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柯西金機場會談實錄

廉正保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舉行了歷史性的秘密會談。這次會談，既有偶然性，又有歷史必然性。

尋找會談機會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后，蘇聯領導集團內的一些強硬派變本加厲地制造反華輿論，沿中蘇邊境部署重兵，不斷挑起邊境沖突，經常舉行大舉襲擊我國的軍事演習，中蘇關系十分緊張。

在蘇聯領導集團內屬于較溫和一派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出于實用主義需要，試圖改變對我國的戰爭邊緣政策，緩和同我國的緊張關系。1969年7月，柯西金曾希望通過“熱線”同毛澤東、周恩來通電話，但被中南海話務員斷然拒絕。周恩來知道此事后極為重視，要求話務員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但是中蘇一次溝通的機會就這樣錯過了。

1969年9月3日，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逝世。柯西金希望利用出席胡志明葬禮的機會，在河內會見周恩來，但他未曾料到，周恩來先于他去了河內，悼念胡志明后即回國。此后，李先念副總理赴河內參加葬禮。柯西金在葬禮上同李先念寒暄幾句，然后通過越南外交部轉告中方，希望回國途經北京會見周恩來。但因為越南外交部亞洲司的官員未及時轉達這一重要消息，直到柯西金的專機離開河內，也沒有得到中方的答復。周恩來得知消息后，馬上指示駐越使館，中方同意11日在首都機場進行會見。當柯西金得到周恩來同意與他在首都機場會晤的消息時，他的專機已從河內通過印度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他與勃列日涅夫電話溝通后，馬上從杜尚別飛到伊爾庫茨克，又從伊爾庫茨克飛到北京。他在會談中告訴周恩來，前一天他整整飛行了20個小時。

臨時措施協議

9月11日上午10時40分，柯西金的專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10時50分，在首都機場貴賓室周恩來與柯西金開始政治會晤，14時30分結束，持續了3小時40分。

中方參加會談的人員有：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謝富治，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翻譯方祖安、王藎卿，我擔任速記記錄。蘇方參加會談的人員有：卡圖謝夫、雅斯諾夫、巴扎諾夫、賈丕才、庫里克、葉里扎維金，翻譯顧達壽。

會談開始后，周恩來首先轉達了毛澤東、林彪對柯西金的問候。柯西金表示十分感謝，并轉達了勃列日涅夫和全體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同志的問候。

柯西金問怎么談。周恩來說：“先聽聽你們的，隨便談，不受拘束。”柯西金說：“我們之間積累的問題很多，要一個一個討論，可以討論三月，但如果把這些問題扔掉，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周恩來機敏地說：“要把老問題拋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腦子里，先談現在的問題，要往前看。”

柯西金表示：“首先，可以談這個問題，即現在西方報刊和以美國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辦法使我們沖突起來。全世界的情報機構花費大量經費干這件事。以尼克松為首的反對派勢力采取一切手段，使我們兩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沖突。未來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搞垮。”

周恩來非常清楚，柯西金提出要先談這個問題的目的，是想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挑撥和威脅來轉移視線，掩飾中蘇關系緊張的實質和現狀，這樣會把會談引入歧途，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周恩來立即采取主動，提出首先要談當前兩國的關鍵問題——邊界問題。但他并沒有忘記，先提一下理論和原則爭論，點到為止。

周恩來說：“約五年前，毛澤東同志對你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你說，是不是不要這么長。毛澤東同志說，根據你的建議可以減少一千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對這些爭論，你們可以有你們的見解，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見解。當時，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些爭論不應該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系。因為不同意見的爭論，不要說現在，就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萬年以后，也會有矛盾，有斗爭。有問題，只要我們能心平氣和地來解決，總是可以找到辦法。”然后話鋒一轉說：“今天，我們只有三小時，所以，我想抓關鍵性的問題來談。什么是關鍵問題呢？是邊界問題。關于邊界問題，我們在5月24日發表了聲明。我可以很直率地告訴你，中國對蘇聯沒有領土要求。邊界問題是歷史造成的，不由我們兩國人民負責，當時我們兩國人民都處在無權的地位，是沙皇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我們主張以條約為基礎，對爭議地區可以調整。”

周恩來指出：“在邊界問題解決前，應該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怎么停止武裝沖突呢？我們主張在中蘇邊界有爭議的地方，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我不是說，中蘇邊界都是有爭議的地方。”

柯西金問：“哪些地區你認為是有爭議的呢？”

周恩來說：“只要雙方會談，打開地圖就知道了。今年發生沖突的地方都是爭議地區。你們總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自己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么要打仗呢？我們領土廣大，夠我們去開發的，更何況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怎么會向外侵略呢？我們沒有任何軍隊駐在國外，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所以，你們可以相信，我們不會侵略蘇聯。你們過分緊張了。你們調了很大的兵力到遠東。我同意你說的，美國正動員西方一切輿論挑撥中蘇關系，希望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沖突起來。我們無意向你們挑釁，但你們卻在遠東、外貝加爾、哈薩克斯坦調集大批軍隊（謝富治插話：還有蒙古。你們還搞大規模軍事演習，還有飛機）。你們的飛機常常侵入我們的邊界，你知道，我們在邊界沒有一架飛機起飛。”

“你們說我們想打核大戰。我們的核武器是什么水平，你們是清楚的。”周恩來隨即闡述了中國政府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周恩來說：“我們搞核武器，只是為了打破核壟斷，所以我們每次核試驗時，都公開發表聲明，在任何情況下，永遠不會第一個使用核武器，并且號召全世界各國，不分大小，開會討論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而且你們也清楚，我們只是到了非常必要時，才進行試驗，就是說，我們是有限制地試驗。我們不搞核競賽。我們在核武器方面使用的經費是很少的。”

周恩來堅定地回答了蘇聯的戰爭威脅。強調指出：“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我要把這個話告訴你。”

周恩來說：“問題還是要回到談判上來。談判總是和平的手段，吵架也是文吵，動口就不動手，總是可以找到解決邊界問題的辦法。在邊界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可以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武裝人員脫離接觸。譬如說，一個島，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又如在新疆，在邊界走向上，你們說往東，我們說往西，這些就是爭議地區。只要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不打一顆子彈，誠心誠意地談判，總可以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

周恩來談到了不久前發生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的武裝沖突。周恩來說：“這個地區即使按照你們的地圖線也進入了中國境內。你們用坦克包圍了我們的巡邏隊，把我們巡邏隊20多個人打死了，還抓走了2個。在東北也抓了我們1個人。你們按照戰俘來對待他們，我們之間沒有宣戰，怎么能按照戰俘來對待呢？你們走得太遠了。”

周恩來談到這里，顯得有些激動。

周恩來說：“邊界問題的談判，中國政府是有經驗的，我們跟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先后解決了邊界問題，為什么不可以跟蘇聯解決邊界問題呢？你們有很多居民住在那里，我們無意把他們攆走。《北京條約》至今已有109年，我們為什么要把蘇聯居民攆走？但你們也應該考慮，有些島嶼和新疆的有些地方，我們的人民在那里生產、打魚、放牧和居住了幾百年，為什么你們要把他們攆走呢？兩國人民友好嗎？”

聽了周恩來這一番鏗鏘有力、入情入理的談話，柯西金馬上做出回應，首先也提到理論和原則爭論。柯西金說：“四年半前，我和毛澤東同志談話的時候，同意他說，有不少問題會長期爭論下去。有各種不同性質的爭論：一種爭論是我們習慣的，雙方敘述各自的立場和論據，以此來論證這個或那個問題，有內政和外交問題，有的是牽涉到中蘇兩國的關系問題；另一種是侮辱性的爭論，在這種爭論中只有誣蔑性的語言，激起另一國的不滿。當前我們的爭論就是這種爭論。這種爭論我們兩黨、兩國都不需要；這種爭論無助于我們走向共產主義；這種爭論的目的不是旨在尋求可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相反只能使兩國人民遭到侮辱和使兩國關系緊張化。”“我們主張正常的爭論，它有助于尋求合理的解決辦法，這種爭論才是有利的。不管你們承認不承認，中蘇兩國各有它自己的特點，有些東西適合于中國，但不適合于蘇聯，反之也是這樣。所以我們并不反對爭論，我們贊成爭論，但這種爭論應該是自由的、公開的、有助于發展我們的理論的。”

柯西金接著說：“關于邊界問題，這不僅僅是邊界的問題，而是涉及今后我們兩國整個關系的發展方向。也許你說的是對的，邊界問題是所有現存問題中最主要的。按照你剛才談的，或許我沒有理解，似乎我們要打仗。但是我們黨、我們政府從未發表任何文件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呼吁和號召我們的人民進行戰爭，而是號召他們爭取和平，我們沒有發表過一個聲明，要我們的人民勒緊褲帶進行戰爭。”

“我同意你剛才說的，中國不需要戰爭。我們也清楚中國的內政問題很多。只有狂人、精神失常的領導人才會要打仗，但是中國沒有這樣的領導人。也許有人說，中國喜歡打仗，我們說這是挑撥。你知道得很清楚，蘇聯不尋求同中國的戰爭。如果你向我說蘇聯愿意打仗，我深信這不是你心里的話，你不會有這個想法。蘇聯有很多冋題要處理，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不愿意打仗，也沒有號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國國內有許多人不要戰爭一樣。對此，周恩來同志知道得很清楚。我深信這一點，我也深信毛澤東同志知道得很清楚。至于林彪同志，我說不出什么，因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見過他。”

周恩來說.：“林彪同志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行事的，沒有什么不同。”

柯西金說：“我不認識他，對他我說不出什么，我完全不愿意用否定的話來形容他，我沒有這個權利。”

柯西金說：“我們兩國之間存在著緊張局勢，如果否認這一點，那我們就都沒有說實話。如你所說，局勢緊張的原因之一是邊界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產生是由于當初中蘇兩國人民都處于無權的地位，他們對此都沒有責任。”“在解決邊界問題上，蘇聯也有不少的經驗。但現在除了經驗以外，還要有解決問題的愿望和相互的信賴。你們應該清楚，我們沒有任何領土要求。”

柯西金表示：“不反對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談判的地點在哪里都行。先規定幾項原則，我們兩人就可以給談判人員下一個指令。這樣，他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如果他們在某些問題上鉆進了死胡同，我們兩個人就可以出面干預。這樣就可以避免長期談判而無結果。否則他們就會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爭吵一萬年。”周恩來說：“在邊界問題未解決前，采取一些臨時措施，我們提出三點：第一，維持邊界現狀，雙方原來在哪里，還在哪里；第二，避免武裝沖突；第二，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

柯西金問：“什么叫維持現狀？有些地方，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這樣的地方怎么辦？”

雙方就維持邊界現狀和爭議地區進行了深入討論。周恩來說：“維持邊界現狀，就是我國居民去過的地方繼續去，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們不去，我們去生產的地方可以向你們提出來。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們不會提。”柯西金說：“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們應當恢復沖突以前的友好關系。以前都是你們事先通知我們的。”周恩來說：“那些地方，我們每年都去，但并不是每年都打招呼。”這時卡圖謝夫插話：“過去的情況是這樣的，你們的人到什么地方去生產，都通過我們的邊防站，得到我們的允許，這樣就不會發生沖突。”謝富治說：“爭議地區的歸屬還沒有定。如果這樣，這些地方的主權不就成你們的了？”柯西金說：“如果你們同意，可以在你們去之前打招呼，取得我們的許可。”謝富治繼續說：“打招呼可以，但不需要你們許可。那樣，這些地方不成了你們的了？”周恩來說：“爭議的地方很多，但是我們生產、割草、打魚、放牧的地方很少。對這些地方，我們可以通過邊防部門達成協議，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地區的主權是屬于誰的。因為主權歸屬問題還沒有解決。”柯西金表示完全同意。

柯西金建議：“雙方派出自己的代表團，開始談判。我們保證不會挑起武裝沖突，唯一的條件是你們的人不越過現有的邊界線跑到我們的領土上，這是第一。第二，你們的邊防部門可以和我們的邊防部門進行聯系，如果你們的居民要割草、放牧、打魚，可以事先聯系。我們一定認真考慮這些問題，并加以解決。”

柯西金說：“請你把這些原則報告毛澤東同志，我回去也向我們的政治局報告，如果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些原則，可否在一周內互相通知一下。然后雙方派出代表團開始工作。他們在工作中如果遇到障礙，我們兩人可以互相寫信，這樣就不需要用兩千年的時間來解決問題了。”

經過一番討論，周恩來歸納說：解決邊界問題，“要根據條約，根據現狀，互諒互讓，加以合理調整，這需要花時間，所以在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之前，我們應該達成一個協議：第一，維持邊界現狀；第二，避免武裝沖突；第三，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第四，還可以加上你剛才提出的一條，即雙方發生爭論時，由邊防部門互相聯系解決。”

柯西金說：“你剛才說的四條，我完全贊同。”

談判緩和中蘇關系

在會談中，柯西金顯得比較克制，盡量避免與周恩來爭論。幾次談道，“我不想與你爭論。”雙方同意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長率領的代表團，開始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談判地點在北京。柯西金還說，如果在邊界談判中發生不可克服的困難，建議他和周恩來兩個人出面，他可以到北京，周恩來也可以去莫斯科。

中蘇雙方曾于1964年2月在北京舉行過邊界談判，由于蘇方拒絕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談判持續了半年，沒有結果。

雙方還談到發展兩國經貿關系，柯西金提出能否恢復三年的木材豬肉貿易協議，同時提議簽訂1970年貿易計劃和下一個五年貿易計劃。周恩來說：“木材豬肉協議是被蘇方片面取消的，給我們造成很大麻煩。1970年貿易計劃雙方有關經濟部門現在可以去討論，下一個五年貿易計劃1970年再談。”

柯西金還提議雙方互派大使，說蘇聯將派一位蘇共中央委員擔任駐華大使，并提出兩國外交部就國際問題進行磋商。

雙方同意對會談發表消息，并對消息稿進行了討論。我感到吃驚的是，雙方提出的措辭幾乎一致，都提到進行了坦率的、有益的會談。

周恩來最后表示，柯西金這次來北京，雖然走了一段彎路，總還是收到了一些效果。中國有句成語叫“不虛此行”。

會談結束后，周恩來設午宴招待柯西金。當時蘇聯國內豬肉緊張，周恩來在菜譜上特別加上了一道“紅燒肉”，柯西金吃得津津有味。

1969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11日消息，標題是《周恩來總理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消息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今天在首都機場會見了從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后回國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雙方進行了坦率的談話。中國方面參加會見的有李先念、謝富治。蘇聯方面參加會見的有卡圖謝夫、雅斯諾夫。”

中方發表的消息中把“有益的”三個字去掉了，蘇方對此感到很不理解。

中方為了表示誠意，把兩人在會談中達成的臨時措施落實成文后，周恩來于1969年9月18曰致信柯西金，請蘇方予以確認，但蘇方一直未復。周恩來的信全文如下：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尼?柯西金：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首都機場的會見中，我們雙方同意：長期懸而未決的中蘇邊界問題，應該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在解決前，雙方采取臨時措施，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雙方還就應該采取的臨時措施交換了意見，具體內容如下：

一、雙方同意，在邊界問題解決前，嚴格維持邊界現狀：

（1）以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為準，在雙方邊界線劃法一致的地段，雙方保證，嚴格遵守條約規定的邊界線，互不越過；

（2）在雙方邊界線劃法不一致的地段，即對歸屬有爭議的地區，雙方保證，各自居民原來在哪里居住、生產（包括陸地和島上的耕種、修渠、放牧、割草、政柴、江中的捕魚等）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產和通行，互不推進，互不干涉；在雙方無人居住、生產和通行的地方，雙方均不進入。

上述（1）（2）兩類地區的范圍，由雙方有關邊防機關協商確定，一次達成協議，以后就無須每次通知；此項協議，直至邊界問題解決前，一直有效。

二、雙方同意，避免武裝沖突：

（1）雙方保證，各自的一切力量，包括核武裝力量，不向對方進攻和射擊；

（2）雙方保證，各自的飛機不侵犯對方領空；

（3）雙方保證，各自的軍用艦艇和其他船舶，在國境河流主航道航行時，嚴格遵守現行航規，不妨礙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害對方船舶的安全。

三、雙方武裝力量在中蘇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

（1）雙方一切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2）在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的地區，如原來有居民點，可保留必要的非武裝的民政人員。

四、雙方同意，邊界上發生爭執，由雙方有關邊防機關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進行協商，求得合理解決；解決不了的，各自報告上級，通過外交途徑協商解決。

五、雙方同意，上述關于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的臨時措施，不影響雙方各自對邊界問題的立場和爭議地區的歸屬。

以上各項臨時措施，如能得到你來信確認，即作為中蘇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立即生效，并付諸實施。

我相信，如果這個協議能夠達成，將有助于兩國邊境局勢的和緩和中蘇邊界談判的進行。

順致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

1969年9月18日

周恩來會見柯西金的消息震動了世界。預示美、蘇、中大三角關系將發生歷史性變化。

1969年10月，由喬冠華副外長和庫茲涅佐夫副外長率領的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開始了新一輪的中蘇邊界談判。我有幸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參加和目睹了這場曠日持久、毫無成果的邊界談判。

1970年10月10日，托爾斯季科夫抵達北京，擔任蘇聯駐中國大使，托爾斯季科夫抵達三天后即向中國國家副主席董必武遞交了國書。同年11月22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赴莫斯科，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24日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遞交了國書，恢復了兩國大使級外交關系。

周恩來與柯西金首都機場的會談，可以說是中蘇關系和國際格局的一個轉折點，緩和了中蘇兩國的緊張關系，開始了新一輪的邊界談判，避免了中蘇間可能爆發的戰爭。同時，也為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破冰之旅”的對華訪問，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創造了條件。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當時復雜、多變、困難的國際國內局勢下，為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審時度勢，嘔心瀝血，緊緊抓住這個難得的、轉瞬即逝的歷史機遇，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勛，人們將永遠記住他們，永遠記住這一歷史性時刻。

（作者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外交部檔案館館長）

（來源：《百年潮》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