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后周恩來與居里會談述析

賈欽涵

1941年1月6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這一事件不僅影響到國共關系，而且還引起了美、英、蘇等國政府和輿論的高度關注【劉喜發、李亮：《皖南事變史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5—210頁。劉大禹：《從皖南事變前后看國共合作的困境》，《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2期。】。其中，美國的反應尤為積極，該國政府高層透過此次事變對中國國內形勢進行重新評估，直接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和實施【耿玉發：《試析美國對皖南事變的態度及其作用》，《天津師大學報》1989年第2期。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后及結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皖南事變爆發后，美國政府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真相，尤其希望確切把握中共方面的政策主張。與此同時，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開展對外宣傳和交往工作，也在積極謀求與美國政府高層建立直接的聯系。1941年2月14日，美國總統特使勞林·居里（Lauchlin　Currie）與周恩來進行秘密會談，“雙方第一次通過面對面的交談直接了解對方的政策和意圖”，此次會晤成為中共與美國關系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陶文釗：《中美關系史》上卷(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頁。】。然而，由于缺乏相關歷史文獻，周恩來與居里會談的具體情況始終不甚明晰。比如，周恩來曾向居里提供了哪些證據來說明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消極抗日？為了和平解決皖南事變、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曾否向居里提出過一些妥協方案，其具體內容如何？除了皖南事變、國共關系問題以外，周恩來是否與居里討論過其他話題？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將根據居里檔案、蔣介石檔案等資料，對皖南事變后周恩來與居里的首次會談加以述析。

一、會談背景概述

皖南事變爆發后，由于國民黨政府嚴格控制輿論、封鎖消息，美國政府對事件的真相不甚了解。1941年1月16日，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致電美國國務院稱，蔣介石在1月12日收到新四軍遭襲消息后立即下令停止了攻擊，而中共方面則認為局勢極端危急，表示如果產生國內沖突，中共將不負責任【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y,The　Far　East,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6，pp.462-463.】。一時間，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評價分為兩派。以外交官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Jr.)為代表的一派認為：中央政府堅持解散共產黨的游擊隊伍，是出于國內政治的原因而并非為了積極抗日，中央政府懼怕中共最終將在對日戰爭結束時對國民黨的集權統治造成重大威脅【Report　on　General　State　of　CCP-KMT　Relations(January　21,1941),The　U.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39　folder　893.00.14621-14649.】。而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洛克哈特(Frank　P.Lockhart)為代表的另一派卻認為：由于非敵占區糧食供應問題的惡化、國民政府財政困難日益嚴重，新四軍借機建立和發展貧民階層的民眾組織，對國民黨的統治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威脅，在新四軍控制的部分地區，同樣也存在腐敗、土匪和暴亂【“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Lockh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p.468-469.】。在皖南事變爆發初期，由于個人立場、信息來源等方面的差異，美國政府內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和研究者對皖南事變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觀點甚至形成鮮明對立。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現狀、政策缺乏客觀的調查和分析，這為各種意見主張甚至謠言臆想的滋生和傳播提供了很大空間，進而導致美國外交決策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往往也會帶有很大的主觀成見。

就在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共評價產生巨大分歧時，國共兩黨在國內外展開了激烈的輿論戰【〔德〕王安娜：《嫁給革命的中國》，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392—397頁。《蔣介石致宋子文告以已將新四軍全部解決電》（1941年1月18日），吳景平、郭岱君編：《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6頁。《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3輯，中華書局，1978年，第93頁。】。美國著名記者斯諾(Edgar　Parks　Snow)在1月22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刊登文章披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引起美國朝野大嘩。1月底，美國作家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通過《先驅論壇報》《美亞》等英文報刊報道皖南事變，并向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官員亨貝克(Stanley　Kuhl　Hornbeck)、戴維斯等人報告新四軍情況，進一步引起美國社會各界的關注，在輿論上向國民黨施壓。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駐華情報官、羅斯福總統的親信卡爾遜(Evans　Fordyce　Carlson)則于1月底在美國檀香山公開譴責皖南事變“實由國民黨妒忌共產黨勢力之發展，而此種妒忌，乃由于日本間諜居間對國民黨反共分子作不斷煽動之所促成。其次，亦為國民黨不愿放棄其一黨治國之觀念，有以使然”【《新四軍·參考資料》(1)，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344頁。】。在左翼人士的推動下，美國輿論批評的矛頭直指蔣介石政府。

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的艱苦奮斗，以及中共部隊在敵后戰場上取得的卓越戰果，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對這支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裝力量越來越重視，同時對國民黨政府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愈發不滿。為了將中國綁在美國的戰車上，美國政府迫切希望中國內部保持穩定、避免爆發內戰。【“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5,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474.“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30,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481.】為了摸清中國局勢實情、調和國共矛盾，羅斯福總統決定委派特使居里赴華訪問。居里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曾參與羅斯福新政改革，自1939年起任總統行政助理和經濟顧問，并協助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美國白宮對外宣稱居里“此行目的系就地搜集中國一般經濟現狀之參考資料，并與中國政府商討有關此項現狀之各項問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1981年，第535—536頁。】，而實際上羅斯福委托給居里的一項重大政治使命則是確切掌握國共關系的現狀【何品：《抗戰時期美國總統特使居里兩度來華述評》，《民國檔案》2004年第3期。】。

1941年2月7日居里抵達重慶，他在拜會蔣介石時遞呈了羅斯福總統的口信：“予自萬里外觀察中國之共產黨員，似與我等所稱之社會黨員，無甚差別。彼等對于農民、婦女以及日本之態度，是值吾人之贊許。故中國共黨與國民政府相類者多，相異者少，深盼其能排除異見，為抗日戰爭之共同目標而加緊其團結……我人深信，中國必獲最后之勝利，并深信中國與英、美為一共同目標而作戰，他日戰勝侵略國家，我等將同沾其利益”【對于羅斯福總統口述的這段話，居里還曾附加解釋說：“總統述此口信后，本人乘記憶尚新之際，曾筆錄之……適述羅斯福總統口信，亦具機密性，本人未以之告于國務院中任何閣員，亦未訴之詹遜大使。”《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第542—544頁。】。羅斯福的口信明顯流露出同情中共的態度，而美國總統特使居里的此次來訪，則為中共方面向外界尤其是直接向美國政府決策層揭露國民黨反共政策、表明中共抗戰主張提供了機會。

二、關于會談內容的各方記載

關于周恩來與居里會晤的緣起，根據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致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的電報顯示，居里來華后曾向國民政府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提出希望同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進行會談，董顯光表示居里可以當面向蔣介石提議此事。居里隨即在與蔣介石會談中正式提出與周恩來會晤的要求。蔣介石答稱，他不反對居里和周恩來進行會晤，但建議由第三方安排會談，而非由周恩來直接拜訪居里。在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rchibald　Clark　Kerr)的安排下，周恩來與居里于2月14日在卡爾的寓所內進行“茶會”。

有關這次會晤的具體內容，海內外已刊文獻都沒有十分詳細的記載。《美國外交關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中記述稱，此次會談除了周恩來、居里及其助理戴普萊(Emile　Despres)以外，卡爾夫人曾加入談話數分鐘，沒有其他客人。鑒于多重原因，為避免引起媒體的注意和猜測，各方行事均極為小心，以免此次會晤為公眾所知。【“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March　3,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607.】雖然會談安排在英國駐華大使公寓進行，但英方僅有卡爾夫人與居里、周恩來進行過短暫交談。因此，基本可以判斷英方檔案中不會保存有詳細的會談記錄。筆者在查閱英國外交文件(Foreign　Office　Files)過程中未能發現任何記載本次會談內容的資料，當然并不完全排除存在相關文件的可能。

國內出版的《南方局黨史資料》《周恩來年譜》對此次會談內容雖有記載，但文字都相當簡略，只是記述居里在會談中表示美國贊成中國統一，不愿內戰擴大，主張政府改革，而周恩來曾向居里提供了國民黨制造磨擦的若干材料，說明蔣介石如不改變反共政策，勢必導致中國內戰，使抗戰熄火、日本南進【《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重慶出版社，1986年，第144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03頁。】。這些內容應出自1944年2月16日“周恩來致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該電報現藏于中央檔案館【《周恩來傳(1898—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543—544頁。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49頁。】。由于出席與居里會談的中共代表僅周恩來一人，因此2月16日的這份電報就成為中共方面記載此次會談內容的權威文獻。

此外，居里在與周恩來會晤次日（2月15日）便和蔣介石進行了會談，席間居里曾談及14日與周恩來的談話內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纂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記載，居里首先向蔣介石轉述了周恩來在會談中的聲明：“中國共產黨注重現實，深知目前中國切實需要強有力之領袖，而環顧國內，足負此領袖重任者，惟委座一人而已……共產黨向中央所要求者，計有四項如下：（一）在中央指定彼等作抗日工作活動之區域內，勿加以政治及經濟之封鎖。（二）國民黨提供實行三民主義之證據。（三）中央政府中，共產黨得較大規模之代表參加。（四）言論自由。”關于新四軍問題，周恩來聲稱蔣介石曾于1938年口頭允諾中共可以向蘇皖等省擴大活動范圍并擴充兵額。關于共產黨在游擊區內之政治工作情形，周恩來稱，中共“并不宣傳共產主義，土地仍歸紳縉所有，惟加以累進租稅。其宣傳綱要實為三民主義與團結抗日也”。周恩來還表示，美國援華如不損害共產黨，中共決不反對。此外，居里還要求周恩來對會談內容勿予發表宣傳，周恩來表示同意。【《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第552—553頁。】相比而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周恩來與居里會談內容的記錄較為詳細，但由于相關記載并非會談當事人的直接記錄稿，而且居里與蔣介石會談備忘錄的部分文字曾經過蔣介石的修改【《三十年二月十五日下午六時迄八時接見居里先生談話紀錄》，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一革命文獻”，檔案號002-020300-00033-015。】，因此難免使人質疑其準確性。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居里檔案中，收錄有周恩來與居里會談的英文備忘錄，據此文件，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此次會談的具體內容。這份備忘錄雖然不是逐字錄入稿，但基本涵括了雙方交談的主要內容，尤其是對周恩來談話部分的記述則更為詳盡。這份備忘錄是居里遞交羅斯福總統審閱的正式文稿，從記錄方式和文字內容判斷，該備忘錄是居里在與周恩來會談結束后，由其本人經過簡單整理而形成的。

據備忘錄記載，居里在會談一開始就表示蔣介石完全知曉并同意此次會面，并明確提出希望周恩來不要宣傳利用此次會晤。周恩來則首先表態稱，中共并非反對美國政府或反對美國對華援助，只是希望美援不被用于對抗中共而已。隨后，他向居里詳細闡述了“新四軍問題”的起因。周恩來稱，蔣介石在1938年曾向他和朱德口頭應允共產黨可以向山東、江蘇和其他省份擴大開展游擊活動。此后，中共軍隊便在中央軍撤離某地區后入駐，中共最為擅長開展這種敵后游擊戰。國民黨曾要求共產黨撤離所有游擊隊，中共在接到命令后拒絕從其占領區離開，雙方繼而展開了長期談判。最終，中共方面把新四軍的大部撤回了長江以北。葉挺延遲最后一支隊伍撤離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他在等待國民政府撥付經費，另一方面則擔心部隊落入圈套。周恩來曾敦促葉挺盡快撤離，但新四軍卻遲疑不定。周恩來強調，長期以來，中共僅從中央政府得到過150支機槍，并且未能獲得彈藥補給。

周恩來在會談中稱，截至目前，共產黨所提12條要求尚未獲得正式答復。中共要求國民黨方面結束對邊區的軍事和經濟封鎖，并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停止對共產黨在重慶發行的報紙進行審查，保證安全的郵政投遞。同時，中共還希望能參與政府管理。在提出上述政治要求后，周恩來表示：目前的形勢相當嚴峻，但他將盡一切可能保障國內統一、繼續抵抗日本。周恩來稱，中共保證不再擴大根據地范圍，并將輿論宣傳內容限制于以下方面：聯合統一、民族主義、反法西斯、促進民主；中共將保留地主階級，但對其征收累進稅，并在農村地區強調三民主義民主政治。

關于蔣介石的政治地位問題，周恩來評論說：委員長的地位不如以前鞏固，國民政府基層和軍人群體中間有些人心存不滿，然而作為民族主義的象征，蔣介石的力量依然存在，沒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他。蔣介石的弱點在于他的許多政策自相矛盾，而他無力解決這些矛盾。周恩來同時指出：蔣介石與日本人、共產黨、反動派、俄國、美國都有來往，他希望看到日本人去打共產黨。圍繞國民政府統治腐敗的問題，周恩來在會談中也發表了較多的評論。周恩來稱，國民政府里存在很多無能、親日的分子。孔祥熙在政府內的影響非常壞，而宋子文或陳光甫將使現狀大為改善。周恩來認為，國統區的改革毫無結果，其原因在于國民政府糟糕的官僚階級、不能啟用年輕的進步分子。國民參政會的成員大多是經過國民黨精心挑選的、馴服聽話的，很少有人能夠直言不諱。周恩來最后表示，中共贊成戰時中國需要一個強大、集權的領導，但是期望看到國民黨朝著更加民主的體制采取一些初步措施——包括調整政府高層和基層的人事。【“Notes　on　Conference with　Chou-en-lai”(February　14,1941),Lauchlin,CurrieCollection,Box　4,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居里檔案中所藏這份記錄稿，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對會談內容記載最為詳盡的歷史文獻。通過居里備忘錄所透露的上述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周恩來在會談中向居里簡明而完整地闡述了中共對處理皖南事變的主張，以及在對美外交、國共關系、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立場，在外交戰線上與國民黨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首先，周恩來客觀地回顧和分析了皖南事變爆發的歷史背景和深層原因，同時坦率地陳述了中共將領在事變前曾猶豫撤軍及其動因。其次，周恩來明確要求國民黨解除對中共的封鎖和壓迫，對發行報紙、自由通信等民主權利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再次，周恩來向居里深刻地剖析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無能，并適當地提出了應由中共和進步人士參與政府管理的要求，同時對蔣介石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進行了正反兩方面的評價。周恩來在此次會談中始終以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原則，體現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高超的談話技巧。居里在會談后向英國駐華大使館工作人員表示，他發現周恩來并不是特別激進的人，反倒談吐風趣且善解人意【“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March　3,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607.】。可以說周恩來通過此次會晤達到了爭取團結、謀求合作的外交目標。

居里檔案中還保存有一份會談備忘錄草稿，內容與正式文稿所述大致相同。但該草稿末尾另有一段記述未出現在正式文稿中：“（周恩來——引者注）中等身材，體格壯實，頭發和眉毛濃黑。精干，直率，英語較差。他在談話時不斷朝后扭頭觀察屋內情況，目光迅速地掃來掃去。”【“Notes　on　Conference　with　Chou-en-lai”(Draft),Lauch-lin　Currie　Collection,Box　3,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值得注意的是，居里在記錄稿中所使用的句式、詞語都非常簡單，經常省略主語和賓語，而且時有錯別字【例如，在會談記錄草稿里“thick”（濃密的）錯寫為“think”，“Shandong”（山東省）錯寫為“Stan-gling”。】，顯然此稿是在極為倉促的情況下完成的。在居里看來，周恩來的英文表達并不流暢，而且在會談時對周邊環境十分警覺。由于當時未有翻譯陪同，周恩來的有些談話內容居里并未完全聽清或理解，對于存疑的部分，居里曾在記錄稿中使用問號進行標注。盡管如此，居里仍通過周恩來了解到中共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的基本主張。

三、會談的意義和影響

周恩來與居里的此次會晤是抗戰爆發后乃至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美國政府代表首次主動與中共領導人進行的直接政治接觸。尤其是在皖南事變爆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轉折階段的關鍵時期，周恩來向居里傳達的訊息對于美國高層制定和調整對華政策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由于周恩來據理力爭、深刻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圖謀，居里很快便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和國共關系的狀況形成了基本清晰的認識。對此，蔣介石在1941年2月22日的日記中感嘆：“共黨對美國朝野之宣傳已深，居里受其影響之深刻，已成不可救藥之象，然不可再與之多論共黨問題，反增其疑慮，只可暫時置之”【蔣介石日記（1941年2月22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鑒于居里的態度，蔣介石不得不暫緩對中共采取高壓態勢。不難看出，周恩來與居里的此次會晤對于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斗爭中堅持第二次國共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成功接洽美援是與美方長期談判的結果，但很少有學者注意到：周恩來代表中共主動提出尊重蔣介石在戰時的權威地位、不反對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援助物資，這也是促成美國對華援助的關鍵因素。經過在中國進行一個多月的考察研究，居里于1941年3月12日返抵華盛頓，并于同月15日向羅斯福遞交了一份長篇訪華報告。居里在報告中明確談道：“目前局勢依然嚴峻，中國軍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并未被用于對日作戰，但我認為短期內不會爆發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從周恩來的態度判斷，中共方面目前同樣期望避免雙方之間攤牌決戰。基于雙方的這一愿景，我認為盡管中央政府將會繼續向共產黨施壓、限制其活動區域，盡管共產黨會反抗這一壓力，盡管國共雙方還是會宣稱即將進行決戰，但實際上雙方決裂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Mr.Lauchlin　Currie　to　President　Roosevel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Ⅳ，The　Far　East,pp.84-85．“Confidential　Repolt　to　the　President　on　Some　Aspect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China”，Lauchlin　Currie　Collection,Box　4,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基于居里提供的情報信息，羅斯福對皖南事變后國共雙方的基本情況有了較為充分的把握，這對于美國政府決定對中國實施大規模援助、尤其是軍事物資援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羅斯福總統于3月15日召開的白宮記者協會上發表談話，明確表示：“中國成千成萬的一般人民，表達了抵抗他們的國家遭受瓜分的偉大意志……美國已經說過，中國將會得到吾人之援助”【《羅斯福宣布援華》，郭榮趙編譯：《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第87頁。】。隨后，羅斯福同意宋子文的要求，設立援華專門委員會處理對華租借事宜，中美、中英平準基金借款協定亦于4月1日在華盛頓順利簽署【吳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0—362頁。】。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明確要求美援不能用于對抗共產黨，美國政府對中共的這一立場給予了高度重視。居里返回美國后曾向白宮推薦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擔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協調中美關系。據拉鐵摩爾回憶，居里和美國財政部官員曾著重向他強調：美國在實施對華援助時應鼓勵蔣介石將物資用于對日作戰，而絕不能用于對抗中共【〔日〕磯野富士子整理、吳心伯譯：《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4—75頁。】。可以說，羅斯福宣布對華援助的前提是國民政府保證不挑起內戰，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制約國民黨頑固派公開反共的因素，對中國堅持團結抗戰起了一定作用”【陶文釗：《抗日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關系》，《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始終倡導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周恩來與居里的這次會談實際上開辟了中共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間的外交窗口。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共中央提出“立刻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法西斯侵略陣線”，號召盡快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89—392頁。】。由于國民黨政府對中共長期實行封鎖政策，中共方面的政策主張和真實情況很難為英美等西方國家獲悉，而皖南事變的爆發在客觀上為中共打開對外交往局面提供了有利條件。由于羅斯福總統一貫倚賴“特使外交”【〔美〕邁克爾·富利洛夫著，張榮建、吳念、余澤梅譯：《羅斯福和他的特使們》，重慶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9—12頁。】，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外界透露的一系列信息通過居里傳遞給羅斯福，很快便成為美國高層調整和制定對華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皖南事變后，美國政府決策層對戰時中共作用和地位的認識逐漸形成。盡管這一認識十分粗淺，但它顯示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已經開始密切關注中共這支抗日武裝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周恩來和居里會晤后不久，英國駐華大使館于3月13日派出新聞專員與周恩來進行秘密會談，較為全面地探悉了中共在皖南事變善后、拒絕參加國民參政會、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等問題上的基本立場，英方對中共的各項政策主張顯示出很大的興趣【“Dispute　betwee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s”(March　28,1941),British　Foreign　Oflice　Files,F0371-27620．】。雖然中共和英美兩國的外交接觸是初步的、暫時的，但這無疑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英美政府繼續與中共展開對話探了路，這對于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拓和擴展中共外交空間，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上海200030)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