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周恩來，是一個說不盡的題目，給后人留下無數有意思、可借鑒的經驗和啟示。他傾盡一生，不知向世界講了多少“中國故事”，提供了多少“中國方案”。欣慰的是，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有不知多少人感念他為此貢獻出的不知多少“中國智慧”。今天，筆者僅揀拾他外交生涯中點滴閃光的片羽，略約呈現和追思他當年的風采和智慧。

一回“暗通款曲”的“偶遇”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登上國際舞臺。新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他的外交首秀上，卻受到了美國代表團團長、國務卿杜勒斯的羞辱。當周恩來看到杜勒斯迎面走來時，禮貌地伸出了手，而杜氏卻揚頭而去，不予搭理，使得新中國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好不尷尬。

據說，就是因為這一頗具戲劇性的場面，將近20年后尼克松總統終于踏上中國的土地進行正式訪問，走下飛機的時候，記者們的攝像機都早早對準了他的手。如他們所愿，歷史影像顯示，尼克松主動伸出手握住了前來迎接的周恩來的手，將這一“歷史恩怨”一揮而散。

記者們總是新賬舊賬一起翻，在周恩來身上辛苦尋找精彩看點，以吸引全世界的眼球。不過，當年日內瓦會議發生在“燈火闌珊處”而沒有被抓到的一幕，其實也頗有趣味。

當年6月下旬，會議決定休會一段時間再繼續開。那天，周恩來正同一位別國代表說著話的時候，一個美國人走了過來。他看見周恩來在和別人說話，就跟旁邊的中國代表團的秘書搭起話來。其實周恩來眼睛很尖，已經認出他就是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副國務卿史密斯。

杜勒斯先生不僅禁止自己，也嚴禁美國代表團所有人員跟中國人有任何接觸。但日內瓦會議是一個以蘇美英法中五大國為主要參會國的國際會議，杜勒斯如此霸道，就沒有多少人愿意理他。會議沒開幾天，他就回國了，職務由史密斯代理。

這時，就出現了一些細微的跡象，被周恩來敏銳地捕捉到了。比如史密斯見到周恩來時就并沒有回避，而是主動點了點頭，在休息室里還同中國代表團的翻譯隨口聊了聊天氣。他立刻察覺到，別看杜勒斯那么兇，美國人也不是鐵板一塊，這位史密斯先生想同我們接觸呢。自然，在當時的氣氛下，他也不便采取主動，于是靜待時機。

此時，似乎就是一個時機。不過周恩來和史密斯仍然沒有互相打招呼，而是通過各自的秘書來回傳遞信息，進行了如下對話：

史密斯：請你告訴周恩來先生，我要走了，希望不久還回來。

周恩來：請你告訴史密斯先生，謝謝他的通知，希望不久我們能一同回到日內瓦來。

史密斯：請你告訴周先生，中美關系是遲早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希望周先生有點耐心才好。

切勿小看了這次小小的“偶遇”和這段由四個人串連起來的簡單對話。

日內瓦會議召開之時，朝鮮停戰協議剛簽訂不久。其主要議題就是實現朝鮮永久和平問題和印度支那和平停戰問題。新中國參加該會，是蘇聯提出的主意。由于中國是朝鮮問題“利益攸關方”，美國無法阻止中國參會。但新中國出人意料地在朝鮮戰場上與不可一世的美國打成平手，打出了一個大國的國威軍威，國際地位自然提升，美國正加緊了對中國的圍堵封鎖孤立，在日內瓦會議上也決意存心不讓會議談出任何結果來。這一點，周恩來在國內為參會搞資料分析、做準備功課時，就作出了準確研判。

新中國其時正處于艱難困苦、備受打壓的國際環境，代表著新中國五億人民的周恩來，其思路恰恰與美國人相反。他在《關于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中這樣寫道：

在日內瓦會議上，即使美國將用一切力量來破壞各種有利于和平事業的協議的達成，我們仍應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可以獲得一致意見和解決辦法的協議，甚至是臨時性的或個別性的協議，以利于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論的道路。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

而且，周恩來的思路也未局限在已設定的議題上。他預測道：

日內瓦會議的議題雖只規定為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但并未排除討論可能提出的具體問題。等到會議中，我們可以相機提出有利于和緩國際局勢的其他迫切的國際問題。尤其是發展各國間的經濟關系和貿易交通往來，更為緩和國際緊張關系、打破美帝封鎖禁運的有效步驟。

尤其重要的是，他還冷靜而理性地“預測”道：

在會議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關系也會觸及，我們亦應有所準備。

這樣周全而極富遠見的準備和考慮，可真算得是“謀定而后動”了。正因為如此，原本相當弱勢的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果。雖然在美國的百般阻撓下，朝鮮問題果然未能達成任何協議，但在周恩來的積極斡旋下，在最后一刻達成了印度支那和平協議。此外，周恩來還和英、法、加等國代表頻繁洽談，達成了若干促進雙方關系發展升級、加強經貿往來、打破封鎖的協議。

不過，我們看到，在準備意見中，沒有談到對中美關系如何預做準備。現實就是這樣，美國對中國持極不友好甚至敵視的態度，周恩來對此的準備，主要是堅持原則、針鋒相對地堅決斗爭。而在會場上可以看到，雙方的爭辯可以說是極為激烈，互不讓步。

周恩來在會議上展示出堅定原則性之外的相當的靈活性，謹慎而又隨機應變的能力，他的隱忍大度、坦然大方、優雅從容的人格風度，似不經意地推動了形勢的發展，水到渠成地促成和捕捉到了這一小小動作。

它當然不像一個結束，而更像一個輕輕掀開了一幕劇的幕布。這一幕波瀾不驚地過去后不久，會議復會期間，美國又有了動作。他們通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維廉向中國代表團的宦鄉口頭轉達，要求同中國代表團討論有關遣返兩國在對方的人員問題。周恩來立即請示中央取得同意后，安排雙方代表團人員就兩國僑民和留學生問題在會議期間進行了五次接觸。

日內瓦會議結束后，中美雙方達成協議，兩國在日內瓦繼續進行領事級會談。中美兩個大國，需要談的事情是很多的。

一年后，這個領事級談判升格為大使級談判。持續十多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就是這樣開始的。一般認為，這是為日后震動世界的中美恢復邦交埋下的一個長長的伏筆。

一份臨時趕出來的發言

1955年4月，萬隆亞非會議召開。有29個國家應邀參會，其中心議題是反對殖民主義。與日內瓦會議不同，萬隆亞非會議參會的大多是二戰以后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他們既想發展本國經濟，也想在國際上享有平等的地位。照理說，這些訴求和愿望與中國是有共同語言的，在1953年底的中印談判中，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寫入雙方協議，倡導國家之間一律平等，以協商的方式解決爭端，互不干涉別國內政，和平相處。但實際情況卻復雜得多。參會的29個國家中，有22個沒有同新中國建交，甚至沒打過交道，有一些還同蔣介石那邊保持外交關系。不少國家對新中國缺乏了解，心存疑懼，有的受美國影響對新中國持敵視態度。

而美國等西方勢力，對于約占世界上一半人口的這些國家“聚眾抱團”，合伙討論如何反對殖民主義，同樣心存疑懼。他們想盡辦法破壞會議。

果然，會議開幕的當天，各種爭吵就出現了。下午，大會正式發言開始。多數代表紛紛表示，希望會議有助于世界和平及消除殖民主義云云。然而，發言的最后一位代表，卻對共產主義進行了攻擊，稱共產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在階級和民族之間培育仇恨”，已創造了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地球上沒有哪個國家不被他們的活動和顛覆活動所觸動。”“非共產黨世界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要認真對待共產主義危險的嚴重性。”

這個帶著明顯敵視和挑釁意味的發言，使得會場的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周恩來。結果看見他正神情泰然、輕松自在地專心記筆記。

第二天上午繼續發言。預定發言的第一個就是中國代表，但周恩來卻聲明表示放棄。然后，他繼續坐在那里，平靜地聽著各國代表們的發言。當天發言的代表更多了，絕大多數都提到對和平與友好的愿望和對殖民主義的憎恨。但到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又出現了猛烈抨擊共產主義的聲音。此時，發言國家已經過半，但還沒有聽到中國的聲音，會議的空氣又一次緊張起來。

這時，周恩來突然奮筆疾書起來。這次他不是做筆記了，而是迅速起草了一份約2000字的發言提綱。上午散會后，他找到翻譯浦壽昌，說原來的發言稿改成書面發言散發，他要另外作一個補充發言。于是由他口授，浦壽昌記錄，寫完一張紙，就撕下來遞給另一位同志立馬翻譯，用了一個半小時緊張搞定。

下午的會很快就開始了。又有三位代表發言，其中有人干脆直接點名指責中國。此時，大會發言的國家已有20個，未發言的國家已不多了。大會主席宣布：“我現在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發言。”史載：話音一落，會場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此時可謂座無虛席，據說過道里都擠滿了人，無數鎂光燈和相機動了起來，全世界都在看周恩來怎么反應。

周恩來從容地踏上講臺，開講了：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并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我們并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

匯總起來，兩天來有人針對中國主要提出三個問題：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問題，有無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所謂顛覆活動的問題。周恩來毫不回避地直接就這三個問題，一一闡明了中國的主張和具體政策。他說：

大家如果不信，可親自或派人到中國去看。我們是容許不知真相的人懷疑的。中國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么時候去都可以。我們沒有竹幕，倒是別人要在我們之間施放煙幕。

全場的人可以說是屏著呼吸聽著他的演講。最后，他大聲說：

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

他這一講完，全場立刻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氣氛陡然反轉了。記者們急忙奔出來，采訪各國政要的反響——

印度總理尼赫魯：這是一個很好的演說。

緬甸總理吳努：這個演說是對抨擊中國的人一個很好的答復。

埃及總理納賽爾：我喜歡他的演說。

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這是很和解的演說。

菲律賓的羅慕洛：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

美國記者鮑大可：這個發言是前兩天公開會議的高潮。

周恩來在后來的幾天里，繼續為萬隆會議制造“高潮”。最后一天，在周恩來“求同存異”的主張和智慧的推動下，經過激烈而艱難的長時間爭論，終于在最后一刻達成共識，通過會議公報，其最后一部分就是影響深遠的關于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萬隆亞非會議十點宣言，史稱萬隆精神。

鮑大可對此又評論道：“他在長期靜觀之后在這個辯論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候脫穎而出，成為會議的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從這一刻開始，究竟哪一個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沒有疑問了，那就是周恩來。”

事實上，不僅這個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重要發言，還有在一次會外小型招待會上應約發表的表達愿與美國和平談判的“69字聲明”，也廣為流傳。而美國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也不得不以實際行動回應中國的聲音，不久中美大使級會談就開始了。

在萬隆亞非會議短短七天會期中，周恩來以他真誠的態度、出色的外交才華，征服了與會者，為新中國大大推高了聲望，增加了吸引力。會后，來華訪問的外國人激增。到了1959年底，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增加了11個。它們無一例外，都是亞非國家。

一次高規格的“勸架”

1956年在世界史上是個多事之年。這年秋冬之交，英法兩國為重新霸占蘇伊士運河，伙同以色列發動了侵略埃及的戰爭，東歐又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世界輿論一片混亂。

這些事原本離中國千萬里之遙，也跟中國八竿子打不著。但一些國家還是聯想到了身為大國的中國身上。特別是一些周邊鄰國，擔心起新中國強大后會不會也對外侵略的問題來。比如關系很好的緬甸，就坦率地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怕中國侵略，實在是有點怕。”

于是，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1957年初，決定由周恩來出訪一次，以解決“親善四鄰，安定友邦”這個急迫而又突出的問題。

周恩來每到一國，都受到熱烈歡迎。賓主相洽甚歡，增進了感情，特別是大大消除了對中國的所謂“大國疑懼”。比如周恩來到緬甸與吳巴瑞總理懇談后，吳巴瑞非常高興，表示：中國反對大國沙文主義，這對小國是一種鼓舞，我們相信中國能夠實行。

周恩來的這次出訪，最初的目標是亞洲八國。但走著走著，他就從亞洲走到了歐洲，協調起蘇波、蘇匈關系來。

這樣的忙，其實中國已經幫過一次。波蘭事件剛發生，毛澤東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研究。毛澤東指出：蘇聯準備對波蘭進行武裝干涉，違反起碼的國際關系準則，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會議一致同意堅決予以反對。接著，中共中央就派劉少奇、鄧小平前往蘇聯進行調解，著重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也勸說波蘭顧全大局。蘇波關系有所緩和。

但據鄧小平回國后向中央匯報的情況看，這種緩和還很表面化。波、匈兩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國際共性”。而蘇聯方面，雖然也感到大國主義那一套不大靈了，但并沒有下決心加以改正。看來，“我們幫人要幫到底，今后還需要向兩方面多做工作”。

周恩來這次先去了波蘭，聽取了波蘭同志的想法。到蘇聯后，赫魯曉夫又建議周恩來去一趟匈牙利，幫助緩和一下蘇匈關系。當時匈牙利局勢還比較混亂，但為了促進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團結，他不顧個人安危當場答應下來，在布達佩斯停留和忙碌了24小時后又匆匆返回莫斯科。他和蘇聯同志們又進行了多次會談和溝通。

小國對大國，尤其近鄰的大國懷有“疑懼”心理，周恩來是早已預料和充分理解的。就中國的情形來說，他認為：

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我們知道，一個新興的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往往不能在短時期內得到別人的充分了解，而且還常常引起某些疑懼。但是，造謠和挑撥是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的，缺乏了解和疑懼，也可以經過較長時期的觀察和實際的接觸來消除。

因此，周恩來特別注意對小國、弱國的幫助、尊重和平等相待，設身處地地理解他們的難處，從不強人所難、恃強凌弱，贏得了大量贊譽，獲得了他們的信任和情感上的親近。這次出訪就體現出，中國是有意識地避免大國沙文主義作風的，它始終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尊重、平等態度真誠對待小國和兄弟國家。

而蘇聯則不然。1957年1月24日，周恩來在寫給中共中央關于調解情況的報告中，指出了蘇方思想和做法的不妥：

他們常常把蘇共黨的利益同各兄弟黨的利益對立起來，常常把個人領導的利益同黨的利益對立起來，常常把蘇聯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這樣就使得他們常常主觀地、片面地、沖動地設想問題和解決問題，而不能客觀地、全面地、冷靜地把上述兩方面的利益結合起來。

比如關于波蘭問題：

波蘭事件明明是由于歷史上波俄之間民族隔閡很深，戰后多年來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臨華沙一舉更是影響很壞。波蘭同志也承認同蘇聯同志間互相信任不夠。

周恩來指出這個問題，但蘇方卻不以為然，“在對波蘭問題上蘇聯同志更不愿意接受大國主義的批評，持這種態度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說服波蘭同志”。這里很鮮明地顯露出當時中蘇兩國在對待兄弟國家時的迥異態度。

總之，周恩來的這次“勸架”雖然有成效，但他也看到，根本問題很難解決。不過，借此機會，倒也增強了中蘇兩個大國之間的溝通和了解。比如周恩來觀察認為：

一方面他們領導人中有些唯我獨尊、利令智昏，既缺乏遠見，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來雖然碰了不少釘子，但是受益還不大；另一方面，他們卻也有時表現信心不足，內心有些恐懼，所以在對外事務中和兄弟黨的關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嚇人的手段。他們同我們談話中有時也談些真心話，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這些看法，比較尖銳，但也是實情。進而，周恩來認為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在整個國際戰略方面雖然很強勢，但也是缺乏遠見的。

在國際局勢問題上，我覺得他們考慮或者應付具體的現實問題多，缺乏對于整個局勢的全面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另一方面，在策略問題上由于原則性不夠明確，故有時靈活無邊，常常不能通過具體策略的正確運用去圓滿地實現總的戰略方針。我感覺這里更主要的是他們缺乏對于局勢的好壞兩種估計，缺乏辯證觀點，所以在國際事務中也常有發生使人擔心的事件的可能。

這是周恩來通過親臨實地，近距離觀察，面對面溝通后得出的結論，印證了他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先前的分析研判。

數年后，一件“使人擔心的事件”果然發生了。“老大哥”蘇聯終于對此次辛苦“勸架”的中國兄弟也翻了臉。

一個關于“和平”的辯證法

1964年的年初和年尾，周恩來經歷了新中國歷史上的兩個重大事件。

第一件事，是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他出訪亞非歐14國，重點是非洲10國。

當時，正是世界殖民主義體系加速崩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之時。非洲獲得獨立的國家已有30多個，而中國已同其中12個建交，在非洲的“朋友圈”越來越大。然而，放眼全球，國際形勢仍是錯綜復雜，中國處境仍相當不利。中蘇關系破裂，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公開化；與中國共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印度頻頻挑起兩國邊界沖突。美蘇則加緊對非洲國家進行滲透，同時挑撥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而非洲一些國家也對中國缺乏了解，存在隔閡和疑慮。

周恩來的這次出訪，占據了戰略主動，一方面“伸張正義、扶弱抗強”，支持非洲國家反帝反殖斗爭，加強亞非國家團結；一方面也促進中非友好合作，打破美、蘇、印對中國幾面夾擊的壓迫和孤立的局面。

這是中國政府首腦首次出訪非洲。周恩來秉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凡是出訪對象，一如既往地給予和平友好、平等尊重、真誠相待的態度。加納發生了恩克魯瑪總統遇刺受傷事件后，周恩來不僅未取消行程，而且不顧危險，打破國際禮賓慣例，主動到恩克魯瑪所居住的城堡會談。

訪問埃塞俄比亞的時候，塞拉西皇帝迫于美國壓力，把會談地點安排到遠離首都、海拔2000米高原上的阿斯馬拉城。周恩來體諒埃國難處。會談中，塞拉西指責中國在埃塞、肯尼亞同索馬里的邊界爭端中支持索馬里，意思是中國不公正、拉偏架。周恩來并沒有生氣，而是耐心地做了解釋，塞拉西的誤解才煙消云散，還表示愿意同索馬里坐下來談。到了第二次會談，塞拉西又不同意中國提出的在兩國聯合公報中“宣布中埃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表述，說不能不考慮同美國的關系。周恩來又設身處地地替他著想，說沒有關系，“事情總是準備長一點好，困難總是估計多一點好”。后來，在聯合公報中就沒有這樣寫。十分感動的塞拉西，之后努力推動兩國關系，中埃終于在1970年正式建交。

訪問突尼斯的時候，因當時兩國還未建交，決定由周恩來同布爾吉巴總統進行單獨會談，以增進相互了解。結果，布爾吉巴一開始就不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在國際會議上一定要努力尋找共同點的觀點，還不客氣地指責周恩來出訪途中的一些言行，甚至把這些指責帶到了后來的公開場合。第二天，兩人再度單獨“深聊”的時候，布爾吉巴又提出中國不應該總說美國要打中國，應該主動同美國緩和關系。周恩來耐心而嚴正地解釋，美國占領著中國領土臺灣，但中國一直主張和平談判，是美國敵視中國，還用核武器對中國進行威脅。通過兩次深度懇談，布爾吉巴總統被打動了。當天兩國關系就獲得突破性進展，發表聯合公報宣布決定正式建交。

訪問巴基斯坦，有記者刁難周恩來，問他對印巴克什米爾爭端怎么看。他坦率地回答：希望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和睦相處，并且解決他們之間的爭執；應該勸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姐妹國家自己坐下來討論和解決問題。這令那些想要挑撥中國與印、巴關系的人很失望。

此次出訪獲得圓滿成功。特別是周恩來在出訪中宣布的中國處理同非洲國家、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反響。當年的3月30日、31日，周恩來對訪問14國的成果做了長篇報告。

而這個鼓舞人心的報告中，有一句類似感慨的話：“我們的工作光集中在對外還不行，最主要的是把國內工作搞好，力量強大就是最可靠的本錢。”周恩來所說的“力量強大”，指的當然是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但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也是有重點指向的，那就是擁有“大國標配”——核武器。這就涉及當年年底發生的另一件大事——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就在作這次出訪報告后十多天，周恩來召開會議對這次試驗工作進行了具體部署。

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就作出了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對此，周恩來曾說：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掌握原子能。應該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為和平建設服務，就可以造福人類。如果為戰爭服務，就是毀滅人類。美國想用恐怖嚇倒我們，但是嚇不倒我們。

顯然，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如果沒有原子彈，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國際地位就難以提高，還要處處受欺侮。周恩來曾多次對聶榮臻說過：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這是他長期周旋于國際舞臺、與形形色色國家打交道的切身體會。

六個月后的10月11日凌晨，周恩來給毛澤東等寫信報告關于核試驗準備事宜的時候，同時還說到了“關于起爆有效后的宣傳和政治斗爭，正在進行準備”的事情。之后的幾天里，他布置并主持起草了有關原子彈爆炸的中國政府聲明、新聞公報。他說：“我國這次試驗，決采取公開宣傳辦法，以便主動地擊破一切誣蔑和挑撥的陰謀，并利今后斗爭。”

10月16日下午3時，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當天深夜11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關于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的新聞公報，同時播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中國發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國相信核武器的萬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國發展核武器，正是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要消滅核武器。中國掌握了核武器，對于斗爭中的各國革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對于保衛世界和平事業，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同時，周恩來還致電世界各國政府首腦，轉達中國政府在聲明中提出的關于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的建議。

這一切表明，中國進行的是一次“附帶和平聲明”、包含“和平理念”的核爆試驗。這就是新中國領導人干事情的辯證法，其中蘊含著十分深邃的道理。

對于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國際上的反響是十分強烈，而又十分復雜的。美、蘇、印等國自然大加撻伐，但友好國家和團體的輿論則普遍認為，中國有了原子彈，使世界力量的比重發生了深刻變化，使亞洲和世界和平得到更為有力的保障，并為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開辟了道路。

在此期間，周恩來親手為新中國拉起來的“朋友圈”正在變得越來越大。很多朋友對新中國日益強大，包括擁有核武器這個“嚇人的東西”這件事，非但不疑懼，而是像中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仿佛和中國變成了同甘共苦的“命運共同體”一樣。最終，當新中國被成功“抬”進聯合國的時候，這些“抬轎子”的朋友們竟比中國自己還激動。

可以說，正是周恩來，使得世界上更多的人加入到認識、理解、尊重和親近新中國的行列中來。

（本文作者：李琦，《黨的文獻》主編、編審。）

（編輯王兵）

（來源：《百年潮》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