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與寬把握有度的劉少奇

孟 素

對下級尤其是身邊工作人員所做的工作，劉少奇總體原則上一向嚴格要求、嚴謹周到，但他的工作態度和指導方法卻比較寬容溫和、細膩入微（特別是面對工作上不小心出現閃失的同志他從不板起面孔大聲訓人），總是以身作則、循循善誘，在嚴與寬的把握上恰到好處，從而使大家在同志式平等的寬松氛圍中心情舒暢地圓滿完成任務。楊淑梅（1952年至1958年曾在劉少奇身邊工作）、劉振德（1956年至1962年為劉少奇當機要秘書）等，就親見親歷了劉少奇如上的可貴風范。

劉少奇對剛來上任的秘書劉振德提出了三條工作要求。劉少奇說：“到我這里工作，第一是要如實地向我反映情況，要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凡是要經過我辦的、要請示我的事情，你們不要自作主張；對外要如實地傳達我的意見、我的話；不要以我的名義干其他個人的、別的事情。”“第二，你過去長期做機要工作，保守機密這一點你是懂得的。

在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點，多一點，不能搞小道消息，對誰也一樣，包括我的小孩，都一樣。”(在談到“小孩”兩個字時，少奇同志還特別加重了語氣)“第三，對外聯系，傳達我的意見，或人家打電話來，要注意態度和藹，謙虛，有禮貌，不能盛氣凌人；要埋頭苦干，夾著尾巴做人。處理問題要及時，要緊張而有秩序地工作，輕重緩急要安排好。”

在劉振德上班后的第一天，劉少奇按電鈴叫他去拿傳閱文件。

劉振德迅速來到劉少奇的辦公室。由于生怕打擾了劉少奇的工作，因此他盡量放輕了腳步，以致他已站在了面前，劉少奇還在聚精會神地埋頭審閱文件。劉振德低聲請示道：“少奇同志有事嗎？”

劉少奇這才將思路從文件內容中撤出來，緩緩抬起頭，輕輕地“哦”了一聲，然后用右手指著辦公桌的右上角說:“我看過的傳閱文件，就放在這里，你拿去就是了。”又用左手指著辦公桌的左邊最下層的一個抽屜說:“這里面是我看過的，但不需要辦理的一些文件，過幾天滿了，等我不在辦公室的時候，你就撤走。辦公桌上的其他文件，你不要動，叫你撤時你再撤。”

劉少奇交待得很清楚，劉振德聽得也十分認真。雖然這是兩件很細小的事情，但都是機要秘書經常會碰到的，若不熟悉劉少奇的辦公習慣，就不能做到得心應手。不該打擾而打擾了他，豈能不影響他的工作？所以，劉振德很快理解了劉少奇這些話的意思，一是叫來向他交待要辦的事情，一是叫他拿走傳閱的文件。而拿走文件時卻有個講究：如果在他辦公桌的右上角，來后取走就是了，不必問他還有什么事情。辦公桌左邊最下層的抽屜是他放看過的文件的，要在他不在辦公室時拿走。總之，在他思考問題時不要為拿傳閱文件而打攪了他。

從這件事中，劉振德深切地感受到劉少奇工作作風的科學嚴謹和卓有成效。同時，劉少奇這分明是在指點劉振德怎樣當好一個秘書。以后遇到的幾件事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有一天，劉少奇要召開一個小范圍的會議，把劉振德叫去，將開會的主題、時間、地點、簡要內容和參加會議的人員等一一作了指示。劉少奇交待的別的事情，劉振德都聽清楚了；唯獨當提到參會的那一串人名時，因為當時有點緊張，加之對劉少奇的口音還不完全熟悉，所以沒太聽清楚。

這時，劉少奇好像洞察秋毫似的，有些不放心，便馬上把眼前的筆和紙遞給劉振德，說：“請你把我剛才說的話寫在紙上，讓我看看。”

依照默記，劉振德立即把剛才聽到的一一寫了出來。

劉少奇拿過去那一頁紙，迅速掃視一下，看后又提起筆把“陳毅同志”改成了“陳云同志”（因為這是個討論經濟問題的會議）。

劉振德站在旁邊將劉少奇的這一舉動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臉微微有點紅了。心中不由得暗自批評起自己來。同時，他緊張得手心里都要攥出汗來了，心想：這回領導同志恐怕要對我加重語氣而不客氣了吧？

可是，只見劉少奇微微笑了笑，說:“錯的不多，只錯了一個字。”

略作停頓，劉少奇又意味深長地說:“不過，這一個字很重要，一個字換了一個人。”

聽完劉少奇的話，劉振德的緊張感頓時就消失了。從此，劉振德在劉少奇辦公桌右上角的文件上放了幾張紙和筆，劉少奇交代什么事時，劉振德都會盡量做好記錄，最后再讓劉少奇過目一下，漏了的就當場補上，錯了的就及時糾正過來，既鍛煉了辨別湖南口音的聽力，又提高了自己的筆記速度，也避免了出差錯。

就像以上這樣，劉少奇從不聲色俱厲地大嗓門批評或訓斥身邊工作人員，而總是耐心細致地糾正工作人員的某些失誤或差錯，指導他們如何科學、有效、準確地完成工作任務。有時他看到工作人員有些局促緊張，還會微笑著說上幾句幽默風趣的俏皮話，使工作人員的心情馬上輕松了許多，氣氛也就立刻活躍起來了。

一次，中南海電話局總機的一位話務員打電話說，軍事科學院有一位首長找劉委員長。話務員把電話轉接過來后，劉振德一聽是一位操湖北或湖南口音的老同志，他問劉振德:“劉委員長不是要我們去匯報嗎？請你定個時間。”

因為總機事先告訴劉振德說是找劉委員長，劉振德也聽得是那么一個音，因此以為是劉少奇約好他們來匯報工作的，只是還沒有定下時間。

放下電話，劉振德就匆匆忙忙去向劉少奇報告這個事情:“軍事科學院的同志不是要向你匯報工作嗎，請你定個具體時間。”

劉少奇一聽，頓時感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一下子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反問劉振德:“軍事科學院什么人要向我匯報工作？”

劉振德站在一邊開始緊張起來，后悔接電話時連對方名字都沒有進一步問清楚。劉振德如實說：

“沒有問名字，以為你知道這事。”

劉少奇回答：“我沒有約軍科的人匯報工作。”

隨后揚手說:“你再去問問看。”

劉振德趕快叫總機那位話務員查一查剛才那個電話是軍科院什么人打來的。話務員查后才搞清楚：

“是軍科的一位首長找劉伯承院長的，對不起，我把‘劉院長’聽成‘劉委員長’了。”

在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后，劉振德馬上去向劉少奇道歉。

劉少奇看到劉振德那么緊張，就輕輕一笑說:“音差不多嘛，以后要搞清就是了。”

吃一塹，長一智。這次傳錯電話的經歷，給秘書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后來，不管什么人打來電話，秘書都要問個清楚，才向劉少奇報告。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開幕的那天早上，劉少奇對劉振德說：“請你到會場為我服點務。”同時遞過來一個文件袋，說：“這里面裝的是我選出來的有關大會的文件，帶到會場備用。”還拿出一個簽到手冊，又說，“我把名字都簽上了，每天進會場時，請你填上日期，到簽到處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員統計人數。若有什么注意事項，你記一下告訴我就是了。”原來，劉少奇之所以交代得這么細致清楚，是因為他知道劉振德是第一次跟他去參加這樣的大會。

楊淑梅晚年回憶說：“少奇同志雖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從沒有架子，我們身邊工作人員都感到親切。這一點，從我剛調到少奇同志身邊工作時就感受到了。”

1952年6月的一天，從山東農村來北京不到一年的楊淑梅剛剛調到中南海劉少奇處工作，劉少奇和王光美就來看她了。初次見這么高職務的領導人，她十分拘束，不知說什么好。還是劉少奇先開口說：

“楊淑梅同志，歡迎你來我這里工作。”她十分激動地叫了一聲首長。劉少奇聽后嚴肅地說：“不要稱首長，要叫同志，我們都是同志，你到我這里工作，我安心為黨工作，這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今后，你管我叫少奇同志，管她叫光美同志，具體有什么事，就找她好了。”劉少奇平易近人的態度使楊淑梅非常感動，她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在劉少奇的指點教導下，他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是如此，不管什么職務一直都彼此稱同志。

然而，劉少奇在反映公私分明等原則性問題上對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卻表現出少有的嚴格。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樓一層秘書的辦公室里，有一臺用軍用發報機改裝的收音機，體積很大，也很粗糙。但在當時這卻是個稀罕物，劉少奇的幾個孩子經常到這個辦公室來收聽廣播節目。為了滿足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欲，一位秘書與改裝這臺收音機的總參謀部聯系，希望能用這臺大收音機換兩臺小的。

總參那邊不僅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還送來了三臺由他們組裝的簡易“小收音機”。秘書留下一臺，送給衛士一臺，剩下的那一臺就放到了孩子們的房間里。一天，劉少奇在孩子們房間里發現了這臺收音機，覺得奇怪，便問：“這是從哪里來的？”孩子們如實地告訴了父親。劉少奇從孩子房間出來就把那位秘書叫去。問明情況后他面色嚴肅地說：“你們怎能隨便向人家要東西呢！以后再不準隨便接受別人的任何禮物，不準占公家的便宜，不準打我的旗號辦不應該辦的事。要來的這些東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們房間里的那臺收音機又消失了。也許在現代人眼中這根本不算怎么回事，但在劉少奇看來卻如此“嚴重”，不僅面色嚴肅地“批評”了秘書，而且還把那臺孩子們非常喜愛的收音機“退”了回去。想想看，這樣嚴于自律、嚴肅家風的精神，是多么難能可貴。特別是他嚴肅地告訴自己的秘書，以后“不準打我的旗號辦不應該辦的事”，是多么讓人震撼、感慨！

鑒于劉少奇夫婦經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員覺得秘書和衛士加班都有夜餐費，劉少奇也該有。1962年，工作人員背著劉少奇夫婦給他們申請了夜班加餐費，每人每天5毛錢，一個月兩人共30元錢。過了許久，劉少奇才得知此事，馬上讓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邊人開了會，說：“我向來有通宵工作的習慣，人一天就吃三頓飯，無論是白天工作還是晚上工作，橫豎就這三頓飯，要什么夜餐費？馬上給公家退回去！”秘書為難地說：“家里錢本來就很緊張，再退回去這筆錢……”王光美馬上說：“我們就是節衣縮食也得把錢退還公家！”秘書們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領了兩年多的補助，須退還公家1020元錢。這筆錢從劉家每月生活費中扣除。此后兩年多，劉家的生活費從每月150元降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周日也只有一盤葷菜，正長身體的孩子們幾下子就讓盤子見了底，還老感覺沒吃飽。足見劉少奇在做人處世總原則上，是多么的嚴以律己、率先垂范并教育身邊工作人員和家人都要嚴守紀律、大公無私！

來源：《黨史文匯》2012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