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些思考

李洪才

建國以后，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新課題。對此，朱德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認真的思考。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見和主張，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建設是黨的工作中心

朱德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終極目的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勝利以后，黨的工作中心是發展生產，進行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他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個中心進行。他指出：“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工作中心開始轉向經濟建設方面。”1952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市第四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講話時，更加詳細地闡明了黨的工作中心問題。他說：“我們的建設是多方面的。但是，建設的中心是經濟建設，其他一切工作都應當為這個中心服務。”又說：“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人民的衛生條件”。1955年1月15日，朱德在廣州視察工作時指出：無產階級“拿到政權以后，就是要搞生產，向自然作斗爭。階級斗爭也有，是防止復辟”。這就闡明了建國后發展生產與階級斗爭的正確關系。

1956年，黨的八大正確地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確定了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朱德在八大作了《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發言。他強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加強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他的發言充分體現了八大的精神和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一貫思想。

但是，1957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出現嚴重擴大化錯誤以后，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逆轉，否定了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此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工作中心未能轉到經濟建設方面來。這時，朱德雖然也承認階級斗爭還存在，但他依然認為八大所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是正確的，應繼續貫徹下去。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各條戰線上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現在我們的主要任務和做法，就是向自然開火，以擴大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朱德在多次外出視察工作時，經常告誡地方干部要注意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1959年1月31日，他同廣東從化縣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你們要抓好兩件事：年年增加生產，年年改善生活。”朱德很關心海南島的開發。1957年和1963年，他曾兩次到海南島視察工作，他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視察報告中提出，海南島是我們祖國的一個“寶島”，建議中央對海南島實行一些放寬的政策，下決心開發，使這個“寶島”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雖然受到錯誤的批判，但他仍然很關心發展生產和經濟建設。1966年10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時嚴肅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注意‘抓革命，促生產’。”當他看到生產遭到破壞的時候，十分憂慮和氣憤。1966年12月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說：“我有點怕出亂子，特別是怕生產上出亂子。”不久，他在另外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說，現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壞生產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制止武斗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還在搞武斗，甚至還有砸爛機器、燒毀廠房的。他提醒說，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要注意!朱德怒斥“四人幫”：“別看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好生產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

1976年2月初，朱德叮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幾位負責人：“我們的生產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產搞上去。”同年7月初，他病危躺在醫院病床上，仍然不忘發展生產。他對去看望他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語重心長地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產，哪有搞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呢？”

社會主義是富裕而不是貧窮

朱德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一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非常富裕的社會，而不是貧窮的社會。早在1954年他就說過：“農村里如果還有貧農，那你這個社會主義就不富。”社會主義“要消滅貧困，生產要一年比一年好，東西要一年比一年多，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社會主義應該是相當富裕的。”

怎樣把“一窮二白”的中國建設成為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朱德主張應首先讓廣大農民富裕起來。他認為領導廣大農民走勤勞致富的道路，是全黨的一個重要任務。朱德不論在外出視察工作時，還是在各種會議上，一再強調領導農民勤勞致富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1959年6月，他在同吉林省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農民富裕了是不會產生資本主義的，這種顧慮是多余的。”同年7月，朱德在廬山會議前期，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7月6日，他在中南組會議上發言說：“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農。”7月8日，他在同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當讓他們富，起碼應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

1962年2月3日，朱德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山東組會議上發言說：“使農民有點家底，能夠養老養小。這幾年把家底搞掉了，要恢復起來，這不是開倒車，因為我們的基礎還是建筑在生產隊上面。把生產隊搞好，又把農民的家底搞起來，事情就好辦了。”會議結束后，朱德即動身到江西、上海等省市視察工作，沿途他又多次同一些省市的負責人談到農民致富的問題。2月26日，他在同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談話時指出：“要搞東西，搞家務，否則比不上前幾年……還叫什么社會主義!”4月19日，他在同江西省委書記方志純談話時強調說：“農民是要富裕的，只有農民富裕了，經濟才能活躍起來。”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更加嚴重了，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會議還錯誤地批判了“單干風”、“翻案風”。因此，許多人更加害怕農民致富，生怕農民富了走資本主義道路。對此，朱德是不同意的。他認為農民勤勞致富同建設社會主義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沒有農民的富裕，建成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會上發言時仍強調說：“農村將來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人人富。”不久他又說：“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連家都顧不了，哪能建成社會主義？”

朱德認為，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必須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允許農民根據各地的不同條件，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和副業生產。早在1955年10月16日，他在寫給家鄉四川儀隴縣委的信中就充分肯定他們注意發展多種經營的做法。信中說：“儀隴雖是山區，但自然條件還不算壞。你們注意到歷史上的生產經驗，提出除了注意米糧的生產之外，還要注意經營多種經濟作物，向多種經營發展，這是很好的，正確的。”“不但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國家外匯，你們應該努力發展。”

經濟管理體制要改革、要放權

較長時間內，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特點是高度集中統一。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但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弊端，主要是由于中央集權過多，統得太死，限制了地方、企業和群眾的積極性，使國民經濟失去了活力。朱德較早地認識到了這一弊端，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多次提出改革放權的主張。1957年1月，他到廣西視察工作。那里的物產豐富，發展土特產和經濟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國家統得太多太死，稅收和價格政策又不合理，嚴重地打擊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中說：“以上問題歸結起來仍然是體制問題。條條各行其事，塊塊無權干涉，地方上既無權，又無錢，說話無力，辦事困難。”并提出：“為了發展廣西的土特產，必須給地方以應有的權力。”“否則就是自己整死自己。”同年4月，他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外出視察報告中再次提出：“為了更好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我以為財政、計劃、工業、貿易等方面的權力，都應該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機動之權。”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時又強調：“把工業、商業和財政的一部分管理權下放給地方和企業，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合作社三方面的積極性，使我國人口眾多的條件同資源豐富的條件充分地結合起來，建設的速度就一定能加快。”

朱德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考，其范圍是比較廣泛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立四級財政體制。1950年3月，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決定建立全國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朱德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但同時也預見到這種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所以又指出，將來還是要建立“中央、省、縣三級財政”。

到1952年，朱德已經感到全國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限制了地方的積極性，長期實行下去對發展生產和經濟建設是很不利的。他在寫給毛澤東和中央財委的信中，明確提出建立地方財政的意見，并說：過去“我們對劃分地方預算的巨大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的認識是不足的”。劃分出地方預算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意義：一可以擴大國家財政收入；二可以節省國家開支；三可以解決地方開支的需要；四可以幫助地方發展工業。他建議今后“必須逐步而又迅速地實現地方財政和區鄉財政。”以后，朱德又多次提出建立四級財政體制問題。1955年他在同黑龍江省負責人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談話時指出：“要逐步建立中央、省、縣、鄉四級財政，各有獨立性。這樣才能便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還說，要建立鄉財政，這是財政的基礎。現在上面都包了，整個社會不能發展。“現在的財政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1957年4月18日，朱德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再次提出建立四級財政的問題。報告中說：“體制問題的中心問題是財政問題，應下決心把財政下放，不要信放下去以后拿不上來。”“財政不僅要下放到省，而且還要考慮下放到縣，逐步把三級財政(中央、省、縣)建立起來，將來再視條件逐步下放到鄉，以建立四級財政。”

第二，農業應實行“包產”和家庭責任制。自農業合作化以來，特別自人民公社化以來，對農業生產的管理，愈來愈強調集中統一，從制定生產計劃到田間管理，農民都沒有自主權，一切都由各級政府部門說了算。朱德認為，這種農業管理體制既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容易造成瞎指揮，必須打破。他尖銳地指出，這樣做“既得罪了人民，又損害了國家的利益。”

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朱德十分贊同并積極主張實行“包產”和家庭責任制。1961年1月，他到浙江視察桑蠶生產時，很贊賞那里的“四包一獎”制。他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視察報告中，特地介紹并贊揚了這種作法。3月，朱德到廣東良口公社視察工作時，看到那里也實行了“包產”，非常高興，于是便在日記中欣然寫道：“包產包下去了，群眾滿意，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朱德視察福建和江西后，對這兩省“包產”的辦法也很滿意。他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充分肯定了他們的作法。他說，這兩省實行“包產”以后，“完全改變了過去那種自上而下指派的辦法”，“使生產指揮權真正掌握到群眾的手中。”這年7月29日，朱德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中強調說：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以加快農業建設速度。”

第三，工業要向地方和企業放權。1956年5月，他到山西視察了工業生產情況后，在寫給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中說：“過去對山西地方的積極性發揮的不夠。今后中央有關部門應把一些小煤礦及金、銀、銅、鐵等有色金屬小礦、小型煉鐵廠，最好讓地方去搞。”并提出：“地方工業利潤問題，請中央考慮規定一定的比例給地方，在中央全盤計劃下，把利潤主要用在發展地方工業上，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1957年4月18日，他又向中央提出，中央對地方的機械工業不宜統得太死，不要稍微像個樣的機械廠都收歸中央管。應給各省下放個把像樣的機械制造廠，以便為本省生產工業、手工業、農業所需產品。對礦產資源的開采，他建議對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國家無力開采的礦產資源，應允許地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采。但必須保證國家礦產資源不被破壞和浪費。“有些東西如煤炭等，還可以酌情開放一點自由市場，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

對小商品的生產，朱德主張讓合作社去搞，他說：“社會主義思想不是說什么東西都交公家去搞，合作社搞也是集體經濟。”

對企業的經濟核算和用工制度問題，朱德也曾提出過可貴的意見。對前者他主張應改變現行的“統一核算，公負盈虧”的制度，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他說：“統一核算，公負盈虧”既不利于調動生產管理者的積極性，又重復了“一平二調”的錯誤。而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一方面可以調動企業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各企業的工資福利可以根據各自的不同情況自行調整，克服平均主義和混亂狀態。

第四，商業應有多條商品流通渠道。朱德歷來主張發展商品生產。他說：“無論農業或工業，都要發展商品生產才能適應國家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只有發展商品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才能到達共產主義”。他認為，商業管理體制不能按行政區劃分，應按商品經濟的活動規律建立。這樣才能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物資交流，才能把經濟搞活。否則，各行政區之間容易搞經濟封鎖，把經濟管死。1961年5月9日，朱德在寫給毛澤東的外出視察報告中提出：“現在縣與縣、公社與公社之間仍進行經濟封鎖，不讓物資互相交流。這個限制必須迅速打破。”

自1958年以后，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導下，商品流通渠道愈來愈少，供銷社、合營商業都被取消，轉為國營商業，甚至連集市貿易和行商走販都被禁止，最后只剩下國營商業這一條商品流通渠道。結果使商品的數量和花色品種愈來愈少給人民生活帶來很大不便和困難。

朱德針對這種情況說：“商業集中統一有問題。”“哪些該統，哪些不該統，應該清楚，不能都統。”1962年9月，他看了《關于商業問題的決定》后，在寫給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中指出：“迅速把供銷社渠道恢復、整理、健全起來，是促進生產發展，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又說：“當前的問題是如何在統一領導之下，把市場搞得活躍一些，以便促進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

對集市貿易，朱德一向是主張開放的。他認為，這是國營商業和供銷社都代替不了的又一條不可缺少的商品流通渠道。他一再強調，集市貿易是廣大農民的需要，要組織領導好，不能硬反。“六億人口的生意，單靠國家做是不行的。不讓私人做生意，也不讓集體做生意怎么行？怎樣把東西拿來(收購)？又怎樣把東西分出去(銷售)？”他還針對怕開放集市貿易后會出現投機倒把分子的顧慮說：“集市貿易很好，不要怕，有買有賣經濟就活了。”“只要我們做好市場管理和稅收工作，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分子，是可以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的。”

對于行商走販，朱德主張應允許他們存在。他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還不發達的現階段，行商走販對活躍市場，溝通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物資交流，滿足城鄉人民特別是邊遠山區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需要，仍有積極作用。1961年5月，他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國家規定‘不許長途販運’，這一條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

敞開國門，發展國際交往和經濟合作

朱德認為，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是國際化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論是大國還是小國，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可能把自己封閉起來發展自給自足的經濟。他積極主張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敞開國門，面向世界，發展國際交往和國際經濟合作，利用一切國際有利條件，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早在建國前夕，朱德就已經在考慮發展國際交往的問題了。他說，今后我們不僅“要同蘇聯和一切民主國家做生意”，“還要同日本、美國做生意”。“因為現在一切生產都是世界化的，我們需要他們的，他們也需要我們的。”要把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內外交流’。”1955年以后，他更加重視發展國際經濟合作。他多次說過，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能閉關自守”。“過去我們還有關門主義，今后必須與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合作。”有些產品可以同他們訂立長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投資來建礦，以礦產品來還賬。”當時，美國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還實行經濟封鎖的政策，但朱德已經預見到這種經濟封鎖的政策不會長期實行下去。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今后也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應有所準備。并說，他們如果“借錢給我們，我們也可以干，挖出東西來以東西還賬。”

在發展國際交往中，朱德尤為重視發展對外貿易。他說：“在發展國際貿易上，我們的胃口應該大一些。”要“大出大進”。又說：“只強調自己制造不要進口，這不是什么先進思想，而是保守思想。”他還針對片面理解自力更生方針的錯誤觀點說，“自力更生”不是說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貿易和合作，更有利于“自力更生”。并指出：“大門是關不住的，總要和世界市場打通關系。”“只有對外貿易發展了，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才能有地位。我們應當有這樣的地位，我們可以這樣做，而不必關起門來自給自足。”

1958年1月10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發展對外貿易問題作了長篇發言，指出：“為了更好地發展對外貿易，首先要打破以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應當實行閉關自守的錯誤想法。”這種想法的表現是：“在思想上有些同志把我們黨關于建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方針，誤解為我們可以不要同兄弟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在實際行動上就是單純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國范圍內的自給自足。”又說，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在6億人口的中國更是如此，這是正確的。但是，除此以外，還要力爭外援，還要根據世界經濟的客觀規律，利用必然日益頻繁的國際經濟聯系，來發展我們的建設事業。在發展對外貿易問題上，曾經有過是內銷服從外銷，還是外銷服從內銷的爭論。朱德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很明確。他認為不應在這個問題上打圈子。內銷也好，外銷也好，都必須服從于更快地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整體利益。

朱德還十分重視學習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他說：“當前的問題是要在很短的財間內，把世界上最新的科學技術掌握起來。”“不能看不起美國的科學技術，好的東西還是要拿來。”1958年他在視察南京無線電制造廠中談到如何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時說：“對比是個好辦法，要和外國的比才能發展提高。否則只在國內比，矮子里選高的，結果還是不高。”

在發展國際交往中，朱德還比較早地提出發展我國的旅游事業問題。他認為這是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積累資金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打破閉關鎖國，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重要途徑。對此，朱德曾提出過一些具體設想。1957年8月，他在同李先念談話時說，公家的療養地和風景區都有許多房子，可以充分利用起來，搞成國際旅行社，這筆收入是很大的。9月，他在同建工部負責人談話時又說，廬山有兩千多套房子，應很好地利用起來，稍稍修一下就可以賺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積累資金。

（來源：《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