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周年

吳殿堯

1886年，晚清政府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中華民族正處于苦難深重之時。時艱勢危，朱德誕生了。與其他同時代先后降世的英雄一樣，耳聞目睹了民族國家之艱危、人民之疾苦，一經師長點撥，他便立下了救國救民之宏愿，并為之奮斗終生。

“從此天涯尋正道，他年另換舊旗旌”

他常聽私塾席老先生說，“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沒有出路”，受到最初的啟蒙。

上中學后，注重向學生灌輸愛國維新思想的學監（校長），即后來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瀾先生，慷慨激昂地對學生說：“要亡國滅種了，現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犧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國家！”這番話更增強了朱德愛國、報國、救國意識。這種心境，反映在他20歲寫的一首詩中：

驪歌一曲思無窮，今古興亡憶記中。污吏豈知清似水，書生便應氣如虹。恨他狼虎貪心黑，嘆我河山泣淚紅。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

年輕的朱德，縱有“沖天壯志”，但卻報國無門。他在家鄉儀隴縣教了一年書，因當地守舊勢力反對新式教育，不得不憤然辭去教職，徒步千里奔赴云南投身軍旅。行前他寫下這樣的詩句：

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

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

朱德考入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軍事學校云南陸軍講武堂，在這里，他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偷偷閱讀在進步師生中流傳的《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民報》、《南風報》等革命書刊，秘密加入了同盟會，歃血宣誓，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為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奮斗。

從講武堂畢業后，朱德追隨革命黨人蔡鍔等參加了辛亥革命在云南的重九起義，成為攻打總督府的前驅隊長。隨后，又參加了保衛民主共和的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他在硝煙炮火中征戰十年，卻看到辛亥革命的成果喪失殆盡，國家、民族、人民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便陷入失望苦悶彷徨中。就在這時，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為了尋找新的救國救民之路，他毅然拋棄高官厚祿，踏上了充滿驚濤駭浪的艱苦求索的旅程。

朱德以這樣的詩句，表達他出國時的心境：

中山主義非無補，卡爾思潮集大成。從此天涯尋正道，他年另換舊旗旌。

朱德遠赴歐洲，在柏林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時他已是36歲，又重新開始學習，重新當普通一兵，重新開始奮斗，過饑寒交迫、風餐露宿、流離失所的生活。正是赤誠的愛國情懷、為國為民不屈不撓進取奮斗的精神，使他從一個愛國者、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敵在眼前，槍在手中，決戰非遙，勝券可操”

入黨后，朱德和一同出國的好友孫炳文等，一邊在德國格廷根大學學習，一邊學習研究《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經常閱讀中共旅歐總支部辦的《赤光》、德國共產黨機關報《紅旗》、《第三國際通訊》、《共產國際》等刊物。通過這些學習，朱德初步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知識，對中國革命和世界有關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朱德是黨小組年齡最大的黨員，由于他閱歷豐富，待人坦誠，處事穩重，認識問題深刻，學習又十分刻苦、認真，大家對他很尊重，親切地稱他朱大哥。每次學習討論，他都積極發言。有一次，討論有關中國社會變革問題時，他說：“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直貧窮落后，社會停滯不前。不徹底改變舊的社會制度，不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軍閥和帝國主義，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變，只得任人宰割，社會也不能發展和進步。” 由此可見，朱德通過革命理論的學習，開始認識了拯救國家、民族與人民的道路。

孫炳文當時給國內《向導》周報寫的信，反映了他和朱德學習時的心境，說：找到了“大雄無畏”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食糧”，感到“如夢初覺”，覺得“敵在眼前，槍在手中，決戰非遙，勝券可操”。字里行間，洋溢著對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悅、投入革命斗爭的渴望。他們哪里想到，中國革命道路將是多么艱巨復雜，為實現革命理想，將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價，將有多少流血犧牲。孫炳文在大革命洪流中回國，不久就在蔣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殺中流盡一腔熱血。

“黑暗是暫時的，革命會有勝利的一天”

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朱德矢志不移，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奮斗。

朱德入黨后不久，即向黨表示“忠誠于革命”，要求到蘇聯學軍事，“歸國后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使年輕的中共認識到只有創建革命武裝才能生存下來繼續革命。這時，朱德成了中共黨內無人可以比肩的軍事人才，因為他曾是滇川軍界赫赫有名的將領，有過十年戰爭經歷與經驗。他也確實兌現了對黨的承諾，為創建人民的武裝立下大功。

“八一”南昌起義后，起義軍南下失敗，兩萬多人的隊伍最后只剩下七八百人，許多意志不堅定者紛紛離隊，就在這時，朱德挽狂瀾于即倒，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我總有辦法的，黑暗是暫時的，革命會有勝利的一天。他說到做到，以起義軍余部的星星之火，燃成湘南起義的燎原之勢，再與毛澤東會師井岡，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朱毛紅軍雖然由小到大，取得多次“反圍剿”的勝利，但卻因“左”傾錯誤的干擾而喪失了中央蘇區，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48歲的朱德，是長征高層領導中最年長者，但他為了節省強壯戰力而不要配備的擔架，只要兩匹馬，一匹用來馱文件，一匹用來接護總部隊伍的傷病員。兩年長征，朱德經歷了全過程，而且比毛澤東等多走了一萬多里，其中的艱險曲折難以想像。作為紅軍總司令，他一直站在這支鋼鐵隊伍的前列，不僅要指揮部隊在槍林彈雨中闖關奪隘，還要對“左”傾軍事錯誤、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又分離后，他促成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上，終于實現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正是他有堅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才有萬難不屈的意志，才得到毛澤東的贊譽：“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復我河山，保我民族！保衛國家，是我天職！”

朱德的革命信仰，還反映在中華民族拯救危亡的抗日戰爭中。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朱德揮筆寫下這樣的抗日誓言：

日本強盜奪我東三省，復圖占外蒙，又侵我華北，非滅亡我全國不止。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干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河山，保我民族！保衛國家，是我天職！

朱德率八路軍三個師，迎著日本侵略軍的兇焰開赴華北前線，很快以平型關大捷振奮了全國軍民，又迅速在敵后戰略展開，創建了一批抗日根據地。他在抗戰的最初三年，兩度往返太行山與延安之間，多次穿越敵人封鎖線，艱險備嘗。他1940年返回延安時，八路軍已由出發時的三萬人發展到四十萬人，破除了當初有人對紅軍到抗日前線越戰越少的擔心。

革命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口號，而要付諸切實的行動。朱德回延安時，陜北根據地面臨著極度困難，困難的程度使有人提出“是散伙呢，還是自力更生”的問題，川北農家出身的朱德早就有軍墾屯田養兵的思想，他在1941年早春，踏著冰雪，勘察荒蕪多年的南泥灣，決定以三五九旅為骨干，帶動邊區其他的部隊、機關、學校一起前來墾荒，并由此發起邊區大生產運動，很快扭轉了困難局面，為堅持持久抗戰提供了經濟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雖然年屆高齡，依然不忘初心，為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奔波操勞。他雖然身居高位，卻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艱苦樸素的本色。一生嚴于律己，廉潔奉公。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撰寫介紹朱德一生的《偉大的道路》出版，她在遺囑中指定將該書的稿費近一萬馬克留給朱德，朱德卻分文不取，指示用這筆錢給國家購進一大批有用的科技書籍。朱德在逝世前還囑咐夫人康克清同志，把他省吃儉用積攢下的近二萬元人民幣全部作為黨費交給黨組織。他為了踐行他的信仰，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一切。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1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