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松村謙三的五次訪華
翟 新
1958年，中日之間因接連發生岸信介內閣阻撓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實施【參見《日本政府不能逃避責任》，《人民日報》1958年3月17日；《不能容許岸信介政府破壞中日貿易協定》，《人民日報》1958年4月3日；《日本政府應對劉連仁事件作出負責交待》，《人民日報》1958年4月17日。】、長崎侮辱中國國旗、劉連仁長期逃隱被發現等突發事件【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45—197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70—371頁。】，致使兩國的經貿及文化交流全面中斷。盡管1959年中日進出口貿易的總量已降至1956年的約16%【〔日〕萩原徹監修：《日本外交史》第30卷，（日）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2年，第416頁。】，但當肘執政的岸信介內閣對改變現狀并未顯示出絲毫積極態度，相反卻頻發對華批評【《首相答辯/貿易中斷原因在中國》，（日）《朝日新聞(晚報)》1959年3月27日。】。鑒于日方領導人對打開中日關系僵局不負責任的表現，周恩來總理決定將對日工作的重點轉向自民黨非主流派、國會議員松村謙三等“信得過的保守政治家”【〔日〕木村時夫編著：《松村謙三·傳記篇》下卷，(日）櫻田會，1999年，第400頁。】，遂通過精心周到的安排部署，邀請松村謙三等訪華，在兩國執政黨之間營造起溝通政治意思的管道；兩國政治家也憑借該管道在中日復交前的10多年間，增進相互的了解和信任，設置備忘錄貿易體制，推進兩國經濟和文化活動的發展，為20世紀70年代初中日關系的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礎。
基于以上，本文旨在借助日方外交檔案和有關人員的記述及中日兩國報刊的報道等一手資料，探討1959年至1970年間周恩來五次邀請松村謙三訪華及其在中日交流過程的作用，以期澄清兩國關系正常化的若干歷史前提問題。
一、周恩來邀請松村謙三訪華的背景
周恩來邀請松村謙三訪華，并不僅是為了反制岸信介內閣的對華強硬立場，其實也是為落實當時中共中央新擬制的對外戰略的一個精心布局。1952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和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后，中國高層基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是當務之急”的時局認識，提出為避免與美國發生沖突而重點開展對所謂處于“中間地帶”的英、日等國統戰的外交方針【廉舒：“中國的對外戰略及其對英、對日政策——以20世紀50年代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日本慶應大學，2013年。】。而僅就對日工作而言，這個新方針就像毛澤東于1955年10月15日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時所表明的，中日兩國應該“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你們把恢復中日關系放在第一條，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應盡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第226—227頁。】，即它是以一步到位實現中日關系的正常化為目標的。差不多在同時，周恩來在會見日本鐵路工會訪華團時也指出：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隨時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談恢復兩國外交關系的問題……我們的北京機場隨時準備迎接鳩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飛機降落”；而“在我們兩國政府能夠進行直接接觸之前，兩國人民團體之間多多來往，是很有利于兩國政府關系的改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70頁。】，也就是說，在這個對日工作的至少前期階段的展開方式是被定位為“民間交流”或者是“民間外交”。因此，為順利開展這個以復交為最終目標的對日工作，中國高層還決定當前階段須從以下路徑人手，具體推進改善對日關系的活動。
第一，組建中央領導主管的對日工作機制。在這個機制內，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掌管對日方針的制定；國務院內設外事辦公室，由副總理兼外長陳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辦公室下設日本組，該組由廖承志直接領導。日本組負責傳達、討論、研究、學習、執行中央領導關于對日問題的重要指示、有關方針政策；遇有重大事項需要擬制對策時，由廖承志召集國務院各部門有關對日工作的人員開會，討論議決的意見和報告都及時送交中央領導批閱，而緊急狀況下日本組的對日政策意見和建議則由廖承志直接向周恩來報告【參見吳學文等：《廖承志與日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16—117頁。】。
第二，與日方積極簽訂各領域的民間或半官方半民間層次的雙邊協定，以促進兩國文化經濟的交流。至1956年，中日之間已在鐵路、漁業、僑民、議會、文化、科學、工會、貿易等領域簽訂了15個協議和協定【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71頁。】，為尚無邦交的中日兩國民間的交流活動鋪設了道路。尤其是1952年至1956年間三次簽署的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對當時正處在重要的恢復發展階段的中日經濟起到緩解燃眉之急的作用，如1957年中日貿易總量就比1954年增長了2.3倍以上【參見〔日〕荻原徹監修：《日本外交史》第30卷，第425頁。】。
第三，本著對日友好和維護世界和平的精神，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自1956年6月至8月分三批宣布給予1017名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犯下罪行的嫌犯免于起訴和立即釋放的寬大處理，中方還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將這些釋放者遣送回國【參見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45—1970》，第278、285—287頁。】。用這種“以德報怨”的方式推動兩國民間關系的發展，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結束這一案件，把這些不愉快的事情結束了，再開始中日間全面的友好合作”【《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69頁。】。
第四，創造條件促進中日人士以各種方式進行互訪和接觸。自50年代中期開始，中日各界互訪人數迅速增加。據統計，1954年來華和赴日人員共為39人，至1957年就增至1401人【參見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監修：《日本關系基本資料集：1949—1969年》，（日）霞山會，1970年，第1250頁。】。在1955年，日本僅國會議員就有78人來中國各地考察【參見王偉彬：《中國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以20世紀50年代為中心所見的邦交正常化過程》，（日）書房，2004年，第109頁。】。他們通過親睹新中國蒸蒸日上的社會風貌，增強了對華友好意識，有的甚至從根本上扭轉了在戰前和戰爭期間形成的對華觀。而中方也于此期間屢次組織出訪團體。其中，兩次均以中國紅十字會訪日團副團長的身份，于1954年和1957年隨團赴日的廖承志，就是在此次訪問途中與松村謙三相識，并培育起相互信任的友情。【參見吳學文等：《廖承志與日本》，第173—182頁。】
不過，盡管廖承志和1956年率中國科學院學術考察團訪日的郭沫若等中方要人在與松村謙三會晤之際都曾言及歡迎其訪華的話題【參見〔日〕川崎秀二：《早稻田的政治家們》，（日）恒文社，1975年，第171—172頁。】，但因當時松村謙三還存有在日本中央政界繼續作為的念想，故沒有馬上接受。根據日本保守政界的通例，由于從事對華交流具有相當高度的政治風險性，政治家一般只會在政治上失去上升空間時才會專注于這項活動。然至1959年的年中，兩件事使松村謙三果斷放棄在政治中樞博弈的志趣：一是上述中日關系因岸信介內閣一直持強硬立場而難以看到時局好轉的契機；二是在1959年年初舉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松村謙三在與希望連任自民黨總裁的岸信介競選首相時遭遇大敗。個人的政治斗爭和與東亞鄰國關系中的重挫疊合在一起，促使松村謙三最終決定：轉移活動舞臺，將余生奉獻于發展對華交流事業。
二、松村謙三第一次訪華：鋪設溝通兩國政治意見管道(1959.10.19—12.5)
松村謙三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戰前以民政黨代表當選過眾議員，也曾在軍國主義國家體制內官至農林省政務次官和大日本政治會干事長。戰后除當選眾議員以外，還任過改進黨干事長、文部大臣、自民黨顧問等職。自50年代后半期起，松村謙三越發意識到對華關系對于日本將來的發展和安全所具的重要性，遂不謀而合開始私下與中方人士接觸。當1959年8月松村謙三在給廖承志的信中，吐露了希望為日中親善而“竭盡全力”的心跡后【〔日〕松村正直等編：《花好月圓——松村謙三遺文抄》，（日）青林書院新社，1978年，第212頁。】，中方領導人便立即抓住這個時機。于是，到這個月底，一封發自周恩來的表示“歡迎在適當時候來訪”的邀請函被寄至松村謙三面前【參見〔日〕木村時夫編著：《松村謙三·傳記篇》下卷，第401~402頁。】。10月18日，松村謙三啟程訪華，并接連訪問了北京、廣州、上海、武漢、杭州、西安、洛陽、蘭州、成都、重慶、昆明等地。其間，周恩來與松村謙三進行了四次會談，雙方通過坦率真誠的交流，增進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對周恩來提出的關于岸信介內閣“敵視中國”的對華政策和通過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逐步承擔日美軍事同盟的義務”【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859頁。】的疑慮，松村謙三竭力說明日本現在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人民不會再選擇軍國主義道路，日、中應在相互了解對方的基礎上進而發展雙邊關系【《周首相對松村氏言及不滿岸內閣的態度》，（日）《朝日新聞》1959年10月26日；《松村氏努力說服周首相》，（日）《朝日新聞》1959年11月11日。】。兩國因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的不同，雙方難免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會談中周恩來和松村謙三都本著促進兩國友好和世界和平的大局觀，努力求同存異，使雙方在一些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能夠證明這次訪問取得成功的，正是周恩來在歡送宴會上概括出的會談共識：“我們雙方都相信，中日兩國人民應該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礎上為雙方的和平友好而共同努力，在這個基礎上，不同社會制度的中日兩國應該能夠互相尊重，并且建立起睦鄰關系”【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45—1970》，第465頁。】。
關于這次周恩來和松村謙三會談的意義，至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松村謙三通過訪華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對華觀。首先，松村謙三認為新中國成立才10年就建成擁有與美蘇相匹敵的疆域、并已形成一定基礎的現代產業、民族意識又極為旺盛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無視的【參見〔日〕木村時夫等編：《松村謙三·資料編》，(日）櫻田會，1999年，第183—189頁。】。其次，為了實現亞洲的繁榮和世界和平，同為亞洲國家的日、中雖然身處不同的陣營，但都有責任在促進發展和維護和平上負起重大責任【參見〔日〕木村時夫等編：《松村謙三·資料編》，第211—214頁。】。再次，松村謙三認為中國方面目前有著各種積極的要素，如果日本把握好時機進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開兩國關系的局面。只要雙方相互尊重對方的政治體制，在此前提下推進兩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就不會出現日本方面最為擔心的如果不改變社會制度，中國方面就會拒絕與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況。【參見〔日〕松村謙三：《如何打開日中關系》，（日）《朝日雜志》第2卷第1期，1960年1月。】
第二，會談最終達成今后在日方保守政治家中形成以松村謙三主政治、高碲達之助主經濟的對華交流機制的協議，使兩國政治家之間的意見溝通得以常態化【參見〔日〕高碕達之助集刊行委員會編纂：《高崎達之助》（下），（日）東洋制罐株式會社，1965年，第334頁。】。這表明中方已通過承認松村謙三等日方有影響人士訪華活動的機制化，建成了中日間高層溝通政治意見的管道，“使中日之間的交流進一步得到發展”【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45—1970》，第465—466頁。】。而日方就如自民黨干事長川島正次郎的發言所示，松村謙三作為負有一定政治責任的保守黨國會議員，在中日關系出現困難之際，“通過向中共方面說明日本的國民性和政情，對于兩國都是有益的”，【《川島干事長談訪華并無不可》，（日）《朝日新聞(晚報）》1959年8月27日。】對中方的姿態作出了正面回應。1960年7月，池田勇人首相曾對松村謙三說：“我在立場上必須把臉朝向美國，因此松村你就作為我面向中國的臉，關于中國的事情就全拜托你了。”【〔日〕松村正直等編：《花好月圓——松村謙三遺文抄》，第289頁。】這也可看做是對松村謙三訪華在溝通兩國高層政治意思上所起作用的肯定。也就是說，周恩來通過這次邀請松村謙三訪華會談，主導性地在兩國政治家層面形成了對日交流的新機制，這無疑是為切實推進兩國關系的發展而在制度建設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松村謙三第二次訪華：確立發展中日關系的原則和貿易體制
(1962.9.12—9.25)
1960年，池田勇人取代岸信介任日本首相，并在組閣伊始即表明新內閣愿意改善對華關系，為中日關系出現轉機提供了可能性。但當時對兩國關系的發展來說，最為迫切也最為現實的還在經貿領域。不僅中國經濟處于困難時期，而且經濟處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日方也急需擴大海外市場，但實際情況是戰前中日貿易曾經長期占到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約20%【參見《首相和記者團一答一問想擴大中共貿易》，(日）《朝日新聞》1961年6月23日。】，而1961年的對華貿易量在日本外貿總額中所占比重不足1%【參見〔日〕鹿島和平研究所編：《現代日本外交》，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300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松村謙三于1962年8月26日收到廖承志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的名義發出的邀請函【參見日本外務省中國課：《關于松村、高碕兩氏訪華的最近的日中關系》，《高碕·廖備忘錄交換》(1962年）E'021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不久，松村謙三率古井喜實、藤井勝志、田川誠一等國會議員于1962年9月12日開始第二次中國之旅。在松村謙三逗留于北京的一周多時間內，周恩來五次會見他，其中3小時以上的談話就有3次，話題很多是圍繞中方感興趣的池田內閣對華政策等問題。松村謙三在回應周恩來的對日批評時，著重解釋說日本新內閣的對華姿態是積極的，但一步到位解決日中問題則有很大困難，尤其是池田首相在中國加入聯合國等問題上，一直堅持向前看的立場。【劉德有：《松村謙三與中日關系》，《日本學》第8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1頁。】這種率直的思想交流，也使周恩來頗為感慨地說：“我是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松村先生是日本自民黨的干部，所以意見不一致是理所當然的。然在基于這樣的前提推進兩國的友好、謀求和平共存和親善關系這一點上，則意見是一致的。”【〔日〕田川誠一：《日中交涉秘錄·田川日記——14年的證言》，（日）每日新聞社，1973年，第48頁。】
正是基于周恩來的這種“見解不同沒有關系，只要能夠尋求共同的辦法就行”的認識【《周恩來年譜（1898—1976)》，第972頁。】，會談最終達成兩項極具意義的協議。一項是關于加大力度發展兩國經貿關系的共識。它規定了以下內容：第一，謀求擴大兩國的貿易；第二，為此在兩國間設置聯絡機構，由中日兩國的適當人士擔任聯系負責人；第三，為了順利推進貿易活動，兩國各推派出保證人；第四，決定兩國所需的貿易品目；第五，根據不同貿易品目形成廠家集團；第六，無限制擴大友好商社【參見〔日〕田川誠一：《日中交涉秘錄·田川日記——14年的證言》，第40頁。】。這個協議內容實質上如同新設立了兩國間的經貿體制，勢必對擴大雙邊貿易有直接作用。另一項協議成果是在政治上確立以“促進和漸進的辦法”【《周恩來年譜（1898—1976)》，第972頁。】發展中日關系的原則。在這之前，中方一直堅持以“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和立場發展中日關系【《周恩來年譜（1898—1976)》，第833頁。】。然而，經過周恩來與松村謙三友好、坦率的會談，最終的協議結果是：中方重申中日關系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并認為這些原則繼續有效；而雙方一致認為，“應該采取漸進及積累的方式，謀求兩國關系包括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在內的正常化”【《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同松村謙三會談》，《人民日報》1962年9月20日。】。
這就是說，最終寫入會談備忘錄的雖有中方的對日外交三原則，但它僅僅是作為一方的主張而提起，作為雙方的共識而采納的實際上是日方的意見【參見《訪華的古井氏回國后談不承認政經不可分》，(日）《朝日新聞》1962年9月22日。】。當時主宰會談的周恩來等中方領導人對日方所處狀況的理解和為打開對日關系所體現出的大局視野，也得到日本社會的高度評價【〔日〕石川忠雄等編：《戰后資料日中關系》，（日）日本評論社，1970年，第267頁。】。因此，池田勇人首相隨即表示：“中共對日本的看法似有很大改變，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情”【《政府、執政黨檢討擴大中共貿易》，（日）《朝日新聞（晚報）》1962年9月20日。】。可見，以漸進及積累方式發展兩國關系之共識的達成，不但有助于兩國高層的相互了解，也有效地促進了中日關系的進展。
在松村謙三訪華成果的政治基礎上，1962年自民黨國會議員高碕達之助也受周恩來邀請率團訪華，并于同年11月9日與廖承志簽署《關于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這就是在尚無邦交關系的中日之間鋪設出了一種規范兩國經貿關系的經濟體制。中日備忘錄根據兩位簽約人的姓氏，命名為“廖高貿易”（“LT貿易”）。該備忘錄的內容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備忘錄，二是第一次協議事項。其中備忘錄的主要內容為：第一，兩國民間貿易根據周恩來和松村謙三會談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采取“促進和漸進”的方式加以發展；第二，雙方同意發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為第一個五年貿易期，在此期間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為3600萬英鎊；第三，中國主要對日出口煤、鐵砂、大豆、玉米、鹽、錫等商品，日本主要對中國出口鋼材、化學肥料、農藥、農機械和農具、成套設備等商品；第四，各項交易由日本當事者和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公司簽訂個別合同；第五，各項交易以英鎊及雙方同意的其他貨幣結算；第六，日本向中國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設備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則另行規定；第七，備忘錄有效期至1967年12月31日。
至此，通過周恩來先后邀請松村謙三及高碕達之助訪華，在中日間正式形成了以漸進和積累方式發展雙邊關系的原則以及以“廖高貿易”為主導的兩國長期經濟貿易體制，使之后10余年間的中日關系尤其是經貿關系的發展，獲得了穩定和堅實的制度基礎和運作軌道。
四、松村謙三第三次訪華：首創互設貿易機構和交換記者制度
(1964.4.9—5.6)
1963年，中國機械代表團翻譯周鴻慶在訪日途中出逃，釀成一場中國大陸、蘇、美、中國臺灣之間爭執不休的國際事件。該事件最終由于周鴻慶被日方送回中國大陸而引致中國臺灣方面的不滿。日本政府為平息事態，一方面接連派出自民黨副總裁大野伴睦和原首相吉田茂，分別攜帶首相池田勇人的親筆信訪問中國臺灣；而另一方面，首相池田勇人卻又在日本國會發言稱：世界多數國家承認中國大陸將成為趨勢。日本領導人因美國和中國臺灣勢力積極介入對中國大陸關系的處理而不時顯出左右搖擺的態度，勢必為日中關系的走向新添變數。于是，為了確認日本執政黨和政府的對華觀及友好人士的看法，便成了周恩來第三次邀請松村謙三訪華的一個重要背景。1964年4月18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松村謙三長談5個半小時以上，雙方就各自關心的中日關系問題和國際形勢深入交換意見。事后松村謙三稱這次會談化解了中日間的許多誤解，也基本達成了自己訪華的目的。【參見《出席亞非會議周總理要求和松村氏會談》，(日）《朝日新聞》1964年4月19日。】4月19日，松村謙三和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為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和擴大經濟交流，在人民大會堂就中日相互交換記者和互設貿易事務所等問題展開會談，并在首輪會談后即達成以下正式協議【參見《松村、廖會談意見一致》，（日）《朝日新聞》1964年4月20日。】。
甲、關于中日交換記者的協議。雙方在會談紀要內規定了以下共識：第一，根據廖承志和松村謙三會談的結果，中日雙方決定互派新聞記者；第二，交換記者時包括入境手續在內的具體事務則以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碲達之助事務所為窗口進行處理;第三，交換新聞記者人數雙方各為8名以內，原則上1家報社或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派遣1名記者；第四，首批新聞記者的派遣定于1964年6月底以前實現；第五，雙方記者在對方國家每次逗留期限為1年；第六，雙方要確保對方記者的安全；第七，雙方要給對方記者的采訪活動提供方便；第八，雙方記者必須遵守派駐國對外國記者的管理規定，也能享受派駐國給予其他外國記者的同等待遇；第九，雙方要保障對方記者的通信自由；第十，雙方在實施本協議過程中如發生問題，則由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達之助事務所負責解決【參見《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達之助辦事處關于中日雙方交換新聞記者的會談紀要》，《人民日報》1964年4月20日。】。
乙、關于中日互設聯系事務所及互派代表的協議。根據會談紀要，雙方負責施行以下事項：第一，廖承志辦事處派駐日本的代表，其辦事機構名稱為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辦事處，高碕達之助事務所派駐中國的代表，其辦事機構名稱為高碕達之助事務所駐北京聯絡事務所；第二，雙方暫時各派代表3人、隨員2人，共5人，但根據工作需要經雙方協商同意后可以增派；第三，雙方的人選，中國方面由廖承志辦事處負責決定，日本方面由高碕達之助事務所負責決定；第四，雙方代表每次逗留時間為1年以內；第五，雙方負責保護對方人員的安全；第六，雙方的代表和隨員定于6月上旬以前到達對方國家，雙方并須負責辦理對方人員的入境手續【參見《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達之助辦事處關于互派代表并互設聯絡事務所的會談紀要》，《人民日報》1964年4月20日。】。
在落實兩項協議的過程中，中方因高層事前支持協議內容自然無甚問題。但日方屬于政府事后確認，于是便碰到政府部門對中方在東京設置辦事處一事有所顧慮的問題。其中，外務省認為：從事務機構擔負處理記者交換等事項的職能看，它已不是單純的貿易事務聯絡機構，事實上變成調整兩國關系窗口的政治性機構，由于原本商定展開“LT貿易”必須遵循政經分離的原則，所以如該聯絡機構明顯帶有政治性質，就有違背約定原則之虞，勢必會引起美國與中國臺灣方面的反彈【參見《政治性的LT事務所外務省對其性質呈示疑問》，（日）《朝日新聞》1964年4月21日。】。于是，松村謙三等與外務省、通產省等官廳的事務當局協議，最后結果是日方雖能夠接受中方派遣的代表，但該人員必須以貿易“聯絡員”的身份逗留日本；而在東京設辦事處一項則被否定。因此，松村謙三等對池田勇人內閣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在互派記者方面，因日本新聞界要求派駐中國的記者人數遠遠超過會談紀要所限名額，于是松村謙三等一面積極與日本新聞協會和池田勇人首相溝通和商量，一面則通過與廖承志等交涉，最終以中方同意日方增派記者名額的方式，于1964年8月實現了中日記者的互派【參見《松村謙三氏等和首相會談日中記者交換》，(日）《朝日新聞（晚報）》1964年8月12日；《日中新聞記者交換中共承認九人方案》，（日）《朝日新聞》1964年8月15日。】。這也是日本新聞界繼向英國、法國、加拿大派出常駐特派記者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嘗試，加上是首次向社會主義國家派駐記者的事例，《朝日新聞》特地發表社論高度評價其為有助于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可喜的一步”【《日中記者交換和派駐貿易聯絡員》，（日）《朝日新聞》1964年4月21日。】。香港《大公報》也稱贊1964年為“中日關系大發展的一年”【《中日友好大發展的一年》，（香港）《大公報》1964年10月4日。】，以此充分肯定中日雙方以松村謙三等訪華為中介的交流活動所取得的扎實成果。
五、松村謙三第四次訪華：形成超越政經分賞體制的認識(1966.5.10—5.24)
1964年秋冬佐藤榮作擔任日本首相后，一改上臺前積極改善對華關系的姿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追隨美國而持反對立場，還數度拒絕給予要求訪日的中國民間代表團以簽證。更為松村謙三所不愿看到的是，佐藤榮作改變了池田勇人內閣以日本進出口銀行貸款幫助對華出口成套設備的政策【參見《首相答辯吉田書簡具有拘束力》，（日）《朝日新聞》1965年2月9日。】，使中日經貿關系再度面臨困境。就在已達80歲高齡的松村謙三盼望與中國領導人協商對策之際，他收到周恩來通過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辦事處首席代表孫平化寄來的訪華邀請函【參見《孫平化氏與松村氏懇談》，（日）《朝日新聞(晚報）》1966年4月23日。】。不過，這次松村謙三訪華的國內背景非常嚴峻。因他長期以來一直公開倡導“對華友好”論，故不斷遭到國內右翼的威脅，甚至被一些激進勢力稱為“國賊”和“容共分子”；隨著佐藤榮作內閣對華政策越發保守化，原來支持和理解松村謙三對華交流活動的政治家中也有不少因受到各方面的政治壓力，開始改變先前的立場【〔日〕遠藤和子：《松村謙三》，（日）KNB興產株式會社出版部，1975年，第258—260頁。】；自民黨指導部內甚至出現質疑松村謙三訪華目的的論調【參見《松村談來自黨內的訪華批判實出于意外》，(日）《朝日新聞》1966年3月10日。】。對于這些外部壓力，松村謙三從容回應說：你們說那些話也許是因為愛國，而我做這些事也是為了愛國；在對華關系問題處理上，我們不能不問緣故地一味追隨美國的政策，日本應在這個問題上堅持自主外交，不僅要為形成健全的中日關系，而且要為中美實現和解發揮積極作用【參見〔日〕遠藤和子：《松村謙三》，第259—261頁。】。
5月17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松村謙三一行。在長達4個半小時的會談中，周恩來十分贊同“松村謙三氏就日中間諸問題的見解”【《松村氏與周總理會談》，（日）《朝日新聞》1966年5月18日。】，雙方還就“LT貿易”的延長、世界局勢和兩國關系問題等議題交換看法，并商定雙方于明年開始關于“LT貿易”延長的正式交涉【參見《廖承志同松村謙三進行會談》，《人民日報》1966年5月20日。】。
不過，與以往幾次訪華都能取得明顯外交成果相比，在這次訪華過程中，作為松村謙三與中方的會談成果，僅可舉出中方關于原則上同意延長“LT貿易”的表態，故可以說更像一場務虛或禮節性的外事訪問。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說這次松村謙三的中國之行無甚意義。就意義的內涵而言，從根本上講，在于這次訪華成了松村謙三轉換對華活動路線的契機。即原先一直主張以漸進和積累方式亦即政經分離原則發展對華關系的松村謙三，通過這次表面上收效有限的出訪，深切感受到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如不轉換對華方針，維護日中關系的健康發展將會成為空話。這個認識的深化，也使此后松村謙三的對華政策活動的性質發生了飛躍。
所以，回國后的松村謙三不僅在各種公開場合強調應該通過“承認中國大陸的存在”，來真正打開日中關系的局面【《松村氏三日建議：打開日中關系的具體策》，（日）《朝日新聞》1966年6月1日。】，而且向自民黨指導部提出改變“以積累及漸進原則發展對華關系”的模式，直接采用“推進日中復交”的政策建議【《松村氏的見解：改變積累方式，促進日中復交》，(日）《朝日新聞》1966年6月5日。】。他指出：“日中間發展貿易的空間甚大，中國也需要日本的技術，但如果日本只是跟在美國后頭反對中國加盟聯合國，就不免有集體自殺的風險，日本應該有自己的對策，但在積累及漸進方式的框架內就沒法解決這類問題。就是說，靠以往的積累及漸進方式來解決日中關系問題，已遇到明顯的局限性”；“日中關系必須在廣泛的范圍內，并從根本上加以改善”【〔日〕松村謙三：《我的意見》，（日）《日本經濟新聞》1966年6月6日。】。可見，松村謙三試圖通過呼吁大刀闊斧打開對華關系，來喚起日本輿論的支持和響應，以便在執政黨內部形成批評指導部對外政策的對立陣營，最終以迂回方式實現對華關系的正常化。
六、松村謙三第五次訪華：達成以政經不可分原則推進關系的共識(1970.3.22—4.23)
1969年9月，年屆86歲的松村謙三決定從政界引退，同時他以書面意見向日本各界表明自己“將把余生奉獻于促進日中關系”發展的信念【《松村議員正式表明不出馬》，（日）《朝日新聞》1969年9月20日。】。中國方面也迅即作出反應，邀請松村謙三于1970年3月訪華【參見《中國認可藤山氏訪華》，（日）《朝日新聞》1970年3月14日。】。可以說這次訪華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方高層和松村謙三對當時一些不利于中日關系發展的國際形勢存在著共同的憂慮。這些形勢要素主要是指：1969年以后佐藤榮作為了實現在其任內使美國歸還沖繩施政權的目標，竟不惜處處迎合美國的遠東戰略，甚至還同意發表包含了“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及安全，對日本也是極為重要的安全因素”這一所謂“臺灣條項”的日美聯合公報，這個事端便成為激起中方新一輪的批評佐藤榮作內閣復活軍國主義的導火索【《美日反動派的罪惡陰謀》，《人民日報》1969年11月28日。】。這個形勢也給一直期盼通過訪華解決備忘錄貿易持續問題的松村謙三的心里蒙上了陰影。
4月19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松村謙三一行。在這之前，中方有關人員與松村謙三團隊經過兩周左右的政治和經濟談判，剛就備忘錄貿易簽妥協議。周恩來在與松村謙三等日方人士交流時指出，在中日尚未恢復邦交的情況下，兩國不能展開正式的人員交流，假如一定要進行這種交流活動，就必須滿足三個前提條件：第一，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和中國臺灣斷絕關系；第三，不再追隨美帝國主義【參見《周總理提示人事交流三條件》，（日）《朝日新聞（晚報）》1970年4月20日。】。周恩來還就與備忘錄貿易相關的問題，在指出了“中國人民尊重偉大的日本人民，愿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來年譜（1898—1976)》，第1282頁。】這一總的意向的同時，也提出中國方面的對外貿易四原則，即今后無論中日友好貿易，還是備忘錄貿易，都必須遵循以下原則：“第一，不同和臺灣、南朝鮮做生意的日本廠商做買賣；第二，在臺灣、南朝鮮有大量投資的廠商也不能往來；第三，為美國侵越、侵老、侵柬提供軍火武器的企業決不能往來；第四，在日本的美國合資企業和美國子公司也不能做買賣”【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史年表：1945—199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09頁。】。
像這樣并無前例地對兩國經濟和人員的交流設置嚴格政治條件的做法，使松村謙三等深為震動，并越發認識到原先的在政經分離原則下發展日中關系的路線已完全不適應形勢，從而在思想上加深了必須迅速在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前提下發展對華關系的認識。從這里可以清楚看到，此時的松村謙三已在基于新的歷史條件而重新建構發展兩國關系方針等問題上與中方具有了共識。這方面的一個證明，就是松村謙三等回國后，團隊不少成員即直接參加或發起了各種形式的對華復交運動。
七、結語
根據以上考察，筆者在這里即對本文起始所提示的命題作如下概括：
第一，因周恩來和松村謙三等共同營造的通過日方人士訪華在兩國政府及執政黨之間實現政治意見溝通的管道，在很長時間內為尚無邦交的中日之間累積了政治上的相互信任，起到了緩解彼此間對立和緊張關系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日政治家共同促成的這種交流，有著非同尋常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國際政治意義。也正因如此，從這個溝通管道發揮功能后，中日雖仍長期無外交關系，但再也沒有出現過1958年岸信介內閣時發生的雙邊交流關系因突發事件全部中斷的事端。
第二，中日雙方所構建的兩國政治意見溝通管道，主要是在“LT貿易”和備忘錄貿易的名義下，通過發展兩國的綜合貿易活動具體實現的。戰后的中日貿易，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在冷戰格局下，因中日政治關系長期處于復雜的境地，雖然經濟關系經常突出于雙邊關系的表面，但是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則成為雙邊關系的常態，故貿易數額的增減不僅成為雙方政治關系的晴雨表，也一直是制約雙方政治關系開展的重要變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借助于備忘錄貿易管道維護的雙邊貿易體制實為中日間彌足珍貴的國際公共物品和制度財富。
第三，松村謙三等的訪華和交流活動有助于加深兩國民眾的相互認識和了解，尤其是為了贏得展開對華活動的支持基礎，松村謙三,等7所從事的中國狀況介紹和關于中日關系湊性的啟蒙宣傳，長期以來在激發日本民眾對自民黨政權施加改善兩國關系的輿論壓力的同時，也為日本社會形成健全的對華觀起了思想指導的作用，其結果必然也為1972年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累積了重要的社會條件。
第四，從周恩來五次邀請松村謙三訪華的結果來看，堪稱現代外交史雙贏的范例。周恩來在為1971年8月21日離世的松村謙三所致的唁電中，對他進行了高度評價，稱贊他為中日友好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松村氏去世周總理等致遺族唁電》，（日）《朝日新聞（晚報）》1971年8月23日。】。而不可忽略的是，松村謙三之所以能在特定時空里使自己的訪華活動起到足可入史的作用，正是憑靠了中國領導人尤其是周恩來的睿智和卓見，為其提供絕佳的舞臺甚至直接導演這出演劇的結果。不用說，周恩來和松村謙三都屬于那種高風亮節和富于多種魅力類型的政治家，兩人不僅能坦誠相見，而且相互欣賞和相互信任。彼此共有的這種人格完善性，無疑極大拓展和提升了其致力的交涉事業的成就空間和處理國際事務的圓滿性。因此，如就松村謙三五次訪華取得的政治外交成果的個人因素予以總括的話，筆者主要想指出最值得稱頌的兩點。
其一是周恩來和松村謙三兩人作為身處戰后云涌而至的民族獨立運動和發展中的亞洲政治家，在處理中日關系問題時具有大局視野和時代責任感。周恩來在分析當時圍繞中日兩國的國際時局指出過：中日“過去說要‘共存共榮’，我想現在我們才走到一個真正能夠實現‘共存共榮’的新階段”【《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68頁。】，但是“日本政府不承認我們，對我們采取不友好態度。我也知道困難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的頭上還有個太上皇，就是美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92頁。】。他還針對美國霸權主義的亞洲政策明確提出：“亞洲人民自己的事情，應當由亞洲人民自己來處理。”【《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0頁。】松村謙三也經常以亞洲的和平發展為自己的戰略指向和政策目標，批評自民黨主流派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并在這樣的高度思考和論述中日友好關系的重要性，因其經常在各種場合發表類似見解，甚至還被蘇聯媒體批評為“排他的亞洲主義者”【〔日〕松村正直等編：《花好月圓——松村謙三遺文抄》，第334頁。】。周恩來和松村謙三雖然信奉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截然不同，但是兩人在長達10余年交流過程中體現出的為追求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不遺余力，甚至甘冒政治風險去推進中日交流和友好的意識基底，理應是他們一直共同具有亞洲各國人民獨立自主去共同開創亞洲和世界美好未來的思想脈絡。
其二是周恩來和松村謙三在交流活動中都成功體現了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融為一體的政治外交智慧。周恩來和松村謙三在涉及重大國家利益問題上都是少見的原則論者，但在事涉重要策略問題時則又不乏理性和大局視野。如在對日交涉初期，周恩來十分堅持“不談政治，只談經濟，不存在這種可能”【《周恩來年譜（1898—1976)》，第833頁。】的立場，而隨著交流的深入，對松村謙三甚至日本政府在國內外政治中的尷尬境地有所了解后，遂在談判和對話等場合將立場明確調整為贊成“用漸進、積累的方式”改善中日關系【《周恩來年譜（1898—1976)》，第977頁。】。這個形似退讓的政策調整，有效地確保了中日經濟文化關系10余年的平穩發展。而松村謙三在初次訪華前因對中國問題認識不足，甚至還與石橋湛三探討過如何在“兩個中國”的框架下謀求與中國大陸復交的對策【〔日〕松村正直等編：《花好月圓一松村謙三遺文抄》，第334頁。】，但一旦當他在訪華過程與中方各界人士交流接觸后，便頓感原先的政策構想脫離實際，從而在此后的對華交流過程中始終尊重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堅持以“一個中國”的立場統攝所有對華交流活動。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上海 200030)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