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國家檔案事業的奠基人

——回顧周恩來同志對檔案事業的歷史性貢獻

王 剛

尊敬的周恩來同志是一位偉人。他在中國人民心中和國際社會有著崇高的威望。他為我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建立的歷史功勛是偉大的、不朽的，樹立的偉人風范是崇高的、不可磨滅的。在我們黨成立95周年之際，我主要是回顧周恩來同志在中國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對黨和國家檔案事業的開創、發展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一、關于建立中央文庫

周恩來同志在波瀾壯闊、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斗爭中，一直關心著黨的檔案工作，關于建立、指導中央文庫就是其中一例。

1926年7月，黨的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組織問題議決案》，確定“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中央秘書處成立后，內設的文書科承擔文件閱覽、保管和收發等職責。1927年10月正式成立文件保管處。1930年4月，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全體工作同志的信》中說，由于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處已集中了一大批文件。后來文件保管處撤銷，隨即成立了中央文庫，由周恩來同志直接聯系。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周恩來同志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秘書處工作，同時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并繼續指導中央文庫的工作。中央文庫對外以“家庭化”方式出現，成員有各自的職業和身份，但不參加群眾集會和游行，不參加保護文庫以外的政治斗爭等活動，減少與外界接觸，以免暴露。周恩來同志不僅極為關注中央文庫的絕對安全，而且對文件管理也提出了具體指導意見。他請瞿秋白同志起草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文件處置辦法》，其中規定，各種文件應保存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按照周恩來同志的要求，中央文庫嚴格執行了這個辦法。

中央文庫收集和保管的是從1922年起到1933年中央從上海遷至江西瑞金為止的中央和各地黨組織的文件、中國工農紅軍檔案、中華蘇維埃政府文件等，共2萬余件。這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到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所有文件，1927年到1932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包括鄧小平同志作的八七會議記錄。還有一些重要報告及相關文獻，如1927年8月《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1928年11月毛澤東同志的《井岡山的斗爭》，1929年9月陳毅同志的《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1931年4月鄧小平同志的《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等。

中央文庫從1930年建立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近20年的時間里，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經受住了極為嚴峻的考驗。1940年，為給毛澤東同志主持編輯《六大以來》提供檔案文獻，周恩來同志通過秘密渠道從中央文庫調出一些檔案文獻到延安。當時，曾設想把全部文件調運到延安，終因條件不允許而沒有動。共產黨員張唯一、陳為人、徐強、吳成方、繆谷稔、陳來生等人和相關人員先后管理中央文庫，他們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不怕犧牲，前仆后繼，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以對黨的絕對忠誠，用生命、智慧和膽略保證了這些珍貴檔案安全，沒有損失一件檔案，可以說創造了奇跡。比如，陳為人同志1932年至1937年期間負責管理中央文庫，由于斗爭形勢嚴酷，他與黨組織一度中斷聯系，一家5口人靠典賣度日，有時一天只能吃三頓稀粥。他在患上嚴重肺病、無錢醫治的情況下，仍想方設法保全黨的機密文件和歷史檔案，多次轉移搬家，與貧困和病魔作斗爭，最終病逝在工作崗位上。又如，陳來生同志1942年至1949年期間負責管理中央文庫，在經費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他動員整個家庭來做保管中央文庫工作，他的父親、兩個弟弟和妹妹一家人靠擺雜貨攤、面店、大餅店為生，以跑單幫做掩護，4次轉移中央文庫，克服了重重困難，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圓滿完成了黨組織交予的保管中央文庫的任務。

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9月17日，華東局辦公廳請示中央辦公廳如何處理這批檔案文獻。中央辦公廳復電說，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珍貴，請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并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中央秘書處。對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這個復電是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同志審閱，周恩來同志批發的。電報稿有一句話原文是“對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請你處先予獎勵。”毛澤東同志事先了解到一些情況，在審閱稿子的時候，將“有功的同志”改為“有功的人員”，意思是對保護中央文庫有功的同志、家屬和有關人員都應該表彰和獎勵。這批珍貴檔案文獻，現在完好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從1926年中央決定檔案文件集中管理到今年已經整整90年了，中央文庫建立到現在也已經過去86年。中央文庫的檔案文獻是我們黨誕生、成長、奮斗光輝歷程的真實見證，是我們黨革命精神薪火相傳的歷史印記，是全黨的寶貴財富。檔案記錄歷史，傳承文明。我們一定要把這些珍貴檔案文獻保管好、利用好，以此銘記黨的歷史，銘記周恩來同志對中央文庫的關懷和指導，銘記中央文庫管理人員的歷史功績。

二、關于建立中央檔案館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黨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是當時面臨的緊迫任務。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周恩來同志為此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同志仍十分關心新中國檔案事業發展，惦記著中央檔案館建設問題。根據周恩來同志提議，1954年11月8日，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成立了國家檔案局，管理國家檔案事務。同年，成立了中央檔案館籌備處。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和論證，提出了中央檔案館建設總體方案，選址在北京西郊溫泉苗圃以南、白家疃以西地帶。方案認為，這里西南靠山，比較隱蔽，有利于安全；沒有礦區，空氣清潔，有利于檔案保護；距離公路不遠，交通方便。方案提出，中央檔案館設計建筑面積為44000平方米。從今天的情況來看，建設一項幾萬平方米、十幾萬平方米的工程是很平常的事，但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建一個4萬多平方米的檔案館是很不容易的。1955年8月26日，習仲勛同志主持國務院秘書長辦公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同意，并報周恩來同志批準了這個方案。經過3年多的建設，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周恩來同志親自為中央檔案館題寫了館名。郭沫若同志為中央檔案館題詩：“前事不忘后事師，自來墳典萃先知。猶龍柱下窺藏史，呼鳳輿前聽誦詩。國步何由探軌跡，民情從以識端倪。上林春訊人間滿，剪出紅梅花萬枝。”這首詩表達了郭沫若同志對新中國檔案工作的贊賞和期望。

幾十年來，中央檔案館館藏不斷豐富，保管條件不斷優化，管理手段日益現代化，在黨和國家各項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有館藏360個全宗，檔案149萬余卷又30余萬件，各種資料240余萬冊，還保管著毛澤東同志藏書96000多冊。這些珍貴檔案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光輝歷史，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奮斗歷程。當看到我們黨第一個黨綱的時候；當看到八一南昌起義的相關文獻的時候；當看到毛澤東同志到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的檔案文獻的時候；當看到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相關文獻的時候；當看到黨的七大檔案文獻，看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指揮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偉大勝利的大量文電的時候；當看到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檔案文獻的時候；當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的檔案文獻的時候，我們心潮澎湃，充滿無限感慨。不容易啊！到今年，我們黨已走過了95年的光輝歷程。毛澤東同志對我們黨的事業發展的總趨勢曾作出這樣的論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現在回過頭來看，毛澤東同志的論斷，是多么經典，多么正確啊！

檔案館不僅要保管好檔案，而且要利用好檔案，使其發揮重要作用。多年來，中央檔案館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務，積極提供檔案服務。先后為編輯《毛澤東選集》（1—4卷）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文選，撰寫他們的傳記；為中央國家機關和各地方、各方面編研的各種專題提供了大量檔案文獻。中央檔案館還編輯出版了大量檔案匯編及相關資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66）68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至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9卷、《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12卷、《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185卷、《毛澤東評點資治通鑒》10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31卷等，為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研究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大量詳實材料。

1996年9月，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在北京召開。2000多名代表到中央檔案館參觀。他們對這樣規模的檔案館，這樣豐富的館藏和一些有自己傳統特點的保護檔案的手段，感到欽佩。

中央檔案館1956年開工建設，到今年已經整整60年了。周恩來同志對中央檔案館的重視和支持，對檔案工作的關懷和指導，一直激勵著我們。今天，我們紀念和緬懷黨和國家檔案事業的奠基人周恩來同志，就是要牢記他的諄諄教誨，繼承和發揚老一輩檔案工作者的光榮傳統，倍加珍惜，努力工作，把中央檔案的保管和利用工作做得更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貢獻更大的力量。

三、關于新中國檔案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檔案事業如何建立和發展，是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周恩來同志從實際出發，開創性地確立了新中國檔案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原則，為檔案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發展檔案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周恩來同志確立的檔案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周恩來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活動中形成的檔案，是制定、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真實記錄，是進行政治斗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科學技術研究的必要條件，是總結歷史經驗、研究歷史的依據。周恩來同志還強調檔案工作要為未來服務，他指出：為今天也為未來服務。馬恩列斯不能把我們的時代的話都說完了，說完了我們還有什么可說？后代還有什么可做呢？否則，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的話就站不住了。

黨政檔案統一管理，由黨管理，是周恩來同志確定的檔案工作重要方針。周恩來同志指出，檔案工作應放在黨委秘書長領導之下，每一檔案必須以黨的政策方針為綱才好整理，故必須從每一檔案的出處立根，宜歸黨管。至于組織形式，也是政府的一個機構，那是可以的。新中國成立之后，檔案管理工作一直在貫徹這一方針。1993年，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國家檔案局和中央檔案館進行機構改革，本著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調整為一個機構，掛兩塊牌子，行使兩種職能。這就是既負責全國檔案事業宏觀管理，又負責中央檔案保管和利用，改變了過去兩者脫離的問題。經過20多年的運行，實踐證明這種體制是合適的。現在，全國各地都基本采取了這種體制。

周恩來同志十分重視檔案專業人才培養。他希望檔案工作人員要熱愛檔案工作，要努力學政治、學歷史、學業務，爭取當專家、學者、博士。1957年7月的一天中午，周恩來同志到大食堂吃飯，他買了一個西紅柿豆腐、一盤涼菜和兩個饅頭，同工作人員坐在一起用餐。在交談中，他得知同桌的幾位同志要到中央檔案館工作，說：“到檔案館工作不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要熟悉業務，多做些索引、目錄，使利用時查找方便，別找一個文件花半天功夫啊！”他接著說：“你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編寫歷史資料，如《資治通鑒》還有明清兩朝沒有續上，這是你們的責任。”1959年6月，周恩來同志在接見全國檔案工作先進經驗交流會會議代表時，同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同志說：“檔案工作人員要學習司馬遷，當司馬遷”，要求檔案工作者像司馬遷那樣，利用檔案，研究歷史，編修歷史，為國家的歷史研究作貢獻。當國家檔案局把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傳達給會議代表時，與會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曾三同志還寫信給郭沫若、吳玉章同志請教。郭沫若同志回信說，“我傾向于認為司馬遷曾經是一位檔案工作者”。吳玉章同志也認為，“我同意司馬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而且是一位檔案工作者”。檔案系統一直把周恩來同志的這一指示作為檔案館工作的努力方向，匯編了大量檔案史料，為歷史科學研究發揮了積極作用。1960年，周恩來同志曾希望把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發展為檔案學院，作為培養檔案專門人才的基地。因為當時經濟困難，沒有實現。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正式成立，周恩來同志的愿望實現了。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已培養出2900多名檔案專門人才。

周恩來同志還特別重視檔案法規、制度建設。經周恩來同志批準，1956年4月16日頒發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決定》指出，“檔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科學地管理這些檔案，以便于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利用”。《決定》強調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統一管理，規定“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是集中統一地管理國家檔案，維護檔案的完整與安全，便于國家各項工作的利用”。4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決定》全文，23日又發表了《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社論。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意見，中央印發了《中共中央關于統一管理黨政檔案工作的通知》，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機關文書立卷工作和檔案室工作暫行通則》、《技術檔案室工作暫行通則》等文件。這些文件對檔案事業健康發展，起到了重要的規范指導作用。

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新中國檔案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檔案事業迎來了繁榮發展的新時期。目前，全國有各級檔案行政管理機構3094個，機關、企事業單位檔案機構12.4萬個，各級各類檔案館4196個，館藏檔案文獻7.66億卷（件、冊），專兼職檔案工作人員46萬人，檔案館數量居世界第一。

今天，我國正闊步行進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征程上。記錄歷史步伐，傳承時代精神，是檔案工作者責無旁貸的光榮使命。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緊緊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銳意進取、改革創新，不斷開創檔案工作新局面，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作出應有貢獻。

（來源：《 人民日報 》 2016年06月14日 ）