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經濟思想學習筆記

王向立

未被重視的真知灼見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朱德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訪問了羅、德、匈、捷、波、蘇、蒙七國。這期間，他對國際形勢和國內建設問題作了一次認真的思考。1956年4月25日，他給中共中央寫了關于這次訪問情況的報告。在報告中，他高瞻遠矚，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正確的判斷，并根據這個判斷，對國內建設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意見。這些真知灼見，不僅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它對我國的經濟建設還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對于國際形勢，朱德和我國當時盛行的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相反，認為是可以避免的。他在報告中說：“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有了明顯的緩和”，“關于戰爭可以防止的新結論，是完全切合實際情況的。”
朱德所以得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是根據下列兩點：一是國際上存在著和平力量和戰爭力量，和平力量的強大可以制止世界大戰的發生；二是蘇、美兩國都擁有核武器，核武器的殺傷力如此之大，以致“仗很難打起來”。
國際形勢是緊張還是緩和，世界戰爭會比較快地打起來還是有一個比較長的和平時期，這對我國建設應采取什么方針關系極大。朱德基于對上述國際形勢的判斷，在報告中對我國建設提出了兩項極為重要的意見。一項意見是：“我們能夠爭取到相當長時期的和平建設的條件。”“我認為需要考慮怎樣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產方面，同時把國防建設同和平生產結合起來的問題。”
朱德提出的這項意見，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問題。在和平的環境下，朱德是主張“經濟建設為主，國防建設為輔”的。他認為，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國防建設是經濟建設的保障。沒有鞏固的國防，就不能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但是，國防的鞏固歸根到底是建立在可靠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沒有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就不會有真正鞏固的國防。為了建立可靠的經濟基礎，朱德在報告中提出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軍隊的數量方面作必要的縮減，同時經常保持著廣大的動員基礎。”因為軍隊員額的縮減，可以減少軍費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資金用在經濟建設上面。“另一方面，在武器的生產方面，也要同和平的生產密切結合”，即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要很好地結合起來，使二者能夠在乎時為經濟建設服務，在戰時轉到為戰爭服務。由于兵工廠一般都廠房好、設備新、技術水平高、生產能力大，一旦同和平的生產結合，就可以生產很多民用品，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朱德在向中共中央提交上述報告以后的幾年間，多次到各地的兵工廠視察，看到這些廠往往由于生產任務不足，經常有大量的閑工，機器利用率很低，他說：“在和平時期，軍事工業如果不部分地轉到和平生產，工廠就沒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就會‘吃不飽’。同志們想一想，那樣一支優秀的技術隊伍，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新的工廠不能開足馬力，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用到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去，是多么可惜呀!”他深感解決這問題的緊迫性。在1957年3月19日和4月18日，他先后兩次報告中共中央，指出：“兵工廠轉民用生產或兵工生產與民用生產相結合的問題，這是遲早非解決不可，要轉還是早轉好。”“這個問題要及早解決，否則損失更大。”直到1973年，即他已是87歲高齡的時候，他仍然關懷著這件事。4月13日，他視察北京內燃機總廠柴油機車間，對廠黨委負責人說：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應把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結合起來，有條件的話，多生產些民用產品。
在1956年4月25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朱德提出的另一項重要意見是：“現在世界上正處在工業技術革新中，必須運用世界最新的科技的成就，提高技術，對此我們必須十分重視。”
朱德多次談到運用新的科技成就的重要性。例如他說軍火裝備不宜大量生產，積壓過多，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很快的，舊的東西不斷為新的東西所代替更換，重要的是“在完成一定的生產任務下，保證掌握技術和不斷提高技術水平”。關于工礦企業，他主張對世界上的新技術，盡可能馬上抓來，舊的也要革新。他指出“現在農業增產的最主要的關鍵是改良技術”。他強調“當前的問題，是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掌握起來。”
朱德如此重視掌握和運用新的科學技術，這是因為當今正處在新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我國是在比較貧窮、技術比較落后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只有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才能提高生產力，比較迅速地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最新的科技成就掌握和運用得越多，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也就改變得越快。
為了掌握新的科學技術，朱德一方面要求我國的科技人員認真學習，努力提高水平；另一方面，提出可以多請外國專家來我國工作，并購買一些外國先進的而又是我國迫切需要的生產技術專利。他要求各級負責同志尊重知識分子，指出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技術的知識分子是國家寶貴的財富。他指出我國的技術人員這樣少，這樣缺乏，假如再使用不當，不能讓他們很好地工作，這對我國的建設事業將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同時，他強調科學技術人員要同生產實踐相結合，說：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工人來敲你們的門，農民也來敲你們的門，都來向你們要東西，你們要努力呵!”
十分可惜，朱德當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他對國內建設問題提出的兩項意見，沒有得到重視。今天，我們回顧三十多年前他的這些主張，深深感到他的英明和富有遠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對他的崇敬與懷念的心情是與日俱增、經久不衰的。
發展商品生產和擴大商品流通
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建國以前，我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很大的比重，建國以后，本應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以加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程。然而，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影響，人們常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認為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因而把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也當作“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反對和遏制。盡管如此，還是有些人從我國的具體情況出發，主張發展商品經濟，搞好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朱德是其中之一。
早在1957年，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國家需要大量建設基金，朱德就提出：“要依靠工農業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擴大來開辟財源”。因為國家積累的大部分資金是工農業等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創造的，而這些部門創造的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中實現，才能成為國家的積累資金。發展生產和擴大流通就可以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取得財源。“大躍進”期間，陳伯達大肆叫囂廢除商品，朱德反對這個觀點。他于1960年4月2日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2年，我國農業的多種經營和副業生產被限制過死，在流通領域方面，城市由國營商店獨家經營，農村則由供銷合作社獨家買賣，集市貿易基本上處于關閉狀態，以致商業蕭條，人民生活極感不便。為扭轉這種局面，朱德于9月6日致函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等，提出“應在統一領導下，把市場搞活一些，以便促進生產和流通”。
為發展商品生產和流通，朱德提出過很多重要意見。這些意見切中要害，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必須迅速打破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封鎖。
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脫胎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的關卡制度在很多地方還遠遠沒有消除。1961年5月9日，朱德在視察四川、陜西、河南三省之后，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現在縣與縣、公社與公社之間仍進行經濟封鎖，不讓物資互相交流。這個限制必須迅速打破。”
各地區之間進行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危害是明顯的，它從各自的狹隘的地方利益出發，限制外地優質商品流入本地市場，美其名曰“保護”地方工業，實則是保護落后，使本地產品不求進取，不要求技術進步。朱德關于打破各地區經濟封鎖的意見，就是要使商品能夠四通八達，貨暢其流，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
二、應逐步使工農產品的價格合理化。
多年以來，我國的價格體系，由于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再加上歷史的原因，存在著相當紊亂的現象，不少商品的價格很不合理，這對商品生產和流通產生不利的影響。工農產品剪刀差過大就是商品價格不合理的主要表現之一。農產品收購價格偏低，必然影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要大大地發展我國的農業生產，是不可想象的。
怎樣才能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呢？朱德說：對工農產品，“農民對國家的希望是等價交換”。“目前由于產品不足，完全做到等價交換有困難，只求剪刀差逐次縮短靠攏，但從長遠來說，應根據價值規律，在基本穩定的局勢下，逐步縮小不合理的差距，逐步使價格走向合理化。當前應注意價格中可能產生更加擴大差距的現象。以后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解決糧價倒掛、糧棉差價和工業虧損等問題，建立各種價格的合理的比例關系。”他還主張“農產品的價格不能固定不變”。
在關于農產品價格的論述中，朱德談論得最多的是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問題。他經常到各地視察，發現對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一般都偏低。他多次向有關領導和中共中央提出改進意見。1956年12月13日，他對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哲人說：四川的蠶絲和茶葉應提價，這樣東西就會多起來。1963年4月13日，他對四川省委書記兼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說：豬肉價要合理，不能壓農民。1957年他在視察湖北、廣西和海南島后，1月15日和20日先后兩次在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電報中說：在發展土特產中有幾個問題要解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收價低”，“對山區土特產的收購價格偏低，且壓級壓價”，“極不合理”。1963年他視察四川、陜西、河南三省后，5月30日在給毛澤東等的報告中說，有些藥材的收購價格和柴火一樣，這非常不利于生產。他主張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特別對山區的山貨藥材、土特產，收購價格更應合理，否則無利可圖，就沒有人去做這個買賣了，這只會使貨棄于地，對山區人民和城鄉居民都是個損失。
三、發展商品流通要利用多種渠道。
為使商品生產得以發展和商品流通能夠通暢，必須利用多種流通渠道。朱德主張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商品流通主要渠道的國營經濟。但他談論得更多的則是集體商業。他多次說過，真正與人民群眾接近的還是供銷社，供銷合作社要成為國家和農民之間的橋梁，成為國家在農村的經濟堡壘之一。對個體經濟，他主張充分加以利用。因為有些地方交通不便，對土特產品的收購和對農民日常用品的銷售是國營商業和供銷社力所不及的，需要小商小販去經營。他還提出小商小販可以長途販運。1961年5月9日，他在視察四川、陜西、河南、河北四省之后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國家規定‘不許遠途販運’，這一條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因為許多肩挑小販對物資交流、互通有無方面有很大作用。如西安市需要砂鍋，要經過小商小販從秦嶺以南的雒南縣挑來。他們既是‘販’，又是‘運’，如果不許‘遠途販運’，則砂鍋這條來路實際上就斷了。”他還重視城鄉的集市貿易。他認為，“自由市場是農民的需要”，很熱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農民很高興。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都限制甚至禁止自由市場的開設，朱德反對這個做法，說應該加強組織領導，“不可硬反，人民群眾需要的東西反對不得”。
四、發展商品流通要辦好交通運輸事業。
便利的交通運輸是使商品流通能夠通暢的必要條件。朱德關懷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早在1950年，他就說過，“中國經濟上最大的困難是運輸問題，許多地方出產豐富，但是運不出來”，“必須在發展貿易中發展運輸事業”。他提出“要特別注意發展鐵路和輪船”，認為這些事業“比較落后，不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他重視內河的運輸，提出要整理運河和港灣，以便利航運。批評“有些地方把河運管得太死，不許老百姓的木船走，不許木排上帶東西等等”，認為這“對物資交流很不利”。1963年他在視察四川后于5月13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四川有大小幾百條河流，水運直達上海。過去木船運輸頻繁，現在除了交通公司所有少數木船外，公社木船不從事物資交流的短途運輸了”，強調要恢復和發展河運。他關心全國的公路建設事業，特別是山區的公路建設。他認為解決山區人民生活的貧困，單靠農業貸款和民政部門的救濟是很不夠的，必須發展山區的交通事業，把山區的物資運出來，同時把山區人民需要的東西運進去，這樣既能活躍山區的經濟，又能部分地解決國內某些工業生產原料的供應和城鎮人民對土特產品等的需求。他還主張在偏僻地區利用騾馬運輸。1962年6月20日，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云南和川西一帶，由于交通不便，過去主要靠‘馬幫’來運輸，今后若干年內，這種‘馬幫’運輸仍然是不可少的。”為了便于“馬幫”的運輸，他提出在交通沿線設立騾馬店，以解決人和騾馬等牲畜的宿食問題。總之，在我國交通落后的情況下，他主張把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運輸工具都利用起來，使商品得以流通，促進我國經濟的繁榮。

要和世界市場打通關系
“對外貿易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工作，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建設，就需要進口機器裝備、鋼材和其他必要的物資，沒有這些物資，國家建設就有困難。對外貿易工作也是體現我國的維護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環節之一。維護世界和平是個很重大的任務，發展貿易可以促成持久和平的實現，而持久和平實現了，貿易一定能更加發展。”
這是朱德關于我國開展對外貿易工作的重要意義談的幾句話。他是非常關心這個工作的。他說過，“我這個人就是想多搞點對外貿易”。他經常到外地視察，每到一處，幾乎都對當地負責同志談到要多搞點出口物資。不僅如此，他有時甚至是為了著重了解對外貿易問題和尋找對外貿易的資源而離京到外地去的，例如1957年他到云南、廣西、廣東和海南島就是這樣。
早在建國以前，朱德就提出了發展對外貿易問題。1949年4月21日，他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講話時說，我們要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也要同日本、美國等國做生意。但1950年美國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這使我國的對外貿易不能不“一邊倒”，絕大部分轉向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即使如此，在1956年，他就預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將來還是要同我國做生意的，提出“我們應有所準備”。后來事情的發展果然象他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做生意的逐漸多起來了。在1961年，他指出今后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要增加。
但是，當時對于對外貿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識清楚了的。1956年，我們黨提出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有人就產生關起門來建設、一切都要由自己制造的思想。朱德對此多次提出批評。他說：“我們不要關起門來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只強調自己制造，不要進口，這不是先進思想，而是保守思想”。1958年1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說：要打破以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應當實行閉關自守，單純地追求各個方面都要在一國范圍內做到自給自足的錯誤思想。他還進一步指出：“民族閉關自守，民族孤立發展經濟的思想，是違反早在資本主義時代就已經開始的經濟生活國際化的客觀規律的。”1962年，他針對一些人閉關自守的思想仍未得到解決，又一次強調：“大門是關不住的，總要和世界市場打通關系。”
由于客觀上受國際條件的限制和主觀上受相當一部分人閉關自守思想的影響，建國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對外貿易的領域是狹窄的，規模也沒有達到可能的程度。這些主張閉關自守的人，嚴重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針，把自力更生和發展對外貿易對立起來。他們不了解，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不斷發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社會分工越來越復雜，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經濟之外，都必須發展對外貿易，以促進本國的經濟建設。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經濟長期落后，要使國家富強起來，就更加需要擴大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如果一切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和設備，都靠自己摸索，關門奮斗，結果不但不會取得成功，反而必然與國際上的先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只有進行對外貿易，賣出自己的產品，再從外國買回自己不能生產、生產不足或生產不合算的產品，一方面彌補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促進出口產品的生產，這才能發展我國的生產力，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朱德說過，自力更生不是說樣樣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國家在乎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進行貿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把國內外的有利條件都利用起來，才能加快我國建設的步伐。他多次提出要正確理解自力更生與發展對外貿易的關系，不要因為強調自力更生而忽視發展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的中心問題是出口和進口。在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人片面強調自力更生，主張樣樣都要自己制造的情況下，朱德明確地提出要“爭取多出口，多進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進。”他指出，在對外貿易中“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以進養出’和‘以出帶進’這兩條”。所謂“以進養出”，就是說，以進口扶植出口，即把外國進口的物資和引進的先進技術很好地加以利用，制成優質產品，然后出口賣到外國去。這樣做，就能促進我國出口商品的發展。他還主張進口一些原料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口。他曾經舉例說，從國外進口些亞麻、棉紗等，加工后再賣出去，賣工夫錢也有好處。他還提到上海是一個生產門類比較齊全、物質基礎比較好和技術力量比較強的工業基地，但它單靠國內供應原料就“吃不飽”，不能充分發揮這個基地的生產能力，要從國外多進口原料才能讓它“吃飽”。
所謂“以出帶進”，就是說，以出口帶動進口，即把我國的產品銷售出去，換回外匯，以便引進必需的物資和先進技術。朱德重視鋼材、機器設備、精密儀器等必需物資的引進，認為沒有這些東西，我國的建設就會有困難。他還注意引進技術，認為凡是我國迫切需要的生產技術專利，都應該買回來，使我國在建設中少走彎路。為了學到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他主張多請一些外國專家來我國工作。
在出口和進口的關系問題上，出口是關鍵，是第一位的。出口創匯是國家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擴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如果沒有強大的出口作后盾，各項進口就很難保證。為了多出口，就必須有比較充足的貨源。朱德對我國出口的貨源是非常關心的。建國初期，我國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他到各地視察時，凡是能對外出口的東西，諸如茶葉、水果、烤煙、藥材、桐油、豬鬃、蠶絲、羽毛等等，他都強調要多生產和搜集。以后我國的礦產品、輕工業品、手工業品和工藝美術品等出口的比重逐漸上升，他對煤炭、有色金屬、錫、石棉、云母、棉織品、針織品、服裝、綢緞、刺繡、地毯、景泰藍、竹器等的生產都給予了很大的關注。隨著我國工業的發展，他提出要有計劃地組織某些工業品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機器和成套設備。此外，他還主張“建筑公司也可以出口”，搞勞務輸出。
怎樣才能使我國的出口商品為外國購買者所歡迎，在國際市場上站得住腳呢？朱德提出，出口商品必須：(一)保證質量，經過嚴格的檢查，合格的才能出口。 (二)規格要根據顧客的要求。絕不能按我們的主觀想法去安排，以為我們造什么，人家就喜歡什么。 (三)包裝要好。要照顧顧客的要求和習慣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為使我國能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工作，朱德提出下列幾種政策性的意見：(一)改進外貿體制。上面不要統的過多，要下放一些管理職權，可以把一部分出口任務包給地方，并改進外匯分成辦法，充分發揮地方經營出口的積極性。為減少經營管理環節，可以允許產地基層單位同外貿系統掛鉤。(二)外貿部設立一個專門研究對外貿易的機構。這個機構負責對國際貿易問題和國外市場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搜集經濟和技術情報，使對外出口和國內生產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三)要有一些搞商品出口的專家。這些人要懂業務，要政治思想強又懂得世界經濟。 (四)要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出口陣地。港、澳是自由港，在那里各國商品的交易頻繁，我國可以通過這兩個跳板把商品轉口到世界各地。他還認為，海南島既鄰近港、澳，島上又礦產豐富，水產品和經濟作物種類繁多，水路交通四通八達，許多港口可以建設成商港，是我國一個很好的出口基地，應積極組織力量從速進行開發工作。對這樣一個“寶島”，“即使多下點本錢，也是值得的”。
對我國的對外貿易工作，朱德曾要求“爭取多出口，多進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進”，這在他生前沒有做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我們相信，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朱德的這個期望將會得到實現，我國在世界市場上將占有重要的地位。
要讓農民富裕起來
“要讓農民富裕起來”，這是朱德一貫的主張。早在建國之前，1948年6月2日，在給冀中軍區司令員孫毅、中共冀中區黨委書記林鐵等的信中，在談到生產問題時，他就指出：應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產才能往上漲。以后一直往上漲，才是興旺的新中國。而他強調這個問題則是在1958年全國農村興起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幾年。
對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朱德是贊成的，并為它作過宣傳。可是，隨著運動的猛烈開展，農村刮起“共產風”，他到河南、廣東、湖南、吉林、遼寧等省調查了解，接觸到的現實使他深深感到不安。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公社所有制。貧隊富隊收入拉平。抹煞社員貢獻大小的差別，采用供給制的平均主義分配方法。社員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無償調用，他們的家禽家畜集中起來歸食堂飼養，自留地被沒收作食堂的菜地。農民被“共產”了，窮了。
當時有一種說法，說農民窮有窮的好處。他們認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已不是遙遠的事情。如果農民富了，他們就會發展資本主義，不如趁窮之勢實行過渡，這可能有利些，不然就會增加阻力，難于過渡。
朱德反對這種說法和人民公社的這種做法。他是主張農民富裕的。他認為，生產資料絕大部分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怕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多余的顧慮。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1959年7月6日，他在廬山會議中南組會上發言，說：“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同月8日，他又和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談到這個問題，說：“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當讓他們富。”到1962年，我國的國民經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9月25日，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滿懷信心地說：“農民以后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在這時，關于農民致富的問題，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上仍有疑慮，他又作了解釋，說：“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那能建成社會主義？”
朱德主張讓農民富裕，道理很明白。農村人口占全國80%，農民不富，就是全國絕大多數人不富，整個國家不富。農民口袋里缺錢，很多工業品買不起，這樣工業品就打不開銷路，工業要大發展就不可能，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更無從談起。反之，農民富了，有了錢，他們會拿出一部分用在衣、食、住、行方面，改善生活；一部分用來購買機器等生產資料，進行擴大再生產；又一部分放在發展教育、醫療以及文娛活動等事業上，以提高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朱德說過：農民富裕了，才有力量進行交通、文化和衛生事業的建設。有錢買機器，就可以加速發展農業機械化。
農民怎樣才能富裕？朱德曾經說過：“社會主義是建筑在勞動基礎之上的。只有勞動，才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和人民生活富裕的源泉”。農民要富裕，正當的途徑，當然只有依靠自身的辛勤勞動。而在農業生產中，根據中國的特點，他提出除生產米糧外，要注意搞多種經營。或者說，要使糧食生產、經濟作物和副業三者多樣性地結合起來。他說，要多發展經濟作物，農民才能富裕。要多搞副業生產，副業發展了，社員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就提高了。他指出很多地方都有土特產品、山貨藥材。各地都可以根據各自的氣候和土壤條件，種植適宜的經濟作物，例如海南島種咖啡、可可、橡膠、椰子，四川種竹、木、籐、棕，新疆種棉花，內蒙和東北種糖蘿卜，井岡山地區種竹子，太行山區種核桃，沙土地種花生，水邊種葦子。副業的門類很多：畜牧業可以養雞、鴨、鵝、兔、豬、牛、羊；輕工業可以釀酒、榨油、磨粉；手工業可以用箬葉編草帽、用毛竹造竹器；有些礦產還可以有組織地去開采，等等。這些東西都是群眾需要的，有的還是工業原料、出口物資，同時又是值錢的，賣了出去，農民可以增加收入。
農民的經濟收入，不外兩個來源：一是從參加集體生產中分得的部分，一是參加集體生產以外的個人(連同他的家庭成員)勞動所得。朱德在重視農民積極參加集體生產的同時，對農民個人的勞動給予密切的關注。他認為很多副業是要集體和家庭并舉才有利于生產的，如種茶樹和養豬；有些是公養和私養并重，而以私為主，如養蠶。他還認為，農民在參加集體生產之余，還有相當多的時間可以從事生產，家庭的輔助勞力可以搞自留地，養雞、鴨、鵝、蠶等。1963年5月13日，他在視察四川、陜西、河南三省后致函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說：“現在農村除抓糧食生產外，領導上必須大抓副業生產。”“應當十分注意發展集體和社員家庭副業生產，否則不僅浪費了勞動力，而且對于集體經濟的鞏固也是不利的。”因此“應當發動生產隊積極組織多種副業經營，并且應當允許社員搞”。特別是，在“以糧為綱”的思想指導下，生產隊單純抓糧食，要是不讓社員搞副業，社員的生活就會發生很大的困難。他說過：“農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他對過多地限制家庭副業很不滿意，說：“限制家庭副業，搞死了，要解除禁令!”
朱德尊重農民的勞動所得。人民公社化運動刮起的“共產風”，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在1959年舉行的廬山會議前期，不論在會上發言還是會前會后和各地負責人個別談話，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了很多意見，其中有兩點他是很強調的：一是針對社員的房屋、家具、衣被等被無償調用，指出這違反了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的原則。他說生活資料不歸私有，不歸個人支配，群眾生產就沒有搞頭，反之就有積極性；一是針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混亂情況，指出要承認農民的私人所有制。7月23日，他在廬山會議第一小組上發言，說所有制問題是個“大事情”。“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還有一種私人所有制。沒有私人所有制不行。”他說保留一點私有制，農民才有積極性，才愿意多生產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否則他就不搞。
朱德主張農民共同富裕。要達到這個目的，他不認為采取貧富拉平、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齊步走的辦法是正確的。上述他主張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和生產資料的農民私人所有制就明顯地說明這一點。由于每個家庭勞動力的多與少和強與弱的不同，耕作的技術水平各異，各家的收入多寡有區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說，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各自生活。那么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負責，誰能負責？至于因此可能產生個別或少數貧困戶，那只能采取另外的辦法來加以解決。
誠然，朱德當時未能提出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主張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農民搞各種農副業專業戶，搞商業、工業、服務業等，這是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主觀認識的局限，是不能苛求的。而在有人主張讓農民致窮的時候，他提出要致富；在有人企圖早日消滅生產資料的農民私人所有制的時候，他主張保留；在種自留地、搞農業多種經營和副業生產長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私有制殘余”加以批判和遏制的時候，他卻反復提倡——所有這些，充分顯示了朱德勇于堅持真理的精神。歷史證明，他對農村的經濟情況和農民的愿望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來源：《黨的文獻》1989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