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劉少奇 　

羅 雄

劉少奇在抗日戰爭中，先后擔任敵后各戰略大區領導職務，集黨、政、軍職責于一身，親自領導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華中抗日大本營和“皖南事變”后重組新四軍工作；在華北親自參與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爭取閻錫山、張治中、宋哲元、衛立煌等國民黨高級將領積極參加抗日，在華中成功實施新四軍東進戰略，親自組織指揮了江南、江北、津浦路東路西、半塔集、郭村、黃橋和鹽城保衛戰等戰役，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士氣，使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使八路軍、新四軍兩支抗日武裝形成合力；回延安后協助毛澤東領導和指揮全國抗日戰爭，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為我黨我軍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劉少奇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鞏固和發展了華北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后，他臨危受命領導重建新四軍，以燎原之勢發展壯大了華中抗日根據地，使新四軍成為繼八路軍之后又一支重要抗日武裝力量。1942年3月奉命返回延安，領導山東革命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工農群眾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的積極性，開創了山東抗日戰爭新局面，圓滿完成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重任。

在暴風驟雨的環境中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

盧溝橋事變后，身為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不負眾望擔當起中國共產黨領導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歷史重任。

團結進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以后，劉少奇1935年12月1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劉少奇任中央駐北方代表。劉少奇到達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后，遵照瓦窯堡會議精神，對組織華北地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進行了緊急動員和全面部署。他先后以陶尚行、呂文、KV等筆名在黨內外刊物上發表了《白區職工運動的綱領》等一系列理論文章，認真總結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經驗教訓，通過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極大地激發了群眾參軍參戰上前線的積極性。在開展黨內思想教育的同時，劉少奇還從組織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支持正確路線、熟悉北方黨組織情況的天津市委書記林楓和彭真調到北方局工作，還為一大批在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統治時期受到打擊、迫害的黨員干部予以平反。1936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北方局采取特殊時期的特殊策略，設法將王若飛、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61名黨的領導骨干從北平郊外國民黨草嵐子監獄營救出獄，以免遭侵略者的屠殺。經過努力，北方局黨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到1936年底，黨員數量已發展到5000多人，為建立華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組織保證。

隨著北方局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加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天津和整個北方地區得以貫徹落實，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在劉少奇的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還發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通過做深入細致的統戰工作，這些活動爭取到了閻錫山、宋哲元、張治中等國民黨將領的支持，對于團結愛國人士、壯大抗日武裝力量產生了積極作用。

調動積極因素成立山西犧盟會和抗日決死隊。由于日軍侵占天津，北方局機關由天津遷到太原。7月16日，劉少奇再次出任北方局書記，楊尚昆任副書記，朱瑞任軍事部長。劉少奇根據中央指示重新組建北方局，擔負起領導華北抗戰重任。北方局領導機關重建后，立即組織和動員民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1937年10月16日，中央向各抗日根據地印發了劉少奇編寫署名陶尚行的《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小冊子，為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指明了方向。劉少奇十分重視在華北地區建立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組織，他指示薄一波創建了山西犧牲同盟會和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這兩支隊伍在華北抗戰中屢建奇功。

組建抗日民主政權成立晉察冀邊區人民政府。日軍侵占太原后，劉少奇更加注重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以大刀闊斧的方式創建華北地區敵后抗日根據地。1937年11月16日，劉少奇指示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建立晉察冀邊區人民政府以加強黨對邊區抗日戰爭的領導。邊區政府管轄華北地區的熱河、察哈爾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東北部，綏遠省東部，遼寧省西部廣大地區，下轄108縣，約2500萬人，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民主政權的雛形，既領導抗日戰爭，又進行減租減息、土地革命運動，還頒布了婚姻條例，對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改革進行了嘗試。

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發展華中抗日大本營

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劉少奇在組織群眾建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同時，臨危受命去華中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后，他兼任政委與陳毅一道領導重建新四軍。

揮師東進擔任中原局書記。1938年11月23日，劉少奇化名胡服，離開延安來到河南竹溝擔任中原局書記，以此為據點發展抗日武裝和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指揮部，“確立我黨在中原長期抗戰中的鞏固地位與基礎”，使之成為武漢的屏障、西北的門戶、華北的后方、南北戰場的樞紐、全國抗戰最前線。

中原局在竹溝主辦了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源源不斷地向抗日前線輸送了軍政干部4000多人；還創辦了中原局印刷廠，《小消息報》《拂曉報》與“光明話劇團”“孩子劇團”“河南戰時教育工作團”等抗日宣傳文化單位。小小的竹溝鎮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樣生機勃勃、紅紅火火，贏得了“小延安”的美稱。

1939年9月，黨中央調徐海東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任副總指揮兼四支隊司令員，以國民革命軍少將身份護送劉少奇從延安返回竹溝。劉少奇則化裝成為徐海東的秘書，他交代徐海東：“在這種條件下工作，必須機智，要跟演戲一樣，越像越好。”后來徐海東回憶說：“那些天，我白天當首長，晚上就是小學生了。”

1939年11月4日，劉少奇隨同中原局機關干部到達新四軍第六支隊駐地皖北渦陽縣新興集檢閱部隊，向支隊司令員彭雪楓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傳達了中央關于“發展華中”的戰略意圖，作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重要講話，還就創建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做了周密安排。12月初劉少奇離開新興集，經潁陽、正陽關到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皖東定遠藕塘地區，與張云逸、鄧子恢、鄭位三會合，提出了在皖東全境、江蘇西部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抗日武裝的主張。12月中旬劉少奇在皖東定遠瓦屋薛村召開了第一次中原局會議，代表中央宣布增補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總指揮張云逸、副總指揮徐海東、河南省委書記劉子久為中原局委員，為實施東進戰略加強了領導力量。

皖東所有八路軍部隊編入新四軍第四、五縱隊，協同陳毅、粟裕開辟蘇北局面。7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北渡長江，改稱蘇北指揮部，經中央批復：“同意葉挺過江后，以葉挺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陳毅為副總指揮。決定在葉挺未過江之前，由陳毅代總指揮，以胡服為政委，葉、陳、胡統一指揮所有隴海路以南之新四軍與八路軍。”1940年1月，劉少奇在安徽定遠三家黃村召開了第二次中原局會議，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提出了八路軍、新四軍發展蘇北抗日根據地的主張。1940年2月下旬，劉少奇在定遠縣大橋鎮召開了第三次中原局會議，作出了中原地區“反摩擦、反掃蕩、打退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瘋狂進攻”的部署，為發展皖東抗日武裝力量掃清了障礙。

1940年3月，劉少奇在定遠、半塔集保衛戰取得勝利后，抓住有利時機，陸續向定遠、滁縣、鳳陽等15個縣委派了黨員縣長，有效鞏固了皖東抗日根據地。還在華中創辦了黨校、抗日軍政大學華中分校、魯藝華中分院、江淮大學、工人抗日救國會、農民抗日救國會、蘇北文化協會、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出版了《江淮報》《淮海通訊》等刊物。還指導組建了江淮銀行。這些對于凝聚抗日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臨危受命兼任新四軍政委。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9000余人，遵照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命令并經中央同意北上。1月6日，當新四軍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遭遇國民黨軍伏擊。新四軍官兵苦戰七晝夜，除2000余人突圍外，大部分官兵被俘、失散或犧牲，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在突圍途中遭遇叛徒槍殺，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陣亡，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劉少奇提出的“在政治上全面進攻、在軍事上暫緩進攻”建議被中央采納，“在蘇北成立新四軍軍部，并以陳毅代軍長”。1月20日，中革軍委正式向全國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兼政委，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25日，新四軍軍部重建大會在江蘇鹽城召開，重建后的新四軍建制為七個師、獨立旅、抗日軍政大學華中分校，共9萬余人，以嶄新的面貌縱橫馳騁在華中蘇、魯、鄂、豫、皖五省的抗日戰場，成為同八路軍并肩作戰的我黨領導的又一支強大的抗日武裝力量。1941年4月27日，劉少奇在鹽城召開軍政干部會議宣布中央決定，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華中局，劉少奇為書記，饒漱石、陳毅、曾山為成員，下轄蘇中、鹽阜、淮海、皖東北、皖東津浦路東、皖東津浦路西、豫皖蘇、鄂豫邊、江南等9個區黨委。

身先士卒指揮鹽城保衛戰。1941年6月，日軍17000多人進攻鹽城，企圖消滅重組后的新四軍主力，劉少奇與陳毅一道成功地指揮了華中地區軍民反日寇“掃蕩”斗爭。為避敵強攻鋒芒，劉少奇、陳毅決定“將鹽城部隊疏散各村，軍部擬就近轉移至湖垛東北、上岡以西地區”。

7月20日，下達“保衛蘇北根據地，粉碎日軍進攻”的作戰命令，“采用河道伏擊戰及村落夜襲戰。河道伏擊戰應以連為單位，廣泛布置層層阻攔，以擊沉敵之汽艇為主。村落夜襲戰應以捕捉敵之步哨并殲滅敵之薄弱據點為主。”命令粟裕率領新四軍第一師跳出敵人包圍圈，南下蘇中，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襲擊敵人后方據點。新四軍各師在華中地區共作戰2391次，繳獲槍支2.6萬支，打死打傷日寇3.3萬多人，俘敵2萬多人，從根本上扭轉了“皖南事變”給新四軍造成的困難局面，到1941年底，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面積已擴大到18萬平方公里，另加游擊區共25萬平方公里，根據地人口達1500萬人。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開辟山東抗日新局面

從1941年開始，黨中央醞釀在全黨開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重點檢查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迫切需要劉少奇回延安工作，以奪取抗日戰爭全面勝利。一封封加急電報雪片似的從延安飛向抗日前線鹽城，催促劉少奇火速趕回延安。

日夜兼程突破封鎖回延安。劉少奇從1938年底開始主政中原，戰功卓著，正如陳毅元帥評價：“少奇在華中工作雖然只有三年，但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幾乎日日夜夜都在戰斗，以他的雄韜偉略，為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作出了杰出貢獻。”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帶領華中局100多名干部戰士，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出發踏上了回延安之路，歷時9個多月的“小長征”，途經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六省，行程3000多里，穿越103道封鎖線。劉少奇按照中央要求，順道解決了山東黨政軍領導人之間的意見分歧，統一了山東分局、山東省委、八路軍115師、山東抗日挺進縱隊的思想認識，開創了山東根據地軍民團結抗日新局面。

1942年11月下旬，為護送劉少奇過封鎖線，平遙縣武工隊、鐵道游擊隊在敵占區設置了兩個地下秘密交通聯絡點。劉少奇一行隨同太岳軍區部隊參加了反“掃蕩”斗爭，聽取了軍區參謀長畢占云的匯報后說：“趁敵人仍在大舉‘掃蕩’的時候，從他們后面穿插過去。這是個有利的空子，把我們送出去了，也可以減輕軍區在‘掃蕩’中的負擔。”畢占云擔心這樣行動太艱苦，怕劉少奇身體吃不消。劉少奇說：“革命本來就是艱苦的，特別是在敵后反‘掃蕩’斗爭中，我們全黨全軍誰不是在極端艱苦的斗爭中過日子呢，不要把我看得特殊！”

一天深夜，劉少奇過封鎖線時，聽了縣委書記匯報后說：“你是了解情況的，又是和群眾有聯系的，我們對這兒的情況完全無知，因此，還是要你下決心。聯絡參謀沒來，可能是派的部隊還沒到達。據我們了解，敵人對三分區的活動較為頻繁，反反復復地實行了極端殘酷野蠻的‘三光政策’。三分區臨時遇到什么情況也是可能的。我們經過了這么大的敵占區，很難保證不走漏消息。”“我以為還是按照原來預定的步驟行動好一些，可以回大良莊去。現在到處都是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再隱蔽一天是可以的。”“你只把我的意見作為參考，不要動搖你的決心。在這里，我們是服從你的。”

第二天拂曉，劉少奇一行順利地到達了三分區，楊秀山匯報說：“據偵察報告，您到達古廟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多名日軍，在上賢莊埋伏了一夜，他們謠傳朱總司令要經過這里，直到第二天拂曉才撤走。”劉少奇聽了后笑著說：“我們是馬列主義者，他和我們捉迷藏，敵人總是要輸的！”

統一思想調整班子出活力。1942年，劉少奇離開蘇北返回延安途中，多次收到毛澤東電告：“山東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你經山東時請加考查予以解決。”并電告山東方面的領導人朱瑞、陳光、羅榮桓、黎玉：“你們之間的爭論，中央派少奇去山東和你們商討解決。”劉少奇到達山東以后，用了三個多月時間縝密調查、分析和研究，采用個別談話、民主協商、會議動員等方式，實施了事關山東發展的兩大舉措：一是建立山東黨政軍群“一元化”領導機制；二是開展“減租減息”群眾運動。劉少奇決定將朱瑞調延安中央黨校脫產學習，115師政委羅榮桓接任山東分局書記，將山東抗日挺進縱隊收編115師領導，山東省委書記黎玉不再兼任山東挺進縱隊政委，山東分局和根據地黨政軍合署辦公，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毛澤東評價：“用了一個羅榮桓，山東這盤棋就活了；山東這盤棋活了，全國這盤棋就活了。”

減租減息動員工農上戰場。抗日戰爭時期，山東農民一方面背負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枷鎖，一方面承受抗日戰爭的重大創傷，生活十分貧困。劉少奇在山東解決干部問題之后，領導群眾大刀闊斧地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劉少奇到達后嚴肅地指出：“山東分局沒有把群眾運動擺在適當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山東的群眾和農救會還沒有發生血肉相連的關系，農救會沒有權威，群眾腰桿子不硬，積極性受到了壓抑。可以說，群眾運動是山東根據地各種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項工作。”他認為山東根據地群眾工作沒有做好，主要是領導干部主觀上忽視群眾運動的結果。

為了開展“雙減”群眾運動，劉少奇結合實際有針對性地作了《群眾運動問題》的報告，提高了山東分局領導干部思想認識，先后組織200多名干部分赴莒南和臨沭兩縣，并把秘書、通訊員、機要員等身邊工作人員派去農村幫助工作，山東抗日根據地群眾抗日激情高漲，沂蒙山區至今還流傳著一首民謠：“沭河水、沂蒙山，草木皆兵抗日忙。最后一尺布做軍鞋，最后一粒米送軍糧；最后一口奶救傷員，最后一個兒上戰場；最后一分錢買武器，最后一滴血保家鄉。”

劉少奇于1943年新年除夕回到延安，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書記處，劉少奇、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還兼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一年，他45歲。

（來源：《新湘評論》201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