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德等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理論探索過程中的重大貢獻

潘 鈜

一

我們黨的理論建設是不斷繼承而又不斷發展的。如果說從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2007年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前后經歷了26年；那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從毛澤東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到鄧小平十二大的開幕詞，也經歷了26年。這兩個26年不能分開是不言自明的。從毛澤東開始探索到鄧小平的正式形成，這一艱難探索過程中的繼承和發展關系，也是不言自明的。在這一探索過程中，除起始于毛澤東、完成于鄧小平外，也包含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成員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等的長期實踐和艱難探索，特別是朱德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是必須充分予以肯定的。

毋庸置疑，第一個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規律的是毛澤東。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澤東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論十大關系》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文獻。毛澤東自己評價說：“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自此以后，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其他人員，一方面通過實踐進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方面又努力總結工作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索和創造。

從目前已經披露的歷史文獻中我們看到，除了毛澤東之外，最早提出接近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是劉少奇。1961年2月，劉少奇在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保羅?汪戴爾，在交談中說：1958年以前，我們進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這個時期，對建設毫無經驗，就是照抄蘇聯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就想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自然條件、人口條件和政治條件，采取一定的辦法進行建設。劉少奇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普遍真理，也是可以適用于全世界一切國家的，但是按照各國的具體條件來運用這個真理，就會有不同的形式。中國的條件和歐洲的條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條件采取一些辦法進行建設。……其中有些辦法是蘇聯沒有的。一九五八年時，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搞得很快，一快，各方面的矛盾都暴露出來了，這當然就產生了困難。但這使我們有可能認識客觀經濟規律，知道該怎么辦，使我們有可能找到一條中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比較正確、比較完備的辦法。”劉少奇最后說：“現在我們的經驗還是不夠的，要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以后，我們就可以比較熟悉，就可以摸到一條適合中國的比較完備的路線。”同年6月30日慶祝建黨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強調全黨要開展一個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的運動，以便進一步認識和掌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雖然劉少奇沒有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概念，但“摸到一條適合中國的比較完備的路線”的提法，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這是無可懷疑的。

周恩來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主管政府工作的領導人。周恩來的建設目標十分明確，1963年1月，他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這“四個現代化”在后來的三屆全國人大和四屆全國人大上都被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奮斗目標。1962年1月，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凱萊齊，針對中國援阿專家要求建設規模大而全、制定計劃時間很長等問題時，周恩來說：“現在我們正在開會討論這種建設思想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的問題。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就學蘇聯，建設思想是有毛病的。這怪我們，建設思想沒有中國化。” 1963年10月接見西哈努克私人顧問、柬埔寨國家銀行行長松山時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只有照抄蘇聯的經驗。現在要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經驗。特別是1963年10月12日，周恩來提出了：“我們需要探索出一條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一天，他向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期召開的五個專業會議的代表作報告，在談到國內建設問題時說：“為建立起我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摸索出一條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有一個概括的原則，計劃經濟，按比例地發展。但是具體的道路根據我們的總路線、總方針，還需要在實踐中來發展，把它具體化，要創造自己的經驗。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經驗。”周恩來認為過去“建設思想沒有中國化”，現在要“摸索出一條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是有十分重大意義的。

在觀點上比劉少奇、周恩來更明確，在時間上比周恩來更早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是朱德。1963年3月19日指出：“目前，要看到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建成社會主義，我們要找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兩年后的1965年12月30日，在講話中又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去我們是學蘇聯的經驗，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朱德的“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思想觀點更鮮明，其深刻意義已經十分接近1982年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必須指出的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關于“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都有具體的、豐富的內容，他們都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把祖國建設成為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但各人在不同的方面都有自己的顯著的理論特色：如周恩來在國際方面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內臺灣問題上的“一綱四目”；劉少奇的“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陳云在經濟體制方面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等等。特別是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內涵十分豐富，有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本文就以朱德為例，對其“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作提要式闡述。

二

(一)朱德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讓人民“共同富裕”。早在1952年8月，朱德就指出：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中心是經濟建設，其他一切工作都應當為這個中心服務。1962年2月說：要發展生產，否則還叫什么社會主義?1962年9月25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言：“農民以后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個個富，共同富裕。”即使在"文革"中，針對江青、康生的謬論，朱德斬釘截鐵地說：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在破壞革命。不搞好生產，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1976年7月初臨終前某一天，還對來醫院探望的李先念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產，哪有搞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呢？”

(二)“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朱德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早在1955年他就批評經濟建設中貪新、貪大、貪多的盲進傾向。1959年7月說：看來還是保留一點私有制，對公有制是個補充。1962年3月說：中國人口多，資本主義未得到充分發展，小生產還不能取消。朱德認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工農業都要發展商品生產。“經濟核算、各負盈虧、商品交換、協作等都要搞出一套規距來。” 1963年10月致信周恩來、鄧小平，提出要更好運用價值規律，組織一些人切實地研究，制訂出更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價格政策。要理順中央和地方、國營和私營、農業和工業、沿海和內地等各方面的關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國家的經濟更快發展，人民的生活更大提高。

特別是1963年3月19日，聽取陜西省委書記楊拯民匯報工作后說：“目前，要看到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建成社會主義，我們要找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主持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的第二十四次會議，在講話中更明確地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去我們是學蘇聯的經驗，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三)朱德認為不能過早地否定個體經濟，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要很好結合。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農、林、畜、副、漁要協調發展。要重視山區建設。1959年5月指出：目前農業中主要問題是沒有把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同發展個體經濟很好地結合起來。農村所有制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過早地否定個體經濟是不對的，要退回去，讓農民把自己的家務建立起來。1961年7月29日致函毛澤東，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以便加快農業建設速度，抽出較多的時間參加手工業和副業生產。” 1963年說：只顧國家、集體不顧個人，就不可能有國家、集體的發展。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哪能建成社會主義？視察遼寧時說：只有正確地解決好農業所有制問題，使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發揮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在農業生產方面，朱德主張發展糧食、棉花等的生產，先解決吃飯、穿衣問題，這是正業。同時要發展副業，多種經營，要多種玉米、高粱等高產作物，增加糧食總量。1964年9月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匯報說：農業生產必須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搞生產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四川應該“水”字當頭，先解決提水灌溉，做到無雨水也能保收；云南等熱帶地區要多發展咖啡、紫膠、木棉、劍麻等經濟作物；海南是全國僅有的一個最適宜熱帶作物成長的地方，要多種橡膠、椰子、油棕、可可等；浙江沿海要多種茶、桑。為了減輕糧食和豬肉的緊張情況，1955年，朱德認為發展漁業是一條出路，建議國務院設立直屬的水產管理局；1958年又指出水產發展的重點是淡水和淺海的水產養殖業。1957年提出我國是溫帶氣候，畜牧業到處可以發展。

朱德十分重視山區建設，強調山區占全國面積2/3，人口、耕地和糧食產量都分別占1/3左右。不僅有山林、竹林、山貨、藥材等產品，還有各種豐富的礦藏。如果不把山區富源開發出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1952年3月，他建議在清明節動員全國黨政軍民種樹，既可綠化環境，又可防沙、防風、防旱。1957年提出把“封山育林”改為“護山育林”的積極口號。

(四)手工業是國營經濟不可缺少的助手。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對發展手工業作過數十次指示。1950年6月，他代黨中央起草了轉發《中共中央華東局關于浙江省蕭山縣發生破壞手工業生產的嚴重事件的通報》，指出：對手工業我們的政策是扶助、改進、推廣和保護，而不是亂劃階級、亂斗爭、亂征稅。1953年，建議把組織和發展手工業合作社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年12月講話說：我國的手工業歷來聞名于世界，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歡迎。手工業在很長時期中都將是國營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六億多人口的大國，沒有手工業是不行的。

(五)統一全國財政，發展革命家務。搞好商業，把對外貿易做好做大。1955年2月談話說：商業部門要多想生產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說“賺錢越多越好”。1962年9月致函李先念等，對商業工作提出包括要加強黨對商業工作的領導，號召黨員學會做生意，要把市場搞活，逐步建立各種價格的合理比例關系等重要意見。朱德主張搞好外貿，早在1949年4月就說過：我們不僅要同蘇聯做生意，還要同日本、美國做生意。現在一切生產都是世界性的，總的發展趨勢是大出大進。提出對外貿易“以進養出”(即“進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和“以出帶進”(即“只有多出才能多進”)兩條方針。在外貿體制方面，主張多下放一些管理職權。商品出口要有專家，懂業務，政治思想上要強，還要懂世界經濟。朱德認為全國財政要統一，要建立革命家務，發展革命家務。1950年2月講話說：今后必須在全國統一的基礎上管理全國的財政，分中央、省、縣三級。要健全稅收制度和建立強有力的財政監督制度，會計獨立，首長負責監督。

朱德還主張積極發展旅游事業，把所有的招待所、療養地以至廟宇和風景區的房屋收歸公有，成立國際旅行社，吸引外國人來游覽，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六)政權建設要以領導生產為中心，教育、衛生、娛樂等社會公共事業要協調發展。要加強司法制度建設。1949年11月，朱德說：我們要有系統地建立起適合人民民主國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使之成為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鎮壓反動派一切破壞活動的有力武器。民政工作、司法工作都要為恢復和發展生產服務，關心群眾痛苦，克服強迫主義、官僚主義、以功臣自居等不良作風。1952年6月朱德致函周恩來，提出在一份關于政權建設及民政工作的報告中應提出：“以領導生產為中心來加強政權建設。”同年7月16日談話說：“模范縣的標準要以生產建設的成績為標準，如合作社、信貸、銀行、公共事業(醫院、托兒所、娛樂場等)。生產搞得好，收支搞得好，收入多，辦了學校、衛生、娛樂、保險、合作社、銀行；這些事都辦好了，上不拿錢，下不苛捐，就是模范縣”。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政權建設要以生產為中心，但又要教育、衛生、文娛等公益事業以及財貿、金融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而且要克服脫離群眾的作風，處處為廣大人民群眾著想。朱德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思想，在50多年后的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得到全面的繼承和發展。

(七)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要依靠發展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科學第一，沒有科學，我們就不能前進。早在1941年，朱德就認為：自然科學，這是一個偉大的力量。不論是要取得抗戰勝利，或者建國的成功，都有賴于社會科學，也有賴于自然科學。1949年11月在全國水利會議上提出依靠技術建設國家、依靠群眾完成工程，技術與群眾結合、工程與生產相結合，用技術教育群眾、指導群眾的重要講話。1954年4月24日在接見軍事學院各教授會主任時，朱德鮮明地提出：“科學第一，沒有科學，我們就不能前進”的著名論斷。

朱德認為：“教育工作在今后的建設工作中將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全體教育工作者必須拿出無限的忠誠和才能，來完成中國人民所給予的光榮任務”。1953年7月說：培養大批德才兼備、體質健康的建設干部的責任落在高等學校肩上。1958年12月指示：尖端科學要靠高等學校來發展。他主張中、小學教育讓地方政府去辦，中央可以撥一些經費。

朱德認為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技術和業務知識的知識分子是國家重要的財富，一定要很好關心、愛護、使用。他主張在大量聘請蘇聯專家的同時，更要抓緊培養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希望大學生努力學習，掌握一切科學技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特別希望科技專家們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變成紅色專家。

朱德關心醫藥衛生工作，1950年8月講話說：衛生工要貫徹為群眾服務的方針，要加強對疾病的預防，中西醫加強團結。衛生工作者要保持過去艱苦奮斗的好作風，不講價錢，不管什么人有了病，馬上就給醫治。1958年4月會見上海科學家時說：中國幾千年來就靠中醫治病，要好好研究，可能對世界有新的貢獻。

朱德主張積極開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1949年10月講話說：體育事業一定要為為國防和國民的健康服務。工人、農民、市民、學生都要搞體育活動。國民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才能擔當起繁重的建設新中國的任務。

(八)朱德是最早提出建立國防軍的領導人，他在人民軍隊革命化、正規化建設中殫精竭慮。在新中國成立前6天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強調：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統一的、近代化的、政治上堅定地為人民服務的強大的人民軍隊。1950年初，又兩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迅速建立空軍、海軍、坦克兵、炮兵、工程兵和鐵道兵等現代化新軍兵種，并著手有計劃有步驟地領導全軍從精簡整編、組建新軍種、發展軍工生產、建立軍事院校、進行文化教育和戰術技術訓練、制定條令和條例等7個方面開展工作，以加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他特別強調政治、軍事、技術三者要緊密結合。1950年3月提出：空軍能不能建設好，掌握技術是個關鍵；在一定的意義上技術決定一切。在裝甲兵集訓會議上要求大家要以黨性保證，全心全意地鉆研技術，達到專業化。朱德十分關心海軍特別是海軍航空兵的建設，1951年8月30日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空軍應有20%是海軍的空軍，其作用在于航海、布雷、偵察、戰斗，給艦艇和海岸炮兵以空中掩護。1957年朱德就提出要發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彈和導彈。在軍工生產方面，他根據至少12年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科學預見，提出“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方針，民用工業和國防工業互相結合，平時為經濟建設服務，戰時迅速地轉到為戰爭服務。他在《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中說：“可以考慮，把第一、二機械工業部合并起來，共同規劃一個統一的、對平時生產和戰時動員兩不誤的長遠計劃，以適應當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

(九)朱德強調要加強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他認為執政黨的建設特別要加強黨的團結統一。1954年4月在軍事學院講話時強調：黨的團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全黨的最高利益，全軍每一個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堅決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1965年10月在講到加強黨的理論建設和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時說：我們不僅要讀毛主席的書，還要讀馬、恩、列、斯的書。要重視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尤其要把共青團、少先隊的工作抓好，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1956年9月，他在八大的發言中在談到如何保證我們黨少犯錯誤時，提出了包括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反對主觀主義，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體領導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領導原則，反對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反對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專斷的傾向在內的六個“堅持”、八個“反對”。1955年5月，他在講話中要求注意加強對中央各部門、各黨組和各省市高級干部的監督工作，主要是監督他們有無違反黨的路線、政策、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

朱德特別強調要正確開展黨內斗爭，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他在參加山東組會議上發言說：“反右比較容易，因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在我們黨內比較容易識別，好制止一些。‘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并說：“只要在黨內斗爭問題上執行正確的方針，毛病就可以少出一點。”

朱德還強調要搞好統一戰線，1957年2月說：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之一。在目前要特別注意實行寬大政策，在過去戰爭年代真刀真槍的時候，不能不死人，現在是建設時期，一定要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政策。

從上面9個方面的論述可以看到，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內容十分豐富，囊括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它既鮮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又明確指出如何達到這一目的的方針和方法。它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方面既指出社會主義要不斷發展生產力，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過分集中的管理制，又指出這些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穩步推進，以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方面既指出一切建設包括政權建設都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又指出社會發展不僅表現在生產力的增長，還要達到人們科學、教育、文化、衛生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它既從對世界開放的眼光出發，詳盡地闡述了經濟建設包括工業、農業、林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外貿各業如何發展，又比較集中地論述了思想理論建設、國防建設以及黨自身的建設。總之，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已經在努力探索“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并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它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來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也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三

朱德在60年代中期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一如有人提出的“帶有里程碑式”的理論，有其客觀的歷史必然，這是因為毛澤東在1956年“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之后，我們黨已經初步探索了一些建設的經驗，也經受了更多的建設教訓。這一理論的產生同時也有其主觀的必然。表面上看來，朱德此時已經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在50年代中期就已經不在中央一線的領導崗位，但由于他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堅持真理，勇于實踐。特別是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線，理論密切聯系實際，解放以后，他走遍全國，調查研究，深刻了解我國國情、民情，為這一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客觀根據。

也正因為朱德不處在黨中央一線的領導崗位，他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親自深入基層，作周密的調查研究。祖國大陸除西藏外，從黑山白水到海南寶島，從天山南北到東海之浜，到處留下他的足跡。以1958年為例，72歲高齡的朱德這一年視察過的有浙江、上海、安徽、陜西、甘肅、青海、內蒙、新疆、山西、湖北、河南、北京、天津等13個省市自治區。每到一處，他不顧高齡，馬不停蹄地下工廠、農村等基層單位，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階層人員以及各級領導干部交談，了解情況，發現問題，交換意見，總結經驗教訓。4月19日—23日在南京視察的5天中，就到過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等5所科研單位，南京無線電廠等5個工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臺，以及南京中山植物園等13個單位。全面調查了解工農業生產、科學研究、軍事教育等各方面情況。每到一處視察后，朱德總是以最快的時間，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視察中的情況和發現的問題，并且積極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如視察青海省時，7月12日連夜就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三份匯報：一份是報告青海省平定叛亂情況；一份是建議由青海省青藏公路管理局負責修建青藏鐵路；還有一份是全面匯報視察青海省的情況。

在60年代初毛澤東提倡大搞調查研究之風時更是如此。1960年2—3月，朱德先后到廣東、陜西、貴州、四川、河南的一些地方調查研究，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難和“左”的錯誤。4月2日，他根據調查研究所掌握的情況向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自然條件都不相同，農作物的種類又非常繁多，農業生產一定要因地制宜，農業技術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強求一律。”“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產，才能適應國家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當時手工業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窮過渡”。為掌握手工業發展情況，朱德通過河南、四川、陜西、河北等地的調查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手工業在一九五八年轉廠并社時，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的面過大，存在不少問題。”他在一份向中央和毛澤東轉報的調查材料中提出自己的意見，指出：“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現在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這既不利于調動生產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又重復了一平二調的錯誤。是否在各企業和事業單位之間，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的辦法較好。”不久又在一份轉報材料時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提出：“武漢市和廣州市，已將城市公社工業調整為手工業合作社或單獨核算的小集體企業，結果很好。我的意見，全國城市工業，均應參照武漢市和廣州市的辦法，適當進行調整。”這些真知灼見，是朱德針對他所了解的工農業生產和手工業調整中脫離實際的、“左”的錯誤做法提出來的，對糾正“左”的錯誤、促進工農業生產和推動手工業政策調整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一切方針、政策、理論都來源于實際。實踐出真知；“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既有歷史的必然，也是朱德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重視調查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四

以上是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朱德對“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探索。至于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其他成員，也都有各自的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他們共同為毛澤東思想作出重大貢獻。所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胡總書記這一精辟的論述，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它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的關系。2008年3月1日，習近平副主席在中央黨校春季開學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了重要的補充和發揮，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以新的思想、觀點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毛澤東同志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繼承和發展。胡錦濤同志這些論斷，從根本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毛澤東思想的內在聯系說清楚、講明白了。”所以研究1982年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淵源，不能從“中國特色”等字句上著眼，把“中國特色”泛化為“中國特色的管理經驗”、“中國特色的大型百科全書”、“有中國特色的思想工作科學理論”等，并且從中尋找根源。也不能把探索的時間推遲到1982年，如果這樣，就把前一個26年的歷史一筆抹殺掉了，也就把毛澤東思想同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否定掉了，因而也是不科學的，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根源，應該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理論本身發展的歷史中去溯源。顯而易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來源于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則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中央第一代集體領導“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也是經歷了黨的第一代領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云帶領人民共同艱辛的探索，最后由鄧小平完成的，其中特別是朱德的卓越貢獻，必須予以充分肯定。

（來源：《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