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吳殿堯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在老一輩革命家艱辛探索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們在探索中的經歷和經驗，他們曾經有過的思考和決策，有些已經鑄入我們偉大的事業，有些經過實踐的檢驗或歲月的流逝已經離我們遠去，但對我們來說都是寶貴的，可資學習和鏡鑒的。本文述及的，是朱德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之一，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一、從中國國情出發的思考和建議

（一）正確判斷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確定中國發展戰略

一個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大環境。正確認識時代特點和判斷國際形勢，是正確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前提。新中國成立不久就發生了朝鮮戰爭，這場戰爭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陣營的較量，當時出現一種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看法；我們黨內也有一種“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認識，考慮問題不免于“要準備打仗”，它影響著我國建設發展的思路。朱德在朝鮮戰爭進入和談階段與戰爭結束后不久，在世界還處于兩個陣營的冷戰的狀態下，就提出世界大戰不容易打起來，難以打起來，起碼有十幾年和平建設時間，中國要利用這段和平時間抓緊建設；認為世界的趨勢是要走向和平共處、和平競賽，新的工業技術飛速

發展，中國要掌握新的技術成就，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朱德的這一認識，較早見于1954年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朱德率中國黨和政府代表團先后訪問東歐五國、蘇聯和蒙古，訪問期間出席蘇共二十大。通過出訪和對世界局勢的觀察，他認為：世界大戰很難打起來。至少十二年內世界大戰是打不起來的，如何把國民經濟發展起來，應該是我們的方向。又說：“可能爭取到十幾年的和平建設時間。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技術。要盡快學習最新技術。現在是一個工業技術發展的新時代，是原子時代和電子時代，是全面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時代。要掌握最新技術成就，才能使我國的經濟迅速地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出訪回國后，朱德在給中央報告中說：“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相信我們能夠爭取到相當長時間的和平建設的條件，十二年以內是可能爭取完成三個五年計劃的。”

這以后兩年間，朱德在同一些部委和省委負責人談話時，多次講到世界大戰

十幾年內打不起來，要放手發展生產。

朱德對時代特點和國際形勢的分析，是從實際出發的深刻的前瞻性的認識，是對二次大戰后世界發展趨勢的預見。但當時黨內的主流看法是：最近的一二十年到五六十年，將是世界發生翻天覆地偉大變化的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將要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要準備打仗。朱德的意見不僅沒有被重視，類似的看法在“文革”中被作為“三和兩全”修正主義思想受到批判。

（二）發展對外貿易、開展國際合作

基于對時代特點的認識和國際形勢的判斷，朱德從50年代中期起就積極主張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開展國際間的合作。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前的十年間，他就這個問題講了70多次，幾乎是逢會就講，一有機會就講。這是他對50年代初在被封鎖的情況下的“一邊倒”思維和片面強調“自力更生”的大幅度修正。他的基本看法是：

——和平共處時代就是“商戰時代”。“現在是世界化了，不能關起門來。”“不能閉關自守”；“只有對外貿易發展了，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才有地位，我們應當有這種地位，我們也可以這樣做，而不必關起門來自給自足”。

——自力更生不是不要進口，不要進口不是先進思想，是保守思想，不能關門搞建設，有些人膽子太小。“在國際貿易上，我們的胃口應該放大些”， “現在總的發展趨勢是大出大進”。

——不僅要發展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貿易，也對亞非拉友好國家，對日本、西歐甚至美國開展貿易，“堅持平來平去的原則”。以后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機器會賣給我們的，甚至會大批地賣給我們。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那么多外匯支付。因此，我們要大量地出口多種產品，以換取外匯。

——以出養進，內銷要服從外銷。有些東西，只要能夠換到外匯，寧可國內緊一點，拿它出口；要多搞出口物資，換回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要使廣大群眾把雞毛蒜皮的東西都節省下來出口。出口貨物貨源的方向不僅是農產品、還有水產品、畜產品，各種工藝品、手工業品，以及礦產品，如鐵礦、煤礦、有色金屬等。要大力扶持和組織農、副、土產品的生產和收購，特別是山區的產品，如藥材等。還要有計劃地培植和組織亞熱帶作物，如菠蘿、椰子、劍麻、橡膠、咖啡、木棉、胡椒、香料等。還可以組織一部分機器和成套設備出口。

——以進養出，多進口一些原料或半成品，生產或加工再出口，而不是光靠國內的原料，搞轉口貿易，增加外匯收入。

——重視廣東廣州市等沿海城市對外貿的作用，指出這些城市有外貿傳統和經驗，有貨源和出口通道。他每年冬季到廣東視察都要看廣交會籌備情況，他指出：歷史上廣州市是一個商業上出口和進口的商場；廣東是全國對外貿易一個很重要的出口基地，同各國通商很好的口岸，廣東的生產，應該從保證出口方面著想。

——對外貿易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配合國家和平外交活動的重要武器之一。有助于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他提出：“要學習外國的經驗，也要吸收過去我國商人的某些經驗。要注意了解國外生產和供需情況”。要建立研究國際市場情況的專門機構。

（三）中國國情復雜，不能過于集中，要因地制宜

建國初期，由于缺乏國家管理和建設的經驗，各方面工作都請了蘇聯專家，這些專家按照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考慮我國各項制度的建立，許多方面形成大一統的格局和政策，很快就暴露出諸多問題。朱德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中國地大人多，國情復雜，應當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能過于集中，該統的統，不該統的不要統，否則，生產關系就會妨礙生產力的發展。

朱德認為，政府不能各行各業都去管。早在1955年3月他就提出：有些生產任務，中央要讓給地方，地方要讓給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不能什么都由中央包下來。有些不需要控制的商品，應讓它有點自由市場，自己出賣，不要控死。有幾樣東西必須給農民——針、線、火柴、鹽。副食品、地方特產、蔬菜等，不要統，要組織他們進行生產，或在舊的基礎上加以擴大合營，并逐漸給以新的技術改進，既不要花多少錢，又解決了需要。同時養活了一批人。

在工業管理體制問題上，他認為，國營工業和地方國營工業應該明確劃分，并注意發展地方性的小工業和手工業，以配合國家工業的發展。他提出：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地方去搞。不要因為有總積累就不愿意交下去，這是不相信群眾，這樣控制得太死了。他對工業部門的負責人說：你們過去有壟斷思想。現在是社會主義時代，如果把原料和產品都壟斷起來，是要吃大虧的。只想自己搞，不讓人家搞，這是保守思想。他指出：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要注意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協調配合；一方面中央投資和地方自籌資金，來大力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業，另一方面還要充分利用手工業社、供銷社、農業社的力量，來發展集體所有制的地方工業。

關于國家財政體制，他也認為不要統得過死。否則會限制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劃分出地方預算至少擴大了國家財政收入，節約國家開支。由于地方獨立預算，也就加強其精打細算的責任心，不會亂花。1954年11月他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時又指出：處理地方與中央、局部與全體、集中統一與因地制宜的相互關系上，中央要照顧地方，盡可能解決地方的困難；地方則應照顧全局，從全局出發。

關于國家金融體制，他早在1952年5月就提出：國家設總銀行，總銀行下要設商業、工業、農業銀行。不久，他致函中央和毛澤東，建議成立全國性農業銀行的組織，除建立農業銀行之外，還應逐步準備建立起工業銀行、基本建設銀行、商業銀行、合作銀行，及對外貿易銀行，以加強對各部門的業務活動；并使總行更便于執行總的調劑職能，和進行監督。

（四）在發展大工業的同時，手工業要保留，并加以發展

第一個五年計劃把發展重工業作為重點，這是朱德完全贊成的方針。他對鋼鐵、煤炭、石油等原料工業的發展，對鐵路、公路交通的建設都十分關心，有過許多具體、切實的指示；但同時，他對一種輕視和忽略手工業的傾向十分警惕，多次強調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力主給予保護并大力發展。

早在建國之初，朱德在代中央起草的一個指示中就指出：“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對手工業的政策是扶助、改進、推廣和保護的政策”。對各種手工業“必須嚴格保護，不得侵犯，否則會嚴重脫離群眾，并大大地阻礙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在“一化三改”中，朱德強調：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所以能夠存在，是由于它有著自己的許多特點：首先，手工業能利用當地原料與大工廠的廢料。其次，手工業有大機器工業所不能代替的技術。第三，手工業產品可供給當地需要。那種認為“國家工業發展了，手工業就不需要了”的看法是不對的。

以后，朱德多次出席有關手工業工作的會議，到各地視察、聽取匯報，也總是把手工業情況作為一項內容，他特別強調，手工業可以吸納大量就業人口，能養活我國二千多萬手工業者；可以為大工業提供輔助性產品，有助于活躍城鄉經濟，因此要給手工業提供原料和市場。國家工業、地方工業都要幫助手工業，不要擠垮他們。他指出，手工業生產的品種要多，數量也要多，質量還要好，這樣才能打開銷路市場，同時，還要大量出口。他還多次指出：手工業是一種特有的技藝，應該長期保留下來，應該保護發展各種工藝美術行業。有很高手藝的老師傅，應該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和愛護，給他們優待。希望他們不要保守，把高明的手藝傳給青年后輩，否則“人亡藝絕”，絕技就要失傳了。

（五）要重視山區建設，農業要因地制宜，多種經營

朱德當年所說的山區，多是指今天我們所說的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邊（區）、窮和西部地區，他很早就看到山區建設在整個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視開發建設并提出許多具體的措施。

朱德自小生長在川東北的山區，對山區農民的生活和生產很了解。建國后，他一直關心農業生產，關心山區的發展。1955年10月，他寫信給家鄉的儀隴縣委，囑咐他們：在農業生產中，除生產米糧外，要注意搞多種經營，多種經濟作物，向多種經營發展，除了養蠶、種果樹、養雞、鴨、兔等以外，還要注意種茶、種藥，這方面是有條件發展的。桐油、豬鬃是儀隴縣特產，也是出口物資，不但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國家外匯。對全國農村，他也是這個想法，認為：農業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糧、棉、麻等生產外，對于蠶絲、茶葉、藥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類等多種多樣的生產，以及其他各種副業生產，也應該高度注意。

1957年春夏，朱德到湖北、廣西、海南島、廣東、云南、四川、陜西、山西以及東北三省視察，與各地黨政負責人談山區問題，他一再指出：在山區可以發展很多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如棉花、條藤、土紙、藥材、酒廠、小鐵礦、小煤窯等等。山區不搞小型廠礦和發展各種經濟作物，人就活不了。這年11月，他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山區生產座談會上作《必須重視和加強山區建設》的講話，說：山區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很大的潛在力量，千萬不要低估了山區的價值。如果不把山區的富源開發出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因為山區約占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糧食產量都分別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山區有無窮的自然財富，不僅有山林竹木、山貨藥材等產品，而且有各種各樣豐富的礦藏。因此，山區的生產潛力是十分巨大的。山區的許多產品，不僅國內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資。開發山區還可以解決城市和平原地區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又說：山區的建設方向，應該是從山區原來的自給自足經濟發展為全國統一經濟的一部分，同全國經濟相交流。山區的建設發展起來，山區的富源一定會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了，貢獻給全國的建設事業。

由于重視發展多種經營，朱德多次出席有關家畜飼養業、水產養殖業、漁業、畜牧業、蠶絲、茶葉生產等業界的會議，發表講話給予支持和指導。他的思想，已經不是停留在傳統的農業，而是把第一產業擴展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雖然當時沒有三個產業的概念，他的發展主張即是這種思想元素。

（六）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

朱德在新中國剛成立時就指出：搞建設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而是要把自力更生看作是主要的。他一貫主張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業。這是從中國是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這一國情出發的，是從中華民族具有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出發的，從人類長遠發展必須愛護環境、節省能源出發的。他認為，中國還不富裕，需要勤儉；即使富裕了，也還需要勤儉，因此，他寫下這樣的話：“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他還說：“我們黨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只有我們才能用這么大的力量和時間來改造社會，不但要改造經濟，而且還要改造思想意識和道德風尚。舊習氣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舊習氣也很容易。如果不養成樸素節約的習慣，生產無論怎樣發展，人們的欲望也是難于滿足的。”

（七）發揮上海等沿海城市“母雞”的作用，采取自由開放政策

早在1951年8月，朱德在看了一個關于上海的調查報告后，致函當時的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說：上海有全國經濟地位，是城鄉交流、內外交流的總市場，不久還能發展。“應把它作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母雞’，在城鄉交流、內外交流的有利條件下，將原有的公、私工業和技術，在公私兩利、勞資兩利中生產出新的機器，裝備內地。”上海這樣的城市，除糧食、煤炭、油、鹽、棉布、鋼鐵，國家應予相當控制穩定市場外，其它各項“應采取自由開放政策”，“無論公私企業，公家讓其自由發展，鼓勵私人投資為好”。經過三大改造后，朱德仍然堅持以上海等沿海城市帶動內陸地區發展的作用，仍提出“沿海作‘母雞’”，指出：在國際局勢已經趨向緩和的情況下，充分地利用我國沿海工業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在目前和平共處時期，沿海地區的經濟事業有可能得到大大的發展。因此，忽視沿海工業的利用，不僅會推遲我國的建設時間，而且會使我們的建設事業和資金積累上都遭受到嚴重的損失。

（八）主張發展旅游事業

朱德極為重視要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把一切資源都開發出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從此出發，他很早就提出發展我國的旅游事業，他在1956年講到山區有極高經濟價值時指出，“廬山、黃山、莫干山等，風景優美，名聞世界，是很好的避暑和游覽勝地”。1957年八九兩月，他三次講到發展旅游事業問題。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談話說：要把所有的招待所、療養地和風景區的房子都充分地利用起來，成立國際旅行社，發展旅游事業，外國人也可以來旅游，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同城市服務部負責人在談到發展旅游事業問題時進一步說，甚至還可以考慮，把祠堂、廟宇等也修起來，一是為國內服務，二是對外開放，為外國人服務。同建筑工程部負責人談話時說：組織旅行社，接待游人，這樣可以賺大錢。這些主張也說明，他這時就有了發展第三產業的眼光，不同于把旅游當作“游山玩水”資產階級作風的“左”的看法。

（九）發展要尊重規律，訂計劃要留有余地

建國初，朱德就囑咐從事經濟工作的同志要學會掌握“社會經濟規律”，不要全憑主觀愿望做事。他認為：訂計劃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把計劃訂得很高，結果完不成；訂低一點，超額完成計劃，大家做起來也有勁。這不叫“右傾”。

50年代中期，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勢下和加快建設速度的要求下，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況，提出一些過高過急的口號和計劃。對此，朱德認為：計劃還是要平平穩穩，按部就班地去做。加緊生產，搞好財政，使大家的生活逐步好起來，這是很需要的。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發展經濟建設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會主義，這是右傾。”

以上，說明朱德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年代，就開始探索和思考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和意見，但有些建議和意見由于“左”的偏向發生，未能付諸實現。

二、針對“左”的錯誤的思考和批評

50年代中后期，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中出現兩個趨向，一個趨向是實事求是的尊重客觀規律的，一個趨向是急于求成的夸大主觀能動性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1957年后，‘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當時，朱德通過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左”的問題及其危害，曾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并力主糾正，他的意見和建議，反映了黨內一種堅持實事求是的正確趨向，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可以說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之一。

（一）搞社會主義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

1958年大躍進中產生一種共產主義很快就可以實現的看法，同時也刮起一股“共產風”。這年12月，朱德到河南省視察時對省委負責人說：“我們是不是能夠很快就實現共產主義呢？條件尚不具備時，太急了，也是不行的。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還需要補課。……人們總想走得愈快愈好，但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 1962年，他在筆記本上寫對當前經濟工作與政策的幾點意見時，表達了同樣的看法：“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底子，資本主義沒有得到發展。因此，過渡起來就比較慢，不像資本主義那樣快。”這種看法，是對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急于求成的撥正。當時沒有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認識，但是朱德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初步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反對急性病，這是對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寶貴的規律性認識。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搞生產建設“不能用那種幾十萬、幾百萬人齊上陣的辦法，不能那樣搞，而是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證。不能安居樂業，如何增加生產？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當中穩步增加。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了群眾。客觀規律不能違背。”

（二）“吃大鍋飯”不行，還是要有家庭，讓人們安居樂業

1958年大躍進中刮起“共產風”，其特點之一是大辦公共食堂，讓群眾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造成極大的浪費，也打亂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同時出現一種取消家庭的極“左”主張和做法，一些地方讓男女分居集體宿舍，老人進養老院，孩子進托兒所，做飯鍋砸了去煉鋼，房舍不是充作公用就是閑置廢棄。對此，朱德多次發表不贊成的意見，他反復強調家庭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反對吃大鍋飯等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社會傳統和群眾需要的搞法。他到河南、廣東等省視察時一再指出：人們在生活方面，總是喜歡多樣化，在生活上將來還是要有家庭的，一家人還是一家人。“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他還說：人們沒有了家庭，生活資料不歸個人所有，就沒有勁頭搞生產。比如房子如果歸個人所有，就可以鼓勵群眾自己蓋房子。“社會主義是萬世基業，家庭也是萬世基業。”他還指出：“吃飯不要錢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東西。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積極性。有人怕農民富了會發展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余的。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生活資料要歸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國家。全國六億人口誰包得了？不能沒有家庭，那么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負責，誰能負責？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穩定鞏固。

類似的意見，朱德在1959年夏天出席在廬山會議時又一再講，還指出：去年，私人的壇壇罐罐都歸了公，使國家和個人都受到很大損失。現在應退回去，首先要把農民的家務恢復起來。可以允許公社社員搞些副業，增加收入。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有些擔心，當這么多人的家是當不好的；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飯好，可以把糧食節約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這兩年我們只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愿意多生產出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你不這么搞，他就不生產。朱德認為有家庭才有社會穩定和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滿。養親教子的古訓，不僅現在適用，就是將來也是適用的”，我們中國還要保存家庭關系，實現“老有所終、幼有所養”，敬老養小，仍然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美德。他并且提倡要勤儉持家。

（三）應當讓農民致富，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群眾的生活越富越好

朱德在廬山會議前和會議期間，多次講：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農。這是有關五億人口安定的問題。他還說：“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還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該讓他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他一貫認為，建設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要安居樂業，正業和副業兩不誤，就要有家庭。

1962年，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講，要“使生產隊致富，農民致富。農民以后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個個富，共同富裕”。他還說：“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只有農民富裕了，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躍起來。”而“左”的思想認為農民是小生產者，每日每時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要農民發家致富會導致新的階級分化，主張幸福生活是削弱人民革命意志的福利主義、修正主義，要千方百計割小生產者的資本主義尾巴。

（四）全國要求一律，就沒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止了本應進行的糾“左”，相反又大張旗鼓地“反右傾”，使得“大躍進”繼續發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愈加嚴重，工農業生產遭到更大破壞，市場供應日趨緊張，糧食供應更是嚴重不足，出現三年困難時期。朱德在廬山會議上和會后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林彪的惡意攻擊，但是他仍然堅持實事求是，提出與“左”的錯誤不同的意見。

一種“左”的做法是，在“以糧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口號下，取消多種經營，取消商品生產，因為玉米是高產作物，到處種玉米。

朱德認為：糧食生產一定要過關，否則哪個國家也養不起我們這么多人口。同時，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全國要求一律，也就沒有實事求是了。全國搞種玉米運動，就沒了因地制宜。“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很不相同，農作物的品種又非常繁多，農業生產一定要因地制宜。”

他下去視察時，仍然對干部宣傳要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區也有山區的長處，要根據地形的不同，從實際出發，適宜種什么就種什么，不要強求一律”。

（五）要保留集市貿易，允許長途販運

在1960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朱德更多地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同基層干部群眾一起尋找克服經濟困難的辦法。特別是中央提出“十二條”后，他到農村特別注意自留地、手工業、集市貿易恢復的情況，他根據調查材料給中央寫信指出：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以便加快農業建設速度，抽出較多的時間參加手工業和副業生產。他指出：縣以下的集鎮，與農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集鎮上的手工業、飲食業、服務業等72行，對農民生產和生活至關重要。另外，近幾年，不少群眾的住房墻倒屋塌，急需加以修補。有些群眾還想把草房變成瓦房，這是群眾要求安居樂業的一種表現。因此，恢復和繁榮集鎮、組織建筑工人以及生產磚瓦、建筑材料等，必須引起各地嚴重注意。集鎮居民多為專業或兼業的手工業者，他們在歷史上就是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的。集鎮是手工與農業結合的紐帶。抓住這條紐帶，既有利于各類物資的集散，又繁榮了農村經濟，同時也增加了貨幣的流通。他還指出：國家規定“不許遠途販運”，這一條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因為許多肩挑小販既是“販”又是“運”，對物資交流、互通有無有很大作用。云南和四川一帶，由于交通不便，過去主要靠“馬幫”來運輸。今后若干年內，這種“馬幫”運輸仍然是不可少的。“馬幫”和騾馬店，可以由基層供銷社或生產隊去辦，農忙時務農，農閑時搞運輸。

（六）多搞點國際市場，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

1958年我國外貿出口出現下降的情況，朱德對此很擔心，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對外貿部長葉季壯說：對外貿易還是要做得大一點。我國的出口下降，是去年吃大鍋飯的結果。這是許多省都承認了的。對出口如果思想還搞不通，出口再減少，就會交不足貨的。他還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如果去年不發那陣瘋，不知要多拿出多少東西來出口。但是，現在還有人思想不通，責備外貿部外銷太多。而外貿部也居然承認錯誤。我這個人就是想多搞點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因為這樣才能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地發展。……有的人以為光憑人多就能把國家的建設很快地搞起來，實際上是不行的。

60年代開始反修斗爭，同蘇聯關系破裂導致更加強調自力更生，但同時開始注意發展同西方國家的貿易。朱德為此欣慰，他說：從外國進口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們的東西我們用得上，我們的東西他們也用得上，這是雙方的需要。

（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要一風吹擴大化

朱德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說：“這幾年，黨內斗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并說：“解決黨內問題還是要和風細雨，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還指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辦法。當然，敵人還有，一點警惕性沒有也不行。但是警惕得過分了，不符合客觀實際，就會出問題。”

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有兩次談話，可以看作是他17年探索的總結性認識。一是，1965年年底，他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次會議上講話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1966年年初他又說：革命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子，人們都沒看見，不把社會主義搞出個樣子，大家還是不明確。生產搞好了，人也擺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大家對社會主義就有信心了。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朱德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也中止了。他的許多正確的主張和建議，在文革“左”的浪潮里受到沖擊批判。如今，我們看到朱德當年那些從中國國情出發、從客觀實際出發的主張、建議和意見，在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并能檢索到這些思想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間的思想理論聯系，給我們以啟示和指導。朱德的探索和思考仍活在我們的事業中。

（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