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1962年經濟大調整

楊志強

20世紀60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建設道路遭遇嚴重困難后為力挽危局而做出的重大決策，“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1］。在歷史轉變中的1962年，劉少奇正確判斷“七千人大會”后國民經濟面臨的嚴重形勢，果斷提出了經濟大調整的決策，并采取了一系列舉措，為中國擺脫經濟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

始于1960年底的經濟調整，至1962年初已進行了一年多，雖然在農業(yè)、工業(yè)等方面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但進展得并不順利。究其原因，主要是黨內對困難形勢認識不一致，一些領導干部認為困難來自于農業(yè)減產，工業(yè)沒有問題，直至1961年八九月間中央工作會議才做出工業(yè)要退夠再前進的決定。結果，至1962年年初，工業(yè)和許多經濟部門的調整并沒有全面展開。為此，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一九六二年是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工作最關緊要的一年。我們必須抓緊這一年，爭取各個方面的調整工作做出新的顯著的成績。”［2］

中央對過去幾年財政存在赤字的情況是了解的，并提出了1962年要實現財政“當年平衡，略有回籠”［3］的方針。1961年9月28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李先念提出，市場、物價、貨幣流通方面的問題是“票子多了三四十億元，商品同購買力的差額四五十億元，物價上漲百分之二十以上，財政赤字三十多億元”［3］（p.346）。10月20日晚，劉少奇找李先念談話，要求1962年市場應當平衡，否則物價難于掌握，1961年多發(fā)的票子，1962年還不能收回，只能過一個時候逐步解決。［3］(p.372)11月14日，李先念在全國輕工、紡織、手工業(yè)廳局長會議上傳達中央1962年的市場方針是“當年平衡，略有回籠”［3］(p.382)。12月22日，李先念在全國財政廳局長和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會議上提出，1962年財政、銀行工作“必須貫徹中央‘當年平衡，略有回籠’的方針”。［3］根據中央方針，國務院財貿辦公室擬定了《關于一九六一年財政信貸執(zhí)行情況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實現中央“當年平衡，略有回籠”方針的報告》，于1962年1月7日報送中央，并印發(fā)中央工作會議征求各地意見。

“七千人大會”后，為了解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劉少奇召集經濟部門負責人匯報工作。當了解到財政連年赤字，且財貿部門在安排1962年財政預算時沒有貫徹中央關于“當年平衡，略有回籠”方針的情況后，1962年2月21～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會議討論了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的報告。報告中所列的1961年和1962年的財政收支都是平衡的（參見《關于一九六一年財政信貸執(zhí)行情況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實現中央“當年平衡，略有回籠”方針的報告》，1962年1月7日。），但是由于“有些收入不落實，有些支出有缺口，實際上有一個相當大的赤字”［4］。劉少奇嚴厲批評了這種“假平衡、真赤字”的做法，指出：“收入要可靠，爭取的數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種支出都要打上。實際支出如超出了預算，作預算的人要負責。有赤字要提出來警告大家，采取措施來彌補。過去幾年沒有揭露赤字是不對的。搞不好，經濟還要繼續(xù)惡化。只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5］

李先念接受了劉少奇的批評，并在3月初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上進行了傳達，提出要“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辦事，預算要打穩(wěn)妥，要切實留有余地”。［3］(p.414)經過估算，1958～1960年的財政赤字在300億元以上。［3］(p.536)3月25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對1962年的財政預算重新進行了核算，確定收入為288億元，支出338億元，赤字50億元，同時提出了“增產措施一條、節(jié)約措施八條和高價措施一條”共十條建議，以達到消滅財政赤字、保證收支平衡的目的，并將1962年財政預算收入與支出都調整為306億元。［4］(pp.338，343，344)

為了使大家正視困難，劉少奇請陳云講講當時的經濟形勢。2月23日，陳云分析了經濟形勢，提出了解決困難的六條措施。［6］陳云的講話得到與會者的贊同，周恩來提議，要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劉少奇非常贊同陳云和周恩來的意見，他在總結時指出：“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對困難的嚴重性，還應繼續(xù)揭露，不要怕喪失信心。正確地揭露矛盾，是不會喪失信心的！對困難看法還有不同意見，應繼續(xù)討論。應該說：目前我們是處在一個非常時期，困難很大，非常時期應有非常的辦法，要多強調垂直領導，由中央直接抓，不要怕欽差大臣滿天飛！只有中央直接抓，才能迅速解決問題，否則拖拖扯扯，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會增加困難！目前不要搞十年計劃，而是要老老實實地搞克服困難，搞吃穿用，解決市場需要，搞調整就是應克服困難，實際上是努力爭取財政、經濟情況好轉，實際上是爭取迅速恢復經濟，是一個新經濟恢復時期。”［7］劉少奇的講話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闡明了當時的形勢，是“非常時期”、“新經濟恢復時期”；二是面臨的任務是要“爭取財政、經濟情況好轉”；三是提出了解決辦法和措施，是由“中央直接抓”，“垂直領導”，先“搞吃穿用，解決市場需要”。

西樓會議在“七千人大會”統(tǒng)一全黨大多數領導干部思想認識的基礎上，初步摸清了“大躍進”以來國家財政收支情況，使黨內高級干部認識到國家財經面臨的困難境地，為經濟大調整決策的出臺奠定了思想基礎；會上重新估計了經濟形勢，明確指出國民經濟處于“非常時期”，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對經濟要進行大幅度調整。劉少奇還建議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請陳云就他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再展開講一講，使領導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各部門同志把思想進一步統(tǒng)一到經濟調整上來。

二

西樓會議后，劉少奇認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正確認識國民經濟面臨的嚴重困難的形勢，并迅速改變原來擬定的調整部署。為此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確定經濟調整的方針和任務；成立領導機構，具體負責調整工作；調整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

2月26日，國務院召開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陳云就經濟困難的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發(fā)表講話，內容與西樓會議的講話大體相同，但有所豐富。李先念分析了財政、信貸和市場方面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李富春分析了工業(yè)方面的情況和主要解決措施。劉少奇稱贊陳云的講話大得人心。［8］3月10日，他批示將三人的講話稿印發(fā)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并提出在中央會議討論修改后發(fā)給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3月12～1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批轉陳云等講話的批語。與會者主要對兩個問題展開討論：一是對經濟形勢的重新估計和經濟恢復要多長時間；二是如何稱呼當時經濟所處的時期。關于第一個問題，有的同志認為，“七千人大會”對全國形勢做了估計，現在又對形勢做了不同的估計，這樣不好。關于農業(yè)恢復的時間，有的同志認為需要5～8年，有的同志認為需要3～5年。劉少奇指出：對形勢做不同的估計，“這樣的事黨史上有的是，一次大會作了估計，過了一段形勢變了，又作了新的估計，新的決定。”［9］關于恢復時間，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快，準備慢”，“關鍵是盡快恢復農業(yè)，爭取三年，準備五年，方法是釜底抽薪，壓縮城鎮(zhèn)人口，壓縮工業(yè)，全力支援農業(yè)。一句話就是減工業(yè)增農業(yè)。中央早已下定決心，現在不是決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要雷厲風行地按去年中央陸續(xù)出臺的決定和這次會議決定的非常措施堅決落實。我們已錯過了一年，現在絕不能再猶豫觀望了”。［10］關于第二個問題，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講是“非常時期”，陳云在國務院會議上講是“恢復時期”，周恩來在3月8日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講是“調整時期”。針對有些同志對此提出的疑問，劉少奇指出：“工作重心是全力爭取盡快恢復農業(yè)。但是只用‘恢復’兩個字來概括今后幾年工作，又不能完全表達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所以用‘調整時期’比較貼切、恰當。”［10］經過討論，會議同意劉少奇提出的轉發(fā)陳云等三人講話稿的意見，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批發(fā)陳云等同志講話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

《指示》總結了西樓會議、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等幾次會議的主要精神，成為指導1962年和以后幾年調整工作的重要文件。《指示》首先指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很嚴重的”，“我們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常時期”，并分析了財經方面存在的嚴重困難，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恢復農業(yè)，穩(wěn)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也就是說，目前全黨必須集中力量，增加農業(yè)生產和日用品生產，解決吃、穿、用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至于基本建設，在最近兩三年內，除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擴大再生產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今年年度計劃，必須根據上述原則迅速進行調整”。《指示》根據陳云的建議，將十年經濟發(fā)展規(guī)劃分為調整階段和發(fā)展階段，“調整階段，主要是恢復，部分有發(fā)展”；“發(fā)展階段，主要是發(fā)展，也還有部分的恢復。”［11］該《指示》經毛澤東同意（1962年3月1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關于批轉陳云等講話以及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等問題。毛澤東同意會議的決定。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頁。）后于3月18日轉發(fā)至省、軍級黨委。3～4月，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和各部委黨組按照中央要求討論了陳云等的講話，這對于各級干部進一步將思想和行動統(tǒng)一到中央的調整部署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西樓會議后，劉少奇認為，在“非常時期”除了統(tǒng)一思想認識外，還必須成立一個具體負責調整工作的領導機構。他和周恩來建議恢復中央財經小組（中央財經小組于1958年6月10日成立，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由陳云任組長，是咨詢性質的機構，其任務是向中共中央提供經濟信息和各種意見，沒有經濟決策權。在“大躍進”運動中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將它由咨詢機構改為決策機構［12］，并推薦陳云擔任組長。［13］劉少奇力薦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新中國成立后，陳云長期領導全國財經工作，其才識、能力、威望為黨內外所公認，并多次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推舉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選人時，毛澤東評價陳云“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wěn)當，他看問題有眼光”。［14］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陳云對經濟建設工作“懂得較多”［15］。二是劉少奇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與陳云有許多共識，他贊同陳云關于經濟建設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張，認為這些對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具有重要的價值。

中央財經小組恢復后，首要任務是調整1962年年度計劃。1962年3月7日，陳云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提出，1962年計劃要大調整，準備對重工業(yè)、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放慢發(fā)展速度；重點在農業(yè)和市場；工業(yè)生產維持簡單再生產；計劃要綜合平衡，年度計劃按短線平衡，長期計劃要留有余地。［16］陳云主張改變過去制定計劃時先安排工業(yè)、基本建設指標，再安排農業(yè)、輕工業(yè)指標的慣例，改成先搞“吃穿用”，維持簡單再生產，再安排工業(yè)生產和基本建設，實行綜合平衡。這是制定計劃指導思想上的轉變，也成為調整1962年計劃的主導思想。3月8日，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講話，支持陳云的意見。他說：“今年計劃還需要大調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來還想慢慢轉彎，現在看來不行，要有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如果說，過去是改良的辦法，那么，現在就要采取革命的辦法。當然，步子一定要踩穩(wěn)。”［17］劉少奇贊同周恩來和陳云的建議，要求1962年計劃按短線平衡。4月17日，他同國家計委副主任程子華等談話時指出：“計劃應該按照短線產品進行安排，不然就有缺口，千萬要注意這一條。今年的計劃又高了，主席一再指示要留有余地，我們老是不注意接受教訓。”（劉少奇聽取中央辦公廳賈步彬匯報石家莊物資供應調查時的談話，1962年4月17日。）中央財經小組根據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的意見，將1962年計劃進行了壓縮與調整，并起草了《中央財經小組關于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4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他指出：“（一）國民經濟有全面失調問題，要全面調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三）現在要講清形勢。看來，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如果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會發(fā)生不團結。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15］(p.1216)可見，劉少奇對經濟困難形勢的估計是非常客觀的，對經濟進行大調整的態(tài)度是十分堅決的。

三

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經毛澤東審閱同意后，中央決定召開以討論報告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全黨高級干部中統(tǒng)一認識，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5月7～11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分析了經濟形勢，做出了大幅度調整經濟的決策。會議期間，劉少奇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作了講話。

（一）對形勢的估計和對待困難的態(tài)度

從各小組的簡報來看，與會者對經濟形勢和困難程度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主要表現為“對困難的認識不足，對農業(yè)生產恢復的艱巨性認識不足”［7］(p.164)。有的簡報反映：“現在困難很大，而調整進度卻很慢，主要是因為大家對困難的深度和克服困難的艱巨性認識還不一致。比較普遍的情況是：還有些盲目樂觀情緒和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農業(yè)有個好收成，明年就萬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觀望、等待，硬撐著空架子，不肯收攤子減人，又錯過了近半年的時間。”［18］簡報反映出的這些思想狀況自國民經濟調整以來就一直存在，這是劉少奇等中央領導所擔心并力求加以解決的，所以會議首先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

在5月7日的會議上，劉少奇要求與會者就經濟困難形勢進行討論。他指出：“我們現在的困難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這樣大的困難？我們現在是把困難講過頭了，還是講得不夠，還是講得差不多了？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同時，他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現在看來，我們對困難的認識遲了一點，措施也采取得遲了一點。早一年，去年春上我們開會采取這個辦法就好一些。今年再也不能推遲了。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勢就更壞。目前這個趨勢不扭轉，發(fā)展下去，我看是一個很壞的趨勢，國民經濟要崩潰。”［19］在5月10日各大區(qū)書記會議上，他又指出：“形勢多數同志已認清，不是大好形勢，困難趨勢到底如何，認識不一致，不是估計過分而是估計不足，估計過些不危險。幾年來我們都在退，是否退夠了！？希望是退夠了，不要再低調。”［7］(p.168)5月11日，劉少奇作會議總結時再次說到經濟形勢和對待困難的態(tài)度問題，他指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在城市里面，在工業(yè)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應該“充分估計困難”，“挺起腰桿前進”［2］(pp.444～446)。周恩來和鄧小平等贊同劉少奇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對困難程度的估計。周恩來指出：“現在看來，總的情況還是那樣，但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20］鄧小平說：“我們現在的危險，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見困難不想辦法，不當機立斷。見事遲的情況難免，因為認識不到。但是遲一點認識到了，仍然不采取措施，這樣慢慢拖下去，勢必拖垮。”［21］許多與會者也積極回應。有同志表示：“要爭取快一些度過難關，就要有‘毒蛇噬臂，壯士斷腕’的決心，把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集中使用在刀口上，打殲滅戰(zhàn)，同時忍痛砍掉一些東西。”［18］大多數與會者支持中央實行經濟大調整的決策。

（二）關于1962年年度計劃調整問題

5月7日下午，劉少奇主持召開全體會議，聽取李富春和李先念關于調整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大多數與會者贊同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但也有不同意見。［9］(pp.130～131)5月11日，劉少奇在講話中對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首先表示：“我看是好的，要修改一下發(fā)出去。”他同時指出：“可能還有一些指標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們每年都調整計劃，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調，都是年初計劃高，年末調低。只有一九六○年調高一次，從一千八百萬噸鋼調到兩千萬噸鋼，結果沒有完成。這一次又是調整指標，一九六二年的指標又是調低。同志們，是不是以后不再調低了？讓我們搞點低指標好不好？搞了這么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以后計劃要這樣定：計劃定低一點，在執(zhí)行中間超過計劃；按短線來平衡，不是按長線來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執(zhí)行中間超過計劃。‘左’了這么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這個高指標的尾巴，一直還沒有割掉，今年要把這個尾巴割掉才好。”［2］(p.444)這既是對1958年以來經濟計劃工作的批評，也為此后制定計劃明確了指導思想。

（三）關于減少城鎮(zhèn)人口和精減職工問題

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當年減少全國城鎮(zhèn)人口1000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2月14日，中央發(fā)出《關于一九六二年繼續(xù)減少城鎮(zhèn)人口七百萬人的決定（草稿）》，提出全國再減少城鎮(zhèn)人口700萬人，其中職工應占500萬人以上。后來，中央財經小組在討論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時，提出減少城鎮(zhèn)人口1300萬人，其中職工900萬人。5月8日，劉少奇在各大區(qū)書記會議上提出：“減人的決心要定在2000萬上，分兩年處理，或兩年半處理，以后每年都要減一點。”［7］（p.165）這個建議被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最終確定了“下鄉(xiāng)職工超過一千萬人，下鄉(xiāng)城市人口相應地可能爭取超過二千萬人”的方案。［20］(p.408)5月11日，劉少奇就減少城鎮(zhèn)人口和精減職工問題提出了總體要求：“決心要大，行動要快，但是要有區(qū)別、有步驟地來進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風”，他還提出了要注意的事項和工作部署：第一，準備要充分，既要做好出亂子的準備，更要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第二，各個部門都要抓緊工作；第三，行動要迅速，各省要成立指揮部；第四，要加強紀律性。［2］(pp.446～447)會議最后，針對會上有人提出大幅度調整經濟是不是消極的疑問，劉少奇指出：“我看不是消極的。縮短工業(yè)戰(zhàn)線，是為了加強農業(yè)戰(zhàn)線。只有這樣，才能停止目前經濟情況的繼續(xù)惡化，才能轉入主動，才能在以后繼續(xù)前進。我想，這樣的步驟是當前我們所能采取的最積極的措施。”［2］(pp.447～448)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進一步統(tǒng)一了全黨大多數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既加深了對經濟嚴重困難形勢的認識，也加強了對經濟存在問題的認識；二是通過了《關于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案）》，并經毛澤東同意，于5月26日發(fā)至全國貫徹執(zhí)行；三是明確了當時全黨著力要做好兩項工作，即精減職工和城市人口以及鞏固農村生產隊。會后，根據中央部署對經濟進行了大幅度調整。

在全國的積極努力下，1962年經濟大調整取得了顯著成效，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各項建設事業(yè)呈現出健康發(fā)展的態(tài)勢。這次調整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與黨內民主以及實事求是作風的恢復密切相關。“七千人大會”提出恢復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與作風，加強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內生活，為1962年經濟大調整營造了比較寬松的思想政治氛圍，這在極大程度上有利于各級領導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從而推動大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其二，與中共中央的集體智慧和團結協(xié)作分不開。在經濟陷入困境的“非常時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中央領導協(xié)同一致、密切配合、果斷決策、周密組織，共同推進國民經濟調整的進程，充分反映了他們統(tǒng)攬全局的雄才偉略和勇于擔當的精神品質。

［參引文獻］

［1］《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

［2］《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頁。

［3］《李先念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頁。

［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頁。

［6］《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頁。

［7］《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

［8］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頁。

［9］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頁。

［10］吳冷西：《調整時期的中流砥柱：紀念劉少奇誕辰一百周年》，《黨的文獻》1999年第1期。

［11］《關于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6期。

［12］《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頁。

［13］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

［15］《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3頁。

［1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211頁。

［17］《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頁。

［18］《介紹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會議》，《黨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9］《劉少奇?zhèn)鳌废拢�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29頁。

［20］《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頁。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