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重要貢獻

廖蓋隆

我作為朱德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秘書，是在1955年12月到1961年上半年：開頭一段是隨朱德出訪蘇聯、東歐、蒙古等7國，隨后又為八大發言作準備；1957年7月起的四年我擔任他的專職秘書。當時正當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因此我想談談朱德對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重要貢獻。

從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暴露了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重大錯誤以后，中國共產黨人為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所指出：在那次探索中，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出現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和錯誤或比較錯誤的兩種趨向，朱德是站在正確的趨向方面的，他并且在黨內出現“左”的錯誤時，不斷地有所抵制。正因為這樣，他同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反革命野心家誣蔑為“老右傾”。

那次探索開始時，毛澤東是正確趨向的集中代表。他在1956年4月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提出了同年9月中共八大制定的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正確路線的基本指導思想。他在1957年2月所作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發展到了新的高峰。但可惜的是，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左”的錯誤思想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發展，逐漸占了上風，壓倒了黨的指導思想中的正確趨向，使黨、國家、人民和毛澤東自己從那時起，在將近20年內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黨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決議》在列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提出的重要思想觀點之后，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的多種經營的觀點。”

當然，《決議》在這里提到的只是朱德最重要的思想、觀點。所以有必要作一些解釋和補充。以下我就所見所聞談六點意見。

一是他主張建設社會主義要走群眾路線，要加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他認為，無論是進行民主主義革命還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關鍵都是要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這個中心思想，就像一根紅線一樣貫串于《朱德選集》中。他在1943年7月發表的《我們有辦法堅持到勝利》一文中說：“我們依靠群眾。我們一切力量都出于群眾身上，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我們依靠居民中的群眾和軍隊中群眾的力量，戰勝了敵人，戰勝了一切困難。我們沒有別的本事，我們的本事就是同群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顯然地，如果我們脫離了群眾，我們就必然要失敗。”

朱德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同樣要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他在中共八大的重要發言，題目就是《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他指出，根本的任務是要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充分發揮六億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建設社會主義，為此就要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發展我國的生產力。他認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有利條件是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有六億多人民；有相對來說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問題是要使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結合起來。這也就是朱德所說的問題是要：一、地盡其利；二、人盡其力；三、貨盡其用。我們要從全局的角度出主意，想辦法。

二是他主張要長期注意我們民族所特有的手工業，反對輕易地把手工業合作社變為國營工業，反對輕易地取消我們特有的出產土特產品的手工業。1956年，我國的各種手工業勞動者共有2000萬人，這是我國經濟建設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面軍。他認為，在流通領域也是同樣，不要只有國營商業，沒有合作商業和個體商業。可惜，朱德的這些重要意見沒有被重視，而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搞“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要使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私有制絕種，甚至企圖急于向所謂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乃至向共產主義過渡。只是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朱德的這些意見，才得到重視和實行。

三是他主張發展山區經濟，發展農業的多種經營。他認為，山區建設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山區占全國面積三分之二，在人口、耕地和糧食產量方面，占了全國的三分之一，但山區的豐富資源遠未開發出來，人民仍然處在貧窮落后的地位。他在1957年11月的講話中提出：“山區的建設方向，應該是從山區原來的自給自足經濟發展為全國統一經濟的一部分，同全國經濟相交流。”這實際上就是說，山區的經濟應該從自然經濟變為全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因為只有這樣，山區和全國才能互相交流。為了和全國互相交流，山區就不能僅限于發展農、林、牧業和土特產，還要發展采礦和各種加工業，特別是要發展交通運輸業。

與此密切相聯的是，朱德提出要發展農業的多種經營。而且農業的多種經營不能以發展大農業的農、林、牧、副、漁為限，還要發展工(業)、交(通)、建筑、運輸、服務業。這就是說，中國要走農村城市化的道路。我們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正是這樣做的。我國的面貌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

四是他在“大躍進”的狂熱中，挺身而出反潮流，要求解散農村公共食堂。這件事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1959年6月16日，他同董必武一起去東北視察，在聽了吉林省委負責同志的匯報后，他尖銳地明確地提出：“吃飯不要錢不行。要把糧食分給個人，由個人負責調劑，吃點蔬菜和番薯。……辦食堂造成了很大的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的東西出口，換回更多的鋼鐵和機器。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有些人怕因此發展了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余的，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里。”接著，朱德和董必武一起，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指出農村辦食堂已經造成了嚴重浪費和困難，難以為繼，主張解散農村食堂，而且應當要求黨團員帶頭退出食堂。那次我和朱德的另一位秘書未隨朱德去東北，當我們看到這封電報后，都非常吃驚和緊張，并且不以為然。因為農村人民公社辦食堂和吃飯不要錢都是毛澤東提倡和竭力推行的，而實行家務勞動社會化也是馬列主義書本上寫了的。所以我當時認為要求解散農村食堂，這無疑是犯了一個大錯誤。當朱德回到北京后，我向他提出了這個意見。沒有料到朱德卻嚴肅地指出了我的錯誤。他說，你注意學習馬列主義是好的，馬列書本上的道理也不錯，但家務勞動社會化，要在生產力大大提高，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實現以后，并且辦食堂要以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充足，農村人口居住又集中為條件。現在農村的實際情況是，農民的家底很薄，經過一段時間“放開肚皮吃飯”以后，大部分食堂的存糧都吃空了。他說，你的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看問題不從實際出發。他還嚴肅地說，他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發現了工作中的問題，有了意見就向中央提出，這是他應盡的責任。因此，從那時以后，直到同年7月廬山會議，他繼續堅持講述他的必須解散農村食堂的觀點。7月9日，他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談話時說：“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當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風，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7月13日，他在廬山會議上的大組會發言中說：“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為什么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以節省一些。”

對朱德的這些意見，當時堅持和維護“左”的錯誤的那些同志是不會同意的。加上朱德說彭德懷已經對錯誤作了檢討，全黨就可以更好地團結了。因此，他在廬山會議的大組會上就遭到了政治“圍攻”。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也委婉地批評了朱德，說是：“在食堂問題上，我和朱總司令有一些不同意見。”直到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得到毛澤東同意后批準了解散農村食堂，才證明了朱德的反潮流精神是正確的。

五是他主張要利用個體私有經濟的積極性，來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這個極其寶貴的意見也是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提出來的，這年7月11日，他在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談話時說：“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為原則，把糧食分到戶和節約糧食結合起來。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指1958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里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糧食節省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存了私有制，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這兩年我們只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存一點私有制，保存家庭副業，農民才愿意多生產一些東西供應市場。你不這樣搞，他就不生產。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朱德的這個思想觀點，是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可以說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即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讓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五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存，平等競爭，以便加快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只有這樣做，才能盡快地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六是他主張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國有事業和集體事業的方針，是毛澤東在1955年下半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到來時提出的。1957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又提出勤儉持家的號召，作為勤儉建國方針的補充。但是可惜，他在“大躍進”中主張辦農村食堂、吃大鍋飯、實行吃飯不要錢，結果實際上抵消了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方針，刮起了“共產風”，造成了嚴重后果。但是朱德卻是始終堅持提倡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方針的。

他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發言《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中說：“我們正處在創立社會主義家務的時期，我們要怎樣才能把我們的家務創立起來呢？要靠勤勞，還要靠節儉。勤儉是我國勞動人民的固有的美德。‘克勤克儉，成家立業’的格言，現在應當成為我們每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時刻牢記和貫徹執行的原則。”

1957年12月朱德為了闡述黨中央的勤儉持家的號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勤儉持家》一文，文章在結語中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要作長期的艱苦努力。但是只要我們六億人民和一億多家庭都覺悟和團結起來，勤儉建國、勤儉持家，那么，我們建設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目前仍然比較落后和比較貧窮的中國，一定會變為先進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中國。”

朱德一貫堅持的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精神，也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這個精神已經載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作了完整表述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之中，它已經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

綜上所述，朱德不愧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愧為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偉大先驅。他的上述光輝的思想、觀點，將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當然，朱德和其他老革命家也受到歷史的局限，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完成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任務，這個任務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完成的。

（來源：《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