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400余天

——憶周恩來總理在三〇五醫院

張寶昌口述，王雪整理

張國昌，1936年生于抗州。1955年在共青團杭州市委工作，1956年調到北京中南海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在中南海長達27年的工作經歷中，先是在中央警衛局服務任招待員、辦事員，后到總特灶任伙食組組長（管理員），專門負責中央首長的伙究、食品供應、宴請接待等工作。后任政治指導員、教導員，直到1983年轉業。1996年退休。

周總理在三〇五醫院住院治病期間，對自己生與死的問題看得非常清楚，他說：“人，要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還說，我和鄧穎超早已約定，死后不保留骨灰。后來事實證明，周總理的這個決定，在中央一級是第一個實行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活得清白，死得“干凈”。

周總理住院期間，我負責招待工作,包括招待外賓、中央領導等來訪人員和候診醫生在休息室休息、開會、喝茶、吃飯等活動。目睹了不同人對總理的不同態度，感受到周總理即使身患重病也為他人著想、心系天下的胸懷。

手術前的談話

1974年5月，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通知我們服務科到三〇五醫院去做周總理入院的準備工作。我奉命帶著十余名干部、戰士、職工進駐四區（三〇五醫院主樓代號)，負責現場招待服務工作。6月1日，周總理住進三〇五醫院，周總理在鄧大姐等人陪同下乘電梯來到半地下室的簡易餐廳，醫生、警衛和其他工作人員正在吃飯，周總理向大家招了招手，并深情地說：“你們先吃飯，我講幾句話。這次我因病住院，你們都來為我服務，謝謝大家，很快我就要治療（動手術）了，如果手術成功，身體好了，我就陪大家吃一頓飯，如果手術不成功，那么這一次就當是和大家告別了。”此時，大家都站著，聽著，眼淚一下涌出來，誰也無心再吃飯了。在場的30多人悲喜交加：周總理拖著病重的身體，很快就要做手術了，還專門下來看望我們，感謝我們，我們的總理是何等的尊重他人。后來大家紛紛表示，這頓飯將銘記終生。飯后我們服務科的幾位同志開了座談會，主要是討論如何將工作做好。我說：我們要陪周總理到底，盡一切可能和努力，使他老人家治療得好，休息得好……

當晚，周總理即將做手術，四區各部門工作都按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晚上9點，鄧小平、葉劍英、張春橋、王洪文、汪東興先后來到醫院，在醫院的會客廳值班守護。鄧大姐和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把手術間門口走廊的地毯卷起來橫靠在墻邊，我們坐在上面等候。當時除了中央首長，誰也不說話，氣氛很凝重。直到后半夜兩點多，醫生出來向常委報告，說比較順利時我們才松了一口氣。此時，遠在外地的毛主席也惦念著周總理，他專門讓人打電話詢問醫治進展情況，并指示：不要告訴總理本人（為了讓周總理減輕負擔），也不要告訴鄧穎超。六億人民的總理牽動六億人民的心，從中央到地方，都盼望著總理早日康復。

由于醫務人員的努力和周總理的密切配合，接下來的療效比較好，比如，總理能看不超過半小時的電影，說話也多了，有時還能離開醫院到北海公園走走。我們陪著周總理去，備上水壺和毛巾。周總理有時在北海長廊遙望遠處，自言自語地懷念著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

有一次，一位美籍學者來訪，周總理決定在北海公園仿膳接見，并用西瓜和去皮的鮮荔枝招待。后來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巴基斯坦的熱烈反響，以為周總理能在北海而不是醫院接見外賓，說明病已痊愈，甚至準備發賀信給我們。當時我們在醫院聽到這一消息都笑了，周總理也笑了。

會見外賓

周總理住院期間，只要條件允許，就接見外賓或找人談話。在眾多外賓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國的基辛格博士、朝鮮金日成主席和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人波爾布特。

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在中美關系由冷變熱的歷史進程中，基辛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對周總理十分欽佩。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基辛格帶著個性活潑的夫人還有孩子來到中國看望周總理。他們的關系超過一般的客人，特別親近，像家人一樣。他們的談話時間比較長，談話結束后，周總理與基辛格一家合影留念，照相時基辛格夫人緊緊挨著周總理。報紙發表后，周總理看到報上的照片笑了，說：“嗨！挨得太近了。”

1975年4月，金日成來看望周總理。周總理剛做完手術不久，嘴上的泡還沒消，說話比較費力。即使這種身體狀況，周總理依然堅持會見老朋友金日成。原來周總理準備在醫院里請金日成吃飯，搞一桌小型宴會，吃家常飯，我們服務科也做了準備。可是這時總理剛做完手術，雖說好一點，但也是硬撐著的，腳腫了皮鞋穿不進去，只能穿布鞋，但也走不動路了。當時講的事情比較多，時間很長，這樣一來，最后宴請就取消了。金日成特別想與周總理多待些時間，但醫生說總理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金日成只好不舍地離去。這次手術后，周總理病情有點變重。

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人波爾布特執政期間，在國內實行一條極左路線，無視民族統一、民族團結，鎮壓黨外愛國力量，造成不利于共產黨領導的恐怖現象。柬埔寨形勢嚴峻，在此背景下，毛主席讓周總理在醫院會見波爾布特，做他的工作。1975年6月，已經重病的周總理苦口婆心地向波爾布特講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強調要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要搞統一戰線，爭取盡量多的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他們建設國家，希望波爾布特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周總理榜樣的力量已超越國界，由此可見一斑。

不愿添麻煩，講原則

1975年7月，周總理衛士長張樹迎找了我們服務科里的一位領導、三〇五醫院警衛處康海群和我三人開會，傳達周總理的指示：根據目前健康稍好的情況，適當減少身邊工作人員。不減員，周總理自己不安心。此前，周總理已經提過幾次，說人不要太多，醫生護士都少一點，保持基本治療即可。但由于大家為趕快治好周總理的病，沒執行這一提議。后來周總理明確強調，要減少工作人員。我們在與一位醫生聊天中了解到，其實總理這時有些感覺到自己的病很難好，會拖比較長的時間，所以堅決提出來減員。

減員后，我們向周總理和鄧大姐匯報。他們覺得這樣好，都挺滿意。一次,鄧大姐找我談話，說我們的標準減下來以后大家有什么反應？我說大家都滿意，沒反映，因為周總理想的都是國家和人民，所以大家都很配合，都沒有意見。鄧大姐說，既然大家沒意見都滿意，你跟大家講，周總理很感謝大家，希望大家互相之間好好配合，好好工作。周總理提出跟工作人員合影留念。周總理想得很周到，他把剛好來醫院接見外賓的李先念、喬冠華、唐聞生、王海容都叫來一起合影，因為周總理盡可能地讓我們工作人員不僅跟他，也能和其他領導合個影。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我們服務科的。合影后，周總理對我們說，要保持晚節，不保持晚節就要在照片上打XX。

一次，周總理手術后無法躺下休息，只好坐著。中央一位同志讓北郊木材廠做了一把半躺式椅子，周總理幾次提出要自己付錢，并專門找該同志談此事，要該同志說服工廠收下周總理付的款。該同志未辦，說不好向工廠交代。于是后來想出一個折中的辦法，由服務科買下這把椅子，算是公家財產。周總理平時服用的高級營養藥也都是自己付的款。到去世時，周總理已沒有余款。

鄧大姐在周總理住院期間，每天下午到醫院看總理，陪總理在醫院走廊里散步、聊天，有時跟工作人員聊聊天，一直陪到晚上8點多，然后回家。周總理如果能夠走路的話，總要從西邊臥室走到東邊大廳接鄧大姐，她離開時，周總理又去送她，可見二人的深厚感情，十分感人。如果總理病重一點，要做手術，鄧大姐就不回去，在醫院陪著。有一次，手術前周總理躺在手術推車上，上面輸著液，從病房推出來，推到手術間門口時，總理叫推車停下來，他同鄧小平等人談話，交代一些事情，談話時間稍微長了些，大概過了一刻鐘，鄧大姐有些著急，就過去對周總理說，要動手術了，不要談了。周總理說，現在我們是常委們在談話，請你走開。后來又談了一會兒，鄧小平說，都知道了，您趕緊進去吧！然后政治局委員們回到值班室，我們在走廊里守候。從中可以看出總理十分講原則。

關心醫生和工作人員

周總理對大家的細心周到體現在方方面面。有時鄧大姐陪周總理在走廊散步，周總理問鄧大姐，醫生吃得怎么樣，工作人員吃得怎么樣。鄧大姐說：醫生比工作人員伙食標準高一點。但是他們每天需另拿五毛錢，自己都得交糧票，都是小盤菜一葷一素。周總理常常想著工作人員，對鄧大姐說：天熱啊，也是夠他們辛苦的。當時招待費用是有限的，人又那么多，鄧大姐一看，把我叫去說：天熱，去買點西瓜，錢從我這里拿，拿著發票到我這里來報銷，我的工資就夠買了。夏天有好幾次都是鄧大姐掏錢買的西瓜。鄧大姐既想到總理，又想到工作人員，又考慮到國家的規定，按制度辦事。

周總理身體好些時，希望醫生、工作人員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和他一起看電影，凡是中央領導們看的電影讓工作人員也看，包括有幾部在社會上不公開放映的影片。為了分散一下周總理的注意力，在他身體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服務科放映組專門挑比較輕松的影片，比如《閃閃的紅星》。看過后，周總理同醫生說：“你看那個時候那么苦的條件，我們都過來了，有多少人犧牲，有多少人在哪兒都不知道。我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現在看來，人要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所以你們在座的健康的人更要學習，更要自我革命。”

周總理不僅在生活上關心大家，在思想上也是這樣。有些內部電影他不忌諱，也要我們看。記得當時最觸動我的一部電影是《人與自然》。這是一部德國電影，講述動物是怎么進化、人是怎么衍化的。當時這部片子是絕密的，我們從未看過這類影片。周總理說：在座的都是大人了，另外在這些問題上面思想不要太古舊、太封建、太保守，這是一個自然現象，你要去認識它，正確對待它，人健康無非是兩個，一個是生理健康，一個是心理健康。姚文元等當時也看了這部電影，看后說:是誰讓我看這個電影的？能看這個電影嗎？我不能看，你們也不能看。

1976年1月7日晚，周總理處于彌留之際，微睜雙眼，辨認出眼前的吳階平、方圻等醫生，聲音微弱地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這就是周總理，即使病重仍不忘關心他人。

老戰友關心周總理

鄧小平每次來醫院值班，都提前來，有時甚至提前一兩個小時。來后向周總理匯報，聽周總理的指示。周總理不止一次說：“你這段時間（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干得不錯，比我干得還好。”鄧小平什么事情都跟周總理講，包括他工作順不順利，我們有時聽到一兩句。周總理與鄧小平每次談話都很順利。鄧小平從來不給醫院工作人員增添麻煩，他帶頭不在醫院吃飯，讓周總理好好休息。只要周總理精神好，沒有別的安排，鄧小平就來看望他,每次聊完周總理精神都特別好。

周總理住院前，我們做準備工作時，葉帥親自來醫院檢查，深入廚房。廚房里比較暗，條件一般，冰庫很矮，他就鉆到冰庫里檢查，看有沒有肉，有沒有雞，有沒有蔬菜。出來后看到水池里沒有魚，他急了，說怎么沒有魚啊？我說還沒準備買呢，早買容易壞。他當即讓身邊的警衛員開車把他家中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魚全部拿來。然后葉帥才放心了，并囑咐我說，一定要讓醫生和工作人員吃，記住。他告訴大家此項工作十分重要，總理的健康聯系到全黨全國人民的心，希望大家做好，互相配合，圓滿完成任務。

葉帥幾乎天天打電話來詢問周總理的病情、起居、飲食等情況。周總理的手術一般都在晚上做，有時到后半夜一兩點，葉帥都陪著。他總坐在扶手椅上，動也不動，話也不說，只是等著手術后醫生來向他報告。他有時困了坐在椅子上打盹，我們給他拿熱毛巾擦臉，拿個靠背給他靠一會兒，當我們提出讓他去房間躺會兒休息，他不要，就坐那兒堅持等候。

李先念每次來，只要周總理身體精神好一點，他就陪總理多聊一點，有時聊聊家常話，讓周總理寬心，就像家人一樣。一發現總理情況不太好，他就很著急，總去向醫生打聽，詢問下一步怎么辦，怎么安排。他們之間感情很親切，我們工作人員都看在眼里。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與葉帥們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姚文元很少來醫院，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來得多一些，手術值班時，他們或閉目養神或吃糖果點心。江青一來就要我們給她準備一個房間，說是見了周總理以后要休息，要洗漱，對醫生、工作人員從不搭理。張春橋實在有必要說時才跟周總理說一點話，平時基本不說話，在那一坐，等著周總理說話。他們三人每次來都板著面孔，十分冷淡。而王洪文一來便打聽其他人來醫院的消息，問小平來了沒有，什么時候來的。

周總理的遺愿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那天，我是工作人員中第一個接到電話的，當時病房值班人員打電話說，總理不行了，你們馬上準備，一會兒其他首長就要來了。我馬上把警衛人員動員起來，不一會兒中央領導來了，最早到的是鄧小平，葉帥等人相繼到了，緊接著江青等人也來了，當時政治局委員中唯一缺的是海軍司令蘇振華。周總理那時已經停止呼吸但還在搶救，政治局委員們在外屋等蘇振華，大概等了十幾分鐘，蘇振華到后鄧小平讓他去里屋看看總理，他一看到周總理傷心地大哭起來，說不出話了，說半句話就噎住了，站都站不住，緊挨著總理床邊一動不動。好長時間過后，外面的工作人員進來跟我說，寶昌，你趕緊把他攙扶出去吧，政治局委員們都等他開會呢！然后我對蘇振華說，首長您還是出去吧，小平同志他們都在外面等您。會議指示停止搶救，成立治喪委員會，確定了追悼會的日程安排等事情。散會后，鄧小平等人又進屋看看總理，鄧小平聲音顫抖，葉劍英哭紅了眼睛，拉著鄧大姐的手久久不放。李先念、陳永貴、蘇振華等已走不動路了。好多人眼睛都哭腫了，而江青等人馬上轉身就離開了。大概中午12點，周總理的遺體抬上車準備送往北京醫院，鄧大姐把蓋在總理身上的白布撩開說，讓我再看看恩來，然后在他的頭上親了一下，就算告別了。

1976年1月15日，在開追悼會前一小時，鄧大姐在人民大會堂傳達周總理遺囑，她說：周總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作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同帝國主義斗、同國內階級敵人斗，同疾病斗。堅貞不屈，直至臨終。早在十年前，總理和我就談到關于后事的處理問題。總理和我互相保證，死后不保留骨灰。從土葬到火葬是一次變革，但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更是一次變革，移風易俗，是一場革命，要改變人們的習慣是不容易的。當時，我們雖然商量好了，但總理是心中有數的人，他說：你（指鄧穎超）若死在我前頭，比較好辦。如果我死你前頭，就難說了。現在黨中央、毛主席同意總理的生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實現了總理的遺愿，對于我是極大的安慰……總理告訴我，死后不提任何要求。聽從中央安排，服從中央指揮。在治療問題上，你也好，其他親戚也好，沒有權利提意見。死后的葬禮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鄧大姐接著說：“解放后，淮南的同志修了總理的房子。總理知道后，不高興。提出房子讓大家住或公家用，不能搞什么紀念館。同時，修房子的錢，由總理自己出。關于處理祖墳的事，曾一再談過，要求當地同志把祖墳深埋，土地交給生產隊。為此專門叫侄子回去處理此事，后來按總理的意見辦了，他才高興。”此外，鄧大姐按照總理生前的遺言，對他的后代提了幾點要求。總的精神是不搞特殊化，因為是總理的親戚、后代，現在趁總理逝世之際，向組織提要求，達到自己的利益是不許可的，也是違背總理的意愿的。

開完追悼會后，鄧大姐回到三〇五醫院，她特別強調：“中央和主席是重視總理病情的；醫務人員是盡了最大努力的；實現了總理的遺愿，不保留骨灰，這是我最大的安慰；親屬沒有任何權利猜疑、責怪中央和醫務人員；希望中西醫互相合作，在戰勝癌癥方面做出成果，并相信最終將戰勝癌癥。”鄧大姐說：“追悼會開過了，總理的后事都處理得差不多了，就等著撒骨灰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再見一次面，跟你們照個相，也謝謝你們，同時我把總理最喜歡的一張標準相送給你們一人一張，我準備了相框，你們要是想總理時可以掛起來看一看。”

周總理為人處世、待人接物，考慮周到、全面、細致，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影響至今，為后繼領導人樹立了榜樣。這是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來源：《百年潮》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