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朱德發展

農村經濟的思想和主張

庹 平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1953～1956年三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期延續了10年。在此期間，我們黨積累了許多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朱德提出的發展農村經濟的思想和主張就是這些重要經驗的組成部分。

走正業（農業）和副業兩不誤、集體副業和家庭副業同時并舉之路，使農民家庭富裕起來

讓農民富裕起來，是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但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不久，特別是在“大躍進”運動開始后，有些人卻害怕農民富裕起來，害怕因此發展了資本主義。針對這種現象，朱德利用各種機會闡述應該讓農民富裕起來的道理。他在農村考察時強調說：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和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有些人怕因此發展了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余的，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中。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呼吁：“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農。”后來，他又多次說：“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那能建成社會主義？” “農民以后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

那么，怎樣才能使農民富裕起來呢？朱德認為，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發展糧食、棉花等生產，解決農民的吃飯和穿衣問題。這是農業的“正業”。不解決吃飯和穿衣問題，所謂的富裕也就無從談起。因此，朱德特別強調，在農業方面要集中力量增加糧、棉、麻等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一定要過關。否則，哪個國家也養活不起我們這么多人”。1960年6月，正當全國市場供應緊張、糧食供應更加不足時，在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朱德，致函劉少奇，提出增加糧食生產的具體辦法，主張要多種玉米、高粱等高產作物，以增加糧食總量。同時，還要多種瓜菜，以代替糧食。在新疆、青海、內蒙古和東北等高寒地區，要多種深根作物，如糖蘿卜等。

在發展農業“正業”解決了吃飯和穿衣問題的基礎上，農民怎樣才能致富呢？這是朱德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要發展副業，也就是發展農林牧漁以外的其他生產事業。當時，農村人民公社除集體經營的副業外，社員還經營家庭副業。朱德主張發展的副業就是這兩種。他認為，“在農村要兩條腿走路，正業（農業）和副業兩不誤”， “集體副業和家庭副業要同時并舉”，才能使農民家庭富裕起來，特別是“農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同時，由于“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愿意多生產出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從所有制的角度說，這“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

那么，應該怎樣發展農村副業生產呢？朱德認為絕不能千篇一律，要因地制宜。他在農村考察工作時，經常對當地負責人就如何因地制宜發展副業進行具體指導。他在云南考察時，發現“云南省發展熱帶經濟作物很有前途”，就主張這里發展以咖啡、紫膠、木棉、劍麻等經濟作物為主的副業生產。他在浙江等沿海省份考察時，發現這里產茶、產桑，就主張家家種茶、種桑；又根據這里因靠海而交通便利、出口方便的有利條件，主張要多種果樹，用水果造酒。他在東北考察后，發現東北無霜期短，農民在農田勞動的時間也短，剩下的時間“可以搞副業”，就指示農墾部部長王震：“東北地區不搞副業生產不行，一定要發展副業生產。”朱德在湖北省考察時，還特別指示：“商業部門要扶植公社搞多種多樣的副業生產。”

朱德還多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農村發展副業的情況，提請對發展農村副業高度重視。他反映山西省制定的生產計劃，只“注意了農業，忽視了副業”；反映遼寧省副業收入減少，“值得重視”；反映云南省要把“糧食生產、經濟作物及蠶、畜、禽等副業三者多樣性地結合起來”；還反映浙江、上海、江蘇、安徽四省市的“自然條件十分好，農副業產品極為豐富，交通運輸便利，應該把它們發展成為以糧食為主的綜合性的經濟區域”。

由于朱德不斷反映農村發展副業的情況以及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等對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特別是家庭副業生產的重視，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明確規定：人民公社在不影響集體勞動的前提下，要“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人民公社應該允許和鼓勵社員利用剩余時間和假日，發展家庭副業”，并“給以必要的指導和幫助，不要亂加干涉”。這兩個文件出臺后，朱德更加努力地推動農村發展副業生產特別是發展家庭副業生產。他多次對地方有關負責人說：“要發動群眾多搞一點副業生產，副業發展了，社員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要發展副業生產”。朱德還闡述了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的極端重要性，他曾對江西省委有關負責人說：“江西省農村一是要恢復農業生產；二是要發展副業生產。總之，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只有農民富裕了，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躍起來。”

與此同時，朱德還特別注意發現問題并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保護農村副業生產。1962年，當朱德在農村考察時發現有一些地方仍然在限制發展農村副業時，他在當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在農村還要抓農副業生產，用南泥灣精神多生產糧食和農副產品。不下這個決心是不行的！”“現在限制家庭副業太死了，要解除禁令！農業副業結合起來，社員的收入就增多了，生產隊也就富裕了，農村集體經濟也就會鞏固起來。” 1963年5月，朱德通過到農村考察發現，雖然農村副業正在恢復，但仍然很不理想，他又致函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反映“現在農村的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雖然正在恢復，但是還遠遠未達到過去的水平。因此，應當十分注意發展經濟作物，發展集體副業和社員的家庭副業”。1964年3月1日，正在廣東考察的朱德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大量飼養木薯蠶和利用甘蔗渣生產人造纖維，為解決穿衣問題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建議在江南各省凡可以種木薯的地方，都可以推廣廣東省的經驗，飼養木薯蠶，這不僅可以作為集體副業，而且還可以作為社員的家庭副業來發展”。

按照就地取材、就地供應、就地推銷和商業部門積極扶持的原則發展手工業，使農村經濟繁榮起來

朱德既主張發展城市手工業，也主張發展農村手工業。他關于發展農村手工業的論述，與發展城市手工業的論述，有時是分開的，有時是交叉在一起或互為一體，統稱手工業，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可截然分開。因此，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朱德發展農村手工業的思想和主張，是很有必要的。

朱德對手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包括農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的認識，是非常清楚的。薄一波回憶說：朱德“一再要求我們要重視手工業的生產，并且多次提出書面意見”。在國家對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開始時，朱德又以超前的戰略眼光指出：“一部分手工業合作社是可能長期存在的，不僅在過渡時期，就是到社會主義社會，也是會存在的。”而且“是建設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工作”。

既然手工業生產是如此重要，那么應該如何發展手工業呢？關于這個問題，朱德有很多的論述，特別是在如何發展農村手工業問題上，他在1953年7月10日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農村手工業就地取材，就地供應，就地推銷”，“商業部應該積極扶植農村手工業的發展”。這是他提出的發展農村手工業的一個基本原則。

1956年底，當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人因頭腦發熱急于想把剛剛組織起來的集體所有制手工業合作社迅速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工廠。針對這種現象，朱德批評說：“手工業合作社是集體所有制，沒有剝削；另一方面也是群眾自己的組織。群眾的福利由群眾自己去解決，而不是都加到國家身上。想把合作社都收歸國有的想法是錯誤的”。他還指出，應該允許個體手工業戶的存在。但是，后來手工業體制升級的現象因“大躍進”運動的開始而更加嚴重。為了阻止不切實際地把手工業合作社升級為國營工廠，朱德在195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關于手工業問題，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級變為國營。一升級，他就不計盈虧了，什么都要國家包起來，這怎么行？看來集體所有制自負盈虧還是個好東西”。“我看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體經濟都要承認，不承認個體經濟不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各自生活。要把這些問題都擺清楚，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朱德的這種看法，是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正確結論。在手工業社會主義基本改造完成以后的一個短時期內，統領社會主義建設全局的毛澤東，工作千頭萬緒，還沒有來得及對手工業問題進行深入調查，正如他自己在1961年3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這一次有兩個問題，一個手工業問題，一個商業問題，因為沒有調查，我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毛澤東能夠聽取朱德等人的意見，使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在農村手工業生產問題上達成統一認識。會議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對發展農村手工業有了十分明確的規定：“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促進農村手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應該督促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對于技術熟練的手工業勞動者，按照不同的標準，采用不同的辦法，計算勞動報酬，不能同農業勞動一樣；并且在口糧供應上給以適當的照顧”。不久，中共中央于1961年6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定并發出《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這個文件，明確規定我國的手工業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實行三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個體所有制。強調個體手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和助手。接著，在這個文件的指導下，著手對從手工業合作化到轉廠過渡中一些不妥當的做法進行糾正。

為了糾正手工業生產中“左”的錯誤，使手工業在農村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朱德或是在黨的重要會議上發表自己的主張，或是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提出具體建議，闡明了幾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一是要利用手工業來挽回“大躍進”對農村生產力造成的損失。朱德在1961年6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這幾年，農村的牲畜死了不少，農具損失了很多，生產力遭到了破壞，這是個大問題。現在要把農村集鎮的鐵匠、石匠等手工業者都迅速組織起來，恢復生產，以便幫助農民建立家務。”二是要設法讓農民從農業生產中抽出更多的時間從事手工業生產。朱德在1961年7月29日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中說：發展“農村手工業和副業生產的潛力是很大的，只要勞動力安排恰當，分配合理，這方面的生產是大有可為的”。如果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制和建立責任制，就會加快農業建設速度，又能夠使農民抽出較多的時間參加手工業生產。三是要讓手工業在繁榮農村經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朱德在1961年11月21日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中，建議著重在農村集鎮發展手工業，因為“集鎮居民多為專業或兼業的手工業者，他們在歷史上就是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的。集鎮是手工業與農業結合的紐帶，抓住這個紐帶，既有利于各類物資的集散，又繁榮了農村經濟”。同時，“縣以下的集鎮，與農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集鎮上的手工業、飲食業、服務業等七十二行，對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至關重要”。四是要就地取材發展農村手工業。朱德在1963年9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的手工業很發達，應當充分發揮它的作用。特別是“許多手工業在農村就地取材，既有利于生產隊多種經營，又支援了農業”。

朱德還特別注重把發展農村手工業的主張落在實處。他到農村考察時，經常要對當地負責人就如何發展手工業給予具體指導。以他關心井岡山革命老區手工業生產為例。他在井岡山考察時，對當地負責人說：要注意發展手工業生產。井岡山地區，到處是毛竹，遍山是箬葉，可以組織起來，多編些雨帽和竹器賣出去。當地供銷社應該組織收購和銷售。

由于中共中央在1961年的正確決策以及朱德對手工業生產的一直關注、支持和指導，農村手工業生產終于保持了相當的規模。據統計，至1962年6月，全國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手工業者有166萬人，占全國手工業生產者總數618萬人的37％。如果把無法統計的大量兼營手工業的農民包括進來，農村手工業生產者的隊伍就更加龐大。這些手工業生產者，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按照因地制宜、實行多種經營的方針發展山區農業、林業、畜牧業和各種土特產的生產，改變山區落后面貌

發展山區經濟是朱德發展農村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朱德把發展山區經濟看成是發展農村經濟乃至發展全國經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朱德關于發展山區經濟的思想，主要源于他在1957年上半年對我國南方和東北一些地區的深入調查和研究，其次是他在山區長大和革命戰爭年代多年在山區打游擊的經歷。正如他在1957年11月所說：“今年上半年我到兩廣、西南各省和東北三省了解情況時，從同各省負責同志談話中，從實際的觀察中，深深地感到山區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很大的潛在力量。我是在四川巴山下長大的，親身體會到山區有山區的好處。我們打游擊十幾二十年都在山區。千萬不要低估了山區的價值。”

那么，山區到底有多大的價值，發展山區經濟的意義又何在？關于山區的價值，朱德指出：“山區約占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糧食產量都分別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因為山區有無窮的自然財富，不僅有山林竹木、山貨藥材等產品，而且有各種各樣豐富的礦藏。因此，山區的生產潛力是十分巨大的。”關于發展山區經濟的意義，朱德認為：發展山區經濟的重大意義，就在于改變山區落后面貌，在于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同時，由于山區具有地廣人稀的特點，“開發山區還可以解決城市和平原地區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朱德不僅主張發展山區經濟，還就如何發展山區經濟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

在發展山區經濟的方針上，朱德強調要“按照因地制宜、實行多種經營的方針，發展山區的農業、林業、畜牧業和各種土特產的生產”。同時，還要發展“采礦業和小型工業，特別是加工業發展前途很大，如釀酒、榨油、碾米、磨粉、制藥材以及可以就地取材的工業，乃至化學纖維工業等”。

在發展山區經濟的遠大目標上，朱德提出：要把“山區原來的自給自足經濟發展成為全國統一經濟的一部分，同全國經濟相交流”。只有山區的建設發展起來了，山區的富源才會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貢獻給全國的建設事業，“這正是我們建設山區的遠大目標”。因此，朱德強調，如果把建設山區看成是應急性的措施，“這是完全錯誤的”。

在發展山區經濟的具體辦法上，朱德提出要改善山區交通運輸、加強山區商業貿易、各部門支援山區和以山區資源建設山區的主張。關于改善山區的交通運輸，朱德指出：“改善山區的交通運輸，對動員全國力量支援山區，對利用山區的富源支援全國都有重大的意義。”關于加強山區商業貿易，朱德指出：“加強山區商業貿易工作，要特別注意發揮基層供銷社的作用。”基層供銷社既要擔負起外調、內銷、收購、指導土特產生產的任務，又能組織農村的手工業者和多余的勞動力，進行產品的加工和銷售。關于各部門支援山區，朱德指出：“建設山區不僅是農業部門的任務，也是工業、商業、財政、稅收、文教、科學、衛生等各部門的任務，需要各部門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門都要加強整體觀念，把支援山區的工作認真重視起來”。關于以山區資源建設山區，朱德認為，山區的許多產品如石棉、云母、硼砂以及一些稀有金屬，是重要的出口物資，要充分利用山區的出口物資資源來建設山區，“這是我們以山區資源來建設山區的最有利條件”。

為了推動山區經濟的發展，朱德在各地視察時，經常就發展山區經濟問題給當地負責人出主意，想辦法。四川是個多山區省份，這里僅以朱德視察四川為例。他曾對中共四川省委負責人說：“搞生產不能違反經濟規律，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因地制宜，山區不適宜種糧食就種經濟作物”。他曾對儀隴縣委負責人說：“儀隴這個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貨藥材，可以發展蠶桑、油桐、白蠟，還可以種植果樹，生產潛力是很大的。你們一定要根據山區的特點，帶領廣大干部、群眾，開發山區富源，發展山區的農、林、牧、副、漁和各種土特產的生產，努力渡過目前的暫時困難”。

朱德還經常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視察報告，及時反映山區建設情況，進一步引起中央和毛澤東對發展山區經濟的高度重視。1957年2月10日，在廣州視察的朱德致函中共中央、毛澤東，反映“山區土特產品的收購價格過低，再加交通運輸不便，所以山區的經濟發展極為困難”。4月18日，在沈陽視察的朱德又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目前山區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區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單靠農業貸款和民政部門救濟還不能解決問題”；并建議“通過外貿系統從價格政策和各個方面使山區經濟獲得發展是當前解決山區問題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雙重利益的”。1961年3月6日，在廣州視察的朱德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提出：“我國南方各省，山區寬廣，資源豐富，大力開發山區，改變山區面貌，對加快老根據地的建設和全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

通過研究和探討，我們不難發現，朱德發展農村經濟的思想和主張，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它突出了如何使農民家庭富裕、如何使農村經濟繁榮、如何使山區改變落后面貌這三個發展農村經濟的主題和難題；朱德不僅提出并堅持用這些思想和主張指導一些地方發展農村經濟，而且還通過適當方法使這些主張直接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被中央和毛澤東所采納，吸收到黨的文件中，正確指導全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在今天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溫朱德發展農村經濟的思想和主張，仍然感到具有重要的啟示借鑒作用。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