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朱德宣傳戰思想探析

朱之江

[摘要]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文化和宣傳領域成為我們黨和軍隊與敵偽頑進行斗爭的重要戰場。朱德就如何開展宣傳戰提出許多重要思想，主要包括加強宣傳斗爭的統一領導、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充分發揮真理的力量、積極運用藝術的魅力、加強宣傳斗爭與軍事斗爭、統戰工作相互配合，等等。朱德宣傳戰思想具有軍事色彩濃郁、科學精神鮮明、務實風格突出等特點，在指導廣大軍民打贏抗日戰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因其濃厚的軍事色彩，也成為指導和推動我軍宣傳工作發展的重要思想。

[關鍵詞]朱德；抗日戰爭；宣傳戰；文化侵略；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不僅在戰場上創造著奇跡，而且在文化和宣傳領域也贏得了輝煌。朱德雖戎馬倥傯，但從未忽視宣傳戰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

一、朱德宣傳戰思想的背景緣起

1940年3月，朱德在華北八路軍前方總部指揮作戰期間，野戰政治部下發《關于1940年部隊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主動的與敵寇展開宣傳戰，粉碎敵寇‘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詭計”的要求。【參見總政治部辦公廳編《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5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頁。】同年6月20日，朱德在延安干部會議上就華北抗戰作總結報告，闡述了敵我在宣傳教育文化方面的斗爭情況，提出要“粉碎敵人一切愚民的復古運動，使廣大群眾認識真理，堅持抗日的斗爭”【《朱德軍事文選》，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頁。】。7月24日，他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又作了題為《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的報告，開篇就明確提出宣傳戰問題，并進行專題闡述。朱德強調宣傳戰問題，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

一是日偽毒化奴化宣傳手法不斷翻新，宣傳攻勢不斷強化。侵華戰爭中，日寇十分重視宣傳戰，尤其軍事上速亡中國的破產、開始奉行政治進攻為主的方針后，更是把宣傳戰提到與武力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華北，日寇先設有“宣撫班”，當占領一個地方之后，由其負責“以演說、唱歌、演劇以至散傳單、辦報紙等手法，宣傳‘日華提攜’、‘共同防共’，來論證日本侵華的合理性”；接著又借鑒偽滿經驗，仿照協合會的辦法，建立具有“中國色彩”的組織——“新民會”，鼓噪“剿共滅黨”及所謂的“新民精神”、“東方文化道德”等。【參見北京市檔案館編《日偽北京新民會》，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頁。】1939年初，華北日寇開始“治安肅正建設”，強調“不要滿足于一時的宣撫，重點在于永遠獲得民眾”，要“訓練青少年，恢復學校教育。同時，密切軍隊與民眾的關系，而把握民心”。【參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中譯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頁。】1940年初，日寇又將宣撫班并入新民會，改組新民會強化其“中國機構”的形象，“對新民會的人員，盡量少安排日本人，而多用有才能的中國人”，強調“采用最容易掌握人心的指導原則，開展與民眾生活密切關聯的各種活動”【參見《華北治安戰》（中譯本），第194頁。】，明確將首要目標定為“確立新民主義理論，決定對共產主義、修正的三民主義的對策等”【參見《華北治安戰》（中譯本），第262頁。】，不斷增強毒化和奴化宣傳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對此，朱德強調指出：“敵寇在華北的陰謀，也隨著對全國政治進攻的加強而更形毒辣了。”【《朱德軍事文選》，第393頁。】

二是國民黨大肆散布反共輿論，宣傳壟斷力度不斷加大。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發動反共政治攻勢。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以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新方針，加大有關宣傳壟斷政策的落實。【參見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頁。】1940年7月初，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醞釀第二次反共高潮，進一步提高輿論宣傳的地位，提出“本黨書刊報紙之大量發行，乃為目前最迫切之要求”，強調“今后本黨書刊報紙之推銷，宜更力求價廉而普遍，而中央與地方所有書報審檢機構之應絕對統制，服從黨的命令，尤為無可旁貸職責”，否則“邪說謬論自必乘隙而入，更形披猖”。【參見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631頁。】對于國民黨采取的這些反共排共宣傳政策，朱德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根源在于國民黨“害怕強大的日寇和為日寇的誘降政策所迷醉”，“害怕群眾，為自私自利的利益所迷醉”進而“企圖中止抗戰，要投降”。【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397頁。】

三是我黨我軍反敵偽頑宣傳滯后于斗爭形勢的發展。抗戰爆發后，我黨我軍積極開展抗戰宣傳鼓動，但舊有的宣傳工作方法，并不完全適應抗戰形勢的變化，亟待改進。1939年4月，時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強調：“目前必須嚴重地提出對偽軍與淪陷區域民眾的宣傳工作問題。”【《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同年10月，《八路軍兩年來敵軍政治工作的總結》指出：武漢陷落后，對于研究敵軍占領區的一切欺騙民眾的口號與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各種亡華政策與陰謀，及其具體施行的手段與方法，“我們雖早已注意，但卻不夠得很，特別是前線的工作同志，還未把它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總政治部編《敵軍工作史料》第2冊，1987年內部發行版，第84頁。】1940年10月，中宣部指出：“黨內還存在有‘重組織輕宣傳’的傾向”、“宣傳部門工作中表現相當嚴重的片面性，如對于國民教育及文化活動的忽視，如對于敵偽奴化政策的茫然，如對于各黨、各派，政治動向及宣傳政策的缺少注意與研究等等”。【《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頁。】對于這一點，朱德在《華北抗戰的總結》一文中分析認為：“我們堅持宣傳和執行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來粉碎敵人一切愚民的復古運動，使廣大群眾認識真理，堅持抗日的斗爭。但必須承認，這方面我們做的不夠。”【《朱德軍事文選》，第396頁。】

　　二、朱德宣傳戰思想的主要內容

朱德使用“宣傳戰”概念并明確提出要“在文化運動和宣傳戰中戰勝日本”，是在1940年的《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中。【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408頁。】但有關宣傳戰思想，早在1938年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中就有闡述。同時，朱德經常代表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出席重要活動，發表重要言論，他的宣傳實踐也蘊含著豐富的宣傳戰思想。

1、加強統一領導，有效應對宣傳斗爭。抗戰中，敵我友關系復雜，斗爭十分講究策略，而各地黨的宣傳工作又經常處于相對獨立的斗爭環境中，容易在斗爭中出現各自為政的傾向。因此，要正確地宣傳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形成強大的整體戰斗力，黨對宣傳工作就必須加強領導，確保領導的統一性。對此，朱德多次予以強調。1941年5月，朱德與毛澤東、王稼祥等針對皖南事變后的統一宣傳問題，指出：“在此時局動蕩之秋，我黨宣傳必須統一于中央的宣傳政策之下”，“不得隨便發表意見，顯示我黨的不統一與分歧”。【《葉劍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頁。】朱德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抗戰以來，他經常對外發表通電、宣言和講話，但每次都嚴格遵循中央的政策方針，極為慎重，堪稱典范。加強宣傳工作統一領導，不僅僅是組織上實現黨的領導，嚴格遵守黨的宣傳紀律，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同黨保持一致，能夠準確把握黨的方針政策的精髓。對此，朱德認為僅僅依靠宣傳部門是難以做到的。1942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解放日報》的辦報方針，朱德特別強調：報紙內容的革命，光靠報館困難，要各部委負責，如軍事消息要葉劍英負責。各部委有些指示要改變文字，便于報紙向黨外宣傳。【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3頁。】

2、廣泛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開展宣傳斗爭。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這是朱德指導中國革命一貫主張的原則。他在總結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時指出：革命運動成功與否，都是要看能不能實行兩條原則，“一是堅持統一戰線、二是依靠民眾”。【《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14頁。】“我們一切力量都出于群眾身上，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我們的本事就只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37頁。】朱德把這一原則運用于宣傳戰，廣泛地啟發民智、動員群眾參與宣傳戰。特別是在淪陷區和國統區，政治環境惡劣，反共宣傳肆虐，普通宣傳方法難以奏效，要開展宣傳斗爭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朱德談及游擊隊政治工作的意義時，反復強調：“游擊隊應該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武裝宣傳隊，組織和行動者。”【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抗敵救亡出版社1938年版，第28頁。】他總結華北宣傳戰經驗時，肯定了“首先經過部隊的宣傳部門，并取得抗日政權和群眾團體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報紙、書籍和相當多的宣傳品，在部隊中還發動每一個戰士進行宣傳工作”【《朱德軍事文選》，第405頁。】這一基本做法。他還極力主張“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日之自由”【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38頁。】。

3、尊重事實，充分依靠真理的力量。武斷、夸大、掩飾、造謠、挑撥，是反動宣傳慣用的伎倆，但在客觀事實面前，這些伎倆又是難以得逞的。我們黨的宣傳工作的最大優勢就在于內容的真實性，這種優勢是我們贏得宣傳戰的根本所在。1940年，朱德在《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中，特別強調尊重事實、講求真理的重要性，指出：“雖然我們因技術和各種條件的限制，在宣傳手段上遠不及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我們擁有真理，同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使群眾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認識到我們正確，所以群眾是擁護我們的。”【《朱德軍事文選》，第405頁。】同年，朱德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周年總結表彰大會上指出：“今天的頑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現實，對我們大肆攻擊，但全國廣大的人民群眾并不為他們所欺騙；相反的，共產黨人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正因為我們所講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觀現實的，是最真實的最正確的。”【《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71頁。】針對國民黨的誣蔑之辭、惡意謊言，朱德善用事實加以反擊。1940年駁斥陳誠等發表的污蔑“八路軍游而不擊”【《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32頁。】的言論，1943年駁斥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次長劉斐所謂八路軍山東部隊在敵“掃蕩”時困逼國民黨軍的論調【《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34頁。】等，都是朱德運用事實揭穿謊言的經典事例。他極力反對在宣傳上弄虛作假，認為哪怕僅僅只是數字的夸大，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1944年，他與毛澤東共同致電八路軍總部：“我軍公布戰績的數字一律不準擴大，均發表實數。”【《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57頁。】

4、重視藝術，打造宣傳斗爭的利器。在強調尊重事實、講求真理的同時，朱德也充分肯定運用藝術加強宣傳工作的必要性。在《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中，他明確指出：“如果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更好，同藝術工作結合得更密切，則我們的成績將更大。”【《朱德軍事文選》，第405頁。】針對日寇總是“盡量利用藝術”并“特別注意到中國形式”的藝術進行宣傳，朱德強調了藝術的“大眾化和通俗化”問題，認為：不能因“俗氣而擯棄”藝術的大眾化和通俗化，畢竟“我們的藝術作品不是給少數人看的，而是給中國廣大民眾和軍隊看的”，既然敵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們也“應當使它成為我們手中的武器”。【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406頁。】朱德利用出席文藝界各種抗敵集會的機會，一再呼吁：“文藝工作者拿起筆桿子作戰，抨擊投降妥協的言論，揭露日寇漢奸的陰謀，為保衛中國文化而戰。”【《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19頁。】他非常強調藝術工作者的時代責任，認為：“在階級社會里，藝術是為一定階級服務的，絕對不能超然”；“一個好的藝術家，應當同時是一個政治家”。他堅信，經歷偉大的抗日戰爭，“在戰士中會產生卓越的藝術家，同時在藝術家中也會產生英勇的、偉大的戰士”【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407頁。】。

5、宣傳斗爭與軍事斗爭要密切配合。宣傳手段與軍事手段各有各的特點，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單純依靠任何一種手段，往往并不能取得最佳的斗爭效果。因此，朱德十分注重宣傳斗爭與軍事斗爭的密切配合。1940年6月，他與毛澤東等出席魯迅藝術文學院成立二周年紀念大會時，指出：“在前方，我們拿槍桿子的打得很熱鬧，你們拿筆桿子的打得雖然也熱鬧，但是還不夠……希望前后方的槍桿子筆桿子能密切地聯系起來。”【《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72頁。】同時，與反敵偽斗爭相比，反頑斗爭因更講究策略，往往更需要充分發揮宣傳手段的作用。對此，朱德在指導反頑軍事斗爭時就非常注意這一問題。1938年11月，針對鹿鐘麟在河北搞反共磨擦，他提出要“避免與鹿武力沖突。如他先向我開槍，則不放過機會，給以有力之打擊，隨即宣傳我系不得不自衛”，以陷其被動，并廣為宣傳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宣言、決議，使群眾了解我黨目前對時局、對友黨的基本立場。【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841、843頁。】1940年9月，針對蘇北頑軍的反共磨擦，他與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指出：“在目前時局下，我軍應完全處于防御地位，才有利于對外說話。因此你們應該集結兵力，整訓鼓動，準備堅決擊破韓德勤可能之進攻，但無論北面南面均不應由我發動進攻韓德勤。”【《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89頁。】皖南事變爆發后，朱德密切關注斗爭形勢變化，與毛澤東等指示部隊要加強對反共軍隊的宣傳工作，指出：“如你們宣傳工作做得好，可以動搖反共軍官心軍心，遲延其進攻速度”；明確要求：“宣傳工作弱的部隊，各首長應親自動手，親自檢查，務使措辭恰當，宣傳有力。擊破反共軍，十分之七靠宣傳。”【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030頁。】

6、注重通過統戰工作加強宣傳斗爭。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調動和團結了各種抗戰力量，朱德善于通過開展統戰工作，加強宣傳斗爭。例如，他敦促國民黨揭露日偽暴行，共同對付日偽毒化奴化宣傳。1938年6月，與彭德懷致電閻錫山、衛立煌、何應欽等，告以日軍在華北投放各種毒品和利用一心會、六離會、新民會等反動或敵對組織宣傳迷信、毒害群眾的情況，建議“通令吾軍嚴防日寇用各種毒藥滅我種族事”，提出要加緊政治工作，在部隊和群眾中揭破其毒害政策；舉行毒品展覽，嚴禁吸食；向全世界人士公布毒品進攻的罪行等。【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811頁。】1940年2月，致電蔣介石，通報日軍對晉冀豫、晉察冀及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采取燒光、殺光、搶光等滅絕戰手段進行殘酷“掃蕩”的罪惡行徑，呼吁將日軍的殘暴獸行廣為揭露，以勵國人而堅敵愾。【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41頁。】又如，利用國民黨抗戰的兩面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國民政府行政力量打擊反共反八路軍宣傳。針對張蔭梧部“召開民眾大會，公開進行反共反八路軍宣傳，聲言取消八路軍冀西縣政府，并派部隊包圍縣政府”，揚言“先打完共產黨、八路軍，然后再打日本”等反共言行，朱德多次與彭德懷致電蔣介石、徐永昌等要求“嚴令予以制止”、“速予制止”。【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05、908頁。】針對陳誠等污蔑“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言論，致電蔣介石等國民黨黨、政、軍領導人加以駁斥，并要求蔣介石派遣陳誠到華北視察八路軍抗戰真相。【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32頁。】“對誣蔑和主張取消共產黨、八路軍、陜甘寧邊區等毒害抗戰的言論”，借國民政府明令通緝汪精衛一事，發表談話，希望國民政府“應予批評和斗爭”【《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891頁。】。此外，他還廣泛團結愛國士紳增強宣傳戰的力量。1940年6月，在出席延安各界舉行的歡迎陳嘉庚等人的晚會上，朱德致詞說：我們過去已經為團結盡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極大的成績，現在更要求全國團結。希望你們回去以后，把這個精神傳達給海外的數千萬僑胞。【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72頁。】1941年2月，朱德與毛澤東通過廖承志致電陳嘉庚、柳亞子等，對他們“為全國團結抗戰仗義執言”，“表示敬佩與鼓勵”。【《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040頁。】

三、朱德宣傳戰思想的鮮明特點

朱德豐富的軍旅實踐，加之八路軍總指揮職責所系，使他的宣傳戰思想具有鮮明特點。

1、濃郁的軍事色彩。朱德對軍事題材的宣傳內容有著較高的關注度。抗戰期間，他發表了20多首詩詞，抒發愛國情懷，表達豪情壯志，謳歌抗戰勇士。這些詩詞軍事色彩很濃，絕大多數以戰地、將士為主題，如《太行春感》、《和李印泉先生〈“七七”三周年紀念贈抗戰將士〉原韻》、《抗戰五周年挽八路軍陣亡將士》等。詩詞屬于“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藝術，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和精神世界的展示。朱德強調：“一個馬列主義的藝術家應當是一個好的宣傳家”【《朱德軍事文選》，第406頁。】，這些詩詞無疑體現了朱德對軍事宣傳的重視。不僅如此，朱德還多次針對忽視軍事宣傳問題給予直接的批評。1940年6月，在魯迅藝術文學院舉行二周年紀念大會上，他特別強調：“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戰士們英勇犧牲于戰場，還不知他們姓張姓李，這是我們的罪過，而且也是你們文藝的罪過。”【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1937��1—1948��3）》，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頁。】以“罪過”這兩字來表達心中的遺憾，充分體現朱德對軍事宣傳的重視程度。皖南事變爆發后，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深刻反思，又一次指出：“八路軍抗戰是真打了的，我們真的抗戰，但過去宣傳不夠。”【《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038頁。】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針對有的作家不愿歌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他更是大聲反問：“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了國家民族流血犧牲，有功又有德，為什么不應該歌？為什么不應該頌？”【《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01—1102頁。】為了使藝術工作者提高宣傳軍事斗爭的意識和水平，朱德反復要求他們“應當是參加實際斗爭的戰士”，應該“參加實際斗爭，體驗生活”、“學習軍事”。【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407頁。】他還提出：希望延安的哲學家多到前線去，幫助和推動研究新哲學，寫出些通俗小叢書供前方需要。【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73頁。】

2、鮮明的科學精神。朱德崇尚科學，尊重客觀，認為：“馬列主義的本身，就是科學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觀、它的方法，當然也適用于一切科學”。【《朱德軍事文選》，第433頁。】他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辯證看待宣傳的作用，把圍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進行的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強調：“我們不但要把廣大的同胞喚醒起來，還要把他們組織得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盡他的能力做實際的工作，而不是光有一個意志。”【《朱德軍事文選》，第358頁。】進而他又將兩者一并納入抗日游擊戰爭的政治戰爭范疇，明確提出要“把抗日游擊戰爭要素的政治戰爭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吸收全體隊員不懈怠地來進行政治工作，使每個隊員都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者與組織者”。【《朱德軍事文選》，第352頁。】而政治戰爭這個概念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戰爭觀有關戰爭與政治關系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更為可貴的是，朱德還善于廣泛吸收其他科學知識，創造性地指導宣傳斗爭。其中，朱德在指導游擊隊如何實施宣傳工作時，大量地運用心理學知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明確提出：“宣傳是使我們民族革命之主張，深切打入民眾心理，而有了普遍深入的信仰力。”【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24頁。】政治宣傳工作是否有效，關鍵看“是否能打入民眾心理”【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3頁。】。作為宣傳的一種重要方法，口頭宣傳特別是在“分別談話”時：“須認清對方心理和背景，要使他發生興味，方有效力，否則，就會得著反感。”【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25頁。】他還運用心理學對武力宣傳、行動宣傳進行充分闡述，提出“威力宣傳”的概念，即“以武力宣傳我之正義，以誘導意志薄弱或不自覺之民眾，并以鎮壓反動者之企圖”，實質就是對“廣大農民普遍而深入的心理建設”【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3—4頁。】；提出“日常行動宣傳”的概念，即“深入群眾中，力求接近，以個人生活方式作有力之暗示，即所謂以身作則是也，故作此工作的人，務要充分表現個人人格”。【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26頁。】用心理學對宣傳方式方法進行創造性闡釋和把握，充分展示了朱德探索求真的精神。

3、突出的務實風格。朱德認為：“要想做成幾件事，只有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是八路軍的傳統方法。”【《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17頁。】抗戰期間，為了能廣泛動員文藝界，增強黨的宣傳戰力量，他不僅講道理，更注重把道理與實際結合起來講，主動與文藝界人士交朋友，與他們坦誠相待。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針對部分文藝工作者不同意革命作家也要來個思想轉變，不愿意深入工農群眾和艱苦斗爭生活，他以自己思想轉變為例，強調這種思想轉變實際“就是投降！我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產階級。我投降了無產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拼命做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02頁。】。這些實實在在的話對文藝工作者影響很大，何其芳回憶：當時“朱總司令這樣的革命領袖卻這樣赤裸裸地說他也是投降，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種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歡粉飾自己的心理”；“朱總司令的話的確給我以很大的認識與決心去甘愿向無產階級繳械。”【劉晴等：《朱德珍聞》（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頁。】朱德的務實風格在《抗敵的游擊戰術》一書中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比如有關游擊區內的宣傳方法，朱德概括為文字宣傳、圖影宣傳、口頭宣傳、行動宣傳。其中，集團談話只是口頭宣傳中的一種，但朱德卻不厭其煩地列舉了八條注意事項，涉及用詞、內容、動作、語速、時間、音量、語態、條理等，操作性極強。作為八路軍的總司令，把問題闡述得如此細微，其務實品格可見一斑。

四、朱德宣傳戰思想的歷史貢獻

抗戰時期是黨對宣傳斗爭及宣傳戰問題進行探索和認識的關鍵階段。朱德宣傳戰思想是這一發展階段的重要成果，對我黨我軍與敵偽頑進行斗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1、朱德較早使用、強調“宣傳戰”這一概念，使抗戰中的宣傳戰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自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宣傳工作，在土地革命時期把宣傳工作視為“紅軍第一個重大的工作”【《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頁。】，雖然也曾涉及革命宣傳與反革命宣傳的對抗攻守問題，但抗戰以前幾乎未使用過“宣傳戰”概念。這個概念是抗戰時期才在黨和軍隊內被逐漸提出，朱德在1940年7月的《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中首次使用“宣傳戰”。雖然他不是最早使用“宣傳戰”概念的，但在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層中，將“宣傳戰”置于顯著位置加以專題闡述，則是最早的。朱德對“宣傳戰”的使用和強調，具有很強的引領作用。隨后不久，中宣部下發了《關于反敵偽宣傳工作的指示》（1941年3月）和《關于展開對國民黨宣傳戰的指示》（1941年5月）兩個重要文件，就反敵偽和對國民黨的宣傳戰作了全面部署；中宣部制訂的綱領性文件《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1941年6月）明確提出：“只有在中央統一的宣傳政策之下，才能在現代的宣傳戰中，戰勝我們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第260頁。】1943年，中共西北局委員兼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寫了《關于宣傳戰與揭露》一文，對黨的宣傳戰理論作了較全面的理論闡述。黨的宣傳戰思想的發展是黨的宣傳工作理論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朱德對“宣傳戰”問題的強調，有力促進了黨將貫穿于政治、軍事、文化，甚至包括經濟方面的、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斗爭統一起來把握。

2、朱德對“宣傳戰”的重視，對打贏抗日游擊戰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朱德強調：“抗日游擊戰爭主要的是政治戰爭”，認為：日寇對政治要素的運用主要表現是宣傳“日本人口過剩”的侵略理論、收買漢奸挑撥離間，以華制華，講求所謂“恐日病”者提出“共存共榮”、“東亞和平”、“剿共滅黨”等口號。【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348—349頁。】朱德號召每個政治家、每個抗日軍人、每個有民族覺悟的炎黃子孫，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戰爭，就是要努力揭破敵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華民族以華制華的陰謀，努力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揭破”兩字可以說明政治戰爭的核心是思想對思想、理論對理論、政策對政策、口號對口號的較量，其首要環節是宣傳。這一點，可以從朱德對抗日游擊隊性質和作用闡述上得到印證。他認為：“游擊隊不單是起軍事上的作用，所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作用的，特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武裝進攻下，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游擊隊應該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武裝宣傳隊，組織和行動者。”【朱德、彭德懷：《抗敵的游擊戰術》，第28頁。】“抗日游擊隊是民眾抗日學校，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武裝宣傳者和組織者”，而且“抗日游擊隊為了自己生存與發展，就必須把自己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發動和團結廣大的民眾起來抗日，起來自衛”【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345頁。】；“抗日游擊隊的領導者，不簡單是軍事人才”，“要領導政治工作”，“手頭要寫，口頭要講，要抓住有關政治的事實給以正確的解釋，并作宣傳。所以他們也就是民眾的教師”。【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363頁。】簡言之，宣傳不僅是游擊隊的主要職責，也是游擊隊存在的重要方式和條件。簡言之，政治戰爭思想包含著豐富的宣傳戰思想，而政治戰爭思想又是朱德游擊戰爭思想的精髓。由此不難理解朱德宣傳戰思想對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指導意義。

3、朱德重視宣傳戰對加強軍事宣傳工作具有指導意義。1944年3月，總政宣傳部撰寫了《蘇聯的軍事宣傳與我們的軍事宣傳》，對我軍軍事宣傳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我們的軍事宣傳，遠落后于我們的軍事行動，軍事宣傳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重要地位”，“軍事宣傳的成果不佳，不僅表現在量的少，而且表現在質的低”。【《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頁。】而1944年我黨的宣傳工作從整體上對日偽對頑軍已確立了優勢，理論上業已走向成熟。【參見林之達：《中國共產黨宣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頁。】對軍事宣傳問題的關注和強調，形成了朱德宣傳戰思想突出的軍事色彩，而軍事宣傳在抗戰后期發展依然薄弱的狀況，恰恰凸顯了朱德宣傳戰思想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總政宣傳部在上述文章中，對如何改進軍事宣傳提出建議，如應該糾正“軍事干部只管拿槍打仗，不管拿筆宣傳”等錯誤觀點、實行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的結合等等。顯然，這些建議此前朱德都有闡述。可見，朱德宣傳戰思想在抗戰后期對加強軍事宣傳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朱德宣傳戰思想是他在抗戰斗爭實踐中，不斷總結宣傳斗爭經驗和規律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豐富了黨的政治宣傳工作理論，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今天軍隊政治工作作戰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寶貴經驗。

　　〔作者朱之江，南京政治學院副教授，江蘇南京210003〕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