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劉少奇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

沈謙芳劉津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80多年的歷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先后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偉大理論成果。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成員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重大活動中，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許多獨創性的思想觀點，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一、必須循序漸進，實現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的平穩過渡

建國前后，劉少奇作為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進行了系統的思考。他指出，“我們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要去套書本子，要從我們的階級關系出發”，“我們的政權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經濟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性質不能長久存在，但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1]P47他強調在過渡中要注意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資本主義傾向。就是把中國的今后經濟發展方針，看作是發展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把中國建設成為資本主義共和國”；“另一種是冒險主義的傾向。就是在我們的經濟計劃和措施上走出實際的可能性，過早地、過多地、沒有準備地去采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因而使共產黨失去農民小生產者的擁護，破壞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這就要使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走向失敗。”[1]P148-149他全面闡述了黨的“四面八方”政策，并以他特有的工作風格積極糾正了天津工作中“左”的傾向，穩定了天津的經濟，為搞好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初步指明了方向。

如何由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劉少奇作出了認真的思考。他強調：“我們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這種斗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P47東歐各國過渡用了三年時間，我們爭取用十年到十五年來和平過渡。因為中國與東歐各國相比較，生產力水平特別落后，需要較長一段時間來發展，而現時中國的資本主義在經濟建設方面還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不要急于過渡或超越新民主主義經濟，而是要利用有利條件，通過和平的經濟競爭，使資本家們愿意追隨大勢，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甚至“要準備拿出一部分勝利品向資產階級實行贖買”[1]P51。對于小生產者，不僅要分給土地，還要通過合作社的方式來引導他們，待生產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

二、必須以經濟建設為總任務，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建國前夕，劉少奇就在考慮和研究經濟建設問題。1948年12月25日，他在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報告中就指出：“要提出經濟建設作為黨的總任務。”“現在提經濟建設問題，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員宣言有所不同，這不是宣傳問題，而是議事日程上的問題。”[1]P451949年5月5日，他在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強調：“中國就要進入建設時期，特別是經濟建設。”[1]P112同年6月，他在起草黨內報告時寫道，“今后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復與發展中國的經濟”。[1]P144

新中國建立后，劉少奇關于以經濟建設為總任務的思路進一步明確。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現在全國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1]P1641956年9月，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深刻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全黨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并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2]P375為此，他強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一定要盡快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

1962年9月，在毛澤東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情況下，劉少奇仍然建議不要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斗爭，并要求全黨不要放松經濟工作，要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力求實現的最基本任務是提高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讓他們過上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才可能更好地建立、發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做好兩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官僚、買辦階級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解放生產力。第二件“就是利用已經建立并且鞏固起來的人民民主專政作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種條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來發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產及其他經濟事業”，“因為生產事業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乃是全體人民一切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礎”，“如果我們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著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們的革命就沒有什么大的意義了，我們的革命就不能說是已經勝利了，相反，我們還要遭受可恥的失敗”。[1]P171-172

三、必須從實際出發，努力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匹配

劉少奇指出，生產關系的發展水平不能超越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從實際出發，努力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他強調在農村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認為建立合作社經濟是一個帶有決定性、關鍵性的問題，同時要充分認識這一工作的長期性與艱巨性，進展決不能過快、過急。1956年農業合作化掀起高潮，大批初級社轉為高級社，小社并為大社。針對這種情況，劉少奇在河南新鄉考察時指出，“大社現在是辦多了。生產單位、分配單位、經營單位小一點，這與生產力是手工生產相適應，社太大了與落后的生產力不適合”，“新鄉地區的農業社實行包產到隊，固定三年不變，超產獎勵，這個辦法好”，[1]P328這樣，農民才有奔頭，生產才能更好地發展。劉少奇主張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相協調，如果“生產關系跑到生產力的前頭，沒有基礎了，就會破壞生產力”[1]P387。1957年，他在上海作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是有計劃性，是計劃經濟，但實際社會經濟活動包括各行各業、各個方面，有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國家計劃不可能計劃那么幾千、幾萬、幾十萬種，只能計劃那么多少類，結果就把社會經濟生活搞得簡單了，呆板了”；“如何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同時具有這樣幾個特點：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又有靈活性，這就要利用自由市場”，[2]P399要達到這一要求就必須調整生產關系，增加地方與企業的自治權力，在一定的限度內允許個人的經濟活動，發展商品經濟。

對于生產關系中的勞動分配制度，劉少奇十分重視。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分配問題上，用工機制是否靈活、工資福利問題處理得好壞等問題將直接影響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分配制度搞好了才能夠有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劉少奇在多個場合批評了那種用工僵化、缺乏競爭的機制。他指出：“現在工人只要一進廠，就包下來（當然應當包，包了有好處）。但總要使工廠有個機動性，要的時候有地方來，不要的時候有地方送。如果只能進來，不能出去，這會把人脹死的。”[2]P381他認為勞動工資制度照搬了一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舶來品，并且由于在執行過程中缺乏足夠的靈活性，造成“這種辦法只有中國才有，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辦法”[1]P361-362。他還建議要打破呆板的勞資制度，要“創造性地工作，創造一套新辦法，使之有利于生產，工人高興，農民滿意”；“實事求是地去建立嶄新的一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1]P367。

四、必須立足國情，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

在領導經濟工作的過程中，劉少奇不盲從蘇聯模式，而是結合中國實際，努力探索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道路。建國前后，他把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定義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五種主要成分。他認為這五種經濟成分都應加以鼓勵，促使其發展，但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逐步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以逐步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指出：“這種過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這樣對無產階級有利。”[1]P47因為當時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很小，而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還一直有著聯合關系，客觀上還可以利用他們發展國民經濟。三大改造完成后，在會見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團時，他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也有它的缺點，必須不斷改進，使它完善，更適合于各民族經濟和社會的情況，把任何一個制度絕對化都是不妥當的。一種制度在這個國家實行得很好，不一定在那個國家就能完全照辦。因此，還要和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外國經驗只能參考，但必須參考，所以我們也參考南斯拉夫及其他國家的經驗，甚至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如在實現工商業公私合營后，因部分地方國營、合營企業的生產能力不能滿足社會消費需要，出現了不少地下工廠，并由此引發了黨內外的爭議。針對這一情況，劉少奇提出要準許私人開工廠，“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1]P326-327有這么一點資本主義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補充。

在商品流通、自由市場方面，劉少奇十分注重發揮市場作用，尊重價值規律。他強調，“我們一定要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多樣性、靈活性超過資本主義，使我們人民的經濟生活豐富多彩，更方便、更靈活”，“自由市場可以補充國家市場的不足，對國民經濟有好處”。[1]P350-351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學習討論會上，他又提出：“資本主義把商品化搞得那樣廣，一到了社會主義，一下子就把它限制得那么小，這是不是有問題？”[1]P403并且指出不僅生活資料是商品，而且生產資料也是商品，商品的消滅是將來很遙遠的事，要發揮價格在引導生產方面的作用。劉少奇還積極主張用經濟組織來管理經濟，盡量減少行政干預。他認為公司不是行政組織，而是企業組織，這樣可以進一步接近生產，接近企業；政府部門干預經濟是超經濟辦法，是封建主義的辦法。用行政的辦法管理企業不行，黨委和政府要超脫一點，要有全局觀點，要當裁判員，不要做當事人。為此，他還建議中央試辦托拉斯。1965年，劉少奇在聽取托拉斯試辦工作座談會時指出：“組織起來，就可以搞專業化、標準化、系列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對國家有利，對地方有利，對整個社會都有利。”[1]P547

五、必須統籌安排，正確處理各方面的關系，實現經濟平衡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后，全國上下一片振奮，各方面要求加快經濟發展的愿望十分強烈。但由于黨領導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領導方針出現了“左”的傾向，各地紛紛呈現盲目追求高速度、脫離實際情況的現象，致使國民經濟建設波動性較大。針對這一形勢，為了保障經濟的正常運行，劉少奇及時指出：“發展速度必須是積極的，以免喪失時機，陷入保守主義的錯誤；又必須是穩妥可靠的，以免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使人民負擔過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門互相脫節，使計劃不能完成，造成浪費，那就是冒險主義的錯誤。”[1]P301他主張要科學地安排好發展速度與比例問題，做到既要數量，又要質量；既要照顧需要，又要根據可能的條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從當前的實際出發，又要有長遠打算，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注意綜合平衡，恰當地安排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運輸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以及這些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劉少奇要求：“在保持必要的比例關系的前提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優先發展某些部門，以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片面地‘突擊’某一個部門，從而使各部門之間必要的比例關系遭到破壞，不但這個部門將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并且可能損害其它部門，因而是錯誤的。”[1]P471

劉少奇認為要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經濟建設與其它事業發展的關系，以保持經濟的平衡發展。他強調要在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適當逐步地提高人民生活，又要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增加積累，積累和消費二者的關系處理得當，就能夠很好地促進生產的發展，反之如果積累過高就會影響人民生活，消費過多又會影響妨害生產的再發展。經濟建設與其它事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這樣，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同經濟建設的發展相適應，保持協調的比例關系。要在充分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做到平衡發展，既照顧到經濟建設和人民群眾的需要，又不能好大喜功，超過實際的可能性。

六、必須重視科學技術，努力造就一支新型的專業人才隊伍

劉少奇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就要充分發揮先進生產者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的作用。他強調：“不能埋沒人才。世界上最寶貴的就是人才，埋沒人才比破壞房子、破壞機器的罪過還大。”[3]P634他指出，在任何時代的社會生產中，總會有少數比較先進的生產者采用并創造著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推動著社會生產向前發展，這些先進生產者是人類經濟生活向前發展的先驅，也是人類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先驅，這就是專業人才，我們一定要重視發揮好專業人才的作用。他認為在現行的制度條件下，先進生產者不但是人民群眾的先驅，而且成了人民群眾的核心，成了國家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重要紐帶。先進生產者是社會和國家的領導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各個生產戰線上的先進生產者和各個工作部門中的先進工作者，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種最積極的因素，這種因素應當受到最大的重視。為此，他要求這些專業人才應該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不僅要保持先進的生產技術，還要把自己的先進的生產技術普及到其他人，使每一個普通勞動者迅速把自己的生產水平提高，推動社會生產的發展，同時其他的生產者也必須認真地學習和利用他們的先進經驗。“千百萬勞動者在先進生產者率領下為消除落后而斗爭，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前進的一種動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盡快地把先進生產者的水平變為全社會的一般水平，從而盡快地把全社會的生產推向前進”。[4]P195

對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改造知識分子、培養自己的專業人才，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國原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比較早地掌握了現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現代企業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直到現在，他們仍然是我同具有比較豐富的現代文化知識、擁有比較多的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一個階級”[4]P245，我們應當繼續保持同他們的聯盟，團結教育他們，“使他們有充分的機會發揮能力和專長”[4]P246；一切真誠工作、精通和熱愛本行業務的知識分子和專家，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支極其重要的隊伍，我們要依靠和動員他們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軍，做出貢獻；我們要繼續貫徹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改善對于知識分子的使用，使他們更有效地為祖國的偉大建設事業服務，要盡一切努力幫助他們轉變為同勞動人民密切結合的新知識分子。同時，“我們必須經過學校教育和在職干部的業余教育，大量培養新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4]P240，學習一切有益的經驗和知識，打造一支不受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無產階級專業人才隊伍，專業人才的豐富將大大促進科技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步。

七、必須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學習他國先進經驗

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擴大對外開放，爭取外援，吸收先進經驗，采取多種形式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他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事業都要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4]P366，要盡可能地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允許中外合資、合作辦企業和工廠。根據中國實際，要引進外國資本，應該既包括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但可以首先從蘇聯開始。1950年初，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同蘇聯在新疆合辦金屬和石油公司的建議，經過雙方談判，中蘇兩國簽訂了關于新疆石油與有色金屬兩個合股公司的協議。在中蘇合辦公司的過程中，國內學術界對此產生了一些思想波動和疑慮。為廓清事非、以正視聽，劉少奇在起草中共中央對黨內的指示中指出：“為了利用外國資本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某些事業的和外資合營及成立這種合股公司甚為必要，不獨和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以至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還可能在適當條件下訂立這種合營合同，甚至租讓合同。”[3]P663-664同時，他要求各級領導對群眾做好解釋和說服工作。

劉少奇十分注重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學習世界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1956年初，他在聽取中央有關經濟部門匯報時，明確要求這些部門到蘇聯及其他國家、甚至是資本主義國家去學習好的技術和經驗，把全世界一切好的東西都學過來，并要學會生產。他指出：“凡是自己沒有的技術，可以派學習小組赴國外去學習，可以請外國專家、技師來指導。與蘇聯及兄弟國家的技術合作應該努力發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也要盡員吸收，花錢買他們的技術，向他們學。”[4]P263他還特別提出要根據中國的實際來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經驗。比如，他在調研郵電工作時就指出，中國的郵電建設不能簡單地沿用蘇聯經驗，蘇聯的郵電事業與我國的郵電事業的基礎不一樣，應該找與我國有相似特點的國家來參考，看他們的電話、郵路是怎么搞的，應該結合國情來決定向哪些國家學習哪些經驗，這是最基本的一條。劉少奇還強調，“我們的門是對一切人敞開的”[1]P276，要加強對外交往，爭取國際上的一切有利條件，在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他指出，現在有一種迷信，就是認為社會主義一定比資本主義先進，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地方不如資本主義，比如我們的生產成本、勞動生產率、利潤和資本主義相比就顯得落后。但社會主義的確有很多優越條件是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如果我們再加上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就一定能競爭過他們。

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實現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我們黨就領導人民急切地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然而，在大干快上的濃烈氛圍中，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黨一時并沒有完全搞清楚。于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和探索。劉少奇就是其中一位較為冷靜、理性而又是成果頗豐的探索者。以上所述他的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平穩過渡、以經濟建設為總任務、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匹配、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并存、正確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尊重知識和人才、對外開放等思想，富有創新精神，是我們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來源，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化的進程。由此可見，學習研究劉少奇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追尋他的尊重客觀規律和富于創新的精神，對于今天我們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當前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有著積極而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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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2]劉少奇年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3]劉少奇傳（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沈謙芳，男，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博士、教授，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上饒師范學院兼職教授。

劉津，男，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辦公室副主任。

（來源：《黨史文苑》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