大地加強了中美人民之間的友誼，并使他們堅決相信這一友誼的無限發展”，“我也相信美國人民。所有的中國民主黨派正注視著美國的民主黨派的團結和發展”。對于美國當時政府的反民主行為，朱德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朱德強調：“美國的反動勢力誠然比中國的反動勢力強大，它們企圖擴展到全世界。但是，它們既不能為美國也不能為其他國家帶來任何光明的前景。因此，它們阻止中國和所有國家人民的反抗是徒勞的。這是它們的致命點。”顯然，朱德在這里所闡發的民主關懷已經超出了中國地域的限制，而發展成為一種國際主義的民主關注。這種民主思想強調民主的國際價值，主張民主運動的國際合作，提倡民主制度的國際意識，因而是一種國際民主主義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今天仍不乏積極的意義和價值。

二、朱德民主思想的評價

當今中國，民主受到了極大的禮遇。從學術界到官方再至民間，都將民主看作是21 世紀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政治指標。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民主之所以在中國釀生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與其說是民主本身的魅力，不如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從90 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始，中國人就開始了尋找“德先生”的征途，可惜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種種客觀原因使得國人的努力往往“失于驪黃”。中國人對民主的渴求，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曲折，而這些曲折往往與缺乏民主有相當大的聯系。因此研究如何發展中國民主，必然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尤其是研究毛澤東的民主思想。而研究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又必須研究對毛澤東民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過一定影響的著名人物的民主思想。毛澤東和朱德的深厚友誼堪稱革命友誼的典范，朱德民主思想的產生不僅得益于毛澤東的影響，而且也反過來影響著毛澤東民主思想的發展和完善。從一定意義上說，朱德民主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思想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民主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形態。

“每一個時代的政治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并由它得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一方面，朱德的民主觀淵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另一方面，朱德的民主思想又深受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熏陶，并且受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一方面，朱德在闡述人民民主理論時，總是伴隨著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朱德在論述黨內民主時，又總是聯系著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廉潔和對黨員修養的嚴格要求。朱德的民主思想是一個包括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在內的綜合的體系。

民主不僅要涵括和調適現代性諸基本價值之間的沖突，還要面對人的德性、智性等人性的持續挑戰。自古至今,民主都未能擺脫這方面的困擾。朱德的民主思想既沒有超脫于歷史，更沒有超脫于人性。朱德的一生為大眾的存在合理性作了極為全面、深刻的民主詮釋，他無時無刻不在惦記著人民的力量。他說：“人民是我們一切力量的泉源”，“只要我們的人民和軍隊有吃有穿，我們就能夠勝利。”朱德的民主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基本的民主渴望。但正如人類永遠無法超出歷史和利益的傾向性一樣，朱德的民主思想在知識論和政治倫理的層面上，不可避免的帶有時代和階級的烙印。

朱德生活的年代已經遠去，但朱德的民主思想卻閃耀著恒久的智慧光芒。他的民主建軍學說指導著中國軍隊的建設里程，他的民主建黨學說為中國共產黨民主建設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他的婦女平等和解放的社會民主思考時至今日仍不乏積極意義，他對民主理念的追求和民主價值的體認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仍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古今承繼的辯證邏輯，探討朱德民主思想的變遷軌跡，以期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寶貴的經驗。

（來源：《學術論壇》2011 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