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用過的名字和化名

秦九鳳

一代偉人周恩來出生于書香世家，根據當時的習慣和傳統，他要取好多名字。后來從事革命事業后，又由于斗爭的需要，還用了一些化名，這些名字都有一定來歷或有趣的含義。

據筆者多年搜集，周恩來的起名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時期。周恩來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館先生給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鸞”，學名“恩來”、字“翔宇”。第二階段是他讀書求學和早期革命時期。這段時期，他用過“羊羽子”“羊羽”“飛飛”“伍豪”等。剩下來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階段，即革命斗爭時期使用的。這期間的名字是他領導地下斗爭時的化名，因此也比較多，現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維思”“大美”“趙來”“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來出生后第一階段的取名來說，因為周家是一個“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給男孩取名時都特別講究，一般都是由有學問的長輩或門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者起名，也有請家塾館先生給取名的。

家人先給周恩來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鸞”。“鸞”是中華民族傳說中鳳凰一類的神鳥，其“鸞鳳和諧”就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之間還常常各自以“鸞”和“鳳”自稱。周恩來為什么取乳名為“大鸞”呢？淮安周恩來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濤的兒子、周恩來的侄兒周爾圻在1982年6月8日簽名負責的筆錄。周爾圻雖比周恩來小一輩，但他的父親周恩濤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輩排行的老大（周恩來排行第七），因此，周爾圻的年齡并不比周恩來小多少，而且周爾圻的母親是來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一帶）的萬家，只比周恩來母親小一輩。他在這份筆錄上說：

恩來名字的由來，我聽母親和八老太(指周恩來嫡親八嬸娘楊氏）講是這樣的：在周恩來母親萬氏臨盆時，夢見有一鸞鳳之類的神鳥入懷，然后就生下了恩來，所以取小名大鸞，表示有鸞鳳來臨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譜排下來的，故取名恩來，總理的母親識字，文水還可以。

周恩來的名字是父親周貽能起的。他琢麿的是：恩者，愛也。《詩經》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歸有光也曾說：“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來者，未來也。《論語》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周恩來的名字就是周貽能根據這些起的。

另外周恩來還取字“翔宇”。那是因為周家是個名門望族，在這樣一個大家族里，要嚴格區別輩分。而就年齡而言，有的晚輩甚至比長輩年齡還大，但是晚輩卻絕不能喊長輩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則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個“字”或“號”，好讓晚輩喊長輩的字或號，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來的字應該是在五歲入家塾館讀書時由塾館老師給起的，老師期望他這只“神鳥”能翱翔宇宙，所以給他取字“翔宇”。有許多資料甚至周家的個別親屬都認為周恩來“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離開沈陽時，由他在沈陽（當時叫盛京）東關模范學校的高老師（高亦吾，譜名高守銘，字盤之）在他們師生分別時給周恩來取的。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太準確，因為周恩來的兩個親弟弟和一個嫡堂弟當時都在淮安，和周恩來相隔千里，那時音訊又不發達，但都跟著按“宇”來取字：周恩來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壽取字同宇，嫡堂弟弟周恩碩取字潘宇。顯然，這是周恩來兄弟先后進家塾館讀書時，由塾館老師給依次取上的。如果是高老師1913年給周恩來取的字，那遠在淮安的周恩來的三個弟弟是不可能都依著周恩來排序起字的。

周恩來第二個階段取名、號是在他讀書求學時期和早期革命時期。1912年暑假，周恩來在奉天省（今遼寧省）官立東關模范兩等小學校畢業，與他的同班同學兼好友郭思寧行將分別，應郭思寧的要求，周恩來為他題寫了“同心努力，萬里前程指日登”的臨別贈言。周恩來在這幅題詞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書”。“羊羽”是周恩來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則是古代男子的美稱。據沈陽市原第六中學（東關模范學校是其前身）原校長宋延鈺對筆者說，周恩來在東關模范學校讀書時，在同學之間交往時也曾用過“羊羽”的署名。而周恩來的筆名“飛飛”則是他到天津南開學校讀書第二年時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出來。當時，他和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等一起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由他創辦并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業》的《長飛漫墨》專欄內，發表了他題為《評詠岳少保祠七律》和《評詠淮陰侯釣魚臺詩》等數篇文章，一度使他“飛飛”的筆名受到學校師生的關注。

1948年冬，與共產黨人爭奪人才的蔣介石希望南開的老校長、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的張伯苓隨他去臺灣。張伯苓猶豫不決間，收到了由中共地下黨員金山傳遞給他的信息，“老同學飛飛不要老校長動”。張伯苓知道，“飛飛”是周恩來，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慶家中還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帶去臺灣，便從南京飛去了重慶。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繼解放。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是張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找時在天津南開大學的張伯苓長子張希陸教授，商討在重慶的張伯苓的安全問題。張希陸認為，這事只有報告周副主席，才能萬無一失。不久，傅作義從北平給張希陸打來電話，請他到北平一談。張希陸到北平后，傅作義告訴他，周副主席說了，不要讓張校長去臺灣。當時剛好中孚銀行總經理孫先生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請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經理王恩東。因為王恩東也是張伯苓的學生，請他想法將周恩來不讓張校長去臺灣的信息轉告在重慶的張伯苓。果然，不幾天，張伯苓在重慶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無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對周恩來兩次以“飛飛”名義要他不要去臺灣的做法非常感動，于是就留了下來。

周恩來東渡日本回國時，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周恩來為了把當時天津進步的青年力量團結起來，就和諶志篤、馬駿、劉清揚、李毅韜等團結在一起組織天津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覺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員只有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員男女各半。而且為了方便覺悟社內之間的交流、聯系和開展革命斗爭后的安全、保密，決定設50個號碼，通過抽簽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號碼作為自己的代號，剩下來的30個號留給后來的參加者。抽簽結果，周恩來抽到5號，鄧穎超是1號。這就是周恩來“伍豪”一名的由來，而鄧穎超后來叫過“逸豪”，也是同樣的道理。

周恩來第三個階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爭時期。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地下革命斗爭時，不僅要經常變換住地，不斷改變自己的形象和裝飾，也要不時地取一些不為社會上所知的名字，以與當時強大的敵人“捉迷藏”。那時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經過考慮.有的則是信手拈來。

1997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筆者赴北京拜會了在全國工商聯離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周恩來秘書的黃玠然。談了相關工作后，我曾問黃老，周總理在上海領導地下斗爭時取了哪些化名。當時90多歲的黃老思路清晰、反應靈敏。他告訴我：總理在那一時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說上。但是有兩個我是知道的：一個是我和他在談工作時，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說，他的老家淮安沒有山，是一個少山的地區。說到這里,剛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簽發，他就隨手簽上了一個“周少山”的名字，其實收件人僅從筆跡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認出是周恩來簽發的文件。也就是說，不管周恩來簽什么名字，甚至不寫名字，收件人也會知道這份文件是周恩來簽出的。

黃老還說，還有一次，他看到總理簽上了“維思”兩字作為他的署名，他就順口問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爭時，相互之間不稱呼職務），你為什么又簽上‘維思’的名字呢？”周恩來看了他一眼輕聲說，“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嘛！”隨后又沉下臉說，“以后這些不要問！”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腦袋是小事，給黨和革命造成災難和損失那就是更讓人痛心的事。所以，周恩來在那一時期還曾使用過“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趙來”“冠生”“冠”和“伍”等筆名或化名。黃老說，“胡公”“大美”是因為周恩來的胡子長得很快，哪怕他刮干凈的臉龐，只要長了一個星期，胡子就長得很長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這么來的。1936年12月，張學良見到周恩來時也夸贊說：“真是個美髯公!”而“周翔”則是由“翔宇”衍生出來的，“伍”則是和“伍豪”一脈相連的，至干“冠生”“冠”則是周恩來認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最壯麗最美好的事業，是他人生為之奮斗的、第一位的偉大事業。

還在長征出發前，鄧穎超就患上了肺結核病，所以，長征路上，鄧穎超一直是編在休養連隨隊前進。經過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之路，到陜北后，鄧穎超的身體更加衰弱。經組織批準，鄧穎超扮作美國新聞記者斯諾的傭人，住進了北平西山的平民醫院治療。住院期間，鄧穎超認識了同室病友、進步女青年胡杏芬。鄧穎超告訴她，自己叫李揚逸，有一個非常疼愛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鄧穎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別。后來，鄧穎超隨周恩來等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這時，胡杏芬也與家人從北平逃難到重慶。因為她已得知她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國共產黨方面大名鼎鼎的鄧穎超，所以，她就寫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來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婦女知識叢書》第八輯《關于中國婦女的二三問題》上發表。由于生活條件艱苦和環境惡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慶去世。鑒于胡杏芬不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積極追求進步，重病時還向周恩來、鄧穎超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所以周恩來夫婦專門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上了由周恩來題寫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揚逸共立”的文字。這兩個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誰。后來因為時局發展太快，這塊碑并未能豎立到胡杏芬墓前，但是卻為世人留下了周恩來一個“李知凡”的名字。

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時，以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組成中央前委，在陜北領導和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以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委前往河北平山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央委托的其他工作;以楊尚昆、鄧穎超等組成中央后委到晉西北開展土地改革及保護好各方面的人才和有關檔案。其中以“前委”這一塊形勢最為緊張。因為他們面對的是胡宗南統率的20多萬大軍，而當時在陜北留下的由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僅兩萬多人。為了讓野戰軍收放內如，“前委”并不和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編在一起，而是在汪東興帶領的四個警衛連護衛下單獨行動。為了麻痹敵人，他們一會兒叫“九縱隊”，一會兒叫“三支隊”。而且主要領導人還都取了化名。毛澤東叫“李得勝”，周恩來叫“胡必成”。任弼時當時是“三支隊”司令員，取名“史林”，陸定一是政委，取名“鄭維”，葉子龍是參謀長，取名“一號”，汪東興是副參謀長，取名“二號”。1992年3月,筆者在北京拜會周恩來轉戰陜北時期的警衛員王還壽時，王老告訴筆者，當時取化名時，總理說，我認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當時他的一個盛書和裝衣物的木箱子上還有周恩來用毛筆斜著寫下的“胡必成”三個字。這個大箱子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過。

1961年3月，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章士釗由香港回到北京，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上說：“胡子（當年一些人對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稱呼，周恩來早在重慶時就知道并熟悉。國民黨在大陸敗退時，蔣介石強行將于右任帶去臺灣）最近給香港的吳季玉先生來信說：‘今年是我老伴的80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章士釗先生在信的最后說，“胡子的這種心情，請總理予以理解。”

周恩來收到章士釗的信后特意讓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傳話給于右任的女婿、時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還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總理要你把兒子屈北大、兒媳梅君一道帶去西安，并將于右任一個在上海的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山陜西省委統戰部出面，給予老夫人做一個熱熱鬧鬧的壽宴。三桌人的壽宴過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興。

屈武回京后，羅青長又聯系屈武，希望他能將為于老夫人做壽的事寫信到臺灣告訴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寫信時犯了難：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周恩來總理一手安排的，應該在信中告訴于老先生才對。但是如果信上寫了“周恩來”或“周總理”的話，要是被特務們檢查發現，對于先生造成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來的話又怎么能對得起周總理的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為難時請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訴屈武，你只要把“周總理”三個字換成“濂溪先生”四個字就行了。接著，邵力子解釋說，抗戰時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兩人經常談一些歷史名人。我倆都知道周總理是北宋名儒理學奠基人周敦頤的后代。周敦頤晚年自號濂溪先生。當時我倆一談到周恩來，為避人耳目，也總是稱呼他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見到你信上的這四個字，他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來。果然，在臺灣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興到了極點，特別感謝周恩來總理對他和他夫人的關懷，當即回信請香港的吳季玉向周總理表達他的誠摯謝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為人們所知的周恩來的又一個名號。

周恩來一生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激蕩變革的時代，他身處那樣的家庭和投身革命后所處的那樣一個環境，使得他使用了那么多的名字，這還不包括蘇聯共產國際給他取的俄文名字“莫斯科文”等。今天當您知道這些時，算是增加了對偉人的一分了解，多了一點認知吧！

（本文作者：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研究室原主任）

（來源：《百年潮》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