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農業思想

洪 明

朱德歷來對農業問題極為關注，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對如何促進中國農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富于創見性的意見，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農業思想。本文僅就其中的幾個方面，試述如下：

一、要重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早就說過：“農業勞動是其它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和前提。”朱德對此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一再呼吁，要重視農業的發展。他曾多次說過：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加速農業的發展，對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都有很大的意義，只要這個基礎打穩了，就能推動其它生產向前發展。要求全黨同志必須提高對發展農業重要性的認識，加強領導，加強各部門對農業戰線的支援。特別是在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以鋼為綱，不顧一切的做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之后，朱德積極擁護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要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調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張。一再強調，要按農、輕、重的比例來安排國民經濟計劃。“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再來發展重工業。這是正確的方向”。

二、農業要向多種經營的方向發展

為了切實促進農業的發展，朱德從我國地廣人眾、資源豐富和歷史上就具有多種經營傳統的具體國情出發，認為我國的農業經濟不能只發展單一的糧食生產，必須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大力發展多種經營。早在1955年，朱德在和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歐陽欽等談話時就曾明確指出：不要單純只搞農業，要向多種經營的方向發展。此后，朱德又多次重申他的主張，1964年，他在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報告，反映外出視察的情況時，又再次強調，“農業生產必須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朱德積極倡導農業的多種經營，主要基于這樣的考慮：只有發展多種經營，才能使農民富裕起來，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他認為，農民的衣食住行，單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而農村手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的增加，可能使農民家家富裕起來，生活過得好些。還說：農村中山貨藥材和其它東西多得很。只要放手組織生產，收購起來并不困難，把這些東西賣給國家，生產隊就增加一筆收入，使農民致富，只有農民富裕了，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躍起來。而且，隨著農村條件經營的發展，可以生產出更多產品，從而為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為國內市場和外貿提供更多的商品，更好地實現城鄉互助和內外交流，使城鄉經濟進一步活躍起來。

朱德還就如何推進多種經營作了許多具體指示，他認為，發展農業的多種經營，一定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要從各地的具體實際出發，根據各地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的不同，揚長避短，綜合經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云南的自然條件適宜于經濟作物的生產，朱德曾指出：要想使云南的經濟有個大的增長，種植經濟作物是有價值的。比如，云南的茶葉就很有名，還有咖啡、橡膠、劍麻、香茅草等，至于火腿，這是世界有名的，還有藥材，也是國內外需要的，要想辦法多生產。海南島的自然條件也適應于亞熱帶經濟作物的生產，朱德認為，在這里，種植經濟作物比種植糧食可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可以不必以糧食生產為主，并致函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海南島應以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為主，不一定要提“糧食自給”的口號。朱德在親往各地視察時，總是強調各地要根據具體實際，發展多種經營。例如，對東北的林業、內蒙古的畜牧業、山區的經濟開發等，都作過指示。可以說，堅持農業的條件經營，是朱德貫穿始終的思想。

三、農村所有制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農業生產，關鍵是要“找出私人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尺度，找出使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本質上，是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的問題。朱德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側重子從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提出，“只有正確地解決農業的所有制問題”，才真正能“使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從而才能發揮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針對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那種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在所有制變革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純”，企圖通過頻繁變革生產關系來提高生產力的作法，朱德指出，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人總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發展都有個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應該允許農村多種經濟成分的并存。1959年他和李富春談話時指出：“在發展農業問題上，目前既要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也要承認個體經濟，否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調動不起來，人心也不安定。”朱德還對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哄而起大辦食堂，吃大鍋飯的做法多次提出批評，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他說：“吃大鍋飯，我一向擔心”。他認為，應該堅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而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的原則，要把糧食分給個人，是否入食堂吃飯應根據自愿的原則，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由于大躍進中搞了嚴重脫離中國農村生產力水平的人民公社，使農民的積極性大受影響，農業生產不但沒有持續增長，反而不斷大幅度下降。60年代初，我國的一部分農村興起了多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這種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將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了，使生產者具有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和自主權，多少改變了原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集體使用，所有權與使用權不分，分配上平均主義傾向嚴重的狀況，因而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農民的歡迎，對于克服經濟困難、恢復農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但這種作法卻受到了責難，被認為是搞單干，發展資本主義。在此情況下，朱德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群眾和地方干部的創造性實踐予以積極支持，主張在全國推行生產責任制和包產到戶。1961年7月，他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以便加快農業的建設速度。” 1963年，他親自參加了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從化、花縣、佛岡三縣座談會，總結在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上實行責任制的經驗。

四、注重價值規律的作用，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后，是否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我國，這是一個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才日益獲得明晰結論的問題。朱德同志在重視價值規律、發展農村商品生產的問題上，也有一個認識過程。1956年，朱德就提出要提高農副產品價格，以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表明他認為等價交換的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時期仍在發揮作用，在1957年和1958年初，又多次提出要逐步提高農產品價格，提高農村土特產品的價格。1958年的“大躍進”之后，我國理論界出現了要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產品調撥，在這種錯誤理論指導下，全國各地都刮起了“一平二調”的生產風，這種根本否定價值法則的作法，引起農民的恐慌，并對農業生產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有鑒于此，朱德明確提出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的主張。1960年4月，他在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中談到：“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表明朱德對商品生產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此后，朱德就如何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其一、制定合理的價格政策，對農產品要逐步實行等價交換。1962年，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談到，農民對國家的希望是等價交換，有來有往。因此，為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農民的農副產品一定要用工業產品去進行合理的交換。他建議，在短時期內做到等價交換有困難的情況下，首先要逐步縮小剪刀差，但從長遠來看，要逐步縮小工業品和農副產品在價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價格走向合理化，并且，隨著生產的發展，應逐步解決糧價倒掛、糧棉差價等問題，建立各種價格的合理比例關系。其二，放寬經營管理政策，主張由集體統一經營的副業應鼓勵社員單獨經營，解除對農村家庭副業限制，使農民生產更多的農副產品用于商品交換。其三，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進農村經濟的繁榮。在 這個問題上，朱德的基本想法是：應在國營商品的指導下，恢復和健全供銷合作社，恢復集市貿易，在農村，尤其在邊遠山區也還需要允許私人販運，通過這種多形式的商業經營活動，暢通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渠道，從而達到活躍城鄉市場，溝通城鄉之間的各地區之間的物資交流、促進農民進行商品交換的需要的目的。

五、科技興農

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科學技術這個第一生產力的強大作用，科學技術直接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朱德對科技問題予以了高度重視，建國開始，朱德就提出要依靠技術建設國家。他認為，中國農業的發展，除實行正確的方針政策外，以科技興農是至關重要的。他說：“現在農業增產的關鍵是改良技術。”并指出：“農業技術的改革不只是種植業的問題，而應當是以種植業和畜牧業為中心的多方面的技術改革。”為調查了解農業技術改革的情況，朱德多次親臨農業科研部門視察，對科技興農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指出，要加強農業的科學研究工作，要將改革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中心工作來抓； 推廣農業生產技術要因地制宜，走群眾路線等等，并鼓勵科學技術工作者，為迅速發展我國的農業科學事業，早日實現農業現代化多做貢獻。

六、發展農村工業

農業的發展要走工農結合、城鄉融合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有過論述。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的產業結構都較單一，農村經濟基本是農業經濟，甚至糧食經濟。要使中國農民從自給半自給的傳統農業向著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的現代農業轉化，同樣也要走興辦農村工業、建立農工商綜合經營的農業經濟體制的道路。朱德較早意識到農村工業的重要性，在50年代，就多次論及要發展農村工業的問題，60年代初，則進一步明確指示，在農村，“要注意發展社辦工業，增加社辦工業的比重。”朱德認為，發展農村工業和發展多種經營一樣，也要因地制宜。一方面，要根據本地區農業生產的特點，發展農副產品的加工工業，如，在內蒙古等畜牧業發達的地區，要發展乳制品加工工業，在水果產地發展水果的加工工業。另一方面，則應根據農業具有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差別大，易于與家庭工業、副業相結合的特點，發展農村的手工業。朱德在各地視察時，總是鼓勵農民利用本地資源，發展手工業。他還吁請國家和各級政府加強對農村工業的領導，并在物力和財力上予以支援。他說：“凡是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所需要而又有發展前途的手工業，都應該很好地加以組織和領導，并逐步納入國家計劃”，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為縣、社工業提供設備，“除拿出大工廠換下來的舊設備支援縣、社工業以外，還應該適當地生產一批新機床……。”主張國家向農村手工業投資，鼓勵商業部積極扶植農村手工業的發展。

朱德的農業思想包含有豐富的內容，本文未能一一論及。他的思想對我國的農業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由于60年中期以后開始的一系列政治動亂和當時極“左”思潮的干擾，朱德的許多主張被否定了，也喪失了實施的社會條件，但他的思想作為一種精神財富被保留下來，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制定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綜觀十幾年來中國農村改革，農業發展的軌跡，也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朱德農業思想是英明正確的。

（來源：《紀念朱德誕辰110周年——全國朱德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