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早期軍事思想的形成
朱德早期軍事思想的形成
郭軍寧
朱德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內參戰時間最早、經歷戰爭時間最長、經過戰斗次數最多的領袖，是最懂得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當之無愧的軍事家。他在早年（1909年-1928年）的軍事生涯中就已身經百戰。在大大小小形式不同的戰役戰斗中，他逐步領悟了戰爭的規律，逐步摸索總結出了自己獨特的流動游擊戰術，進而形成了一套適合新型人民軍隊作戰的能夠克敵制勝的軍事思想。
朱德早期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是他于1928年5月在井岡山正式提出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我認為，說清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的形成及提出的過程，也就回答了朱德早期軍事思想形成的問題。
毛澤東主席在《實踐論》中對人的認識規律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朱德早期軍事思想正是他在長期革命戰爭實踐中不斷實踐、不斷發現、不斷總結和不斷提高的結果，有一個從感性到理性，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漫長過程。
一、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教與學莫定了朱德鉆研戰爭指揮藝術的基礎
朱德的軍事生涯是從1909年春天在昆明加入川軍步兵標開始的，任陸軍第十九鎮的一個步兵標的司書生（相當于現今部隊的文書）。幾個星期后，標統李鴻祥推薦他進入了云南陸軍講武堂。講武堂是當時中國培養近代優秀軍事人才的最進步、最新式的軍事學校，教育和訓練的起點非常高，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四種。教學采用德國、日本軍事學科的教材，其中有戰術學、軍制學、兵器學、地形學、交通學、筑城學、馬學，稱為大教程；還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務、射擊教范，陣中要務令，稱為小課程。為培養學員實際指揮作戰能力，還有圖上戰術作業、沙盤教學、實地測繪和野外作戰實習等課。在近一年時間里，朱德勤奮認真地學完了全部課程，完成了作為一個優秀軍事指揮人才的基礎性知識儲備。在校期間，朱德還結識了軍事理論家蔡鍔將軍，研讀了蔡鍔編的《曾胡治兵語錄》。這是一本極具思想性和實用性的軍事教材。
辛亥革命使朱德走上戰場。朱德毅然參加云南重九起義和援川戰爭，得到了初步的戰爭歷練。從四川回滇后，朱德被調任講武學校（恢復后的講武堂）學生隊區隊長兼教官，講授戰術學、野戰學、射擊術和步槍實習等軍事課程，還指揮野外的實地演習。教員的生涯迫使朱德格外用功，他認真準備教案，甚至把所有的軍事課程都溫習一遍，學術水平進步飛速。
以上經歷說明，朱德投身軍旅的起點很高，從一開始他就學習并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軍事理論知識。這是他日后形成自己獨特的戰法并逐步成為偉大的軍事家的基礎。
二、獨立自主的剿匪實踐孕育出朱德特有的游擊戰理念
與其他軍事指揮官所不同的是，朱德在軍事生涯初期就獨自率領部隊進行過兩次剿匪戰斗。這些戰斗為他形成自己特有的戰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是1913年夏天至1915年冬天的兩年間，朱德作為營長率部在蒙自、個舊、臨安一帶剿匪戌邊。【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務所督辦詳情賑恤黃喜被燒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王景弗（建水縣知事）給云南將軍唐繼堯、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報告，原件，1915年9月29日。】那里匪患嚴重，殘暴而狡猾的匪徒依仗地熟人熟，神出鬼沒地與剿匪部隊周旋。原來駐扎在那里的一個營的官兵被土匪弄得暈頭轉向、狼狽不堪，損失了將近一連的人馬后悄然離去。朱德剛去時也遭土匪戲弄，他率領部隊幾次出擊都撲了空。
怎樣抓往狡猾的土匪并將其殲滅呢？朱德根據失敗的教訓并結合自己掌握的軍事理論反復思索，發現對付土匪最好的辦法是流動游擊。土匪搞流動游擊，化整為零，化零為整，忽而在東，忽而在西，朱德也將部隊化整為零，將全營分成若干分隊，讓其四處尋覓土匪蹤跡，抓住就不放，窮追猛打，靈活機動地打擊消滅之。采用新的戰術，機動性增強了，部隊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剿匪戰斗亦屢屢得手。
一般認為，游擊戰術是以弱擊強，是弱者面對強敵所采用的戰術。朱德的剿匪實踐卻不然，是以強擊弱，正規軍追剿實力稍弱的土匪。這種戰術同一般意義上的游擊戰術最大的區別在于，它是處于強者地位的正規軍也可以采用的戰術。其前提是，既要知己又要知彼；其特點是敵變我變，敵人分散、流動、游擊，我之也分散、流動、游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朱德后來回憶時說到：“我的這種流動游擊戰術是我從駐在中法邊界時跟蠻子（舊稱）和匪徒作戰的經驗中得來的。我從跟匪兵的流動群體作戰的艱苦經驗中獲得的戰術，是特別有價值的戰術。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得到的學識配合起來。”【[美]寧漠·韋爾斯：《朱德的一生》，《續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960年版，第119頁。】對于這種戰術，長期追隨朱德的趙镕將軍在其回憶錄中特意寫了一節，他還認為這種戰術是“十六字訣的萌芽”【趙镕：《趙镕回憶錄》，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頁。】。這種評價是恰當的。
朱德的另一次剿匪戰斗是在1918年護國戰爭勝利以后。當時，朱德已升任靖國軍13旅少將旅長兼南下清鄉司令，率部肅清北洋軍閥殘余和當地的惡少，在四川瀘州南溪一帶剿匪。
朱德初到瀘州時，土匪們氣焰正盛，猖獗至極。匪首李得村竟然糾集上千匪徒北渡長江攻打瀘州。朱德率部打敗此股土匪后，乘熱打鐵地設立了剿匪司令部。他根據蒙自剿匪的經驗，一方面采用靈活機動的流動游擊戰術追剿土匪；一方面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做好土匪的分化瓦解工作。不到半年時間，瀘州地區的匪患便銷聲匿跡，社會秩序也恢復了正常。忠信、宜民兩個鄉的民眾還各為朱德旅長立了一塊德政碑，表彰他“除暴安良”、“救民水火”的善舉。這次剿匪的勝利驗證了朱德特有的流動游擊戰術的實用性和可行性，豐富了這一戰術的具體內容。
三、流動游擊戰術在護國戰爭和川、滇、黔、軍閥混戰中得到充分運用在朱德早年的軍事生涯中，護國戰爭和以后的滇、黔、川三省軍閥混戰是極其艱險和極其殘酷的。嚴酷的戰爭磨練了朱德的戰斗意志，也使他的獨特戰術在運動戰和攻堅戰中得到進一步的運用與發展。
護國戰爭發生于1915年底。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袁世凱控制的北洋軍兵力在25萬人以上，云南護國起義所依靠的軍事力量當時約2萬人。懸殊的實力注定了戰爭的殘酷性。這場戰爭歷時5個月，互為攻守，始終處于膠著狀態，雙方均有重大傷亡，最后以袁世凱于1916年6月一命嗚呼而告結束。這場戰爭中，朱德支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表現出英勇無畏的戰斗作風和攻無不克的作戰能力，以至北洋軍只要聽到朱德的名字便心驚膽戰，驚呼“朱德支隊惹不得”。朱德以赫赫戰功被譽為滇中名將。
在這場戰爭中，朱德運用其獨特的戰術打出了軍威。比如在以棉花坡為中心的納溪保衛戰中，朱德遵照蔡鍔的“攻勢防御”戰術，在向北洋軍反攻時機智地采用“側攻”戰術。他以曹之驊營從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牽制敵人，又以大部分兵力迂回到側面向敵人發起攻擊，出其不意，打得北洋軍暈頭轉向，損失慘重。又如在瀘州攻堅戰中，朱德支隊擔負右路主攻任務，責任重大。面對兩倍于己的敵軍，朱德又一次運用流動游擊戰術，時而兵分兩路，時而捏緊拳頭大兵沖擊；時而避實擊虛，迂回突擊；時而布下口袋陣，包圍聚殲敵人，取得了右路進攻中的多次重大勝利。
與護國戰爭相比，川、滇、黔之間軍閥混戰的時間更長（從1917年初至1920年冬，歷時3年），更為殘酷。在這場戰爭中，朱德作為精減整編后部隊的團長和旅長，先后參加了“資內爭奪戰”、“川南反攻戰”、“第二次滇、黔、川大戰”、“永川、隆昌守衛戰”等大戰、惡戰。戰爭中，朱德作為旅級主官，多次向軍閥唐繼堯提出合理建議，但唐一心只想獨霸四川，不予理睬，朱德身不由己無可奈何。滇軍雖然取得再克瀘州城的大勝，但總的結果是敗多勝少，駐川滇軍最終撤出了四川。朱德旅經過數次惡戰，人員傷亡大半，他的兩個弟弟在一周內相繼陣亡。慘痛的失敗不僅使朱德心灰意懶，還使他痛徹認識到滇軍師出無名、失道寡助的戰略錯誤以及庸官瞎指揮在戰役戰術方面的錯誤，更加堅定了堅持自己戰術思想和戰術原則的決心。
后來他在回顧自己早年戰爭經歷與經驗時明確說到：“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總是以少勝眾。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游擊戰爭的戰法。”【《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頁。】他所說的游擊戰爭的戰法，就是他特有的流動游擊戰術。這一戰術不僅運用于剿滅實力不如自己的土匪，還可靈活機動地運用于正規部隊之間的作戰。
四、留學德國和蘇聯使朱德領悟了戰爭規律，進一步提離了軍事素養
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朱德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1922年9月初，他遠涉重洋，到德國尋求革命真理。在德國，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而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同其他同學一樣，他努力學習德文，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參加社會活動。作為一名軍人，他還特別關注軍事問題。他對別人說，他是個軍人，來德國主要是學軍事。他找過當時中國駐德國公使魏宸祖，表示想入軍校學習，后魏回信告訴他說德國沒有軍校。【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朱德同志早期革命活動資料》（三）第17—19頁。】無法上軍校，朱德就租住在一個曾在德皇軍隊中擔任過將軍的男爵家里，聽男爵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例、戰法。同時他還買了許多德文的軍事書籍來自學，其中一套是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報紙匯編，共一二十本。他潛心研究了世界軍事史、戰爭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戰術。
在德國，朱德末能入軍校學習，便打算赴蘇聯學習軍事，他抱定了學習軍事為黨服務的信念，“來莫（指莫斯科）入東方大學，再入赤軍研究軍事，歸國后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68頁。】1925年7月，朱德踏上蘇聯國土，先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政治理論，后參加秘密軍事訓練班，學習城市巷戰、游擊戰的戰術。有一次，教官在課堂上提問朱德：“你將來回國以后，怎么打仗?”朱德的回答是：“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7年8月10日。】這個回答是極其深刻的，是對戰爭規律的深刻揭示，標志著他對于戰爭和軍事的認識有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視角。
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根據敵情我情因地制宜，靈活地采用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法等各種戰法。“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是朱德流動游擊戰術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也是他日后提出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的理論基石。
五、在軍事戰略的轉變中，朱德逐步形成“+六字訣”的基本內容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和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開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5頁。】南昌起義不久失敗了，朱德率領三河壩阻擊戰后剩余的2000余人，開始了“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的艱苦行程。在天心圩，朱德初步整頓了部隊，并且提出了同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始游擊戰的戰略思想。在大余，朱德把散亂的各單位合編為一個縱隊，取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朱德擔任縱隊司令，王爾琢擔任縱隊參謀長。并且重新登記了黨、團員，調整了黨、團組織，成立了黨支部，陳毅擔任縱隊指導員（即黨代表）。在上堡，朱德又一次整頓部隊，正式確立了游擊戰的戰略方向。朱德回憶說：“從此以后即開始轉入正確的方向——游擊戰的方向。不是采取過去占大城市的辦法，而是實事求是，與群眾結合，發動群眾起義，創造革命根據地。戰術也變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沒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確，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還能得到發展。”【趙镕：《跟隨朱德同志從南昌到井岡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在上堡，朱德說服了帶有“左”傾情緒的同志，和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范石生建立了反蔣統一戰線，使部隊得以休養生息。
在犁鋪頭，朱德利用空余時間練兵，還根據自己的實戰經驗，按照過去使用的《步兵操典》和《陣中要務》重新編寫了兩本實用教材。在這些教材中，他提出了“強敵進攻莫硬打，抓敵弱點我猛攻，孤敵疲敵我圍殲，常遣精兵騷擾敵”的28字游擊戰方針。【趙镕：《跟隨朱德同志從南昌到井岡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28個字雖然不如“十六字訣”朗朗上口易懂易記，但其大意和“十六字訣”的差別并不大。“強敵進攻莫硬打”的“莫硬打”就有“退”的含義；“常遣精兵騷擾敵”的核心是“擾”；“抓敵弱點我猛攻”的“猛攻”就是“打”；“孤敵疲敵我圍殲”是消滅孤敵疲敵，其中也有“追”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此時朱德已經形成了“十六字訣”的基本內容，只不過還需進一步的提煉加工升華而已。
六、湘南暴動中的坪石戰役是朱德28字游擊戰方針的生動實踐
1928年1月12日，朱德起義軍智取宜章，揭開了湘南暴動的序幕。當時控制著廣東的李濟深密令曾經發動“馬日事變”、大量屠殺工農的獨立第3師師長許克祥前去進剿。許克祥認為以他6個團去吃掉朱德的一個團不成問題，因此立刻從廣東樂昌兼程北上。
對于強敵來攻，朱德胸有成竹。他首先將部隊隱藏到深山中的圣公壇地區，“強敵進攻莫硬打”（敵進我退）。許克祥將自己的教導團和補充團留在坪石鎮，親率兩個主力團進到巖泉圩一帶，把另外兩個團擺在坪石、長嶺、武陽司、栗源堡一帶，形成50里長蛇陣。
“常遣精兵襲擾敵”（敵駐我擾）。朱德一方面派農民在四面山丘搖旗吶喊、放銃吹號，使敵人找不到起義軍主力而疲于應付；另一方面，“孤敵疲敵我圍殲”（敵疲我打，敵退我追）。1月31日，朱德、陳毅率領精銳直搗巖泉圩，另一路兵馬則從側后殺人，前后夾擊。許克祥腹背受敵，無法招架，倉皇而逃，朱德乘勝下達命令：乘勝追擊，不給許克祥有喘息機會！敵退我追，窮追不舍，朱德起義軍不僅打進坪石，還向樂昌方向追擊了一二十里，結果“把他的六個團一個一個都打爛了”。【《朱德選集》，第396頁。】許克祥只帶著七、八個人，乘船逃命了。
坪石大捷戰果輝煌，朱德起義軍以不足2000人馬，一舉打敗敵人一個整師，俘虜許部1000余人和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就戰役指揮來說，坪石大捷完全是朱德28字流動游擊戰術方針的勝利。
南昌起義之后一直跟隨、輔佐朱德的陳毅元帥后來在一次回答《星火燎原》編輯部關于“十六字訣”提出的詢問時指出：“根據1927年冬和1928春初的游戰經驗即形成十六字訣”。并且在批示中明確指出，他不同意編輯部關于“十六字訣”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提出的推斷，認為這個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此前就有了。【《星火燎原》編輯部檔案：編輯部為核對毛澤東游擊戰爭作戰原則（十六字訣）給陳毅的信及其批復，原件。】“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時間段，正是1927年11月初上堡整訓時朱德確立游擊戰的戰略方向至1928年1月底2月上旬取得坪石戰役勝利和攻克其他幾個縣城的時間，完全符合實際情況。
七、井岡山會師不久，朱德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訣”
如何認識陳毅元帥的這個“形成”二字呢？一種意見認為：形成和提出是一個意思，說陳毅的意思是：朱德在那個時間段就已經提出“十六字訣”了。我的看法是：形成和提出并不一樣，是有差別的。“形成”表示已經有了，沒有提出的意思；提出是指在相對正式場合上明確地提出來。或許，朱德將“十六字訣”同陳毅在個別場合交換過意見，這時朱德已經有了“十六字訣”，但在那時并沒有把“十六字訣”在正式場合明確地提出來。即使朱德已經有了(或叫形成了）“十六字訣”，但它離“十六字訣”的正式提出還存在一定距離。事實也是這樣，在此段時間，沒有任何關于朱德提出了“十六字訣”的證明材料。
朱德正式提出“十六字訣”的地點是在井岡山上，時間是1928年5月。
能夠證明這一判斷的資料有以下幾件：
1.毛澤東的說法。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我們的戰爭是從192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4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有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在這里，毛澤東明確指出，“十六字訣”產生于朱毛會師后的1928年5月。他雖未指名道姓，但顯然是指朱德，因為“當時根本沒有經驗”、“秋收起義在湘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這話指的是他自己和當時黨內的大多數人。毛澤東在朱毛會師前并沒有親自指揮過多少戰斗，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根本沒有經驗”，是不可能對游擊戰爭規律有深刻認識并概括出“十六字訣”的。
2.老紅軍趙镕中將的回憶。他說：朱德“乃于1928年5月間，在井岡山一次討論游擊戰術時，而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一完整的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當即得到毛澤東的贊揚而經常引用。”【趙镕：《趙镕回憶錄》，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趙镕這段話講的很清楚：“十六字訣”是朱德于1928年5月的一次討論游擊戰術的會議上提出來的。他后來還針對“十六字訣”的發明者有了新的說法，特意說：“有人認為‘十六字訣’是毛主席創造的，其實是朱德創造的……朱總是從來不講他的貢獻的和他的優點、長處的，無論如何也不講。我就曾問過他，‘十六字訣’不是您提出來的嗎？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說‘只要對革命有利，誰提的都一樣’”【趙镕：《趙镕回憶錄》，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朱德做出這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答復，潛在的含義不言自明。明白人都會明了，朱德實際是認可趙镕這句肯定性的問話的。
3.朱德對趙镕沒有明說，那朱德有沒有明確的說過呢？說過的。
軍旅作家劉白羽在其所著《大海——記朱德同志》一書中寫到：“紅軍，由游擊隊整編為正規軍，朱德同志在這一建設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從井岡山時期，他發明了游擊戰術要領：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劉白羽在1941年之所以能寫出這本書（此書原為《朱德將軍傳》，未公開出版），肯定是詳細地采訪了朱德的結果。他是口碑很好的老作家，如果不是確切地知道“十六字訣”是朱總發明的話，是不會在書中這樣寫的。
能夠證明朱德的確親口說過的證據還有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在其所著《偉大的道路》里的這樣一些話：朱德把軍事戰術歸納為這樣幾個要點：（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這是朱德的隊伍上山以后共產黨立即召開會議做出的。朱將軍說，這是國民黨開始反革命以來共產黨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會議。會議回顧了革命歷史，制訂了長遠計劃，為革命戰爭確定了戰略戰術。【《史沫特萊文集》：《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7頁。】史沫特萊和劉白羽二人的記敘，不僅在內容上一模一樣，在時間上也相互一致，只不過地點的表述不同而已：一個說是“井岡山”，一個說是“隊伍上山后”。
史沫特萊不僅明說這些話是“朱將軍說”的，還在文中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朱毛會師不久，共產黨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會議。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會呢？當時紅四軍前委3個常委之一的龔楚對這個會議有詳細的回憶與記載。
4.襲楚的回憶。龔楚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記述，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和龔楚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澤東擔任了前委書記。陳毅、王爾琢、何挺穎為委員。當晚，前委召開紅四軍領導干部會議，3位常委都做了專題發言。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會議。【《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版。】龔楚回憶朱德在會議上說：“以少數兵力劣勢裝備和人數眾多優良的敵人作戰，要采用游擊戰術來配合運動戰。游擊戰術，他提出以下各點：（一）敵進我退；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二）敵退我進；打出其士氣，積小勝為大勝。（三）敵駐我擾：以疲憊敵人，造成對我有利之形勢。（四）敵疲我打；應即集中兵力，主動進攻，以殲滅敵人。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和闡述之后，會議便告結束。紅軍的戰略戰術，從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則。”【《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版。】龔楚的回憶不僅有時間、有地點、有會議名稱，還具體說出了“十六字訣”的內涵和會議對“十六字訣”的討論和評價。這是第四個有說服力、證明力強的證據。
從以上介紹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趙镕、朱德（通過劉白羽、史沫特萊轉述）和龔楚對“十六字訣”由誰提出的問題都做出了明確的回答，其說法都是有時間、有地點的，而且形成串證，足以采信。
1986年12月紀念朱德誕辰100周年時，聶榮臻元帥發表《忠誠革命貫平生，留得豐功萬古存》一文，文中寫到：“在井岡山時期，為了有效地對付敵人的‘進剿’和‘圍剿’，朱德同志通過實踐，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論，提出了有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當即得到毛主席贊譽而經常引用。”【聶榮臻：《忠誠革命貫平生，留得豐功萬世存》，《紅旗》，1986年第23期。】1986年時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個人迷信的堅冰已被打破，黨的許多領導人已經敢于公開的講真話，在評價中共黨史和黨的領袖的問題上可以更加實事求是了。作為朱德的老戰友，當時聶帥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是朱、毛、周逝世后所剩不多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之一，毫無疑問，他的這段講話具有蓋棺論定的意義。
朱德公開提出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標志著他的早期軍事思想正式形成。
（來源：《朱德與人民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