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朱德同志關于如何讓農民富裕起來的論述

李洪才 盧創堅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為了發展農村經濟，讓農民盡快富裕起來，制定并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農村經濟政策，對農村經濟進行了許多重大改革，從而使農村的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廣大農民正在日益富裕起來。

但是，在三中全會以前的一段較長的時間里，由于“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不少人對要不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和如何讓農民富裕起來的問題，思想認識是不清楚的。他們擔心農民富裕起來以后會出現“階級分化”。因此，對農村經濟統得過死，對農民限制過多。然而，朱德同志卻不然，他一向主張應該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把農村經濟搞活，讓農民經過辛勤勞動快點富裕起來。在這方面，他有很多重要論述，曾提出過很有創見性的意見。

早在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朱德同志就明確地說過：“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他從我國農民占全國總人口的大多數這一實際情況出發，認為應當特別重視改善農民的生活，增進農民的福利，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只要農民這個大頭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的事情就好辦了。領導廣大農民走勤勞致富的道路，是我們的一個重要歷史任務。

朱德同志為了了解農民的生產狀況，體察農民的生活疾苦，探索農民富裕起來的途徑，經常深入到包括偏僻山區在內的廣大農村視察，進行調查研究。他在視察時，總是認真地聽取地方各級黨、政負責人的詳細匯報。有時還親自找農民談話，細心地傾聽他們的意見，了解他們的困難和要求。他看到，在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以后，廣大農民的生活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改善，農村的文化事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已經從舊中國的生活極端貧困和文化非常落后的境地中掙脫出來了。同時他也看到，農民的生活還是很不富裕的，農村的文化事業還是相當落后的。

朱德同志曾多次闡述過讓農民盡快富裕起來的觀點。1959年7月，他在同中共江西省委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當讓他們富。”1962年2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山東組全體會議上講話時，針對1958年“大躍進”中主要因工作的失誤而造成的農村生產力被破壞和農民生活困難的情況，嚴肅地指出：農民“吃飯是個大問題，搞得人們吃不飽飯是不行的”。并說：要“使農民有點家底，能夠養老養小。這幾年把家底搞掉了，要恢復起來……把農民的家底搞起來，事情就好辦了”。同年9月25日，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言時，再次指出：“農民將來還是要富裕起來的。”

農民富裕起來以后，會不會產生新富農，出現階級分化？在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些人一直存在著這樣的思想顧慮。朱德同志針對這種思想顧慮，對階級分化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說：“階級分化是由生產資料歸私人占有決定的，不是由勤勞不勤勞決定的”。“這種顧慮是多余的，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中。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

朱德同志認為，在我國如果占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不富裕起來，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困難的。他說得很對：“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連家都顧不了，哪能建成社會主義？”早在1954年他就說過，社會主義“要消滅貧困，生產要一年比一年好，東西要一年比一年多，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社會主義應該是相當富裕的”。

在朱德同志看來，讓農民快點富裕起來是有重要意義的。首先，農民富裕起來以后，可以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農村的集體經濟。他說：“農民個人沒有住的，沒有吃的，沒有了家庭，集體經濟如何鞏固和發展？因為生產沒有勁了。反之，家庭生產發展了，生活改善了，集體經濟才會鞏固和發展。”第二，農民富裕起來以后，“就會有錢購買農業機械，就可以加速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較快地改變我國農業生產力的落后狀況，早日實現農業現代化。第三，農民富裕起來以后，可以更快地發展農村的文教衛生和其他公共福利事業。他說：“農民有了錢，除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外，還可以用來舉辦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開展文化娛樂活動，以提高農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

怎樣才能讓農民富裕起來呢？朱德同志認為，首先應注意發展生產，“只有生產發展了，人民的財富增加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才能隨著提高”。他特別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一）要發展多種經營，做到“地盡其利”。

從50年代的后期開始，在發展農業生產中，由于片面追求糧食產量的高指標，尤其在“以糧為綱”的口號提出后，在全國出現了忽視發展多種經營的偏向。朱德同志認為，這種偏向必須糾正，否則不利于農民致富。他主張發展我國的農業經濟，應當首先注意發展糧食生產，以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但是，這并不是說只發展單一的糧食生產，而是應該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堅決反對那種不從實際出發搞千篇一律的作法。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地盡其利”，才能把農村經濟搞活，才有利于農民致富。1962年9月，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言時說：“中國的雨量和熱量南方和北方不同，有寒帶地區，有溫帶地區，又有亞熱帶和熱帶地區；另外，我國人口多，勞動力充足。所以能生產多種多樣的東西。”“只要我們放手地去組織生產，國家收購起來是不困難的。農民把它賣給國家，可以增加一大筆收入”。1963年10月，他在視察了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五省抗洪救災的情況以后，在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我們應當根據華北地區的特點，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這一地區的農業”。“在這一地區，有上千萬畝的沙荒地、鹽堿地和大量的湖泊洼地。在這些地方，要根據群眾多年的豐富經驗，積極地發展多種經濟，恢復傳統的經濟作物”。“只有這樣，才能夠恢復和發展生產，增加農民的收入”。

朱德同志十分關心發展山區的多種經營和熱帶的經濟作物。1959年5月，他到吉林省視察時，充分肯定了中共吉林省委提出的“在糧食自給的前提下，以林業生產和多種經營為主”的發展山區生產的方針。同年6月，他在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這個方針不僅適應于吉林省的山區，而且也適應于全國其他山區”。他兩次到海南島視察，對如何開發海南島，如何發展那里的熱帶經濟作物，曾提出過很重要的意見。1963年3月，他在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海南島從戰略上和長遠規劃上來看，必須做到糧食自給，但從目前開發階段來看，應該優先發展熱帶經濟作物。他除強調國家和集體要注意發展熱帶經濟作物之外，還提出要鼓勵農民個人普遍種植。他說：“社員的房前屋后和自留地上，如能種幾株椰子、咖啡、胡椒等經濟作物，對社員個人也是一個很大的收入。”

（二）要發展副業生產，做到“人盡其力”。

朱德同志認為，發展副業生產是農民勤勞致富的一條重要途徑。他通俗地說：“農民有錢花，主要靠副業。”

有人擔心發展副業生產會影響農業生產。朱德同志針對這種擔心說：“在農村要兩條腿走路，正業（農業）和副業兩不誤。兩者哪個更重要些？當然是正業更重要些。但是，不一定要天天都搞正業，農忙時搞正業，其余時間也搞正業，也搞副業。就是農忙時，老年人也可以搞副業。”

他尤其強調一定要大力提倡發展農民的家庭副業生產，以增加農民的收益。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響，很多地方都把農民的家庭副業視為“資本主義傾向”而加以反對和限制，因而使農民的家庭副業生產受到很大的破壞。1962年5月，朱德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時，針對這種狀況，明確地指出：“農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后來他又說：“破壞了農民的家庭副業生產，我們吃虧很大。” “現在限制家庭副業生產太死了，要解除禁令！”他認為，我國農村有發展副業生產的歷史傳統，并且有充足的勞動力，因此，應當十分注意發展副業生產，做到“人盡其力”。否則，不僅會妨礙農民致富，而且也浪費了勞動力。

（三）要辦好供銷社，開放集市貿易，允許長途販運，打破地區之間的經濟封鎖，做到“貨暢其流”。

朱德同志認為，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不僅不能取消商品生產，而且還應該進一步地發展商品生產。他說：“無論是農業還是工業，都要發展商品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公社社員生活的需要。”他指出，要發展商品生產，單靠國營商業這一條商品流通渠道是很不夠的。尤其在偏僻山區，因為交通不便和居住分散等原因，只靠國營商業很難滿足農民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須辦好供銷社，開放集市貿易，允許長途販運，疏通多條商品流通渠道。同時，還要打破地區之間的經濟封鎖，做到“貨暢其流”。

關于供銷社。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主張取消集體所有制的供銷合作社，想把它并入國營商業部門。當時，朱德同志就明確地指出：“這是很不妥的……供銷合作社既是工業和農業的橋梁，又是國家與群眾之間在經濟上的緩沖組織。如果全歸國家所有，一方面因商業的業務復雜，涉及面很廣，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窮鄉僻壤，國營商業很不容易領導起來……再一方面失去了群眾的監督和關心，更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如果使國營商業與供銷社同時并存而又分工合作的話，既便于為群眾服務，又便于國家的領導。同時，雙方在做生意上有個對手，還可以起互相促進，互相監督的作用。”五十年代后期，供銷社和國營商業部門合并，由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供銷社這條深受廣大農民歡迎的商品流通渠道被取消了。結果不出朱德同志所料，農民手中的很多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收購不上來，農民所必需的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不上，不僅影響了市場供應，而且也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活的改善。1962年9月，朱德同志在寫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應該在全國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疏通這一必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后來，他又提出：“迅速把供銷社恢復、整理、健全起來，是促進生產發展、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關于集市貿易。朱德同志認為，在現階段，集市貿易是國營商業和供銷社都代替不了的又一條不可缺少的商品流通渠道。他說：“集市貿易是農民的需要”。“集市貿易很好，不要怕，有買有賣經濟就活了”。他還說：“六億人口的生意，單靠國家做是不行的，不讓私人做生意，也不讓集體做生意怎么行？怎樣把東西拿來（收購）？又怎樣把東西分出去（銷售）？”當然，朱德同志也清楚地看到，集市貿易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容易出現投機倒把活動。但是總的來看，開放集市貿易利多弊少。他認為：“只要我們做好市場管理和稅收等工作，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分子，是可以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的”。

關于長途販運。朱德同志認為，為了活躍城鄉市場，溝通城鄉之間和各地區之間的物資交流，滿足農民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需要，應該允許長途販運。他指出，在農村，“尤其在邊遠山區也還需要允許私人販運。因為公家的人辦不了，辦了也要賠錢，如向山區挑鹽就是這樣”。“六億人口吃鹽，國家如何包送得了？可以允許擔販販運”。1961年5月，他在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國家規定‘不許遠途販運’，這一條應該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他舉例說：“西安市需要砂鍋，要經過小販從秦嶺以南的洛南縣挑來。如果‘不許遠途販運’，則砂鍋這條來路就斷了。”

關于打破地區之間的經濟封鎖。朱德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市場是統一的。有些地區搞經濟封鎖，這無論對發展生產和活躍市場來說，還是對農民致富來說，都是不利的。1961年5月，他在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現在有些地區，“縣與縣之間，社與社之間，仍然進行經濟封鎖，物資不能互相交流，這個限制必須打破”，做到“貨暢其流”。

（四）要制定合理的價格政策，增加農民的收益。

朱德同志認為，要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快點富裕起來，對農民的農副產品一定要用工業產品去進行合理的交換。他說：“農民的東西不交換不能發展，要做到公平交易”。“農民對國家的希望是等價交換，有來有往”。他指出，雖然在現階段由于勞動生產率低，產品不足，還不可能完全做到等價交換，但是從長遠來看，應該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和產品的逐漸豐富，逐步縮小剪刀差，實行等價交換。

他多次指出，在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的交換中，最大的問題是有某些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偏低，使農民吃虧。1957年1月，他到廣西視察時，看到那里對土特產品的收購價格很不合理。他在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電報中說：“在土特產品的收購上，有許多人為的障礙，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收價低、售價高，嚴重地打擊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提出，應該按照價值規律，制定合理的價格政策，適當提高某些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的收購價格，以增加農民的收益，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還提出：“有些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的收購價格不能長期固定不變，因為每年的收成情況不同，各地區的生產條件的變化也不同”。朱德同志特別反對在收購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時任意壓級壓價的錯誤作法。他批評任意壓級壓價的作法實際上是剝削農民。他強調說，國家在制定價格政策時，一定要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使三者都得到好處。

（五）要給農民生產自主權，實行生產責任制，發揮農民的生產主動性。

在發展農業生產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國家對農民統得過死，管得過細。這就勢必限制了農民的主動性，影響農民的勤勞致富。朱德同志指出，發展農業生產應該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多給農民生產自主權，充分發揮農民的生產主動性，國家不應該統得過死，管得過細。因為農民世世代代種地，有豐富的經驗。他在批評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黨委對農業生產管理得過細時說：“不要把大小事務都攬在身上。要相信農民會種地，你何必管那么寬？”。

在60年代初期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有些地區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恢復生產，克服困難，在農業生產中實行了生產責任制和包產到戶，這本來是正確的。可是，卻被錯誤地批判為“復辟資本主義”、“歷史的倒退”。當時，朱德同志認為，在現階段實行生產責任制是經營管理農業生產的好方法，包產的形式能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于農民致富，應該在全國推行。1961年7月，他在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以便加快農業的建設速度。”1963年1月，他親自參加了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從化、花縣、佛岡三縣座談會，總結在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上實行責任制的經驗和好處。

（六）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做到多勞多得。

朱德同志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的規律，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在分配上只有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才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有利于農民勤勞致富。他堅決反對“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關于這一點，他在1957年12月撰寫的《勤儉持家》一文中說得十分清楚：“在由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后，由于我們宣傳教育不夠，不少人往往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現在既然進入社會主義了，一切困難都可以靠國家和集體來解決。他們說：‘生產聽鑼響，吃飯找社長。’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實行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和按勞分配的原則，并不是什么‘吃大鍋飯’。”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全國刮起了“共產風”，村村“大辦食堂”，處處“吃大鍋飯”，似乎按勞分配的原則已經過時了。當時，朱德同志對“大辦食堂”、“吃大鍋飯”一直是持否定態度的。在1959年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之前，他就明確地說過：“吃飯不要錢不行。”后來在會議期間，他又說：“‘吃大鍋飯’，我一向擔心。”“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響公社的鞏固。”1961年10月，他到四川、陜西、河南等省視察時，聽到干部和群眾對吃食堂反映十分強烈。他在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信中，把干部和群眾對吃食堂的意見作了如實的反映，并且提出了把糧食分到戶，讓社員自己回家做飯吃的意見。

（七）要發展農業科學技術，實行科學種田。

朱德同志清楚地看到，科學技術的力量是無窮的。要加速農業生產的發展，讓農民快點富裕起來，除實行正確的方針政策以外，關鍵在于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實行科學種田。他說：“現在農業增產的關鍵是改良技術。”并指出：“農業技術的改革不只是種植業的問題，而應當是以種植業和畜牧業為中心的多方面的技術改革，包括深耕、播種、水利灌溉、收割、畜牧、農村動力、交通運輸、農副產品加工，以及生活用具等方面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他為了調查了解農業技術改革的情況，總結推廣這方面的經驗，多次視察農業科研部門和農業機械制造廠。1958年4月，他到江蘇省視察時，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就視察了蘇州農業機械廠、華東養蠶研究所、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南方農業機械化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山植物園、紫金山天文臺和江蘇省地理研究所等十幾個單位。他每到一個單位，都熱情地鼓勵科學技術工作者，為迅速發展我國的農業科學事業，早日實現農業現代化多做貢獻。

今天，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朱德同志當年關于如何讓農民富裕起來的論述，有的已經實現了，有的正在實現。目前，黨中央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實行的發展農村經濟，讓農民快點富裕起來的方針政策，比朱德同志當年的論述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如此，我們重溫朱德同志的上述論述，深深感到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于今天的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事業，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來源：《黨史通訊》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