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朱德:“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左智勇
1935年6月中旬,毛澤東等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舉行會議,通過了北上抗日的決定。對這個決定,張國燾不愿執行。為搞好團結,朱德誠懇地同張國燾徹夜長談,但被張國燾拒絕。
29日,中革軍委擬訂《松潘戰役計劃》。隨后,朱德即率領紅一方面軍從懋功一帶北上,于7月16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兒蓋。可張國燾在看到紅一方面軍兵力比紅四方面軍少得多時,個人野心進一步膨脹。他遲遲不令四方面軍北上,反而致電中央要求首先“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7月18日,為維護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來的提議,將周原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
在個人要求得到滿足后,張國燾才率領紅四方面軍到達蘆花。7月21日、2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蘆花開會,聽取關于四方面軍情況的匯報。朱德做了發言,語氣比較柔和。他說,對四方面軍“應以正確的估量”。四方面軍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擴大紅軍力量、多次打破敵人“圍剿”中取得的成績,也給予肯定。在部隊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戰略戰術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點與不足,希望能及時總結并加以改進。目前正處在行軍作戰期間,一切服從戰爭的勝利,暫緩討論軍事以外的問題。
而在私下里,朱德也積極與四方面軍指戰員接觸。他說,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年輕、有朝氣,部隊生龍活虎,紀律嚴明,是支難得的有戰斗力的隊伍。希望一、四方面軍指戰員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團結一心,渡過眼前的困難,爭取更大的發展。這些推心置腹的話,讓他很受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擁戴。而朱德所說的一方面軍保存的干部較多兵員較少的情況引起了徐向前等人的注意。他同陳昌浩商量,建議從一方面軍派些干部到四方面軍工作,同時從四方面軍調幾團兵力補充一方面軍。中央批準了這一建議。而就是這些干部的調配,對加強四方面軍的軍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別是后來對抵制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8月初,中革軍委決定將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朱德和張國燾一同指揮左路軍。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北上抗日的決定,并提出要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朱德在會上發了言。他說:兩個紅軍主力會合后力量增強了,創造川陜甘蘇區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種困難去戰勝敵人。對一、四方面軍,不能輕率地說誰好誰壞,存在缺點是可以改進的。會議結束后,朱德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紅軍總部與張國燾匯合。
朱德深知,要同張國燾共事“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了解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凡是反對他的,都會遭到排擠、打擊,甚至被殺害。這種做法,嚴重違背黨的原則,與黨的正確路線完全對立。
雖然朱德在黨內一向以寬宏大度、謙虛禮讓著稱,但仍然遭到目空一切、專擅用權的張國燾的排斥。朱德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
8月21日,朱德指揮左路軍先頭部隊攻占阿壩,但張國燾無視中央關于左路軍應向班佑靠攏的決定,將部隊駐扎在阿壩。在黨中央和右路軍一再催促下,8月30日,張國燾才率左路軍第一縱隊向班佑前進。在進入草地后的第三天,張國燾借口噶曲河河水上漲,拒絕北上,并要率部南下向川康邊境退卻。為了弄清噶曲河漲水情況,朱德親自到河邊,派警衛員潘開文去探測河水深淺,發現隊伍完全可以通過。此后,朱德多次提出要部隊過河北上,但張國燾總是按兵不動。這樣,朱德同張國燾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朱德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要服從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朱德在長征途中
9月9日,張國燾背著黨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黨中央果斷決定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對此,朱德的心情異常沉重。兩大紅軍主力分離的責任完全在張國燾,但不能將紅四方面軍和編在左路軍中原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丟給張國燾不管。這樣,朱德感到,他只剩下一個選擇:留下來,跟著這支隊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艱難曲折,也要把它最終帶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
張國燾從噶曲河折回阿壩后,大造反對黨中央的輿論,并開始了對朱德的圍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談話,要朱德寫反對中央北上的文章,遭到拒絕。9月15日,張國燾在阿壩格爾登寺召開中共川康省委及紅軍中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誣陷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是“逃跑主義”,繼續鼓吹南下。他還伙同他人一起逼迫朱德當眾表態。朱德從容地說:“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阿壩會議沒有能使朱德屈服。張國燾和他的追隨者持續給朱德施壓,甚至謾罵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傾”、“老頑固”。朱德很沉著,任你怎么斗,怎么罵,他總是一言不發。等對方斗完罵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們講道理。
9月17日,張國燾發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然宣布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為了擴大偽中央的聲勢,張國燾宣布朱德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勸朱德出面,要中央承認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唯一領導。朱德嚴正聲明:“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
朱德的地位和份量,張國燾是掂量過的。沒有朱德的支持,他另立的“中央”成不了氣候。因此,張國燾雖掛起了分裂黨的偽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布。張國燾后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余地的意見”,不敢把事情做絕。
卓木碉會議后,朱德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和劉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軟禁了一樣。不久,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隊去。這樣,他就有了同部隊接觸的機會。
他看望隨左路軍行動的原一方面軍五、九軍團指戰員,耐心地教育他們顧全大局,掌握正確的斗爭方針和策略。他還利用各種機會到部隊下層同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接觸,談心,獲得了廣大指戰員的尊重。一些一時不明真相,當面辱罵過他的人,也開始逐漸改變態度。他還積極保護那些遭受張國燾肆意打擊迫害的紅軍指戰員,并囑咐那些對張國燾不滿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無代價的犧牲。
1935年11月,紅軍在百丈戰役中遭受挫敗,四方面軍指戰員逐漸認清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是錯誤的,同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帶來關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的消息。朱德抓住這一轉機,于1936年2月初與徐向前等一同要求張國燾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2月中旬,張國燾同意北上。而隨著紅二、六軍團的到來,加以黨中央允諾以協商方式解決他的問題,張國燾終于在6月6日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至此,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活動以失敗而告終。
毛澤東對朱德同張國燾的斗爭給予高度評價,說他斗爭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