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書同行的一生

張海 杜桂劍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同時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評價的那樣：“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的堅定信念、高尚品德、深厚修養，他的理論創造和實踐活動，都與他勤奮好學，“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讀書是密不可分的。周恩來與書同行的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讀書經驗。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立志是事業的大門。周恩來在立大志及為實現大志的奮斗中，從青少年時代起，就自覺地把“立大志”與讀書學習有機地結合起來。周恩來在沈陽東關模范學校讀書時，就立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志向，這一志向在《奉天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在文章中寫道：“吾全校之諸同學乎！吾人何人，非即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國民之學校耶？圣賢書籍，各種科學，何為為吾深究而悉討？師之口講指畫，友之朝觀夕摩，何為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耶？以將來如許之重負，基礎于小學校三四年中，同學，同學，宜如何奮勉，始對之而不愧哉！”從此，一種為國家、民族的將來而奮斗的志向，開始深深地植根于少年周恩來的心中。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他對志向的認識進一步深入和系統，提出個人應該立大志，拯救中華。首先對于立志的重要性，他說：“故凡同一人類，無論為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始，必籌畫其全局，預計其將來，抱無窮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徑以前進，則其結果不致與此希望相徑庭。”其次對于什么是志向，他說：“希望者何？志是也。志與希望，實一而二，二而一也。”最后對于立什么樣的志，他說：“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則所成之事業，當不限于一隅，私于個人矣。”在《敬業》學報的創刊詞中直接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在東渡日本前，給小學同學贈言“愿相會中華騰飛世界時”，并寫了一首七絕詩“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贈言與詩相輝映，表達了他為拯救中華而奮斗的誓言與決心。在日本時，他在日記中也寫道：“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正是這種拯救中華的遠大志向，驅使周恩來“大江歌罷”東渡日本，“遠航三萬里”赴歐求學，在日本和歐洲讀書學習期間，他思想開始轉變并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讓人民生活幸福美好，是周恩來的理想。他在許多場合提出現代化的問題，1954年他在一屆全國人大報告中，就首次提出了建設強大的現代化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和國防的“四化”要求。1963年1月，他再次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在1975年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響亮地發出了“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的偉大號召。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大量地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而且看得很認真、很仔細，對一些重要的段落、實質的內容，還經常用筆畫上著重線，圈上重點，反復閱讀，深入研究。據當年在周恩來身邊擔任財經秘書的吳群敢回憶，總理辦公室的書柜中，放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毛澤東選集》等經典著作，還有一些辭書工具書。因為總理經常需要查證核對一些文件、資料、日期、數字，這樣便于他隨時取用。同時吳群敢還回憶說，總理看書是極其認真細致的，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一節，總理在書上逐句逐字圈點畫線，還密密麻麻寫了很多批注。通過讀經典著作，周恩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有了較深的認識。

“思之思之，神鬼通之”

周恩來讀書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善于把書本知識與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分析思考，主張：“思之思之，神鬼通之”，贊同“慎思明辨”，反對“淺嘗輒止”。他強調：“遇事要仔細想，分析研究，看是屬于哪一類性質，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時也要分析壞的一方面。要培養思考的能力，頭腦不但要記憶，并且要想，必須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來讀了許多中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但并沒有盲從，而是對各種觀點進行思考，找出各自合理的因素，從中得出有益的啟示。《子輿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說孰是，能折衷言之歟》《或多難以固邦國論》《共和歐體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論》《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我之人格觀》《試論奢靡二說》等，都體現了他“慎思明辨”的特點。

在《子輿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說孰是，能折衷言之歟》一文中，周恩來首先列出了拯救中國的兩種對立主張，一是主張“必自正人心始”，贊同“子輿氏之言義不言利”；一是主張“國富則民必強，民強則國斯興”，贊同“司密氏之言利不及義”。接著分析了二者各自所產生的歷史背景：孟子所處的戰國時期，一方面是“人心渙散之日，不有言義者以正之，則鮮不為大奸慝”；另一方面是“民富廩足，固無庸再為之籌謀利之方矣”。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是“食少民眾之世，英倫窮困之日，欲求補救之方，則舍謀利不為功”；另一方面是“時際文化方興之日，民德增長之期”。通過分析，周恩來認為，兩種學說都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二氏之說盡善矣，法之者盡美矣。”最后他又聯系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認為在“中國之今日，財盡矣，德衰矣”的條件下，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民德民生，雙峰并峙，兩利皆舉”；如果把二者對立起來，“分而行之，適足以促吾國之亡。”

在《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一文中，周恩來經過思考認為，老子的“退讓”與赫胥黎的“競爭”，二者之間并非“冰炭不同爐”，他們有共同點，都認識到“新陳代謝物質循環而演成日新月異之物質文明世界”這一“常道”。并認為，二者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退讓中包含著競爭，競爭中包含著退讓，即“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最后他提出：“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讓競爭主義者，吾雖為之執鞭亦欣慕焉。”

新中國成立后，這種善于思考的良好習慣對幫助周恩來辯證地分析與解決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對舊教育的認識上，他現身說法，以自己為例，認為“資產階級教育總給了我們一些知識，也使我們獲得了一些組織能力，這對我們是有幫助的”，但同時他又強調“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應該加以批判”。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他主張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分析歷史”，“繼承歷史上有利于人民的傳統，否定有害于人民的東西。”

“也要讀歷史、地理，讀哲學”

周恩來讀書范圍十分廣泛，從馬列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啟蒙學者著作，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古代到近代，從中國到外國，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文學、歷史、技術科學等方面的書籍，他都有所涉獵或深有研究。周恩來從四歲起就開始認字和背詩，五歲上私塾，到1924年回國，這22年間，他先后在淮安、東北、天津、日本和歐洲求學讀書。周恩來幼時讀過古典經書、古典小說、古典史書，尤其喜歡讀歷史小說，他曾用自己節省下來的錢買了一本《史記》，并熟讀后講給同學聽；青年時對時事新聞、國家的前途產生極大的興趣，先后讀過資產階級改良派、西方啟蒙思想家以及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雜志，總之當時能找到的書他都找來讀。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在重慶主持南方局工作，當時進步的知識分子中有一個讀書會，周恩來常去參加，與知識分子暢所欲言，探討問題，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而知識分子也深深地為他的學術所折服。侯外廬曾回憶說，周恩來在討論會上的發言“是一種完全以平等身份發表意見、探討問題的發言。事實上，周恩來同志的意見只要一經提出，總被大家接受、采納，奉為原則。他的意見能有這樣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所決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學術問題上，就如同在政治問題上一樣，都有著敏銳的洞察力、透徹的分析力、準確的判斷力所決定的”。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政務院總理，雖然政務繁忙，但仍堅持廣泛讀書，拓寬知識面，他秉承既通曉馬克思主義，又通曉其他領域科學知識的讀書理念，并將這一思想落實到具體工作中。“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煽動極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和出版工作受到嚴重破壞，周恩來堅決抵制這種極左錯誤，提出了一些關于讀書學習的正確思想。在談到英語翻譯時，他認為，要把英語翻譯得恰當，就必須要學習和懂得多方面的知識，“不懂這些知識，做翻譯時就譯不出來。”因此他指出：“現在有的中學英語課本，只有政治詞匯，沒有生活詞匯，實在不適用，應當修改。政治語言和生活語言可以一并學，實際上也不能分。”“外語教學有個基本功問題。不光是要掌握外語的語音、詞匯、語法，做好聽、說、讀、寫、譯五個字，還要懂得歷史、地理。不僅要讀中國地理、歷史，還要讀世界地理、歷史。自然科學也要懂一些。”在談到書籍的出版工作時，他批評說：“現在書店里中國和外國的歷史書都沒有。不出歷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為此他提出：“現在要出一批書，要廣幵言路。讀馬克思、列寧的書和毛主席的書是主要的，但也要讀歷史、地理，讀哲學。有些青年連世界地理位置、重大歷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識面越來越狹窄，這不行。”

“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來在其與書同行的讀書生涯中，始終堅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這是他讀書的一大特點，其中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讀書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即“學到老”。學有所成，必是讀有所得，讀書是學習的主要形式和途徑。周恩來出身書香門第，從小就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學習成績也一直優秀。四歲起就在嗣母的教育下識字，五歲入私塾，八歲到十歲就開始讀小說，如《西游記》《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12歲到東北讀小學時各門功課都學得很好，一位老師贊許道：“我教了幾十年的書，從來沒見過這么好的學生！”15歲到天津讀南開中學四年，并以優良的成績畢業，他的畢業證書上寫著：“中學部學生周恩來，年十九歲，浙江省紹（興）縣人，于中華民國六年六月業將功課肄習完畢，計得畢業分數八十九分七二。”19歲東渡日本求學而后又旅學歐洲，直到1924年回國，周恩來一直在讀書，讀書的內容和范圍也逐步地擴大，正是由于讀書，他才找到了解決中國命運的工具和武器，由一個愛國者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在戎馬倥傯的革命時期，周恩來也堅持讀書，1942年6月底，他因小腸疝氣發炎住進重慶歌樂山龍洞灣中央醫院動手術，在住院期間，他還不忘看書，在寫給鄧穎超的信中說：“星期四來，望帶《唐詩三百首》及《白香詞譜》來。”新中國成立后，日理萬機的他，深知知識無窮盡，學無止境的道理，1964年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搞了15年經濟建設，老實說，我作為總理還沒有學會呢！學了一些，但是沒有學好。我們都在學習。經濟發展的規律是極其復雜的。我們有了些經驗，還要取得更多的經驗。我們認識了些規律，還有更多的未被認識的經濟發展規律。”正因為如此，他堅持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從中汲取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理論。

其二是讀書要與世界觀改造緊密結合起來，即“改造到老”。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礎，而修身的一個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讀書。周恩來把讀書與加強世界觀改造緊密聯系起來，從一個傳統知識分子轉變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2歲周恩來離家去東北讀書，正如他后來回憶的那樣，“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為什么說這是他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呢？他說：“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的確，周恩來在這期間開始關心國事，讀了許多革命進步書刊，如《盛京時報》《革命軍》《猛回頭》《民權報》等，也就是在這時他開始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南開中學畢業后，為了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真理，他毅然東渡日本。當時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躍，出現了大量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而在國內，那時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還沒有一本被完整地譯成中文，列寧的作品連一篇譯成中文的也沒有。周恩來利用身處日本又懂日語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讀了《震動環球十日》《貧乏物語》《社會主義精髓》《我的社會主義》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思想上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1920年周恩來旅學歐洲，歐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此時的歐洲思想界異常活躍，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有各種不同的思潮并存著，“社會主義的派別也很多，在歐洲這個發源地上，更是五花八門。”周恩來將“研究主義”放在第一位，“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他讀了大量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例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通過對歐洲流行的各種思潮和政治派別的深入研究，他最終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轉變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實現了世界觀的改造。當然一個人的世界觀的改造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客觀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作為對客觀世界總的看法和觀點的世界觀也必然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周恩來把思想改造比作是空氣，強調：“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會生銹，就會受到腐蝕。”要求：“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么一個認識：準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還沒有加入黨的朋友，凡是參加革命，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也應該這樣。”周恩來把“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作為人生格言，并用實際行動踐行了一生，為我們樹立了楷模。

(本文作者：湖南科技大學講師、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來源：《百年潮》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